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在G20峰会中应采取的对策
丛亚平
20国集团峰会4月2日在伦敦召开，在这次既带给中国机遇，也对检验中国成长实力成熟度带来挑战的重要国际会议上，我国应采取怎样的对策、达到怎样的诉求，才最有利于中国和世界呢？
一、20国金融峰会和IMF应把监督美国保持储备货币的汇率相对稳定当作首要任务。
近些年来，美国不断向全球滥发货币，享受着铸币权带来的极大益处（只要开动机器印美元，就可以从全世界换来无尽的商品），却不承担稳定国际储备货币汇率的责任。权利和义务极不对等，对这种不公平的失衡状态缺乏约束，是造成金融危机的根源。虽然表面看来，这次金融危机是由次贷危机引发的，但其实最本质的根源是多年来美元的滥发和严重的金融泡沫化，才引发了全球危机。
由于美元主导国际货币体系，而国际社会缺乏对美元在发行、流动、回流等方面的有效约束，美元又放弃自己稳定全球汇率的义务，世界对美元也缺乏任何必要的约束机制，在取消美元与黄金间的联系后，全球没有建立起对美元发行的监管与制约，使国际货币和全球经济一道经历了大起大伏和不断的风险。
以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组织，两只眼睛都盯着发展中国家的赤字与资源配置，恰恰忘记拥有铸币权的国家才最需要监管。其实，IMF宗旨的之一就是促进汇率稳定，然而这一点由于IMF实际上被美国所控制而并没有做到。美元汇率多年来的大起大落，是国际金融秩序不稳定的重要根源。这反映了国际储备货币功能由主权信用货币承担的矛盾。前者要求稳定，后者要求根据局部利益不断调整。然而这是大局和小局的矛盾，“小局应当服从大局”，已经从铸币权受益的美国，必须承担稳定汇率的义务。对此不仅美国应当首先自律，同时20国金融峰会的代表机构和IMF应把监督储备货币汇率的相对稳定当作首要任务。在此次峰会上，应当争取做到对储备货币必须相对稳定达成共识和约定条款。要求美国在经济复苏后，承担义务有计划地逐步消除国内消费投资同储蓄之间的失衡，必须约束货币发行量，并接受国际监督。“利益和责任应该相对等”，这是国际通过的原则，美国应该接受这一公平的诉求。而反过来也成立，中国承担了更多的责任，也应该获得更多的利益和权利。
最近美联储表示将可能采取多发货币的方式收购国债，如果任由美国这样毫无约束地开动印钞机，将直接导致通货膨胀预期，整个世界将会陷入更大的麻烦中，中国所遭受的损失更是首当其冲。目前美国采取的救市方法，是把私人部门的债务转移到公共部门，然后把公共部门的债务转移到其它债权国家。如果按照这样的方式来清算债务的话,中国就会成为最主要的买单者，我国辛苦积累的外汇储备将会遭受巨大损失。我国应在这此会议上，对美联储这种不负责的态度给予严厉斥责。美国这样做，是对不久前刚刚向温总理承诺保证中国资产在美国安全的极大背叛，是对全力支持美国购买了巨量美债的中国的无信赖帐！应力促各国一道建立起对美元发行的国际制衡机制，逼迫美国在保持汇率稳定上承担起责任来。而且可提醒美国，如果美国滥用自己的权力，大规模增发货币，将使美国政府和美国金融市场的公信力逐次失去，导致整个市场对通货膨胀甚至滞胀的预期，使更多投资人退出美国国债市场，这将会使世界经济进入更加剧烈的恶性循环，这也有损美国的长远利益的。
在目前国际货币体制改革的关键时刻，作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我们绝不能放弃自己应有的权利。美国既然一再要求别国增持美国国债，中国便绝不能放弃要求债务国改善财务状况、实施严格的赤字管理的主张，这些主张是美国过去一再要求其它国家的，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美国及其主导的IMF向亚洲金融危机国提出的就是这些主张。目前我国在峰会上提出此主张正是大好时机，不仅有利于中国、日本这样的债权国，也有利于约束美国注意自己的长远利益。我国如果不在此会上提出自己的主张，丧失的将不仅是长期的收益和外汇储备，还会错失督促美国及IMF进行根本制度变革的良机。
二、改变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制度，促进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
目前，除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以外，欧元，日元，英镑也是，但所占比例较小，而且也都有主权信用货币的弱点。因此改变美元独大的局面，建立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加强IMF特别提款权的建设，可能是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的较好选择。特别提款权是上世纪60年代发生第一次美元危机以后酝酿成熟的。但在实际执行中并没有达到设计的初衷。原因在于，一是它的数量有限，没有超过国际储备货币总量的5%，二是分配不公，主要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三是只能用于国际清算，不能用于贸易和金融往来的直接支付。但根本原因是美国人态度不积极。在这次国际金融改革中应当促使美国人改变态度。为完善这一工具，可以考虑在货币篮子中增加黄金，加强其“货币锚”的作用，抑制美元等货币的滥发。
有专家建议，“扩大特别提款权额度”要有一个计划，比如在五年内使其占储备货币总量的10%，还应当增加发展中国家的配额，以提高他们抗风险能力。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综合国力的增长，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是迟早的事。虽现在提出为时尚早，但应积极准备条件。我国政府决定在周边国家实行用人民币做贸易结算的试点，增加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往来中的结算量，酝酿在香港建立人民币国际结算中心，都是很好的创造条件之举。另外，发行熊猫债券，给其他国家提供以人民币计价的美元贷款或者是其他币种的贷款等。包括
2010年IMF重新确定SDR篮子的货币构成时，要争取把人民币装入篮子。人民币何时变为资本账户可兑换，是走向世界的重要条件，要为人民币走向完全可兑换规划路线图。为此我们必须做好三件事，第一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提高综合竞争力；第二，经济结构调整到以内需为主；第三，不仅有充足的外汇储备，也有充足的黄金储备。因此2020年可能是一个合适的时机。
总之，应增强其他货币的地位，未来要建立以美元为主，欧元和亚洲的货币都能够发挥适当决策作用的多级的国际货币体系，逐渐改变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制度。
三、改革投票机制，取消美国在ＩＭＦ中的一票否决权，否则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实施。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中，美国的权重分量与其所尽的义务及能力存在严重背离，美国占有的１６.７７％的投票权份额，较第2位日本的6%高出一大截,中国仅拥有3.66%投票权。实际上形成了美国的一票否决权，妨碍了更加公平、有效的机制的建立。因此，我国要联合其它国家，改革ＩＭＦ的投票机制，采用“三分之二通过的原则”，提高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投票权（仅仅提高两、三个百分点是无用的），降低美国的，投票权份额，使其不能构成一票否决权，否则任何有效的改革都不可能实施。要修改ＩＭＦ的决策规则及管理体制，增加新兴市场国家的参与和管理权，应是国际金融体系重建的方向。
四、救灾救市要区分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债务。
这次金融危机与以往任何一次危机具有截然不同的特点，就是通过所谓金融创新吹起高达天文数字的金融衍生品泡沫，具有摧毁全球经济的巨大能量。金融衍生品坏债其实是脱离实体经济的投机赌博债务，美国的各种金融机构对三、四千亿美元的次级贷款进行重新包装，在此基础上又创造了高出数十倍、数百倍的次贷债券和相关金融衍生产品。借助金融自由化政策，美国放纵资本贪欲和金融投机泡沫无限膨胀，创造出高达600多万亿美元的金融衍生品，较美国14万亿的GDP高出50倍！花旗银行持有各种金融衍生品金额高达３９万亿美元，相当于其拥有的２００亿美元总资本额的近2000倍。这样巨大的虚拟泡沫是无论如何无法救，也不该救的。
刺激经济和解救金融危机必是美国这次参会的优先考虑，美国政府前后投入了上万亿金融挽救计划，然而，大部分资金被用于购买次贷危机给造成的金融机构不良债权，显然美国这样的处理方式，将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金融机构带来巨大损失。一些金融机构高管在造成世界巨大损失的同时不仅不反省，还用纳税人和中国等国的资助为自己发高薪，足见其贪婪本性。
笔者很赞同杨斌的建议：中国应联合世界各国向美国施加压力，要求美国救市应严格区分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债务：一种债务是花真金白银购买的债券，像美国的养老金、中国金融机构购买的美国两房等金融机构的3A级债券、世界各国拥有的美国政府债券等，这些是必须优先保障的实实在在的债权；另一种债务是金融机构投机产生的赌债，例如具有高杠杆投机性质的金融衍生品债务，已高达天文数字的庞大规模，根本无法挽救，而且挽救这类投机坏债，必将导致全球恶性通货膨胀。中国不应坐视美国金融衍生品的定时炸弹不断爆炸，引发一轮轮金融海啸并且最终导致“崩溃式膨胀”灾难，所以G20会议应监督美欧只能把资金用到解救前一种债务上，而对后一种完全脱离实体经济的赌博式投机债务，则应主动联合世界各国拆除这些金融衍生品的定时炸弹，争取不待其爆炸就先行将其全部冻结、注销，而彻底废除这类债务并不会影响实体经济的运行。总之一句话，“救真金而不救垃圾”，否则世界将被垃圾泡沫所淹没。
五、建立新的国际金融监管体制，加大监督与处罚力度。
应支持欧洲关于加强金融监管的一切合理主张。对于奥巴马政府反对自由放任的金融政策要给以鼓励，对于他们可能对华尔街金融垄断资本让步和妥协的行为则要批评和扼制。
新的国际金融监管体制要超越现有的ＢＡＳＥＬ协议和ＩＭＦ，形成多边和双边的监管协调机制；制定统一的国际金融监管标准，建立对离岸金融、对冲基金、私人股权投资基金等跨境流动资本的统计与监测体制；对金融衍生品的创新要进行严格的录制和监管。为推动奥巴马政府整顿美国银行系统施加压力。但中国也应注意回避把中国几大银行列入监管审查的陷井，因为中国不是金融风险制造源，而中国的金融监管人才也还不具备监查国际大行的能力，要防止没有监查到别人反而被外方把自己查个底儿掉的被动局面出现。
会议还需要建立针对全球的资本市场、尤其是对衍生产品交易、各种表外业务、以及评级机构等的规范监管和处罚。尤其是对衍生产品交易的创新要设规、对各种衍生产品交易及金融创新产品要从表外业务放入表内监管、对评级机构滥用权力要加大惩处力度。坚决主张对金融资本扰乱正常金融秩序的活动加以制裁，并对纵容金融资本投机活动的法律漏洞加以堵塞。
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曹红辉建议,可以由IMF对每个国家的监管进行评估，并发表报告，各国可依据报告，制订对其它国家的投资政策。例如美国若不达标，中国可以限制其主权基金或机构投资者投资中国等。同时，可推动各国在会上达成建立全球信息共享机制，例如美国有资金流入香港，美国应通知香港监管机构。要监管钱的流动，不要等这些热钱累积并爆发危机后，才手足无措地去救火。
六、应把20国集团金融峰会机制化，固定化。
最大限度地为我国、为发展中国家争取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应有的权益。现在国际社会一致要求增加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监督权，发达国家也不反对。但是，只增加少许投票权，不可能解决好国际货币金融改革问题，我们要争取的是对应有权力的组织保证。
因此，应当在此次会上，对20国集团金融峰会的常规化和建立代表机构作出决议。如果这次会议不能将美国在IMF中的一票否决权打掉，就应借把G20常规化来把IMF边缘化。应把20国集团峰会定为国际金融的最高决策机构，每年至少开会一次，为了在非常时期加强领导，休会期间设部长级代表机构，当前它的使命是主持救市和改革，全球经济稳定后则可以转向改革和监督。IMF和世行要接受它的指导。在此时期从组织上增强国际金融机构的代表性和权威性，是为了向全球昭示此次峰会克服危机的决心，带给国际社会以鼓舞和信心。应当在此次会上对峰会的常规化和建立代表机构作出决议。至于在强化组织领导后，IMF和世行如何配合运作则可以从长计议。
七、联合其他国家遏制和消解美元霸权和美国的垄断地位。
既然美国是这次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而且又至今缺乏反省，还一再把责任推给不断牺牲自己利益救助美国的中国，指责中国操纵汇率，这就像狼想吃羊时指责在下游喝水的小羊把水源搞脏了一样的荒唐；既然全世界都反对美国的金融霸权和滥发货币，我们为什么要支持美国并和美贴得很近？这会损失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何况美国又是一个不知道报恩而随时会反咬一口的国家。保尔森的行为就很说明问题，伯南克最近推动美联储印钞货币买国债，就更说明美国以邻为壑的态度。中国就像一个穿着破烂的农民工却被一巨富掏了腰包，省吃俭用攒的钱被偷走蒸发后却还在强调不落井下石，而真正在井里的其实是自己，不断往下扔石头的却正是美国。中国不应再让美国这样的欺辱和利用中国。
如果说金融改革在微观层面上是要政府约束华尔街的话，那么在宏观层面上就是要抑制美国金融霸权。在这一点上，美国政府自己是不会拱手退让的。我们在峰会上应联合发展中国家，以20国金融峰会为平台，争取发展中国家应有的权益。
八、旗帜鲜明而又有理有节地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中国作为对外依存度很高的国家，当然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但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并不能只靠呼吁，还应该辅之于强硬的手段，同时有理有据的力争。因为比起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力和承受力弱很多，在强者面前对弱者给予一定的保护是国际通行的道理，否则弱国的经济就永远无法发展并被跨国公司全部占领。中国可以像对待核武器一样，提出中国决不首先搞超出弱国合理保护度之外的贸易保护措施，但一旦哪国（尤其是发达国家）滥用贸易保护手段，中国一定报复，只有这样的有力威慑，才能有效遏制发达国家滥施惩罚性措施，中国才会不陷入既被别人在境外制裁，又让别人在自己境内长驱直入的双重困境。美国只有在受到我国报复手段的制裁后才会有人主动在国会游说解除对我国的贸易保护措施(例如90年代美国停止我纺织品进口以保护美国的纺织业,我立即以停止美国农产品进口为报复,代表美国农业利益的议员立刻在美国国会反对美国对中国纺织品的制裁,由于美国的农业出口占大头,最终美国放弃对我纺织业的制裁,取消了对我纺织品进口美国的禁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