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中东的政治伊斯兰运动经历了“过山车”式的戏剧性变迁。2011年阿拉伯剧变后，蛰伏多年的政治伊斯兰势力异军突起，成为中东政治舞台一支重要新生力量。正当世人以为中东将迎来“伊斯兰时代”之际，政治伊斯兰发展势头却开始转头向下，出现退潮现象，风头甚健的政治伊斯兰遭受重大挫折。正所谓“其兴也勃焉 其亡也忽焉”。政治伊斯兰命运大起大落，偶然性中有必然性。深入剖析政治伊斯兰兴衰根源，有助于更好地洞察中东政治运行的基本规律。

　　一

　　2011年中东剧变为政治伊斯兰势力崛起提供了难得契机。一方面，中东动荡使部分国家世俗权力体系被削弱乃至推翻，过去长期处于被压制状态的政治伊斯兰势力得以“翻身解放”。此前，在埃及、叙利亚、利比亚等世俗政权，对政治伊斯兰势力采取高压政策，大量伊斯兰分子被骚扰、关押、拷打、杀害或被驱出国门。据伊斯兰分子者称，埃及的穆巴拉克和突尼斯的本·阿里分别曾将他们30000名伊斯兰分子关进监狱，其中很多遭到折磨。突尼斯复兴党总书记哈米德·杰巴利被关押了16年，该党精神领袖拉希德·加努什(Rashed Ghannouchi)流亡22年。2011年中东剧变后，在“去高压统治”和“政治全面解冻”大背景下，过去被长期关押的伊斯兰分子被释放，过去被禁的伊斯兰政党也开始重新活动。这些伊斯兰主义者作为原有体制的受害者，受到民众广泛同情。有媒体称，那些被流放国外的伊斯兰领导人返回国内时，其所受到的欢迎程度让人想起当年霍梅尼重返伊朗的情景。

　　另一方面，中东政治转型为政治伊斯兰发挥政治影响力提供了重要平台。中东剧变后，不少国家进入破旧立新的政治转型期。由于这些国家过去多年实行集权统治，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反对派，唯有伊斯兰组织借“伊斯兰教”外衣得以生存下来。这些伊斯兰势力意识形态明晰，组织化程度高，是阿拉伯世界最有影响力的社会政治组织。例如，1928年建立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其分支机构已遍布阿拉伯世界，并颇具政治影响：约旦的“伊斯兰行动阵线”(Islamic Action Front)几十年来一直是该国最大政治反对派;伊拉克的“伊斯兰党”(Islamic Party)自萨达姆时期就一直从事政治活动;在苏丹，穆兄会分支机构“全国伊斯兰阵线”(National Islamic Front)曾在1989年参与军事政变，并一度在内阁中获得大量职位;在阿尔及利亚、巴林、科威特和也门，穆兄会自20世纪90年代起就在议会占据相当比例席位。当前中东民主选举恰好给这些伊斯兰组织提供了一个展示实力和影响力的舞台，同时也为那些长期受惠于伊斯兰组织救济和福利的下层阶级提供了一个表达好恶、进行政治回馈的机会。这使伊斯兰政党在与其他政党政治竞争时更容易胜出。

　　在这种情况下，该地区长期处于蛰伏状态的政治伊斯兰势力异军突起，成为中东政治舞台上的重要新生政治力量：在突尼斯，“复兴运动党”在2011年10月选举中成为制宪会议中的第一大党;在摩洛哥，“正义与发展党”在2011年11月众议院选举中成为第一大党;在埃及，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穆尔西在2012年6月当选总统;在利比亚，穆兄会背景的“正义与建设党”在2012年7月“国民议会”选举中成为第二大党。在叙利亚，如果巴沙尔政权垮台，该国同样可能是伊斯兰势力掌权。

　　当前的政治伊斯兰运动实际是历史上伊斯兰复兴的当代延续。历史上，每逢重大转折关头，中东地区总会出现伊斯兰复兴：l8世纪阿拉伯半岛兴起瓦哈比运动，19世纪阿富汗尼发起泛伊斯兰主义，20世纪20年代哈桑·班纳创建穆斯林兄弟会，l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等等。冷战结束后，政治伊斯兰化潮仍未止歇：塔利班1996—2001年间在阿富汗建立伊斯兰政权;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2002年赢得大选后一直执政至今;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06年赢得大选;黎巴嫩真主党2011年1月实现组阁执政。

　　政治伊斯兰在中东舞台上的周期性复兴，实际是伊斯兰世界面对内忧外患等重大挑战的应激反应和自我救赎。

　　(一)政治伊斯兰始终是中东应对国内危机的重要“替代性力量”。在阿拉伯世界，伊斯兰教不仅是一种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还是一种意识形态乃至法律政治体系。在伊斯兰教义中，包含了许多与现代政治理念类似的概念，如大众参与(shura,nasiha)，社会契约和基于认可的统治(bay’a)，基于真主主权和伊斯兰法(Sharia)的法治，以及扶危济困(nasiha,mazalim)、尊重生命、保护个人自由和财产，禁止贪污受贿等政治理念。这些内容为政治伊斯兰势力在政治角逐中打“宗教牌”提供了充分的发挥空间。同时，政治伊斯兰拒绝接受世俗主义，认为世俗主义基于西方自由主义，目的是损害伊斯兰教影响，为西方殖民者服务。政治伊斯兰也反对“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概念，认为穆斯林只应忠诚于“乌玛”(穆斯林共同体)。这种独特的价值观使政治伊斯兰相比于世俗力量和意识形态，先天具有道统优势。“它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因而对穆斯林国家民众颇具号召力。在经济滑坡、社会混乱和政治萧条期间，许多人认为这些恶果都是由异教的阴谋造成的，而拯救治疗的方案就是回归原初的、真正的伊斯兰教。”

　　因此，当阿拉伯国家世俗化努力受挫，进入大变革时期时，民众很可能将“转向伊斯兰”作为一劳永逸的突围路径。当前，埃及等阿拉伯国家内部积弊丛生，已到了难以继续维系的程度。据2009年联合国“阿拉伯人类发展报告”，当前阿拉伯世界工业化程度还赶不上20世纪70年代。现代工业的匮乏，使相关国家既缺乏代表生产力的先进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和先进意识形态，多数民众生活贫困，知识水平不高，更认可伊斯兰等传统价值观，排斥西式生活方式。即使知识程度较高的城市中产阶级及部分青年学生，由于前景黯淡，思想观念日趋保守化。如突尼斯的原教旨主义学生，本来是“未来的专业人员，即工程师、律师和医生”，但经济停滞和分配不公使其跻身精英阶层希望日趋渺茫。“伊斯兰主义者气愤的不是飞机取代骆驼，而是他们自己坐不上飞机。”皮尤2010年ll月民调显示，多数埃及人对“原教旨主义者”的好感高于对“现代化者”的好感，过半数民众希望男女工作分开。这种相对落后的思想认识和缺乏组织的弱点，很容易被伊斯兰组织用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这些国家一旦开启政治转型，必然是与传统生产方式和传统意识形态结合度更高、阶级属性更模糊的政治伊斯兰势力得势。埃及穆尔西上台就反映出穆兄会的高度组织化以及与国家的传统文化、经济和社会动力的一致性。

　　(二)政治伊斯兰独特的国际观和动员体系，使之自动对外部挑战作出应激性反应。在应对外来挑战方面，政治伊斯兰比世俗民族主义更具号召力。中东的世俗民族主义尽管包含谋求独立自主成分，但其本质是一种“舶来品”，与伊斯林信仰相悖，这使其很难有效增强国家的凝聚力。更重要的是，这种以现行国家为认同单元的世俗民族主义，对应的是中东破碎型地缘格局，因而更符合西方的战略规划。相比之下，伊斯兰教更具有普及性和神圣性。无论温和派还是激进派，生活在君主国还是共和制国家，阿拉伯人都有共同的精神遗产——伊斯兰主义。伊斯兰教中的乌玛(穆斯林共同体)观念，更符合“穆斯林皆兄弟”的传统身份认同。“伊斯兰提供了一种植根本土、足以替代阿拉伯主义的有吸引力和可信度的政治认同。”更重要的是，政治伊斯兰的国家观(乌玛)将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意识形态与地缘版图有机结合，因而更能有效抵御外部威胁和挑战，创造辉煌业绩：先知穆罕默德正是凭借政教合一产生的巨大能量(“一手持剑，一手持《古兰经》”)，短期内建立起地跨三大洲的阿拉伯帝国;土耳其人也是凭借伊斯兰教与军事力量结合，建立了令欧洲望而生畏的奥斯曼帝国。在当代，伊朗1979年革命后建立的神权政体，虽然倍受外界病诟，但却使伊朗面对西方数十年制裁和围堵仍屹立不倒。政治伊斯兰为阿拉伯世界摆脱外来压迫、实现民族复兴提供了某种替代性方案。

　　由此不难理解，为何每逢伊斯兰世界遭遇重大外部挑战，总会出现政治伊斯兰的身影。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用“挑战与应战”的视角揭示文明的起源、发展与衰落。他认为，文明产生于人类对各种困难与挑战的应战。当前政治伊斯兰复兴，实际就是对严峻外部挑战的应战性反应。近些年来，伊斯兰世界面临外部挑战日益严峻。一方面，以色列滥用武力趋势日益明显。以色列自立国后，对阿拉伯世界一直采取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阿拉伯世界在军事较量中则屡屡落败。尤其近些年，以色列自恃以强阿弱，对阿拉伯国家动辄使用武力，如2006年大举入侵黎巴嫩;2008年底对加沙地带发动“铸铅行动”;2011年11月空袭西奈半岛;2012年2月空袭叙利亚科学研究中心等等。对此，阿拉伯国家总体反应虚弱。另一方面，美国自恃唯一超级大国地位，在中东行事日益肆无忌惮。尤其“9·11”事件后，美国以“反恐”为名，先后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同时大力推行“中东民主改造”，这实际是基督教文明对伊斯兰文明的一次“文明改造”。

　　面对咄咄逼人的外部挑战，阿拉伯现行政权反击无力，甚至不如伊朗总统内贾德和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这种反差给阿拉伯民众造成巨大心理震撼，在阿拉伯民族主义已悄然殒落背景下，这种寻求自我救赎的强烈情绪，很容易转向伊斯兰，从政治伊斯兰中寻求解决之道。“如今的阿拉伯人感觉好像回到了蒙昧年代，处于四分五裂、没有组织的边缘地位，以至连犹太人都能欺负他们。宗教人士声称，这是因为阿拉伯人丢弃了赐予他们真正力量的武器：信仰。历史上，正是宗教让阿拉伯人成为伟大的民族;现在，人们如果能恢复对宗教的热情与虔诚，真主就会再次站在他们这边。”

　　当前政治伊斯兰复兴实际是阿拉伯世界反对外部干涉、谋求民族复兴的一次新尝试。早在20世纪90年代，突尼斯复兴党领导人加努什曾宣称，“我们必须不间断地向美国发动战争，直到他们离开伊斯兰的领土，否则我们将在整个伊斯兰世界破坏它们的利益”，穆兄会新任总训导师穆罕默德·贝迪2010年l0月宣称，将发动一场反对美国、英国、以色列、犹太人和腐败的阿拉伯统治者的圣战。2011年中东剧变后政治伊斯兰势力上升，正是这种谋求独立自主、摆脱外国价值观、反对外部军事干预的体现。美国智库“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评估埃及变革一周年的报告认为，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的对外政策，体现出反以反美立场(呼吁就戴维营协议全民公投;谴责以色列破坏阿克萨清真寺;指责美国干预埃及政治等)。

　　二

　　然而，政治伊斯兰的执政前景并不乐观。就在政治伊斯兰参政势头如火如荼之际，衰败迹象已经日渐显现。在突尼斯，继2013年2月“复兴运动党”总理杰巴利辞去总理职务，7月25日反对派领导人布拉米被谋杀，促使民众再次要求解散“复兴运动党”领导的联合政府，而8月6日制宪会议宣布暂停工作，表明议会已开始与“复兴运动党”公开对抗。在埃及，穆兄会背景的穆尔西政府上台执政后，频频遭遇民众大规模抗议，7月4日埃及军方借民众抗议势头，将穆尔西政府强行赶下台。在利比亚，7月26日著名政治活动家米斯马里被暗杀，以及此后爆发的大规模越狱、汽车炸弹袭击等事件，激发民众抗议游行，现政府对暴力暗杀事件不作为，示威人群甚至闯入利比亚穆斯林兄弟会建立的“公正和建设党”与“利比亚国家力量联盟”总部，要求解散国民议会及临时政府。此外，阿联酋安全法庭罕见地判处几十名穆兄会成员十到十五年徒刑，土耳其执政多年的正义与发展党政府遭遇持续大规模抗议。地区政治伊斯兰运动遭受重大挫折。

　　表面看，突尼斯、埃及等国政治伊斯兰影响下滑各有原因。埃及的穆尔西政府权力基础不牢，却独断专行，导致世俗与宗教力量权争加剧。同时，穆尔西经济治理乏术，竞选承诺难以兑现，由此使民众不满日增，一年爆发七千多次抗议，从而为军方军事政变提供契机。突尼斯民众对本国政府不满情绪比埃及还甚。据统计，突尼斯有78%民众不满国家的发展方向(埃及为62%)，83%的人认为国家经济状况更加糟糕(埃及为76%)，81%的民众认为腐败更加严重(埃及为64%)。突尼斯制宪议会停摆、“复兴运动党”统治遭遇危机，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发生的。

　　然而，上述问题不过是政治伊斯兰面临困境的冰山一角。事实上，政治伊斯兰运动存在若干结构性缺陷，即使没有埃及军事政变等突发性事件，其也很难担当起民族复兴大任，其政治前景注定将十分黯淡。

　　(一)复古主义价值观与复杂现实难以“对接”。如果说世俗意识形态的特点是承诺未来提供美好愿景，伊斯兰价值观的特点就是通过不断重温历史辉煌来赢取民众支持。在伊斯兰教史上，穆罕默德创教时期和随后的四大哈里发时期(632-661年)，恰恰是伊斯兰教上最为辉煌的“黄金时代”，并令后世穆斯林景仰不已。在伊斯兰主义者看来，只有严格遵循《古兰经》和圣训、实行哈里发统治的政体才能算合法政体。由此使政治伊斯兰形成一种回溯性历史观。“政治伊斯兰将重返信仰及重建乌玛，作为替代当前不道德和专制统治的唯一途径。”由此不难理解，政治伊斯兰势力一旦掌权，往往率先将“全面伊斯兰化”作为施政重点。2011年，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提出的政治口号就是“伊斯兰是解决办法，是一劳永逸的改革”。竞选时呼吁禁止沙滩旅游、禁止银行收取利息、惩处批评沙里亚法者。当选后提议设立“伊斯兰学者委员会”，负责审查所有法案是否与伊斯兰教法相符。更加激进的沙拉菲主义者更是强调应禁酒、带面纱、男女分开。“一旦当权，伊斯兰主义者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将现代政治制度置于能够被其主要支持者接受的伊斯兰基础之上。”

　　然而，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生存环境，已与穆罕默德时期差之天壤，通过回归传统来实现民族复兴，很难将传统价值与复杂现实“对接”。伊斯兰复兴运动独有的文化心态，使之对肇始于西方国家的工业化模式出现的种种弊端的指责，连带着对西方工业文明整体也产生了怀疑。但对西方工业文明的简单否定，并不能让尚处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经济社会过渡的穆斯林国家直接跃过这一历史阶段。他们致力于追求传统，而从宗教资源中开掘经济思想的努力显得内容单薄而和者甚寡。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随着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社会生产方式变革日新月异，各种新事物、新观念、新问题不断涌现。所有这些，决定了指导思想也要与时俱进，适应复杂多元的现实社会需要。而政治伊斯兰作为一种管理国家的哲学，已经被证明与现代政府的复杂性并不匹配。

　　不少伊斯兰组织也意识到不可能完全照搬伊斯兰教义。如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不再要求建立“伊斯兰国家”，转而呼吁建立“带有伊斯兰色彩的文明、民主国家”，承认政教分离原则。但这种姿态调整又使其陷入两难困境，正如汤因比曾指出的：“复古主义无异于立足进退维谷的两难之境，不管他向哪一边走去，都找不到出路。如果只顾恢复过去，而不考虑现在，那么永远向前的生命激流势必将他的脆弱机制冲得粉碎，相反地，如果他要把怀古之情从属于改造现在事业，那么他的复古主义便将证明是一种骗局。”

　　(二)阶级和意识形态局限使其难以真正推动生产力发展。伊斯兰教史上，从未进行过类似欧洲那种带有资产阶级启蒙性质的宗教改革，因此伊斯兰教不太可能像基督教新教那样，为现代工业发展提供足够的驱动力。相反，由于植根于一种传统生产方式，伊斯兰教更容易成为维护落后生产关系和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而当前的中东政治伊斯兰势力，表面看包含了社会各个阶层，带有“全民党”属性，但从内核和领导层看，充其量代表的是小资产阶级乃至买办阶级的利益。埃及著名学者萨米尔·阿明认为，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领导层由极度富裕的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沙特和美国的金融援助)组成，外围是中产阶级中的蒙昧主义者，基础是宗教协会通过慈善服务招募的平民，至于打击力量则是从流氓无产者中雇用来的非正规军。

　　这种阶级属性决定了政治伊斯兰势力即使上台执政，也不可能是先进阶级取代落后阶级，更不可能出现先进生产方式取得落后生产方式的正向变革。一位西方学者鞭辟入里地指出：“伊斯兰主义者在激发起大众苦难的同时，又将其麻痹：它们在帮助民众树起必须有所行动的情绪的同时，又将其带入死胡同;它们将国家引入动荡的同时，又限制与国家真正进行斗争。”而伊斯兰主义者的这种矛盾性格正是源于其核心骨干的阶级基础。“作为一个阶级，小资产阶级不能奉行一种属于本阶级的持续而独立的政策。传统的小资产阶级(小店主、小商人和小业务)总是在渴望安全的保守倾向，与期待从激烈变革中谋得更多好处的变革期待之间左右徘徊。这种矛盾性在埃及、阿尔及利亚、伊朗、苏丹和其他国家均有体现。”由于意识形态和阶级属性的局限，政治伊斯兰很难在推进生产力向前发展方面有大的突破。

　　另外，政治伊斯兰运动的立足点或“兴趣点”并不在经济建设本身。政治伊斯兰的思想体系尽管包罗万象，实际主要是政治、社会、道德、信仰等领域，其对如何实现经济发展则语焉不详。许多伊斯兰领导人谈论和处理政治和文化问题口若悬河，游刃有余，但对复杂繁琐的经济问题却茫然失措，捉襟见肘。它们与经济发展本身并不发生内在联系，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社会阶层的联系也不很紧密，因而它反过来也很难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持久的保障措施。“伊斯兰激进运动对于治理民众从来就没有明确的概念，也没有什么兴趣。这在塔利班的统治中得到充分的证明。净化是他们的目标;一旦纯洁成为至高无上的要求，离恐怖就不远了。”

　　而2011年突尼斯、埃及等国民众起身造反，除了反对独裁和政治压迫，更重要的是反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在过去二十多年来，正是由于新自由主义经济以及经济私有化政策，导致埃及贫富差距拉大，贫困和不平等加剧。但政治伊斯兰势力显然没有认识到问题的症结所在，更谈不少开出正确药方。穆斯林兄弟会倾向于基于现状建立一种自由市场经济。穆兄会副总训导师海拉特·阿里·沙特尔(亿万富翁)，曾明确提出推行带有伊斯兰色彩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穆兄会另一位有影响力的富翁哈桑·马里克倡导类似政策路线。萨米尔·阿明认为，穆兄会以政治文化简单而著称。这种政治文化仅仅满足于承认伊斯兰关于私有财产观念的“合法性”与“自由”市场的关系，而不考虑这些活动的本质，这些基本的经济活动(“巴扎”，意为集市)无力推动国家经济发展。从实践看，穆兄会上台后，继续推行私有化计划和价格自由化政策，而不提高最低工资水平，甚至推行减税、取消医保、反对成立工会。因此，即使不是因为穆尔西接手的是“烂摊子”，即使没有军方政变，穆尔西政府的经济政策的效果，也不会比穆巴拉克政权时期更好，由此决定了被赶下台是早晚的事儿。

　　从历史经验看，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东就曾掀起过伊斯兰复兴潮。这些伊斯兰主义者此前曾对世俗政权百般攻讦，但它们上台后同样未能提供成功的经济模式和经济业绩。伊朗很大程度是依靠从石油资源获得的巨大盈利，才缓和了经济困境。没有石油资源的国家(如塔利班治下的阿富汗)，宗教势力当权明显导致了贫穷、专制和无休止内战。约旦穆斯林兄弟会也曾在1989年首次大选中获胜，但其四年后便遭遇惨败，就是因为他们拿不出好的经济政策，只知道强调男女大防(如立法禁止父亲观看女儿的体操比赛)。“不管原教旨主义运动及其政府的政治、宣传机构取得怎样的成功，他们对现代社会的紧要问题没有真正的理解，因此也提不出任何解决办法。”因而，政治伊斯兰运动在20世纪90年代末重新归于沉寂。

　　(三)变革国际秩序有心无力。伊斯兰教的跨国特性决定了伊斯兰主义者往往是天然的国际主义者和世界主义者。“穆斯林首先是伟大的伊斯兰教的忠诚实体“乌玛”(umma)的成员，其次才是领土统治者的臣民。”他们从《古兰经》和宗教教义出发，认为现代民族国家有悖于伊斯兰教的基本原则;认为国家主权是有限的，唯有真主才拥有绝对主权;认为穆斯林社会的共同利益高于国家利益。依照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世界观和政治逻辑，其对外政策实际存在依次递进的多层次目标：近期目标是根本摆脱对西方的依附;中期目标是输出伊斯兰革命，解放“被压迫”的穆斯林;远期目标则将伊斯兰教义从“伊斯兰地区”传播到“非伊斯兰地区”。

　　伊斯兰教的“乌玛”国际观与现行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格格不入。一旦进入主权国家体系，穆斯林就会在国家与宗教忠诚之间出现游离，一定程度分散、弱化了国家的整合能力，尤其是缺乏对现行主权的忠诚度。“因为没有授权神职人员充当信徒与真主间的中间人，伊斯兰教并没有把个体紧紧地绑入整齐划一的宗教社区，他们的最终的忠诚是给《古兰经》的法律的，教会与国家同盟在伊斯兰教中毫无意义。”这就是为何伊斯兰世界进入主权国家体系后，至今仍有些“水土不服”的原因。那些伊斯兰势力掌权的国家曾不同程度出现“输出革命”，资助各国政治伊斯兰势力，号召各国穆斯林起来反对本国政权的做法。但这些做法明显违反国际行为准则，并引发强烈反弹。伊朗政教合一政体是个例外。什叶派教义本身已实现了民族化，伊朗早在沙法维王朝时期(1502-1722年)就实现了领土与宗教文化的高度一致，这才使什叶派教义能够担当起伊朗国家宗教的功能。

　　除两种国际观的观念冲突外，政治伊斯兰变革国际秩序的意图与能力也存在强烈反差。阿拉伯世界尽管拥有共同的血缘、语言和宗教信仰，但自奥斯曼帝国解体后始终未能建立起统一的阿拉伯国家，反而由于种种原因，在中东日趋形成以主权国家理论为依据、多国并立的“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从一般意义上说，最能整合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政治力量的意识形态有两种：一种是从宗教中开掘复兴之路、旨在动员十几亿穆斯林的泛伊斯兰主义;另一种是从民族认同角度出发、意在动员3亿多阿拉伯人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然而，由于西方不遗余力地阻挠任何可能促使阿拉伯-伊斯兰世界联合的政治思潮和运动，也由于将已经破碎的中东地缘版图重新“缝合”起来，超出了这些“泛××主义”的能力范围。当初掌握国家物质力量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未能完成统一大业，现在靠宗教信仰支撑的政治伊斯兰势力更难完成这一任务。“几乎所有政治集团都将政治集中在国家层面。伊斯兰教传统上是一种超越国家的普世性观念，但伊斯兰主义者总是在国家体系内进行斗争，而难以超越它。”

　　更重要的是，政治伊斯兰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因而缺乏统一而强大的行动能力。在政治伊斯兰运动内部，按照不同的标准可分为不同的派别，如按照教义可以大体分为什叶派与逊尼派，什叶派又分为十二伊玛目派、五伊玛目派、七伊玛目派、阿拉维派等分支;逊尼派则分为哈乃斐、马立克、沙斐仪、罕百里四大教法学派。按照立场则可以划分为激进派、温和派与保守派。这些不同教派、支派之间各有诉求，难以统一行动。“他们太分散或太软弱，以至于不可能替代现有的国家政权。……尽管伊斯兰教本身具有强烈的跨国性，但不管在国内还是在国家间，伊斯兰主义者在构建广泛的政治联盟方面都不谙此道，而且他们自身又非常易于分成彼此竞争的几个派系。”例如，埃及穆兄会掌权后，很快就将萨拉菲派“光明党”分道扬镳，由此不难理解，在2013年7月4日埃及政变时，“光明党”为何赞同将穆兄会赶下台。内部分裂使政治伊斯兰势力很难真正拧成一股绳，使其在变革国际体系方面有心无力，难以将政治宏图化为现实。

　　尤其在当前西方一枝独大的国际权力体系，极大限制了政治伊斯兰势力发挥其政治能量。20世纪70年代末的政治伊斯兰运动之所以能掀起巨大波澜，很大程度是因为当时处于冷战格局，美苏彼此牵制使处在“中间地带”的中东国家拥有更多回旋余地。但随着冷战结束、国际体系日趋由西方主导，中东国家政治自主空间受到严重制约。2011年中东剧变本来是场谋求自强自立的进步社会政治运动，但由于西方大国的选择性干涉，中东转型日趋偏离既定方向。政治伊斯兰上台后，美国竭力推进、培育政治伊斯兰与美国经济利益及“华盛顿共识”相互兼容，将埃及革命的“自由”诉求，曲解为消除对市场资本主义的管制。只要与美国经济政策一致，美国并不关心是独裁者还是政治伊斯兰分子掌权。在此背景下，政治伊斯兰无论政治还是经济层面，都很难摆脱对现行国际体系的依附状态，遑论改变地区乃至国际秩序。民调显示，尽管多数穆斯林乐意将伊斯兰作为国家指导原则，怀念“麦地那模式”，但也承认这种模式很难应用于复杂的现代国家，更无法应用于基于世俗价值观的国际秩序。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前中东的政治伊斯兰运动得到卡塔尔、沙特等海湾国家的大力支持，这种渊源使其未来很可能与海湾君主国结成战略同盟，使伊斯兰复兴变成一种瓦哈比式的宗教复兴。俄罗斯学者认为，海湾国家促使伊斯兰温和势力上台只是第一步，下一步就是让中东国家激进的瓦哈比主义取代温和伊斯兰义者，并认为中世纪伊斯兰将严格控制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某些情况下比任何独裁统治者更专制。由于内外因素制约，政治伊斯兰势力不太可能将其国际理念付诸实践，更无法成为反抗西方和构建新型国际体系的“第三种力量”。

　　余论

　　近百年来，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为实现民族复兴，差不多试遍了所有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当前，中东政治潮流的钟摆式调整，再次将政治伊斯兰推到历史前台。但由于这些政治伊斯兰势力沿用旧思路治理新世界，鲜有令人眼前一亮的创新性成分，因而这次政治伊斯兰复兴同样难以承担起民族复兴重任。阿拉伯民众刚从威权政权窠臼中摆脱出来，又陷入复古主义误区，最终使政治伊斯兰本身变成一种不再有影响的力量。2013年以来的一系列变故表明，政治伊斯兰运动的政治前途可能比预想得还要短暂。

　　本文发表于《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