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粮食安全形势恶化，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人类或将面临“二战后最大的粮食危机”。

5年前，全球饥饿人口8000万，新冠疫情暴发前是1.35亿，2021年增长到2.76亿，今年达到3.45亿。

在马达加斯加，一个5岁的女孩正在午餐中吃玉米。她的母亲是一名农民，尽管有干旱和昆虫，她仍然用她能生产的作物养活家人。

西方舆论谴责俄罗斯蓄意发动战争，造成全球饥荒。一些别有用心的势力还将矛头指向中国，声称中国大量购粮囤粮，推动全球粮价上涨，加剧全球粮食短缺。

事实果真如此吗？真相又是什么？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此前的三次全球粮食危机。

第一次，上世纪70年代初，受极端气候影响，全球粮食减产，世界粮食总储备仅2.09亿吨。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导致原油和农用物资供应短缺，粮价大涨。1972-1974年间，全球粮食价格上涨了2倍。其间，美出台禁令，要求对苏联出口粮食超过800万吨就要向美报备，加剧了粮食供应紧张。这次粮食危机引发了二战后最长时间的全球经济停滞和衰退。

第二次，2007年下半年，全球各地气象灾害连连，各国粮食大幅减产。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爆发战争，全球油价剧烈震荡，这些因素进一步助推国际粮价上涨。全球49个国家陷入粮食短缺，10多亿贫困人口遭受饥饿威胁，30多个国家爆发骚乱，部分中东国家爆发“阿拉伯之春”颜色革命。

第三次，受新冠疫情、供应链紧张、极端天气等影响，全球粮食市场持续紧张。2021年底，国际粮价升至10年来最高位。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目前，全球大豆、小麦、玉米期货价格较年初分别上涨29％、30％和50％，其中小麦和玉米近2年涨幅超过100％，突破2008年粮食危机水平。

从以上可以看出，造成粮食危机的起因，其实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历次粮食危机，除了受极端天气直接影响，都与地缘冲突及能源或金融危机等相伴生。个别国家操纵粮食问题，将其政治化武器化，服务其全球战略。

与个别国家操纵粮食安全相反的是，近三分之二的重度饥饿人口集中在8个国家：阿富汗、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南苏丹、苏丹、叙利亚和也门。

以当前的粮食危机为例，全球粮食供需其实是处于“紧平衡状态”。

美国农业部等机构预测，今年全球小麦仍有望增产300万吨，达到7.79亿吨，生产相比消费的缺口在800万吨左右，并不大。玉米产量相对消费，预计还有1000万吨左右的剩余。可见，此轮粮食危机根源不在生产端，并不仅仅是由俄乌冲突引起的“总量危机”。

拿中国说事儿，就更说不着了。中国的粮食贸易政策和储备政策，是基于本国国情而确定的，保持了多年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与近期全球粮食危机的形成，并无直接关系。

倒是一些国家的人为操纵，使得粮食市场预期发生较大波动，引发明显的市场恐慌和粮价上涨。

中国助力布隆迪打造粮食种子中心。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多国实行粮食和农产品出口限制。截至3月份，全球受限食品贸易份额上涨至17％。世界粮食贸易的80％被美欧四大粮商控制，他们在粮价高涨中大肆收割财富，赚得盆满钵满。其中ADM和邦吉股价上涨约3倍，嘉吉家族身价暴涨2成，路易达孚预计今年利润增长80％。

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借机对俄搞极限制裁，使全球粮食供应链受到严重破坏，俄作为产粮大户，曾一度有粮运不出。美等却借粮食问题操纵舆论，将造成粮食危机的责任推向俄中两国。

显然，西方国家出于政商私利，搞乱国际粮食市场，导致全球粮食治理背后的地缘竞争和阵营对抗上升，这才是粮食危机真正的“助推器”和“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