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右翼骂了60多年“日奸”之后，“日本广播协会”(NHK)——似乎真的是第一次——得到了我国媒体和群众的集中关注，却是以一个“站在保守右倾政府一边”的形象，何其令人哭笑不得。

　　新任会长籾井胜人的“慰安妇”发言和运营委员会委员百田尚树的否定南京大屠杀言论，这些都是右翼的老调反复弹;而籾井表示说NHK的国际报道“自然”要“同政府立场一致”，节目内容“至少不能偏离日本政府观点”，倒真是具有颠覆性。也因此，我国媒体也不免严肃地将NHK称为“国家出资的电视台”，并把安倍“支持”NHK和“批判”反右倾的《朝日新闻》放在一起讨论。这在普通人看来，就俨然像是“右倾媒体”和“反右倾媒体”的交战，NHK对日本战后政治制度的重要意义在这一叙事方式中荡然无存。

　　日本NHK新会长籾井胜人(资料图)

　　NHK是“公共媒体”，这倒不是独一无二的形式，英国的BBC也是，但NHK之于日本民主制的意义要远大于BBC之于英国，这是制度设计、战后条件、冷战需要，也许再加上那么一点点种族观点的结果。众所周知，日本战后民主制是一个经过设计的制度，因此它不只基于日本本身的社会特性，也融合了二战后世界的普遍思潮：永久和平与——社会主义思想框架下的——公共福利。因此，在制度设计中也体现了重“公共”而轻自由主义的“政府-市场”的倾向。一方面，这个制度及其精神——在麦克阿瑟为首的盟军司令部(GHQ)眼中——是需要“教育”给前几天还集结在天皇和军部周围的日本国民让他们知道的，这就有必要提升传媒在制度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大多数政治精英在战争中的表现，使得他们被认为无法承担战后监督政府的功能，而左翼的知识分子则正可以通过大众传媒在扮演这个角色。新建的传媒机构需要在“占领初期确保盟军的安全，占领中期强化对日本国民的民主教育，占领后期建构民主主义性质的传媒体系”。

　　在盟军压力下，1945年9月，日本政府向GHQ提交了一份自由主义的范本，建议建立私人投资的、独立于政府的“自由广播”的意见。然而，GHQ显然和日本政府一样清楚战前的民营媒体被军部轻松收编的历史，因此它并未对这自由主义的范本做出响应，而是在同年12月11日，单独公布了一份NHK改组备忘录，这份文件明确提出建立一个“公营”的NHK，需要具备以下三个条件：(1)废止政府控制;(2)性质明确为自治的公共广播系统;(3)新设一个代表人民的委员会，以选举NHK主席并向他提供建议。

　　1947年，盟军又进一步施压日本为NHK单独立法，要求(1)NHK作为一个公共性质的机构，担当向公众传播时事、教育娱乐等作用，须秉承全面公平的原则，收取最低限度的收听(视)费，并对国家、民族文化有所贡献;(2)基于广播活动的社会重要性，机构的报道内容不能具有倾向性;(3)机构须尽其所能，抵消垄断和竞争不足所导致的缺陷。瞧这过程和措辞，大概不难想象麦卡锡主义时期驻日盟军某些负责人员有多倒霉了吧，围绕战后NHK诞生的博弈，不只局限于日本的保守和进步，也发生在两个世界的冲突和历史的交叉点上，俨然是其光荣与悲剧的起源。

　　1948年，日本政府立《广播法》，确立NHK特殊的法律地位，其第二章第32条规定拥有电视机(在此之前是收音机)的家庭按年向NHK缴纳一定数额的视听费，此项规定旨在保证NHK的运作独立于商业资本，否定了市场经济话语框架下媒体学说中“购买服务”的商业契约;同时又试图避免政府与垄断资本结合影响公共舆论。矛盾的是，视听费制度作为保证NHK独立性的关键一环，后来却成为NHK合法性的极脆弱一环，这点稍后谈到，先简单说一说NHK是否履行了它的制度责任。在战后的国内国际形势下，NHK一方面需要对民众进行宪法精神和民主规则的普及教育，促进新宪法和政治体制的大众化和社会化，在国民中建构一种主流的民主观，使冲突转变为调和，从而使日本的资本主义民主制走上稳定运作的正轨;另一方面，则要在“公共福祉”的指导下，超脱尖锐的阶层和政治派别的对立来传递信息。

　　1960年的“安保斗争”被认为是日本电视时代的第一个重要事件，在报道的过程中，NHK的“左翼倾向”受到了政府的特别留意，内阁甚至专门为此召开会议讨论是否要越过法律权限对NHK实施警告，一些自民党议员和政府官僚也在非公开场合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的愤怒。这委实是NHK的光荣时刻。

　　与其他私营媒体不同，NHK较少明确展示出激烈的观点和立场。一方面，由于掌握了更多的公共资源，加之行动有更多的法律保障，在危机期间，NHK的报道是以广泛的客观事实为支撑的。例如，对安保条约强行通过过程的报道，直观地向民众展示了执政党背离民主的行为，这也直接导致了自民党认为NHK在思想上左倾。另一方面，NHK在斗争期间制作了大量的特别新闻节目，全面的内容使得NHK与具有鲜明政治立场的私营媒体区分开来。换言之，NHK在安保斗争中的新闻报道，很好地印证了它在战后民主制下的“公共”角色：超越“保守”与“革新”的二分口号，通过“不偏不倚”的客观报道促成一个“知情”的市民社会，维护宪法在政治和社会运行中的稳定性，使日本获得“作为民主国家的正统性和安定性”。

　　其后多年的民调中，观众对NHK新闻报道的信赖程度高于其他私营媒体，即使是到了NHK走下坡路的1997年，民意调查仍然显示，公众对NHK新闻报道信息的信赖度是私营媒体、政府和国会的两倍或以上，是所谓“战后的日本国民关于政府行为的知识，是从NHK这个公共广播机构而不是从别的媒体获得的”。

　　然而，作为去政治化的注脚，NHK的“公共性”日渐尴尬，这里既有自身运作的矛盾，也有社会意识变化的影响，人们对“公共”内涵的认识正在消逝。1980、1983、1989和1997年的几次调查显示，仅有29%～35%的受访者对NHK的理解是“特殊的公共机构”，而另有25%～29%的受访者认为它是“国营机构”，23%～31%的受访者选择“半官方半民间的团体”，另有4%～6%认为是“民营商业机构”。所以，真的怨不得我国媒体读出了它“国家出资的媒体”的形象。

　　NHK的悲剧首先来自它的“公共独立性”与今天市场霸权的冲突，焦点就是前面提到的视听费制度，尽管该制度在法理上基于“公共义务”的共同分担，却无法说服现实中日益增长的个体权利意识。到2003年末，拒付视听费的个案已经累积达73万件，以致NHK需要通过民事法律手段进行追讨，这又进一步把自己搞得好像一个反派。实际上，早在1970年代，NHK就因为赤字不得不求助国会立法提高视听费额度及批准预算，从而不得不走上了照顾多数党心情的不归路，但即使如此，NHK从来没有放弃自己与多数党压力对抗的基本立场——哪怕有时候是实质的而有时候是姿态上的——直到安倍力推的籾井胜人会长召开他的就任见面会，说出要“同政府立场一致”为止。

　　事实上，这几日的安倍政府，批《朝日》的意图——对于天天被骂“日奸”加“左棍”的《朝日》而言，被保守政治家批也不是一日两日，倒像是肯定了其成就一般——远不如“支持”NHK来得险恶，这实在是对安保运动后保守派一贯政策的继承，也就是要架空《广播法》中NHK的独立性，亦是对其背后宪法精神的攻击。偏偏和平年代公众丧失战争与革命的记忆，而市场经济和自由主义话语居于公众舆论主流，于是，受到法律特殊保护、不参与市场竞争的NHK在一般民众心目中就成为“垄断经营”的形象，甚至进一步成为权力机构的代表，活脱脱的反派。在2004年到2005年间，小泉政府正是活用了民众的这一想法，积极推动NHK的“民营化”。所以，如果NHK历史上的人物们听到安倍政府对NHK的褒扬，会是什么样的想法呢?如田中角荣和小泉纯一郎者都无法攻破的堡垒，却出现了一位“坦然”表示要“自然……同政府立场一致”的会长，不知为何我总觉得，大概历代的保守政治家们都会觉得这戏码太荒诞了吧。

　　籾井胜人的“站在政府一边”发言出来后，不免引得苦笑曰“NHK已死，有事烧纸”，但纵然事态悲观至此，这纸果断还是烧不下去。因为祭奠从来不只是为了缅怀，而更是为了继承者的延续;然而现在似乎已经不是“一个NHK倒下去，千万个NHK站起来”的年代，在去政治化后的霸权之下，NHK与《朝日》般的抵抗力量实在不应该放任它“自然”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