中国和印度的土改及其启示

花果山

食物主权按：中国和印度有一定的相似性。“为什么印度落后于中国?”两国在土地制度上的差异是解释两国不同发展绩效的最重要的因素。土地革命是社会变革的基础。中国土地改革可分为平均地权、合作化、集体化与大包干几个阶段。印度则始终以限制大地产、保护佃权，培养“职业农民”为中心。两国对比突显出了中国式土地改革的意义。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阶段，两国都面临着乡村凋敝、解体的困境。土地改革和农民组织成为了新的焦点。

正文

本文是食物主权“亚洲农政”读书会讨论记录的一部分，概述了林春《再议土地改革——中国和印度的启示》一文的主要内容。原文见Mahmood Mamdani(ed.)，The Land Question：Socialism，Capitalism，and the Market，Kampala：MISR book series，2015。曾于2012年在乌干达Makerere社会研究所主办的“亚非土地关系”工作坊上讨论。中文译者为谭同学，发表于《开放时代》2016年第2期。

林春：任职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府系。研究兴趣为现代中国与亚洲政治、文化和政治经济，历史社会学和比较发展学，共产主义与后共产主义研究，也致力于批判社会理论(马克思主义、民主、女性主义等等)的探索。她同时是《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期刊的执委，以及帕尔格雷夫(Palgrave)出版社“转变中的中国”系列的编者之一。

中国、印度两个国家国土面积、人口和发展起点都相近，具有较高的可比性。半个多世纪之后，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很多方面已经远远超过了印度。“为什么印度落后于中国?”这是很多人在问的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 Kumar Sen)认为两国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上存在的巨大落差是其中重要的缘由。东亚国家通过改善尤其是社会经济金字塔底层人群的生存条件而快速扩展了人的能力，印度却没能这么做。印度若想在制造业上赶上中国，需要一支有着更好教育和健康状况的劳动力大军。林春认为森的解释忽视了土地问题，她首先梳理了两国在过去大半个世纪中的土改轨迹和社会变革，以此阐述两国发展的差异。文章最后回到当前两国面临的共同困境，提出只有在平均地权之上实现农民组织才能冲破罗网。

中国：作为社会变革基础的土地革命

19世纪的欧洲思想家对亚洲的土地制度了解甚少。马克思认定印度和中国这类“亚细亚式国家”的结构，缺少土地私有制和土地贵族，属于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手工业和农业多为自给自足，缺少社会分工以及阶级分化。当然这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出现了商品化的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交通和短途贸易发达。中国历史上从政策到道德上虽然一直强调均田，抑制土地兼并，然而小农经济的稳定性大多伴随着周期性的农民起义，土地问题始终是影响政权的核心问题。

伴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中国被纳入世界体系。战争带来了民族危机;乡村的毁坏是这种危机的一个结果同时也加剧了这一危机。地主制、宗族父权制、土豪劣绅和官僚的联盟，外国的垄断贸易、金融资本、军阀势力及贪婪的经纪人，乡村的传统精英被边缘化。民族与社会问题重叠，革命不可避免。这一任务最后是由共产党来完成的。

共产革命的核心是土地革命。它通过农村包围城市的人民战争夺取国家政权。根据平等的原则，所有农户和个人，不论性别，按人口分地。土地依面积、质量、耕作距离远近分配、交税。虽然男性家长主导的家庭结构没有改变，但女性仍在自己名下平等分得土地。土改采取“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打击地主阶级”的方针，避免过激政策伤害中间层。到1952年底，除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3亿贫苦农民平等获得了耕地、农具、牲畜和其他生产资料。全国范围内，接近农村人口90%的中下层获得了相应比例的耕地。土改是否会增加农产品供给、提高土地生产效率仍然存在争议。不过，中国的土地革命推翻了地主阶级及其结构网络，给贫苦农民享有土地的权利。这一过程涉及国家和政权基层建设和制度创新，也是新中国培育人民主人翁意识的过程。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共产主义的农民革命”在概念上自相矛盾，中国共产党的组成缺少足够的工人成分，只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政党。但他们看不到共产党领导的决定性作用，以及革命所处的不平衡与叠加发展的时代背景。中国共产党是以创造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组织的面目出现的。

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对工业化的现实需求使得集体农业成为发展的目标。1951年12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1953年开始实行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对合作化的阶段性和进展速度，在党内曾有公开的争论，存在不同的意见，并演化为路线斗争。毛泽东试图说服大家，从半社会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农业，是支撑和发展新中国的关键。“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的桥梁是组织起来，改造生产关系，通过合作的形式解放生产力，并逐渐克服小农的私有制和不平等。只有集体农业能够充分利用现代的生产资料，并通过机械化、技术革新和兴修水利而实现农业现代化。在实际操作中，互助组很快被初级社取代，在1953—1955年间又过渡为高级社。1958年并社组织起一大二公、集中管理的人民公社。生产资料由集体掌握，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实行“工分制”。工分经民主评议来确定。公社管理包括公积公益金，以便救济困难户。“大跃进”失败后，形成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基本管理制度。发展集体农业过程中存在着很多的矛盾、问题和失误，然而集体农业的优点还是无法抹煞的:它发展水利、平整土地，统一管理，提高了机械化程度;妇女参加集体劳动，推动了两性平等;赤脚医生为农村公共医疗和卫生防疫做出杰出贡献。集体不仅能够调配、动员劳动力和资源用于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乡村工业，也为实现普通社员的政治参与和基层自治开辟了道路。

不过国家的统购统销政策向工业和城市倾斜，农村的发展被城市的粮食需求和物价稳定所制约。设想中的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让农民和农村受益并没能实现。与第一批工业化国家借助海外殖民实现原始积累完全不同，中国内部积累的代价之一是农村无法保留更多的农业剩余。农村仍有大量的贫困地区和人口。这也是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初的去集体化政策能被合理化的一个原因。

印度：改良取向的土地改革

历史上印度这个古老次大陆文明的疆界不断变换。今天的北部印度，在古代王朝统治下有着一套复杂的土地关系，包括私人所有、王室所有、宗教组织专属和习惯法保护的村社共有。劳动力的从属或依附关系也是多样的。土地的分配和转让比较灵活，不依种姓而是因人口的变动、迁移或区域间的劳动力流动而有所调整。世代继承和职业区隔的种姓制度主导了社会分层。英国接管莫卧儿王朝治下的土地关系后，一边征服更多的省份，一边系统地丈量和登记耕地，详细记录作物种类及当地习俗，为殖民和征税设立永久性规则。1793年颁布的《永久定居法》引入了新的土地税。柴明达尔(Zamindar)制得以普及(与莱特瓦尔[Ryotwari]制和马哈瓦里[Mahalwari]制并存)。其代价是能够保障无地农民享有道义经济上的基本生存权的迦吉马尼(jajmani)关系的消失。

独立后的印度继承了半封建的土地制度。绝大多数分散的小农没有足以支撑自身生存的土地。自耕农、佃农和无地雇农又通常陷于命定的种姓地位。印度在短时期内密集地通过了一系列有关土地改革的立法。一是废除柴明达尔制及包税制;二是规制租佃合同;三是设定土地拥有量上限;四是整顿各自为政的不同租佃制度。印度的问题是，改革设计本身就不注重土地分配，把重点放在设置土地占有上限上。独立后无论哪个党派主政，许多邦的立法机构都掌握在地主阶级手中，凡是危害其阶级利益的改革都可能被阻止。土改同时也被视为一种激进的意识形态，在印度国内外受到多方抵制。同时，发达国家对印度的援助机构也有着对抗土地革命的纲领。几十年过去，只有废除中间收税人一项获得可见的成效，保护了小农和佃农的权利。而喀拉拉邦和西孟加拉邦的改革则显示，成功的土地改革有赖于政府的决心。

2007年，虽然农业占GDP的比例有所降低，但印度仍有约58%的人口靠务农生存。63%的农民只有不到1公顷的土地，拥有10公顷以上的土地大户只占农村人口的2%。43%的农业劳动力可归类于无地或几近无地（人均少于0.2公顷或者3亩），这个数字比1950年还高。最富有的10%的人口垄断了大量土地。印度至今大约还有5760万无地农户。一边是在资本、欠薪或高利贷盘剥下为贫困和债务所迫的小农、雇工和流浪的短工，另一边是始终掌握着财富和权力、传统的或也同时占有大量资本的地主阶级。这个阶级的成员还控制着工业、商业和金融领域的诸多资源，并占据着教育、医疗、法律各界及议会、政府的要害职位。21世纪以来，虽然印度有三分之二的农民拥有小片土地，并且卷入选举动员、参加投票，但在与其生活休戚相关的政策决策中，是被边缘化和被忽视的。印度的发展仍然亟待以土改与合作为主的农村变革。

不同的绿色革命与社会变革

印度在不同的邦和地区有不同的地方法律和政策。如果说中国的土改相对直截了当，即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平均地权，那么在印度，土改的历史就是一个社会经济、政治、不同地区和阶级、等级交错的迷宫。印度执政党也从来不是一个革命组织,它未曾尝试值得一提的土地改革。在印度，不曾发生过一场农民革命。不过，面对农田水利、技术应用和劳动生产率停滞等问题，印度成功地实现了一场“绿色革命”。上世纪60年代，外来知识、本国政府补贴，加上村庄里私人创新的努力，为印度农村带来了一场资本主义革命。旁遮普省率先使用进口化肥、对化肥敏感的高产种子、农药和农业机械。20年间小麦产量增长了一倍，水稻也增产50%，部分地区的饥饿状况得到缓解。不过绿色革命也带来了很多问题，包括：因重视甘蔗、棉花等经济作物牺牲了物种多样性;种子商品化瓦解了众多自然物种，威胁着小农的自立和生存，富裕农民成为最主要获益者;农业补贴政治化，导致更多的土地兼并和资本密集型农业的投入;因水浸或碱化，印度失去了850万公顷、约6%的农用地。

与印度不同，中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同时对抗两个超级大国，在基本没有外援的条件下完成了自己的绿色革命，并取得了远远超过印度及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经济成就。中国实施“以粮为纲”的政策，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水利被视作农业的命脉。到1980年，就主要农产品而言，中国的人均产量还是每一项都高出于印度数倍。事实证明，绿色革命技术在集体农业中应用得更好、更有成效。众多发展经济学专家似乎都回避了这一点。理想的农业改革有经济-技术和社会-政治两个面向。其中印度最多只完成了一个，即绿色革命。另一个不仅涉及地权平等，也包括农业合作。1956年中国制订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不仅涉及生产、金融、基础设施和环境等诸方面，还包括社会保障、公共健康、群众文艺、妇女解放、儿童保护和工农联盟及工业农业彼此支持等内容。印度仍然为不可通约的种姓制度所拖累，是可能想象的不平等形式中最坏的一种。种姓的分量在于它根深蒂固的情感结构，一面支撑印度的民主，一面又消耗民主重构的能量。从经济结构的角度，贫困人群和低种姓农民对土地精英的依赖到处可见，后者控制着前者的选票。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中，才能理解两代毛主义的游击战。“红色走廊”中的纳萨尔起义因而也成为新德里最头痛的安全问题。无论在道义上还是行动上，军事镇压或所谓平叛都不是办法。需要去除的，是引发暴力反抗的社会根源。

中国基本平等的集体农业支持了国家造就工业化的基础，并在低水准上，满足了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的人民的基本需要。如果没有土地改革，没有改革前社会经济结构及组织方面的根本性成就和准备，不可能有改革开放后人民生活的迅速改善。此外，集体化还有助于增强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和能动力量，在政治上提升了下层阶级和普通民众的地位。印度不曾有任何类似的努力，因此而受制于社会保守主义、不平等和歧视，发展滞后。

中国和印度，不一样的饥荒

“大跃进”带来的灾难及1959—1960年的饥荒，是对正面评价中国集体农业最难应对的挑战。为什么与中国三年困难时期处于同一时期的印度，其人均粮食产出低于中国，却没有或并不被认为发生了“饥荒”。中国平等的农村结构理应能比印度更好地缓解食物短缺的危机。阿玛蒂亚•森指出，食物短缺本身并不导致饥荒。工业革命之后，任何自然因素本身已不能导致贫困，贫困和饥馑只能是政策失败或政治偏差的结果。不过在中国饥荒的这场争论中，既有严谨客观的批评，也有意识形态化的攻击，甚至还有死亡数字方面的攀比。要说明的是，把预期出生而实际并不存在的人口算作“死亡”，用正常生育率来确定“非正常死亡”的计算方法引人质疑，在中国的应用也被严重夸大。虽然经历重大挫折，中国终究成功地以占世界不足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并在人类发展指数的每一类别都取得了飞跃。毛泽东时代后期，农业产出与人口增长同步的事实肯定了集体农业的成绩。与之相对,在印度，1965—1966年的农业歉收造成大量饥民。即使在丰收的年景，并且和平稳定的条件下，数量惊人的低种姓和下层阶级，尤其妇女和儿童，也经年为营养不良、饥饿和赤贫所困。印度没有出现中国那样的惊人灾难，但因为福利建设缺乏进展，40%的贫困人口静悄悄地、持续地忍受苦难，走向死亡。

共同的危机：资本主义发展与农业危机

中国去集体化的决策推行的时候搞“一刀切”，地方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力。改革后，家庭成为农业生产的主体。因为改革初期提高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价格的替代效应，加上放开产品市场以及增加投入，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农业迅速发展。之后，中央政府从许多原有的对农社会责任中退出。曾经集体管理的乡镇企业也跟着私有化。妇女的社会地位倒退，宗族关系和迷信习俗复活，有些地方基层富人当权甚至黑帮化。地方政府摊派的税费负担加重，激起农民的反抗。市场力量使农产品价格下降而务农成本上升。政府鼓励农业公司和大资本发展，又与地产商和开发商联手征地，导致失地农民的出现和村庄的不断空心化。加入WTO之后，跨国农业资本同时侵入了中国农业生产的上、下游及供销渠道。一些转基因种子和产品，未经最低限度的保护农民、国内市场和自然物种多样性的严格审查，即可得到认证。粮食自给率已跌到87%，全部农产品自给率只有70%左右。“人民食物主权”受到真实的威胁。当然，中国的土地保障功能帮助中国避免了无地流民动乱或触目的都市贫民窟。二元结构使得农民工的工资能低于其家庭再生产的成本。国家把乡村当作社会的安全阀，从而放手与资本合作。中国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中这一剥削与保障并存的两重性，为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作出了隐形而巨大的贡献。

在印度存在着相似的问题：滥用化肥和农药导致土壤退化,对煤等石化燃料高度依赖，务农无利可图，地下水位下降也降低了现有的灌溉能力。农村情势之差，在某些区域，整村整村的人挨饿。在大额订单农业里，许多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民在激烈竞争的世界市场上，或被廉价的进口农产品挤压，或受种子、农药等成本上升之苦，终因债务而自杀。1994—2010年，超过25万印度农民自杀，是人类历史记载中最大的自杀浪潮。

流动人口同样在中印两国出现。中国官方的流动人口数字超过2亿的那一年，印度非官方估算流动人口有1亿多。新工人通常缺少组织，也没有政府和工会的保护，在失业、工作无保障、低工资、拖欠工资乃至血汗工厂的恶劣环境下挣扎。与此相连是村庄的困境。除了土地碎片化和集体治理下滑等问题，中国农民还深受家庭分离之苦。农业劳动力的老年化、女性化特征突出。在印度，土地不平等问题因而再次浮出水面。土地改革着眼于明晰产权，并建立和强化与金融市场的紧密连结。私有化的重点是建立基本的法律和制度框架，以便促进土地和资源交换市场化。要着重说明的是，所谓产权明晰是为土地金融化市场化开路的，旨在实现土地的“财富效应”，而不是农业增长。无论在农业还是工业中，资本主义永远不可能为这两个亚洲巨人的庞大农村人口提供足够的生活保障。

回到“印度为何落后于中国”的话题，这一问题唯有直面土地这个根本问题，才能得到回答。孤立分散的私有小农经济在印度和中国都不是出路，过去不是，今后更不可能。只要印度的社会不公正和等级排斥依然与不平等的地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分配土地为目的的土地改革就仍然具有充分的理由。而在中国，只有以“耕者有其田”为本，才能背靠政府和社会力量，发展新乡土主义、创造生态农业、健康生活和政治参与三头并进的新型道义经济，农民也才能真正组织起来。惟其如此，这两个伟大的国家和人民才有可能更新各自政府和政策的定位，冲破资本主义、前资本主义、发展主义的罗网。

讨论部分

问：中国和印度有非常不一样的历史。中国很早就实行了书同文、车同轨，有强力的文官执政系统，有小农精耕细作的传统，有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而印度是在英国统治之后才有了现代意义上的治理。这其中隐含了非常多起点上的不同。中国土地革命主要是为了取得农民信任、重组基层，满足革命和战争的需要，并不只是为了提高土地或农业的产出率。土改是基础的，但是不能说所有的因素都在土改里，然后导致了后续的所有变化。只谈土改还不够。

答：林春面对的是英语读者。Sen虽然指出了中印不同，但是没有解释这个不同在哪里，所以林春是想给出一个解释。对林春来说，重要的是土改本身如何撬动整个农村的改造。农民不会因为一个抽象的东西相信共产党。是否能通过土改改变阶级关系，改变工农关系，改变城乡关系。土改是路径，再造中国主体。林春的文章重述历史脉络，把土改、土地革命，和中国社会再造的问题重新放在一起。

印度读书会全部阅读材料

林春. (2016).再议土地改革——中国和印度的启示.开放时代, (2016年02), 36-67.

Byres, T. J. (1981). The new technology, class formation and class action in the Indian countryside.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8(4), 405-454. (GR technology)

Jens Leche. 2013. "The Agrarian Question in Neoliberal India: Agrarian Transition Bypassed?" 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 13 (3): 382-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