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流感大流行期间，美国红十字会的志愿护士在加州奥克兰的奥克兰礼堂照顾流感患者。图源：Wiki
1997年初，我动笔写此书时，计划是将1918年的事件作为一个叙述载体，一项案例分析，一枚探寻若干甚至无关流感的问题的探针。我无意恐吓任何人或宣传任何事，只是想知道美国社会是如何应对一场巨大挑战的，而这次挑战正是自然趁人类内乱正酣之际，火上浇油挑起的另一场战争。同时，我也想知晓那些至少拥有某些应付这一挑战之权力的人又是作何反应的。
这意味着我不仅需要考察那些在全国或地方上拥有政治权力的人，还得考察科学家，因为他们同样也在执行权力。我尤其想探究研究者在承受极端压力的情况下如何开展科学研究，并弄清一个人在作决定时所面临的认识论问题。人们采取何种程序来搜集信息从而作出较好选择？一场危机是如何，或者说是否，影响决策的过程？要拥有多少数据才算充分？简言之，你又如何清楚你已经知道了呢？此外，我还想弄明白我们应该从这样一种考察中得到什么教训。
我相信，那些是人们存有疑虑的重要领域，而读者对本书是否有助于了解它们自有评判。
然而，我写这本书的初衷却被一些事件掩盖了，诸如新的禽流感病毒感染人类的速度日益加快——因此许多专家所忧心的、将会引发新的流行疫病的威胁正一触即发。这个不断演化的威胁使我对本书的主要部分作了一些改动，并写下这篇新的后记。
最受关注的禽流感病毒被称为H5N1。它最早于1997年出现于中国香港，也就是在我为写作本书而开始研究之后的数月。18人感染，其中6人死亡。为扑灭这一病毒，100余万只家禽被宰杀。7年后，就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编者按：《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一书最早在2004年出版），东南亚的家禽中又爆发禽流感，同时导致数十人死亡。可就在若干个国家的公共卫生官员再次为清除该病毒而宰杀了超过一亿只禽鸟之后，它却忽然销声匿迹了。
人们的努力白费了。H5N1病毒已经在亚洲大部分地区的野生鸟类种群中扎下了根。于是，它在2004年12月卷土重来，噬灭禽类，并导致更多人及包括家猫和老虎在内的其他哺乳动物死亡。尽管在我写作本书时（希望永远如此），禽流感病毒尚未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但似乎死于该病毒的人数在感染人数中所占比例甚至与1918年因流感病毒而失聪的人数比例相同。
因此，这里提出几个问题：
是否会发生新一轮的流感疫情？
如果会，它有多危险？H5N1又会表现出何种威胁？
我们该作何准备？要做些什么才能令我们准备得更加充分？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绝对是肯定的。世界卫生组织（WHO）、美国科学院（通过其医学分部——医学研究所）以及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均认为流感疫情一定会再次发生。
更令人忧虑的是，WHO、CDC以及其他卫生组织都已用诸如“可能”和“很可能”之类的字眼，向人们警示着在不远的将来发生大流感的可能性。这些机构的警示都是建立在具体而令人警醒的数据基础之上的。
出现跨越物种屏障的新重组病毒的威胁总是存在着，由于人类直接感染禽流感病毒的病例增多，威胁日臻严重。
当然，病毒每感染一个人，就有一次新的机会可以跨越物种传播。任何一个读过本书有关该病毒章节的读者都知道，所有的流感病毒都起源于鸟类，但它们以惊人的速度突变，并能与其他流感病毒交换基因。一旦一种禽类病毒感染了一个人——也可能是另一种哺乳动物（尤其是猪），那么该病毒不是与已有的人类病毒重组，就是像我们所能想象的一样，直接突变产生一种新型的、可以在人类之间传播的病毒，一场新的流感大流行就可能爆发。
1959—1997年间，只有两人明确感染了禽流感病毒。这两名患者被隔离，而且均未死亡。
与此相反，1997—2005年春，三种不同的禽类病毒就使200余人患病。感染通常成群出现，这三种病毒中的两种已致人死亡。
在这三种病毒中，最持久稳定的、也是我们所知最危险的就是H5N1。已知的禽类病毒感染人类的病例中，超过一半均由它引起。在已被证实的感染病例中，其死亡率为33%—70%。由于目前它在亚洲鸟类种群中流行，所以在可预见的未来，它很可能会持续感染人类。
还有另一个威胁，那就是引起了1957年大流行的病毒——H2N2病毒。许多病毒学家都认为它很可能是下一个引起疾病大流行的病毒，因为它不像禽类病毒，它确实能够由人传播给人。此外，由于1968年大流行的病毒，即目前占主导地位的流感病毒的出现，H2N2病毒已几近灭绝。这就意味着，目前世界上大部分人从未接触过H2N2，假使该病毒重新出现，他们就极易被感染。（1918年的H1N1病毒尚有一个毒性轻微的“远亲”还散布在人间，因此人们可能对H1类病毒具有一定程度的抵抗力。）
基于这些原因，病毒学家和公共卫生官员认为新的疾病大流行几乎无法避免，但他们无法预测它何时发生。正如一位流感专家所言：“只闻钟声嘀嗒，而我们却不知道时间。”
所以，下一轮大流行会有多严重？会有200万人、2000万人还是2亿人丧生呢？美国会有多少人死去？
没人说得准。但若将1918—1919年的大流感与艾滋病相比，人们就可以看到形势之严峻。如今世界人口已超过60亿，自艾滋病被发现后，24年来，全球范围内艾滋病死亡总人数约为2300万；与此同时，2005年约有3900万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HIV病毒）。在美国，艾滋病的累计死亡人数约为50万。
1918年的世界总人口为18亿，仅占当今人口的28%。但1918年的流感病毒夺去了大约5000万人——甚至可能多达1亿人——的生命。前面报告的艾滋病造成的死亡人数是24年的累加，而大部分流感导致的死亡发生在短短24周之内。
但要真正展现流感的可怕威力并不需要最糟糕的情形，最佳情形——轻微的流感流行——已足以说明问题。
1968年大流行是一次轻微的流行，美国约有34000人死亡（相当于目前人口中的55000人），这个数字同1918年死亡总人数相比，只是沧海一粟。这可并不是因为医学已经征服了病毒。抗生素可以阻断复杂的细菌性肺炎引起的死亡，但是疫苗只有到大流行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才会有效。1968年大流行的死亡人数相对较少只是因为病毒的毒性轻微。
1918大流感流行期间的美国急救医院。图源：Wiki，Public Domain
尽管如此，WHO估计，一个类似于1968年病毒的流感病毒可能导致当今世界200万—740万人死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目前的发达国家，即使是轻微的流行也很可能造成比以往更为严重的后果。事实上，CDC进行了一项研究，以预测如果新的流行性病毒——与1968年的病毒极为相似——侵袭美国，其可能的结果会是怎样。该研究预计，即使是一个温和的病毒，死亡人数也高达89000至207000人。死亡人数如此之高的原因与CDC总结的一样：尽管医学发展了，但死于普通的流行性感冒的美国人却比以往更多了：1918年、1957年，甚至是1968年，留下免疫系统受损后遗症的人数都还相对较少。今天，很多人，主要是老人，还有接受过放化疗的癌症幸存者、移植受体、HIV感染者等，他们的免疫系统都会受损，而且此类人数还在不断增加。
此外，即使是发达国家，其卫生系统也可能被流行病拖到崩溃的边缘，甚至已然崩溃。与其他产业一样，医院已经提高了效率，成本也有所缩减——这也意味着医院实际上已不会有余力。因此，美国目前人均占有医院床位远少于1968年。（这令我回想起一次巡回推销图书时的亲身体验。当我到达堪萨斯城时，一场普通流感的爆发迫使8所医院关闭了急诊室。其他许多城市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即便是最温和的爆发也对卫生系统加压甚重。）而在发展中国家，遇到这种情况，卫生系统就可能全盘瓦解。
类似地，美国拥有105000台呼吸机，其中3/4处于日常使用状态。在一般的流感季节，呼吸机的使用率会升至近100%。而在流感爆发期间，呼吸机自然是供不应求。这一问题和其他类似问题——如抗生素储备不足、继发性细菌感染， 甚至注射针头的供给——都能轻易挑战自1918年以来的所有医学进展。
然而，死亡人数并不足以充分衡量流行病带来的影响。即使是很温和的流行病也可能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动荡。
正如明尼苏达大学的奥斯特霍姆（Michael Osterhom）所指出的，自1918年以来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也导致了新的社会问题。
最明显的变化莫过于国际贸易的扩张。2003年SARS的爆发虽然只是导致与中国部分地区的贸易瘫痪，然而由于产自中国的电脑芯片的量实在太大，所以SARS仍然影响到了全球范围内的计算机制造业。疾病流行将会严重破坏国际贸易，国内产业发生混乱尚属于较好状况。
社会行为也发生了改变。1957年，只有10%的人外出用餐，出售的食品种类中只有20%是易腐食物——新鲜蔬菜而非罐头食品。如今，已有38%的人外出用餐，食品种类中有48%是易腐食品。这些新习惯会对病毒传播及社会动荡程度产生影响。
与此同时，美国商业采用的“即时”仓储递送也意味着，如果一个供货商的众多工作人员因病休而无法运送某种关键货物，那么整个行业都有可能瘫痪。运输系统小小的异常——如铁路工人和机场的飞行控制人员患病——都可能导致整个系统的混乱。甚至殡葬行业也无法幸免。在1968年，平均每副棺材出厂后5个月才会派上用场，而现在只要三周半。因此，流行病再怎么温和，也至少将再现1918年的恐怖情形之一——殡仪馆的棺材告罄，这一点几乎是肯定的了。
而这已是在温和的疾病流行中最乐观的景象了。
最坏的情况可能超乎想象。我们不需要以H5N1的超高死亡率来危言耸听。2003年荷兰爆发的H7N7禽流感已足够说明问题。该病毒出现于禽类养殖场，致使89人患病，其中1人死亡。89人中仅1人死亡，这听起来并不可怕，但一种新的流感病毒能够导致15%—40%的人病情严重到出现症状，这就很可怕了。它可能导致美国4400万—1.15亿人患病。仅在美国，超过1%的死亡率就能转化为50万—130万人的死亡。
唯一的好消息似乎是现在越来越多的病毒学家不再相信H5N1会是下一个新的流行性病毒（如果它真的会衍生出下一次大流行的病毒，那么在适应将人类作为宿主后，它也会变得温和）。他们的理由很简单：很多人——这个数目大大超过已经证实的感染病例数目——已经接触过这种病毒了。目前H5N1还不能轻易地从人传播到人。病毒学家认为，如果该病毒能够采用这种传播方式，那么它早就采用了。
但纵观历史，还没有哪个时期和今天一样，有如此多的人类和动物混居在一起。1968年，中国只有520万头猪、1230万只家禽，现在则有5.08亿头猪、130亿只家禽。而H5N1也在适应越来越多的动物。
我们对新的疾病流行准备得有多充分？当我写下这句话时，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毋宁说，完全没准备。疫苗是不错的解决方案，但目前还仅限于理论阶段。
首先，从实际角度来看，要在新的流行性病毒出现之后的6个月内生产、分发、管理数以亿计乃至10亿或更多的疫苗制剂几乎是不可能的。要抵御新的病毒，很可能需要两倍的剂量，而非通常的剂量。所以甚至在最乐观的情况下，也要等到大流感的第二波散播开来，人们才可能拿到疫苗。
其次，现阶段疫苗的生产技术和设备都远未达到最佳状况。这个问题在2004年就已得到充分证明：当时仅英国一个工厂发生污染，就导致美国的疫苗供应减少5000万份，几乎占了总量的一半。
最后，很有可能的情况是：面对新的疾病流行，在本国人口未全部得到防护之前，各国都不会允许自己的疫苗出口——而美国使用的所有疫苗中仅有一半是在国内生产的。
科学家已研发出若干种能够缩短病程、缓解病症的抗病毒药物，奥斯他韦（oseltamivir）效果尤其显著（尽管如此，奇怪的是尚不清楚该药物是否能降低死亡率）。更重要的是，在疾病流行时这些抗病毒药物还要起到预防作用，使服用过的人们不患病，这使得抗病毒药物在疫苗被生产出来之前的那段时间里显得尤为重要。美国与其他一些国家的政府已经开始——但也只是刚刚开始——储备奥斯他韦，可仅有一家制造商还不能满足需求。如果近期发生一次疾病流行，该药物将很快供不应求。而且，人们始终就病毒对奥斯他韦或其他任何药物产生抗性而心存忧虑。
H5N1带来的威胁吸引了全球各地科学家和公共卫生官员的注意。他们冷静地——当然有时也不是那么冷静——警示那些掌握着财政大权的人，如果他们现在不为大流感作好准备，那么将来的某一天，就会有个调查委员会撰写出一份相当于“911调查报告”的报告，质问他们为何没有采取行动。只是这一次，丧生的不再是数千人，而是数百万人。
我们要做些什么呢？
我们应当将流感视作一次致命的威胁。一场大流感甚至比一次大规模的生物恐怖袭击造成的伤亡更多，而且更有可能发生。此外，根据CDC的报告，每年死于流感的美国人有36000人，几乎是全国艾滋病死亡总数的三倍，而且正如之前提到的，尽管医学已经进步了，但每年的流感死亡总数仍不降反升。直到2004年疫苗彻底失败后，国会才开始认真考虑疫苗供应的必要性。但从所拨经费来看，流感仍未引起国会的足够重视。
为大流行作准备的第一步是监督。越早发现新病毒，我们成功研制和发放疫苗的机会就越大。几十年来，WHO一直在监控着流感。
监督具有两个目的：追踪现存病毒亚型的突变从而对每年的疫苗进行调整，以及搜寻任何新的流行病毒株出现的迹象。当然，我们必须知道要去哪里寻找，所以查明1918年病毒的起源就变得极其重要。
本书假设1918年的病毒起源于堪萨斯州的哈斯克尔县，但在这点上，众说纷纭。由于流感既是地方性疾病又是流行性疾病，在没有病毒样本和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的情况下，就算有那么点进展，我们仍不可能完全肯定哪一种推测是正确的。唯一的证据就是流行病学。
大多数流行病的起源地都是亚洲。原因很简单：在亚洲，与猪和禽类密切接触的人群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因此病毒从动物传给人类的机会也增多了。部分医学史家和流行病学家相信，1918年的大流行也同样始于亚洲。
近来，英国病毒学家奥克斯福德（J. S. Oxford）提出了另一种理论，认为1918年大流感发源于一个驻法的英军营地。1916年，那里爆发了一种被英国医生称为“化脓性支气管炎”的疾病。死于该次疾病爆发的士兵的尸检报告确实表明，他们的症状与那些在1918年死于流感的人惊人地相似。
流感快速爆发的过程中，众多科学家和组织机构开始寻找疾病的病源。当时有几项关于大流感的大规模国际性研究，美国医学会赞助了其中被认为是最突出的一项，该项目由乔丹（Edwin Jordan）博士领军，他当时是《传染病杂志》（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的主编。乔丹花费了数年时间审查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证据。
乔丹首先怀疑的是中国。1918年初，中国的确出现过流感，但只是小规模爆发，也没有扩散开来。1918年头5个月间，香港的医院中只有22例患者被确认为流感；而在广东，直到6月4日才出现第一例流感。某些医学史家认为，1918年中国爆发的某次致命性肺部疾病事实上正是流感，而经过洛克菲勒研究所培训的几位中国科学家将其诊断为肺鼠疫，而当时对鼠疫杆菌的实验室鉴定已经非常方便而且准确。这些中国科学家也确信并无证据能将其他爆发同这次大流感联系起来。乔丹最后也得出结论说，中国这些疾病爆发都“不能被认为是欧洲流感爆发的真正预兆”。
乔丹接着开始研究奥克斯福德假说的证据。他从几点对之予以反驳。“化脓性支气管炎”并不能如此迅速广泛地传播开来，而新的流感病毒通常却可以。实际上，那次爆发似乎根本就没有扩散开来，所以至少有好几位英国军医队的成员甚至都不认为这是传染病。
（况且，目前我们已经知道，一次突变就能导致现有流感病毒的突然爆发。2002年夏天，一种极其致命的流感突然在马达加斯加的部分地区爆发；一些镇上绝大多数人都病倒了——有个镇达到了总人口的67%。但导致这次致命流感爆发的病毒却不是新病毒，而是1999年在巴拿马分离到的病毒的H3N2亚型，一般情况下只会引发温和症状。它只是往毒性更强的方向发生了一次变异，之后又回复到了原有的温和型状态。这次流感在消退时都还没能扩散到全岛，岛上111个医疗点中，只有13个受到影响。假使奥克斯福德指出的爆发的确是流感的话，那就该像马达加斯加的病毒一样发展。）
对可能的疾病发源，乔丹也曾考虑过世界上其他几次较早的流感爆发，但那些也只表现得像是流感的地区性爆发。他得出结论：这些都不太可能是1918年大流感的源头。
只剩下美国了。乔丹留意观察了美国一系列春季爆发的流感，看起来这次的证据更为有力。人们可以看到流感病毒从一个营地跳到另一个营地，再随着军队扑到城市里，最后又随着他们漂到欧洲。他的最终结论是：美国才是流感的最初起源地。
随后，一名同样对流感做了深入研究、著述颇丰的英国人也赞成乔丹的观点。他也没有找到任何关于流感起源于亚洲的证据，也否定了1916年英军营地“化脓性支气管炎”爆发事件的可能性；他得出了如下结论：“该病很可能是从美国带到欧洲去的。”
先前曾提到过的澳大利亚人伯内特耗费数年时间，仔细研究了这次流感的流行。他也找到了“如山铁证”，证明该病始于美国，并“随美国军队登陆法国”而扩散开来。
分子生物学则提供了更多证据。美国陆军病理学研究所的陶本伯格提取了1918年流感病毒的若干样本，其中一些来自解剖后保存的肺组织，还有一些来自埋藏在北极永冻层下的尸体。他对病毒基因组进行了测序，根据病毒基因组的突变速率，他认为病毒是在1917—1918年的冬季——大约在大流感致命袭击前的6—9个月——转移到人类身上的。
这个时间点、这次爆发非比寻常的性质以及病毒若非源于哈斯克尔却又传到那里的不合情理，一切都与流感起源于哈斯克尔的推测相吻合。而且，人们也可以轻易地追踪流感扩散到外界的轨迹：入伍的士兵们将它带到了福斯顿营地（事实上，一些大流感史的故事就将这里作为缘起），从那里，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到疾病又是如何传开，到了其他的兵营，到了美国平民当中，再到了欧洲。
流行病学研究仍在继续。从本书首版（2004年）以来，研究者查阅了更多的历史数据，发现纽约在1918年2月和3月，年轻成年人的死亡率升高，这可能说明那里爆发了流感。该研究工作的负责人却认为，即使这些死亡是由流感引起的，也不能排除哈斯克尔是流感起源地的可能，当然也没有增加其可能性。不过，到目前为止，堪萨斯州的哈斯克尔县是流感起源地这一观点仍然与现在掌握的所有证据相一致。
大流感提醒研究人员应当从何处下手寻找新的病毒。它——同2003年欧洲的爆发一起——提示着研究者，不要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我们生活的世界并不完美，而且WHO也没有足够的资源来监控世界的每个角落。WHO的监控计划听起来很强大：目前有82个国家超过100个实验室加盟。还有四个缔结合约的WHO流感病毒中心——位于亚特兰大的疾控中心和英、日、澳三国的实验室——提供详细的分析。
尽管WHO总体上看是一个典型的官僚机构，但其流感部门在遇到困难考验时已经表现出了果断和能力：它确认并控制住了1997年H5N1病毒的爆发以及2003年的SARS（起先被认为很可能带来新的大流感威胁的一种病毒）和荷兰爆发的H7N7禽流感。迄今为止，WHO在控制H5N1方面表现出了很高的水平。
然而，参与监控系统的国家还不到世界所有国家的一半，还有一些国家（如中国）虽已加盟，却仍有众多地区尚为空白。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尽管WHO正设法解决这个问题，但要说服一个很大一部分人口感染了HIV的非洲国家政府分出资源给潜在的流感威胁，几乎是不可能的。同时，WHO自身也缺乏用于东南亚迫在眉睫的H5N1威胁的资源。
所以，尽管监控系统很有效且值得去改进，但即使它终有一天能满足需求，这一天也不会很快到来。
我们可以做两件事。
一是我们需要从目前的监控系统中获得更多信息。让政府公布疾病真相是一件较为困难的事。这也许是1918年（大流行）最大的教训，也是仍未被吸取的教训。
在这个问题上进行开放交流，需要承担严肃的外交承诺，还需要创建保险制度，以赔偿国家和农民因说出真相而造成的经济损失。没有一个国家会主动提供可能破坏本国经济或生计的信息。
交流很重要。如果交流足够开放，监控足够良好，领导层足够果断，那么就确实有一丝希望通过隔离病例、区域封锁和抗病毒治疗等手段将新的流行性病毒扼杀在其起源地。
然而我们可以采取的最重要的行动是立即行动。美国和其他具备科学基础设施的国家政府可以启动——无论是合作还是单边——大型的流感调查行动。对我们的资源——将钱用于何处——进行理性抉择的时间已到。
试想，直到2005年，每年在西尼罗河病毒上的总花费比用于流感的要多。在西尼罗河病毒最猖獗的年份，有284名美国人死亡，而5年来死于该病毒的不到900人。更重要的是，它并不是能在人群中爆发的疾病。就算我们一文不花地与之斗争，它可能也会自行消失，如同曾在圣路易斯市所发生过的瘟疫一样，那几乎是西尼罗河病毒的一个孪生型。
将其与每年数以万计死于普通流感的美国公民相比——更别提大流感的威胁了，这证明的不仅仅是那些决定资金使用的人的不理智，还有他们的不负责任。
将大流感与恐怖主义进行比较更有用。国土安全部将大流感视作美国所面临的威胁中最可能发生且最致命的一个。
WHO认为，有43种不同传染性的生物体能够被用作生物武器，流感榜上有名。在这个列表上，传染性最强的三种就是炭疽热、鼠疫和天花，而肉毒素被认为是最危险的毒素。然而，我们有疫苗可以预防天花、炭疽热和鼠疫——抗生素对后两者也有效，而抗毒素可以中和肉毒素。此外，炭疽热和肉毒素也不能在人和人之间传播。WHO曾经研究过所谓“最坏情形”，那是一次发生在一个有着500万人口的城市内的肺鼠疫生物恐怖袭击。WHO的调查结论是，该病将可能导致150000人患病，36000人死亡。根据人口因素进行调整后的结果表明，这个最严重的生物恐怖袭击与1918年流感肆虐费城时的情况相比还有些差距。
到了在防治流感上痛下重金的时候了。
二是我们需要对疫苗生产进行投资，并为大流行的真正到来强化过负荷能力。联邦政府已为此投入一定资金，但问题仍然存在。疫苗制造商说他们在扩大疫苗产量方面的主要顾虑是需求少和不可预知性。一些政策制定者相信，CDC建议的每年应该接种疫苗的人数正在增加，这也许可以为建造足够的制造设备提供充分的理由。但即便该法奏效，它也无法解决接下来的这个问题：美国50%的疫苗需求依赖外国公司。美国人必须决定，是否愿意建设这样一种过负荷能力作为保护国家安全的措施。这样做需要政府通过提供担保或补助金的方式参与进来。此外，尽管制造商们认为“义务”同产品短缺无关，并非一项重要因素，但是作为鼓励，政府需要立法对他们进行一定程度的保护。
我们也需要对改进疫苗生产的技术本身进行投资。大多数人注射的疫苗都是由灭活病毒制成的，但到2003年，一种由活病毒制成的吸入式疫苗问世了。对人类而言，它风险低，是一种更佳的给药系统，因为它能够刺激喉咙黏膜的免疫反应。但这两种疫苗所用的生产流程却都是数十年前的老技术，需要在鸡蛋中培育。而利用分子生物学手段，可以使生产周期缩短数周——在一场大流行中，短短数周时间就可以挽救几万乃至几十万人的生命。科研经费投入越多，就越有可能得到更多更好的抗病毒药物。
运气好的话，对基础研究投入更多资金有可能发现对所有流感病毒都有效的疫苗。研究工作正以基因组中的“保守”区域——例如所有流感病毒普遍具有的某些遗传结构——为目标进行着。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将资金用在储备奥斯他韦上。这种抗病毒药物是我们目前对付H5N1的唯一武器。但它不是魔法药剂。导致现今大多数病例的流感病毒H3N2，就表现出了一定的抗奥斯他韦的能力。到目前为止，H5N1在实验室内还未对其产生抗性，但我们无法保证它和其他病毒将来不会产生抗性。
就在我们寄希望于科学，期待着下一个科尔或埃弗里的出现时，国际组织、美国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正在为下一次大流行作准备。只有当大流行爆发时，我们才能知道这些计划者做得有多充分。
1918年的如山铁证，证明该病始于美国，并“随美国军队登陆法国”而扩散开来。
媒体和公共官员助长了这种恐慌——不是通过夸大疾病的可怕，而是极力掩饰，试图向公众保证此次疾病并不可怕。
恐惧源于蒙昧，就像在丛林中被未知的猛兽追踪着。所有成功的恐怖电影都是利用了人们对未知事物的恐惧，对我们无法看见、无从知晓的威胁的恐惧，以及孤立无援的恐惧，而在所有的恐怖电影中，一旦怪兽露出原形，恐惧就凝缩成具体形象，不复存在了。害怕还会有，但由未知而产生的极端恐惧消散了。
1918年，官方和出版物的谎言令恐惧从未能够具体化，公众无法相信任何人或事，因而他们也就一无所知。恐惧使女人不敢照料自己的姐妹；使得志愿者不敢将食物带给那些病重而不能自己进食的家庭，而让人们最终活活饿死；使得受过训练的护士不敢回应那些求救的紧急电话。恐惧——而非疾病本身——几乎将社会粉碎。就连沃恩这样措辞谨慎、从不危言耸听的人都说：“短短几周，人类文明就差点灰飞烟灭。”
所以，1918年大流感的最后一条教训，即那些身居要职的权威人士必须降低可能离间整个社会的恐慌。这可谓知易行难。如果社会将“人人为己”作为箴言，它就不再是一个文明社会了。
当权者必须珍惜公众对他们的信任。正途就是不歪曲真相，不文过饰非，也不试图操纵任何人。林肯是第一个这么说、也说得最好的人。
无论真相有多么恐怖，领导者都必须将其公之于众。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打破恐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