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生杂志记者 李国霖
用一种全新的角度去理解的话，我更倾向于把转基因工程的推进比作新一轮的鸦片战争。——F.William Engdahl
上篇 孟山都手中的转基因
在发动转基因粮食作物“基因革命”和这场“革命”向全世界扩散的过程中，美国政府与孟山都等农业化学巨头一唱一和，仿佛公众利益与私人利益融为了一体。
一段亲密的合作历史
“我发现整个转基因工程项目来自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优生学种族运动基金，这个运动基金来自于洛克菲勒基金和类似的美国财团以及布什家族。”
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上世纪60年代的那场越南战争——致命的“橘剂”毁掉了丛林，游击队员无处藏身，数百万的士兵和平民失去了生命。直到今天，“橘剂”制造商孟山都仍被退伍军人在白宫门口状告，要求其为“喷洒橘剂导致皮肤溃烂”做出赔偿，这家化学巨头却坚决地要求撤消相关诉讼，强调当时是执行总统命令，法院无权对此作出判决。
由此可知，孟山都与美国政府的合作关系由来已久。
1983年，世界上第一例转基因植物——一种含有抗生素药类抗体的烟草在美国成功培植。当时有人惊叹：“人类开始有了一双创造新生物的‘上帝之手’。”1986年，美国副总统老布什与孟山都高层在白宫召开了一个特别战略会议。曾任美国农业部官员的克莱尔·霍普·卡明斯透露，这次非公开会议的目的在于讨论对发展中的生物技术行业撤消管制的问题。1988年，老布什当选为总统后，迅速落实几年来“密谋于室”的计划，决定给孟山都和其他主要的转基因公司大开市场绿灯，让他们“大显身手”。随后，副总统丹·奎尔在1992年5月26日宣布了老布什政府对生物工程食品的新政策，他公开表态：“对生物技术产品的监管将与其它产品相同，没有必要进行特别的管制。这个改革措施会加速和简化通过生物技术向消费者、粮食加工者和农民提供更好的农产品的程序。”
美国作家F.威廉·恩道尔(F.William Engdahl)在他的新作《毁灭的种子：基因操纵的幕后动机》(Seeds of Destruction: The Hidden Agenda of GMO)中对这个决策背后的原因有这样的阐述：这是为孟山都等公司的转基因推广进程扫清道路。他说，的确无论在当时和后来的几年中，政府没有颁布一个管制生物技术和转基因产品的新法律法规，尽管忧心忡忡的议员们多方努力，认为很需要这样一部法律来规范转基因产品，以避免未知风险和可能的健康危害。有了老布什政府1992年的裁定，政府监管部门只是简单地以转基因产品生产公司提供的数据来判断新产品是否合适，美国政府从未与孟山都等基因巨头们唱过反调。不久前，《大生》记者以邮件的方式采访了现今旅居欧洲的恩道尔先生，并在11月初恩道尔赴北京参加中国科技部门召开的一个会议上当面访问了他。
记者：恩道尔先生，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农业问题的？为什么萌发了写这本书(《毁灭的种子：基因操纵的幕后动机》)的念头？
恩道尔：20世纪80年代初，自从首次关于关贸总协定(GATT)乌拉圭回合谈判的议论开始，我便潜心研究并撰写关于粮食方面的文章。
众所周知，世界公认的拥有强大实力的3-4家粮食贸易巨头全部属于美国的公司。它们决定着农业方面的政策，而这个影响力不止是在华盛顿，甚至通过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延伸至欧盟国家。当我认识到这3-4家农业巨头公司——孟山都、杜邦、道化学和先正达控制了绝大多数转基因种子的主要专利之后，而且当我了解到这4家中有3家已经有数十年的时间之久在最高机密的五角大楼进行生物化学武器的研究工作，包括在越南应用“橘剂”对付普通百姓那段可耻的历史之后，我意识到必须对于转基因的发展背景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和调查。
从前些年开始，我已经做了大量的调查并发现了转基因工程的发展过程是以洛克菲勒基金的名义进行的。在这之前，我花费了35年之久的时间调查了洛克菲勒家族在石油控制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这个调查始于1973年他们在第一个主要的石油价格冲击中担任了操纵者的角色，这个方案他们投入了数亿美元，这需要丰厚的财力——来自于洛克菲勒家族的实力。
当我继续更深地挖掘，我发现整个转基因工程项目来自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优生学种族运动基金，这个运动基金来自于洛克菲勒基金和类似的美国财团以及布什家族。我发现洛克菲勒基金建立了一些专门的组织机构，诸如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CGIAR)――该组织负责培训整个微生物学家的基础干部，以此种方式将转基因工程的内容宣传到各自的国家，并冠以“解决世界饥饿难题”的美名。从这一点而言，我的调查将清楚地呈现很少有人真正意识到的像洛克菲勒家族喜欢命名为“转基因革命”的深层含义。
记者：请恩道尔先生根据您掌握的情况介绍一下孟山都发展的历史背景及其对转基因生物工程的影响。它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获得了影响力和话语权？在此过程中，孟山都与洛克菲勒集团有何关系？
恩道尔：孟山都是世界上头号转基因公司，总部基地设立于密苏里州。它也是化学除草剂草甘膦(也叫综合组灭草剂)的世界最大生产商。20世纪90年代开始，孟山都花费了大约80亿美元买下种子公司，以填补它作为世界领先除草剂生产商的角色。这个战略可用1999年4月12日孟山都CEO Robert B. Shapiro接受《商业周刊》的采访来定义，他认为这是为了建立一个全球联合的“世界三大产业”——农业、食品和健康——这些现在仍然是分开的商业，但是这将有一系列的改变将其引领到一体化的进程。孟山都正扮演着将其融合到一起的变革者。
孟山都成立于1901年，以制造硫酸这样的工业化学药品开始。它是世界上生产并取得最多许可证以生产多氯化联二苯(略作PCB)的企业，这个物质后来经证实认为会使大脑组织受到严重的损害，会产生生理缺欠或者致癌。孟山都从事于高剧毒的二氧杂芑的制作，还有在越南战争中能致死的“橘剂”。就像一位化学专家的报道一样：“从1962年开始到1970年，美国军队在越南喷洒了7200万升的灭草剂，大部分是‘橘剂’。百万以上的越南人暴露在喷洒的农药之下，还有超过10万的美国人和联合军队。”孟山都开始成为洛克菲勒集团选为战略合作的伙伴之一。
一个真实的犯罪骗局
“‘本质上相同’实际上是美国政府给孟山都和种业联盟企业一张相当于全权委托的署名空白纸(任人填写条件)的借口——这个激进的自由市场在我看来已经过于疯狂。”
路易斯·J.普瑞博尔博士在当时负责制定转基因粮食政策，作为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的17位政府科学家之一，他从研究中得知新基因被植入植物细胞中时可能会产生意料之外的毒素，为此他曾上书老布什政府，警告其“无为而治”的行为存在风险。老布什却对此充耳不闻，执意把转基因这个魔鬼从潘多拉魔盒中释放出来，并裁定所有的转基因植物和食品与同品种的传统植物“实质上相同” (substantially equivalent)，而这个概念，正是来自于孟山都等转基因农企的首创。恩道尔说，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孟山都等为“实质上相同”原则辩解时，同时在为他们的转基因植物申请专利，理由就是他们创造的新植物品种必须受到独占性专利的保护。他们强行做到鱼和熊掌兼得。
第一种大批量进入市场的转基因食品是含有rBGH这种人工生长激素的牛奶，这项转基因技术是孟山都公司的专利。孟山都称，如果给奶牛定期注入rBGH激素(市场品牌为Posilac)，奶牛的牛奶产量会增加30%，这个数据对于处在困境中的农民有绝对的诱惑力。1994年，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了rBGH牛奶在市场上销售，本着“本质上相同”的原则，这种牛奶没有被打上转基因的标签，因此消费者也不会因为自己或者孩子喝的牛奶中有致癌物质或者其他危害身体的物质而担忧。
尽管孟山都声称其生产的rBGH是美国历史上经过最为充分检验的药品之一，但是他们从未针对rBGH对人类健康状况长期的影响做过长效检验。科学界普遍认同的作为长效检验的最短检验时间为两年，而rBGH只用了90天时间检验了30只小白鼠。即便如此，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拒绝任何外界人士查看这份研究报告的原始数据，理由是报告的公开发表会对孟山都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
记者：您曾提到了转基因食品和传统食品“本质上相同”是科学上的“伪命题”，现在转基因食品似乎跳过了是否安全的问题而变得很普遍，您怎么看待这个结果？
恩道尔：这是转基因生物工程中最让人惊诧的一方面。很明显，从1992年开始，没有一届美国总统哪怕对美国人口的健康和安全有过那么一丝的关注。他们将全部的人群推进一个巨大的人类试验当中，以这段历史来推动“崇高”的转基因工程的进展。转基因工程的各项专利将永远不应该被正式通过释放而面向普通的人群，除非对独立的个体有过多年严格的科学控制实验。“本质上相同”实际上是美国政府给孟山都和种业联盟企业一张相当于全权委托的署名空白纸(任人填写条件)的借口——这个激进的自由市场在我看来已经过于疯狂。
记者：您在德国旅居了二三十年的时间，如何掌握大量发生在美国的资料？通过什么方式获得这些信息？
恩道尔：在这些年中，我在全球众多地区都有朋友、熟人和调查人员，我们建立了良好的沟通网络。包括相互联系的科学家们，比如在苏格兰的爱泼斯坦博士(Árpád Pusztai)，克罗地亚的马里扬乔斯特教授(Marijan Jost)，还有众多的在美国和其它地方的科学家，我会向他们了解大量的信息。而且我会耐心地在各种公开的信息领域了解大量的材料以供选用，比如通过对科学报刊、文章的阅读可以得到这些信息。
爱泼斯坦博士是公认的致癌物质研究的权威，他曾经警告说，越来越多的科学依据表明IGF-1激素与人类癌症的产生有很大联系，而且这种癌症可以在体内潜伏很多年。而许多独立科学家开始公开警告孟山都的rBGH激素增加了IGF-1激素的水平，有可能会导致致癌。1998年秋天，爱泼斯坦博士在电视台公开表示，他用转雪花莲凝集素基因的马铃薯饲喂大鼠，“导致大鼠体重及器官重量严重减轻，免疫系统被损坏”。由此引发了国际上对转基因作物安全性的争论。
之后，爱泼斯坦博士被他所属的Rowett 研究所劝退。而不出所料，纷纷有奶农们报告它们的奶牛寿命缩短了2年，这是由于使奶牛增产30%的激素产生的副作用，由于注入rBGH激素很多奶牛患上了严重的蹄和乳房的传染病，有些因不能行走而必须注入更多的抗生素。而在20世纪90年代初，孟山都的首席科学家玛格丽特•米勒也在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任人类食品安全司副司长，米勒博士在位期间毫无理由地将允许农民注入牛奶的抗生素的标准提高了100倍，她凭一己之力就为孟山都激增的rBGH激素业务扫清了政策上的障碍。
需要说明的是，美国反对张贴关于孟山都犯罪的海报。孟山都的含有rBGH激素的转基因牛奶Posilac仍然在亚洲等发展中国家出售。
我认为，最难以接受的事情是转基因工程对于整个人类物种的影响比我想象的还要危险与可怕。
2004年1月，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检查官员终于打破沉默，宣布他们发现rBGH中含有过量的有毒物质，孟山都不得不宣布他们将把Posilac产品的供应减少50%。很多人认为孟山都会悄然停止生产这种危害产品，而一年之后孟山都再度增加Posilac产品的供应，达到其顶峰的70%。这次他们遭受了巨大的压力，不仅来自于消费者对健康的担心，还来自于奶农的抗拒——虽然这会让牛奶增产，但是供过于求引发了牛奶价格爆跌。而rBGH牛奶上市多年以后，佛蒙特大学也公布了一组数据，确实显示出rBGH对健康是有危害的，然而，为时已晚。
恩道尔说：“我们怎么解释在转基因产品可能给人类健康带来损害的如山铁证面前，孟山都等大公司仍然在政府如鱼得水呢？是什么原因驱使4位总统把无数的科学家，甚至负责公共卫生管理的政府官员发出的警告当作耳边风，置本国人民甚至世界人民的健康于不可预知的危险中呢？我从洛克菲勒基金会理事长戈登·康威在1999年的新闻发布会的态度意识到，这个原因暗示了公众人物背后强大利益集团的存在。”康威声明：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孟山都公司不将像“终结者”这样的不育种子进行商业化的决定。“康威在几个月前去过一次孟山都，他警告那里的高级管理人员：他们的冒险行为威胁到了整个转基因革命，现在后退一小步，是为了将来让整个项目大踏步地前进。”康威在此前的公开演讲中就提到洛克菲勒基金会为转基因革命的发展已投入了超过1亿美元的资金，这个项目是洛克菲勒基金会过去几十年中推行的全球战略的一部分。
一种权力的演进路线
虽然阿根廷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由卡洛斯·梅内姆总统统治，而实际上不久之后总督的辖地就变成了由戴维·洛克菲勒控制。戴维·洛克菲勒让孟山都破坏了阿根廷家庭原有的耕作模式，他与美国非常强大的在转基因工程背后操纵的家族包括布什家族都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大生》记者由孟山都公司公布的经营战略了解到，1996年底，孟山都公司董事会批准了一项分离化学业务的计划，公司从此一分为二，即新成立的生命科学公司和分离后的化工公司。公司将致力于实行从传统的化学工业公司至一个面向未来的高科技农业、食品以及保健工业公司的转变，在这些行业有着非常诱人的利润增长机会。孟山都公司将农用产品、医药制品和食品开发作为其今后发展的主要方向。1996年，孟山都公司的营业现金是12亿美元，比1995年增加8.23亿美元，运行资本约占净销售额的10%，比1995年下降7个百分点。公司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各项业务和研究及投资计划。
1996年公司用于投资和财产剥离的资金达1.87亿美元，主要是非战略性投资和资产重组所需的支出。在此之前，孟山都早已开始把视线转移到世界种子市场，力图控制人类和动物食品环节中最重要的商品。
贪婪的目光瞄准世界的，还有美国政府，在发动转基因粮食作物这场“基因革命”向世界扩散的过程中，美国政府充当了主要推手。20世纪80年代末，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的一个庞大的转基因项目也正式启动，阿根廷成为第一个实验品，他们认为其意义相当于“第二次绿色革命”。在增加单产的幌子下，墨西哥、巴西、委内瑞拉等发展中国家正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引导下如火如荼地进行，该基金会甚至给这一进程取了一个新的名字——商业化农业。从1996年到2004年，仅仅用了短短8年的时间，全世界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增加了约40倍，达到1.67亿英亩，大约占据世界农业耕地总面积的25%。
1996年，阿根廷总统梅内姆向孟山都公司颁发许可证，允许它在阿根廷全国独家销售转基因大豆(3288,53.00,1.64%,吧)种子。孟山都将转基因大豆种子大批量引入阿根廷农业的同时，配套地使用了自身的“农达”除草剂，如此一来，孟山都的转基因种子成为了一种全新的、用工业化方式生产大豆的商业化农业的基础，而阿根廷的土地将成为一个庞大的生产种子的工厂。
《大生》记者了解到，孟山都1974年推出 “农达”除草剂以来，至今仍保持盈利。它是上世纪90年代能为农业带来增长因素的产品，1996年的销售额是1990年的三倍，甚至比创历史佳绩的1995年的销售额还高出20%。随着《免耕法》的日益普及，“农达”除草剂在之后几年继续创造了可观的利润。需要解释的是，使用特殊的“农达”除草剂的田地，不需要进行一般的泥土翻耕，利用这种免耕农作方式，孟山都宣称转基因大豆有益于生态环境，并兜售给阿根廷农民。然而，这种“直接播种”的方法，只有富裕的大型农场主才能花得起钱采用，它需要一种庞大的特殊机器，这种机器将转基因大豆种子自动塞到几厘米深的小洞里，然后填压泥土，这种方式直接节省了大量的耕作人力。恩道尔说，这被提倡者赞颂为“第二次绿色革命”，实际上，这是一场“反革命”。一种一度富饶多产的以家庭农场为基础的全国农业体系，被改变成了一种由一小撮势力强大、富有的大庄园主主宰的新封建主义状态。
记者：为什么会选择阿根廷作为第一个试验品？选择巴西、阿根廷、伊拉克等不同国家的不同理由是什么？
恩道尔：哪个国家被选为“试验品”，与这个国家当时的很多现状有关系，包括是否这个大规模的试验在这个国家会成为现实，比如，津巴布韦的首相罗伯特·穆加贝再三地拒绝美国的食品援助，因为这些援助都是以转基因种子的形式来援助，所以转基因在该国家行不通。当时，戴维·洛克菲勒和洛克菲勒家族的大通曼哈顿银行与新提名的阿根廷总统卡洛斯·梅内姆建立了密切的关系，阿根廷成为被实验的国家是双方利益共赢的结果，孟山都在阿根廷陷入通货膨胀的经济困境中乘虚而入，向渴望得到贷款的农民扩大发放“信贷”的范围，供他们购买孟山都的转基因种子和“农达”除草剂。虽然阿根廷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由卡洛斯·梅内姆总统统治，而实际上不久之后总督的辖地就变成了由戴维·洛克菲勒控制。戴维·洛克菲勒与在背后操纵转基因工程的家族，包括布什家族，都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他让孟山都破坏了阿根廷家庭原有的耕作模式，但原先的原始耕作就质量方面而言是最好的模式。伊拉克没有其它的选择。在美国的统治下，保罗·布雷默只提供转基因的种子，而且以友好而慷慨的方式，给伊拉克农民以种子的救援。
记者：阿根廷被作为实验品之后产生了怎样的变化？
恩道尔：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阿根廷的农用土地，尤其是名扬四海的潘帕斯草原，曾经到处是绿草如茵的养牛牧场，中间穿插着玉米地和麦田。农民们在农业与牧业之间轮作，以维持土质。采用单一种植大豆的方式后，由于对关键养分的过度吸收与消耗，这些土壤需要更多的化肥——而不是像孟山都承诺的那样需要更少。几十年里曾在阿根廷草原上自由自在漫游的大量肉牛和奶牛群，这个时候被迫像美国那样建起大批牛栏圈养，以便为利润更为丰厚的大豆让路。传统的谷类、小扁豆、豌豆和绿豆田几乎消失殆尽。
在比较平静的20世纪70年代，在纽约的大银行进入之前，阿根廷的生活水平是拉丁美洲最高之一。官方公布的生活在贫困线之下的人口比例1970年为5%。到1998年，这个数字陡升至总人口的30%，而到了2002年，又升至51%。根据阿根廷乡村反思团体公布的数据，以前在阿根廷闻所未闻的营养不良现象，到2003年上升到大约占总人口3700万的11—17%。
中篇 农业商业化的背后
20世纪90年代末，雷·戈德伯格将农业商业化的转型定义为“人类历史上改变全球经济和社会的最大事件”，这一转型的舞台已经搭建完毕。他认为，所有这一切完全不用政府的管制和任何公正的科学组织的科学监督。在整个基因革命的演进过程中洛克菲勒基金会都处于核心地位。从绿色革命到基因革命，这个基金会在制定改变人类饮食方式的战略和手段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他们甚至能让全世界断粮。
“绿色革命”的兴起
“商业化农业本身则只是经济战争的一个幌子。”
恩道尔与《大生》记者互通邮件的过程中屡次强调，商业化农业与绿色革命双管齐下，都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宏大战略的一部分，若干年后他们资助的转基因植物的开发研究也是这个战略的一部分,它们彼此前后呼应。
洛克菲勒的绿色革命开始于墨西哥，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风行于拉丁美洲，当时，洛克菲勒理事会的诺曼·博洛格来到墨西哥时，他主要研究抗锈杂交小麦和杂交玉米新品种，还没有涉及到几十年之后的转基因工程。由于洛克菲勒的人脉关系，绿色革命随后不久就传播到了印度及亚洲的其他地区。恩道尔说，这场绿色革命在名义上是通过宣扬自由市场的高效率凸显出所谓的“共产主义的低效率”，其实际目的在于控制一些关键的发展中国家的粮食生产，而这些都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农业和生物科学研究的伪装之下，洛克菲勒集团通过绿色革命推行其精心制定的战略——这个战略的核心内容是通过引入“现代化的”农业方法来增加农业产出以减轻饥饿。多年后，他们用同样诱人的观点推出转基因革命。无独有偶，在2008年的八国峰会上，联合国以抗击饥饿的名义呼吁各国注资第二次绿色革命。
记者：当“绿色革命披着传输农作物科学和现代技术的外衣把美国的商业化农业引入到主要的发展中国家”时，您认为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主要的发展中国家接受了美国商业化农业的方式而让这个模式在发展中国家成为现实？
恩道尔：全球农业综合企业的工程已经再度开始，资助这项工程的同样是洛克菲勒基金，与1950年洛克菲勒基金在背后支持美国经济学家瓦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f)以及哈佛大学商学院的两位教授雷·戈德伯格(Ray Goldberg) 和约翰·H.戴维斯( John H. Davis)领头的项目一样，他们两人都是美国农业部以前的助手。他们在食品行业的生产和销售配额方面绘制了一个长期的革命图纸，并将其命名为“农业商业化”。
1948年列昂惕夫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的4年期的10万美元的资助，在哈佛设立了“美国经济结构的经济研究项目”，这个哈佛计划与它的商业化农业概念是美国粮食生产革命的一部分，雷·戈德伯格后来把商业化农业革命和发展转基因商业化农业视为“人类历史上改变全球经济和社会的最重大事件”。他认为，商业化农业项目的核心驱动力是将“纵向整合”(即垄断)重新引入美国粮食生产当中。到20世纪70年代为止，很少有美国人意识到为了防止关键产业形成垄断，人们进行了艰苦的斗争敦促国会出台法律，禁止标准石油公司这样的业界巨头和托拉斯进行纵向整合。即两个经美国国会批准的重要法律：1921年的《包装和畜牧法》，1922年的《合作营销法》。这两部法旨在控制和阻止肉类加工和农业部门垄断力量的集中，并管理保证公众环境的健康卫生。
正如后来他们被确认的那样，这项工程中的秘密议程违反美国先前数十年的法律，而这个法律禁止食品行业的纵向整合，原因是健康和安全的问题在企业最大限度追求私人利润时显现。就某种意义而言，转基因工程是农业商业化项目的顶点。这给私人的公司比如孟山都契机和能力在十年的时间内以控制种子的供应。要是我们盲目地去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的话，如无意外，雷·戈德伯格(Ray Goldberg)今天将在他90岁的高龄，仍端坐在一些转基因生物科技公司的会议桌前做着指导。如果食品在利益的驱使下经过处理和破坏纯粹性的分配之后，远远谈不上对于人类健康的本质产生好的影响或者没有影响。
记者：商业化农业中大型企业的作用是怎样的？
恩道尔：农业综合企业首先是美国“独创”。我想清楚表明的是我很支持运用现代的生物技术以生产更高产而且对于人类而言更有营养的食物，而哈佛商学院设想的农业综合企业只考虑了一个目标：在全球化的粮食生产中追求最大的利润，并由此产生大约15—20个全球的巨头企业，大部分被美国控制，私下里这自然被构想为美国全方位优势的战略价值，这是辐射全球的权力。转基因工程和终极者专利“自杀之种”从2007年开始便成为孟山都领有执照的专利专项。然而，很少有人意识到，孟山都的这个专利持有是通过美国农业部(USDA)与美国政府合作的。而商业化农业本身则只是经济战争的一个幌子。
农民的困境
成千上万的独立家庭式农民随着商业化农业的普及与大规模运营被迫放弃农业生产，放弃的理由很简单——他们没有能力进行竞争。传统农业本质上是劳动密集型的，而工厂式农业是资本密集型的。
20世纪90年代末，家庭式农民完全丧失了对市场的控制，大多数农民的收入就急转直下。根据美国参议院农业委员会的一项研究显示，农民资产净值的回报率已经从70年代的每年10%下降到每年2%。与此同时，工业化食品加工部门的股票净值的平均回报率从1993年的13%上升到1999年的23%。成千上万的独立家庭式农民随着商业化农业的普及与大规模运营被迫放弃农业生产。恩道尔说，放弃的理由很简单——他们没有能力进行竞争。传统农业本质上是劳动密集型的，而工厂式农业是资本密集型的。
1995到2003年间，美国的纳税者支付了1000亿多美元的政府农业补贴款，爱荷华州参议员汤姆·哈金(Tom Harkin)曾公开发表言论，表示这些补贴款并没有发到苦苦挣扎的家庭或农民手中，大部分发给了大型商业化农业的经营者，其中数百万发给了降低政府补贴的鼓吹者戴维·洛克菲勒。约10%的大型农业集团获得了72%的农业补贴款。
记者：您提到“农业综合企业”使美国商业化农业变为现实，农民在这个转化的过程中负债累累，成为为农业综合企业服务的一环，这个转化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
恩道尔：农业的商业化运行在整个美国已经很成熟，这也是所谓的农业商业化，这是基于一种将“成本代价”压缩到绝对最小值的商业模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容易受到攻击而忍受最大成本压力的是整个粮食产业链上的家庭农场，他们担当着最有价值的环节，却更加依赖这种商业模式，而这些农场也必须直接负责可食用的安全食品的供应。在美国，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商业化模式得到第一次的发展，而传统的、曾经无比自豪的家庭农场主沦为与商业化企业签定契约的劳力，一种新的中世纪式封建农奴模式在形成，这些劳动力都与孟山都、嘉吉或其它的农业企业巨头签定契约。
以动物饲养业务(CAFOs)的工业化鸡肉为例，健康与安全的法规遭受违犯，非法移民的劳动力(担心被驱逐出境的人群)被迫地在非人的工作环境中为阿肯色州的泰森食品公司这样的农业巨头追求最大的利润。农业商业化革命的核心在于这种垂直型经营，它在区分优先秩序中只有一样东西：季度利润额位于公司之首，不管是嘉吉还是爱荷华的泰森食品公司还是联合利华还是卡夫食品。
据参议院农业委员会的一项研究显示，商业化农业的普及与大规模运营让独立家庭式农民饲养的牲畜价格下降，农民被迫放弃农业生产而离开这个行业。1979-1998年间，美国农民的数量下降了30万人，养猪场的数量从60万个下降到15.7万个，然而出售的生猪数量却在增长。合并的结果是，美国3%的猪场生产了50%以上的生猪。(数据来源于美国关爱农民协会)。2004年11月，参议员汤姆•哈肯领导下提交了一份少数派报告揭示，截至2004年，美国粮食与农业经济的集中和垄断程度已经非常严重。报告发现4家最大的牛肉加工企业控制了84%的肉牛屠宰和64%的生猪屠宰。4家公司控制了89%的早餐麦片市场。而这份报告因美国总统大选临近而束之高阁。
记者：美国的商业化农业中大型企业将大量的禽畜进行圈养，从而降低了禽畜的质量和加重了环境的负担，美国政府如何就这个问题向民众交待？
恩道尔：集中畜牧经营(CAFO)的肉类食品在出售时被打上了“便宜肉”的红色标志。华盛顿政府在热情推进农业商业化的进程中极大忽略了其对健康造成的危险性。被他们称作“被限制的饲养肉”或“集中动物饲养业”的部门，有时却是极其荒诞却是合理地被商家和哈佛商学院共同认为是利润最大化的先锋模范。集中畜牧经营把牲畜尽量放在最小的空间内，一只猪从出生到被屠宰的平均重量为500—600磅，从未离开过和它几乎大小相同的栅栏，有些在有生之年从来没有见过阳光。美国农业部估计集中饲养的动物中大约有10%死于紧张、疾病和受伤，对于一些品种的鸡来说这个比例可达28%。
在美国，在我的游历和对社会的接触过程中了解最多的是，3至4家农业巨头公司至今在牛肉、猪肉和几乎全部的鸡肉的生产方面占有支配的权力。美国国会研究所已经调查并对这些集中动物饲养业令人震惊的健康和卫生条件发出了警告。成千上万的动物从饲养到屠杀都在一个狭窄的空间里，被让其快速长肥的抗生素刺激得上气不接下气。被快速传播的疾病却经常被忽视。美国公众健康的疾病的紧急事件时而发生，比较普遍的有沙门氏菌、大肠杆菌、隐孢子虫和粪便大肠菌等，其含菌量可达人体排泄物的10到100倍之多，有40多种疾病可以通过动物粪便传染给人类。这些都归咎于此种不卫生的大规模养殖的方式。
据调查，最近爆发的H5N1和很多亚洲国家发生过的禽流感直接原因归咎于泰国和其它一些地方像集中动物饲养商业化这样的家禽加工厂。我个人在德国已经不在饭馆里吃鸡胸肉，因为这个尝起来已经不像是真正鸡肉的味道。最好吃的鸡肉仍然是那种家庭农场养殖的可以在院子里徜徉的带骨的鸡肉。欧盟的大部分家禽养殖业也已经商业化经营，或者是进口美国，或者是其它集中畜牧经营的肉类。但这也不完全是消极的消息，欧盟已经开始猛烈地打击美国用激素喂养的牛肉进口，甚至按照WTO的章程进行处罚。
在中国时，我注意到，中国食品相对于我在欧洲的饭馆吃到的味道和质量都有极大的差异，当然也不同于美国的。我希望这样的品质和新鲜感，自然的味道和丰富的营养永远保留在中国的食谱中。
更重要的是要意识到是谁在推动全球农业的商业化进程——嘉吉、ADM、邦吉、孟山都、道化学、杜邦等——这些企业已经有长期的计划和市场运做经验。正像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于1970年发布的言论表示：“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的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类。”在1950年哈佛大学缓慢地开始进行农业商业化革命之前，整个人类从未受过对食品链的集权控制这样的威胁。
洛克菲勒基金的力量
转基因工程不像很多人所理解的那样仅仅是孟山都集团的贪婪和对种业的垄断，尽管他们对此也很贪婪。这与背后的权力有关。
1985年，洛克菲勒基金会首先发起了对转基因植物的商业用途的可行性的大规模研究，那时他们称“植物基因工程是一项长期的主要工作。”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金为世界范围内的基因工程科学研究和发展注入了一剂重要的催化剂，这直接导致了转基因植物的产生，即基因革命。从洛克菲勒基金会公布的数据得知，在随后的20年中，洛克菲勒基金会为了促进和宣传基因工程的开发研究及其在转变世界粮食方面的应用，直接投资了1亿多美元，间接投资则超过几亿美元，由此可见，基因工程显然是他们战略计划中的重大步骤。
在1984年国际水稻生物技术项目(IPRB)启动之前，洛克菲勒基金会就已经盯上了亚洲的金饭碗——水稻。而他们洛克菲勒的基金革命选择从水稻开始是谨慎的。正如一位水稻研究人员丹尼斯(Dennis Normile)所指出的那样，水稻是24亿人的主食，处于不同地理环境的农民驯化和发展水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2000年前。对于大多数亚洲国家来说，水稻和食品安全紧密相连。世界上90%以上的水稻产自亚洲，主要是中国和印度，80%的亚洲人把水稻作为日常饮食的主要食品。恩道尔说，30多年来的绿色革命过程破坏了水稻的多样性，洛克菲勒的基金革命利用他们所谓的“高产品种”把亚洲农民卷入到世界贸易体系和化肥、高产种子、杀虫剂、机械化、灌溉、信贷和营销方案等方面的国际市场中，这一切都是来源于西方的农业综合企业。
记者：我对您在书中提到的“绿色革命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减少了农村人口……这绝非偶然，这是为计划中的美国未来的跨国制造业积蓄廉价的劳动力”这个观点感到很震惊，在您看来，发展中国家应该如何去预防这种情况的发生？
恩道尔：我在印度和其它地方都接触过一些农业方面的积极分子和活动家，他们已经证实诺曼·博洛格(Norman Borlaug)的“绿色革命”宣传并非基于事实。小麦1公顷的产量在第一或第二个收获季节呈上升趋势，但接下来产量就会再度下降。印度、墨西哥等一些地方的大农场主购买了大量的机械化设备，使收益达到最大化。在这个过程中，世界的生物多样性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大多数的植物只能依赖于孟山都、杜邦等大的种业企业。美国国际开发署、洛克菲克基金会和后来的福特基金会扮演的角色成为进行绿色革命的主推手，甚至想让诺曼·博洛格(Norman Borlaug)获得诺贝尔的“和平奖”。二战以后，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和他的兄弟们——戴维、约翰三世、劳伦斯——开始为他们用于战争中的化学制品寻找新的市场。他们发展他们所说的绿色革命以便于创造大的氮肥、汽油的新市场，以满足拖拉机、化学除草剂、杀虫剂等类似产品的需求。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地方的农村居民人口在减少。我当然并不是反对拖拉机或者食品生产中的新科技，但是对于人体和动物的消费而言安全，健康的食物应该是整个进程的核心内容，而不仅仅是为私人企业的极大利润所付出的巨大代价。
在众多案件中，发展中国家正在反对对他们的农场进行农业商业化。像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和世界贸易组织(WTO)这样的机构很难单方面促进农业商业化的议程。我相信中国能够成为一个很有建设性的角色以帮助那些更小的国家脱离苦苦支撑着的农业商业化破坏性的影响，当然也决定于中国本身的选择意向，或者对生物安全食品的促进，或者对转基因种业繁殖的释放。
记者：您的论点是围绕着怎样的思路？您想揭示的核心思想是什么？
恩道尔：转基因工程不像很多人所理解的那样仅仅是孟山都集团的贪婪和对种业的垄断，尽管他们对此也很贪婪。这与背后的权力有关。他们照搬的手法与1840年鸦片战争时期英国东印度公司如出一辙。英国海军和军队以及政治的力量来自于私人垄断集团在背后的支撑，他们主要的意图在于用鸦片让中国人沉溺其中，从而阻止中国向西方的开拓，并控制了中国的发展。用一种全新的角度去理解的话，我更倾向于把转基因工程的推进比作新一轮的鸦片战争。
下篇：转基因在中国
也许今天当人们吃到转基因的大豆或玉米时，已经很少人去考虑它安不安全，更少的人会想到，这些转基因食品竟有一段势力扩张的历史，而这个历史的进程中，有着当今转基因农企巨头强势的身影。“如果像中国这样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国家能够强有力地阻止转基因作物和农业商业化的破坏性影响，我相信转基因将会开始在世界的舞台上丧失影响力。”
2008年7月9日，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该专项的资金来源于中国科技部的专项经费，拟投入资金约240亿元人民币，其中国家直接投入120亿元，课题承担单位配套120亿元。资金将主要投入到 消息一经传出，各种声音纷沓而至，占主流的声音认为这个专项的通过能够掀起中国日后农业发展路线的轩然大波。事实上，转基因科技在中国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可谓经历了千辛万苦。
早在2001年的时候，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协副主席、“两院”院士石元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从技术层面来讲，转基因技术是中性的，对人体不存在利弊的问题。但由于转基因食品是把一种外源的基因转移到生物体中，因此可能存在潜在的危险，因此需加强监管和审批。那时中国政府的态度是谨慎的。
2002年3月，芝加哥的大豆期价一夜之间跳涨了10美分之多，原因在于中国传来的报道称，中国政府对转基因条例的态度骤然变化，美国和中国已经达成某种临时性的过渡协议，美国得以继续对中国不受干扰地出口转基因产品。
2004年末，中国国内媒体曾经相继报道，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申请已经上了农业部国家农业转基因安全委员会的会议桌，转基因大米可能很快就能端上中国人的饭桌。
2005年春天，被国内外媒体转载的湖北省出现转基因稻米“抢跑”事件，给中国造成了负面的国际影响，更被认为是对严格审批制度的一种反弹。绿色和平中国项目副主任马天杰对此评价说：“某些专家和研发部门有意无意地泄漏种子，是为了达到一定种植面积，造成无法回收的既成事实，从而对政府造成压力。”农业部对转基因商业化的态度再次保持谨慎。
自2006年转基因被列为《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唯一一个农业科技重大专项后，它就陷入了无休止的反复讨论和修改之中。
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焜告诉《大生》记者，“此次转基因重大专项的通过经历了不计其数的讨论和修改。”而目前中国的态度是：一边实施，一边完善。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于建嵘教授在接受《大生》记者采访时有过这样的建议：如果现在依然停留在转基因是否安全这个问题上，那未免会纠缠不清，因为这只是在学术上的争论，而转基因已经在市场化运作，在人们生活中普及。
《大生》记者得到最新的数据：英国Cropnosis咨询公司2007年评估转基因作物的全球市场为69亿美元，占2007年422亿美元的全球作物保护市场的16%，以及2007年全球商业种子市场340亿美元中的20%。这69亿美元的转基因作物市值包括32亿美元的转基因玉米(1527,3.00,0.20%,吧)(从2006年的39%上升到相当于47%的全球转基因作物市值)，26亿美元的转基因大豆(3288,53.00,1.64%,吧)(37%，2006年为44%)，9亿美元转基因棉花(11810,125.00,1.07%,吧)(13%)和2亿美元的转基因油菜(3%)，价值69亿美元的转基因作物市场，有价值52亿美元的市场(76%)在发达国家，价值16亿美元的市场(24%)在发展中国家。全球转基因作物市场的市值是基于转基因作物种子的售价加上全部技术转让有关的费用。从1996年转基因作物首次商品化以来的11年期间累计的全球市场估计为424亿美元，预计2008年全球转基因作物市场大约为75亿美元。
中国科技部促进发展研究中心软科学组织处处长赵刚在接受《大生》记者采访时说，从长期目标来看，“产量高，品质好”的转基因技术已经成为国家决定战略的关键。因为粮食问题已经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面临着涨价，短缺等难题。种子技术成为高科技的关键技术，尤其在发达国家这个系统非常成熟，也非常受重视。
“中国应该有自己的技术储备”
“对于粮食安全，国家已经从战略层面来考虑国家粮食的竞争力，转基因专项的通过也是战略的一个方面。”
于建嵘告诉《大生》记者，中央要解决农业问题，一定要在政策上考虑到粮食安全掌握在自己手中，要有自己的农业、自己的科技。《大生》记者继而就此专项的通过采访了多家种子企业，他们当中有一些觉得问题敏感而三缄其口，有一些觉得这对中国农业的发展是个利好消息，更多的则持乐观而谨慎的态度。
北京德农种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磊在接受《大生》记者采访时说，转基因重大专项目前还是停留在技术研发阶段，由国家的科研单位在进行技术开发，对于企业来讲影响还不是很大。转基因这个技术是全世界都可以进行研究的，研发不一定在中国，比如新的基因在抗寒、抗旱、抗绣方面比较有优势，也是研发的目的，但是在后期新品种的选育时一定要在中国进行，这要结合中国的气候和环境等各方面的因素来考虑。
“转基因是否安全的争论一直都有，目前美国比较主张，欧盟极力限制，中国的态度也很谨慎，但是要进行一些研发作为技术上的储备。” 海南神农大丰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培劲的态度十分谨慎，他告诉《大生》记者，“目前这个问题比较敏感，我暂时不想发表与这个相关的言论。”
另一种声音是质疑，这些质疑声不仅来自绿色和平等国际组织，也有来自反对派的技术专家，更有媒体直指部分研究转基因水稻的科学家出于个人利益驱动而急于推动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生产。虽然支持派的科学家纷纷高调宣传转基因稻经过严格实验证明是安全的，但该商业化申请最终还是没有通过农业部的审批。
《大生》记者了解到，2005年下半年，一份由16位院士和其他专家起草的《我国转基因作物研究和产业化发展策略的建议》转交到国务院领导手中。该报告认为转基因水稻已经完成商业化生产所需的各种安全评价程序和试验环节，未发现存在安全性风险，具备了区域性商品化生产的条件，应迅速批准商品化生产。同年12月1日，绿色和平组织针对上述报告公布了一份由两位英国科学家苏·迈耶博士和珍妮·考特博士共同完成的调查报告《中国转基因水稻对健康和环境的风险》。该报告认为，关于转基因会不会给人体带来损害等问题还没解决。由于论战双方都无法就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说服对方，各执一词，农业部采取了审慎的态度。《大生》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黄大昉教授。
记者：请问您对7月9日通过的国家转基因重大专项是怎么看的？您认为目前转基因应不应该开发？
黄：粮食安全问题始终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因为中国是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在2010年要实现小康。所以在粮食问题上不能只靠进口，要靠自己，而目前现有的常规技术手段虽然有自身的特点，但是对满足未来的需求而言是有限的，所以要靠转基因来解决粮食短缺问题，对于粮食安全，国家已经从战略层面来考虑国家粮食的竞争力，转基因专项的通过也是战略的一个方面。
中国现在研究转基因科技已经不是从零开始，在1999年国家就实施了“转基因植物研究与产业化”的政策，时间段是1999—2005年的一个五年计划，对转基因技术有非常大的推动作用，像抗虫棉的研究，让棉花少打了80%的农药，间接上也减轻了玉米、小麦、大豆等的虫害，为这些粮食作物的研究提供了示范。
记者：世界上目前对于转基因的态度是怎样的？有怎样的趋势？
黄：目前美国对转基因的开发比较全面，而欧洲也不是绝对地反对或者说是不种植，现在欧洲已经有7—8个国家在种植转基因作物。这其中的原因比较复杂。他们普遍的观点是：反对大规模产业化。这跟政治、贸易、宗教、伦理各方面的因素有关。欧洲国家普遍福利很好，他们不希望改变现状，也不希望美国把农产品(15.43,0.35,2.32%,吧)转到欧洲以免冲击他们的市场，像法国是从非洲来进口粮食，这是对美国的一种贸易壁垒。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欧洲很多国家的政府在处理粮食安全问题上出现过漏洞，比如曾经的“疯牛病”事件，这让政府在群众之间失去公信力。欧洲的群众比较保守，最重要的也是一种欧美之间的贸易之争。
对于中国而言，必须对未来的农业发展和技术发展有足够的重视，我们要在产业上占据先机，产量上有自己的优势。而且因为绿色和平组织的舆论影响了中国政府对于转基因的态度，农业部一开始对转基因的管理很保守，而科技部要发展转基因，这是前几年没有开始转基因推广的原因。而印度种植转基因的获批面积已经超过中国，这对转基因的推广而言是个危险的信号。需要说明的是，百姓接受转基因还需要一段时间。
一位国际研究机构驻中国代表向《大生》记者表示：“对于这个专项的通过我们当然是欢迎和支持的，毕竟转基因已经在西方国家有那么长的时间发展了，目前我们只是初步得到消息国家通过转基因重大专项，下一步怎么决定需要总部派专人来了解，跟中国农业部进行洽谈，先弄清楚中国想开放哪些方面，开放多长的时间，然后再做决定。”
孟山都或调整在华业务方向
“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孟山都最终目的是占领中国市场。孟山都因为是生物产业最强的公司，前些年对中国市场有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只想直接要求中国对他们开放市场。”
20世纪20年代初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遥远的记忆，而由于交通的不便，那时中国人吃糖是一件不方便的事。1923年，孟山都瞄准了中国这个巨大市场的潜力，用一磅一罐特别设计包装的糖精成功敲开了中国的大门。当时孟山都的代理商曾说，“我们的罐装包装密封性能好，甚至泡在水中也没事，这一点使我们的产品优于其他产品。”(孟山都代理Herbert M. Hodges，引自Dan Forrestal撰写的《信仰、希望和5000美圆》一文， 纽约，1977年)继而，香兰素、香豆素和阿斯匹林等产品也随后进入中国市场。50代初，孟山都公司在香港设立了销售机构，建立了自己在远东和中国地区的第一个市场和销售办公室。80年代以来，它又先后在上海、广州和北京设立了代表处，还致力于在中国成立合资企业，寻找可能的投资项目。90年代，孟山都在中国陆续有合资的生物技术项目。目前，孟山都与包括中国国家科技部、卫生部和农业部在内的许多国家机构都建立了联系。
1998年，河北省保铃棉花遍地开，当时棉农反映：“棉田几乎见不到幼虫，蕾铃上找不到被棉铃虫危害的虫孔。”而在两年以前，孟山都公司与河北农业厅下属的河北省种子站以及美国岱字棉公司合作成立了第一个生物技术合资企业——河北冀岱棉种技术有限公司，第一次将保铃棉棉种带入中国市场。该项目的迅速成功，带动了其他合作项目的产生。1998年7月，孟山都又成立了安徽安岱棉种技术有限公司，引进了转基因棉种之后，该公司公布数据表明，棉农的种植成本降低了大概20%左右，安全性也有显著提高。但渐渐有报导反映，保铃棉出现烂种、烂芽，造成出苗不齐、出苗率不高等情况。
黄大昉在接受《大生》记者采访时说，“孟山都在中国河北和安徽搞过冀岱棉和安岱棉的投资，这两个是他们合资的公司，孟山都直接控股。当时是孟山都直接把他们的产品拿到中国来应用，而在利润分成时他们占据了70—80%。这在当时农业部是不赞成的，但是地方为了发展当地的农业、提高积极性而赞同了这个合资公司。他们的产品是好的，但是所占有的利润太大。但是后来因为中国抗虫棉的推广应用，在价格和产品质量上也占据一定优势，所以之后孟山都的合资公司在棉花市场上占据的份额越来越少。”孟山都负责生物技术开发的内部管理人员也向《大生》记者透露，近期冀岱棉公司已经停产，原因是业务量比较小而进行资源整合，原业务已经移交给安岱棉公司处理。他同时透露，近期孟山都将引进新的转基因产品进入中国，当记者想再深了解时，该管理人员却因“公司的规定不能随意接受采访”而婉拒。
《大生》记者就中国转基因重大专项通过的问题多次尝试与孟山都公司联系，希望了解其在华业务的开展，而对方的态度则表现得极其谨慎。孟山都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员工告诉《大生》记者，“我们不想对此作出表态，因为每次不管孟山都的态度怎样，总会受到外界的攻击。孟山都是做转基因历史最早的公司，也做得最好，但是很奇怪，舆论的矛头总会指向我们，所以在对外部发布消息时必须经过总部的批准。”而《大生》记者发至孟山都总部的采访邮件也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而王磊告诉《大生》记者，外资种业像孟山都进入中国现在还有很多限制。1997年五个部委共同签署了一个文件，规定外资种业不能有独资研发，不能控股，参股不能在50%以上。孟山都与中国种子集团公司有合作，注册了中种迪卡种子有限公司，主要研发的有玉米和葵花。
此外，《大生》记者还从黄大昉那里了解到其他一些情况。
记者：根据您的了解，孟山都等外资种子企业在中国的种业市场扮演怎样的角色？
黄：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孟山都最终目的是占领中国市场。孟山都因为是生物产业最强的公司，前些年对中国市场有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只想直接进入中国的市场，要求中国对他们开放市场，反而，他们对中国的农业技术并不看重，不愿意把技术转让给中国，不愿意跟中国合作。
记者：在对待转基因研究技术的专利方面，外资种企会怎么看待？
黄：总的来讲，孟山都等种业公司的技术更加占据优势，他们反而担心中国会盗用他们的专利。而这个问题得这么看，中国之前对于专利的意识不强，但是现在政府的态度很明确，要自主竞争，引导科学家有自己的专利保护意识，不能让专利这个问题的纠缠成为与国外交流的障碍。而且，中国有一些种质资源也不能轻而易举地放弃，要继续研究下去。在美国，转基因研究的专利官司也层出不穷。在对专利的定义方面，虽然会有一些细节上的差距，但是具体的结构和功能还是明确的，是可以有明显区分的。比如抗虫棉。
记者：中国政府对孟山都等外资种业的投资是什么态度？
黄：种业是涉及到国家粮食安全的，很多国家因为在被孟山都占据市场，所以在定价等方面会受制于这些跨国公司，比如巴西，阿根廷等国家。1998年的时候我接触过孟山都的人，我跟他们谈过不要动不动就说要开拓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他们在合作策略上应该改变，他们可以有一些委托的合作，就是在技术上的合作，中国的科学家都发展了一些技术。至于研究出来之后，产权怎么处理，技术怎么划分，这还可以谈判。孟山都直接要中国开放市场，中国政府肯定不同意。
因为中国是有前车之鉴的，比如中国的大豆。目前中国每年有3000万吨的大豆要从国外进口，自己只生产1500万吨，表面上看来只是冲击了中国大豆的产业和加工业。但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的人口很多，价格不掌握在自己手中。所以如果自己没有足够的开发实力，就会受制于人。孟山都在国际市场很强势，但是在中国很难。
对于外资中国的态度也是欢迎的，但是有限度。在中国，跨国种业公司可以在技术方面增加与中国科研的合作，比如前几年允许先正达在中国有独资研究中心，可以先进行“上游研究”，从“上游”到“下游”研究一个产品要花费十几年的时间，所以这也是有风险的。
黄大昉最后告诉《大生》记者，外资会越来越认识到中国对转基因研究的科研实力。2008年10月15日大连召开的国际生物技术大会上，孟山都国际副总裁麦克凡表示有计划和中国合作进行科研，甚至吸收中国科学家进入他们的科研机构。“这表明孟山都已经开始改变策略，不是一开始就盯住中国的市场，而是开始重视中国的科研人才。”
重提粮食武器
转基因工程在洛克菲勒家族和他们颇有影响力的圈子内带有目的性地发展着，隐藏在这底下的真正目的是对人口的控制。
美国里根政府的农业部长约翰·布洛克曾说：“粮食是一件武器，用法就是把各国系在我们身上，他们就不会捣乱。”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周立认为：“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食品巨头形成了‘粮食帝国’，控制了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与经济。”据他介绍，孟山都控制全球谷物与蔬菜种子23%到41%的份额，与谷物巨头嘉吉结盟后，如果农民需要贷款购买孟山都种子，就得去嘉吉旗下的埃尔斯沃思银行。无论粮价涨跌，它们可旱涝保收：涨价会使粮食初级产品受益增加；跌价时食品加工贸易则可受惠。受粮食短缺之苦的，则是发展中国家的国民。此外，美国国民也是受害者，因为这些食品帝国研制出的加工食品令本国农民受惠甚少。周立在艾奥瓦州一个农民家庭调查时发现，一盒麦片中农民收益还不到售价的1.5%。世界银行数据表明：2007年12月至2008年2月的3个月间，农业物资生产企业孟山都公司净收入11.2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利润几乎成倍增长；嘉吉公司也不甘落后，同期净收入从去年的5.53亿美元增至10.3亿美元，上涨86%。周立把这些农业领域的巨头称为“食物巨人”。他说，以粮食帝国美国为首的少数几个富裕国家，扭曲了全世界的农业生产和食物体系，在不知何时结束的危机中，它们注定是最大的赢家。
而在非洲、拉美的一些国家，粮价上涨已经引发了社会动荡。6月12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为了抗议通货膨胀和粮食危机，当地部分居民举行了抗议活动。由于粮食和能源价格猛涨，肯尼亚今年5月的通货膨胀率达到31.5%。此番国际粮食价格上涨开始于两年前。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世界粮价在过去一年里上涨了42%。但在有些国家，粮食价格在过去两年间暴涨两倍。在西非国家塞拉利昂，米价甚至暴涨3倍。对于这种涨价现象，人们创造了一个新的词语来表述——“农业通胀”。
赵刚与《大生》记者面谈时强调，在理念上，中国政府应该高度重视粮食和食品的安全问题，当作战略产业来看待。其实一直以来，中国政府都强调粮食很重要，但是重要的因素还有很多，比如军事、能源等，但近期应该把粮食看成第一重要， 以“粮食第一”的观念去看待，更好地达到国际化、工业化和产业化。他透露，在与恩道尔先生接触时，恩道尔曾强烈建议，中国应该清楚地认识粮食安全问题，不能让外资控制，主导权不能旁落。
恩道尔在给《大生》记者回答最后一个问题时强调：转基因生物革命本身对于人类的意义相比起其背后阴冷的目的而言显得无足轻重，转基因生物工程推进的历史，就是美国优生学战略推进的历史。
记者：请您预测一下未来粮食格局的发展趋势？
F.William Engdahl：这个问题要留给能够胜任这项伟大事业的农学家和农民。我个人十分确定所谓的自然农作物的供给对人类而言是最健康的方式，如果能够让资源得到最佳的配制，足够有能力养活所有的人类。
记者：您对像中国这样的粮食大国有什么建议？
F.William Engdahl：我相信中国的科学家和农业研究人员会十分重视你们的民族将来的健康和繁荣。我强烈主张应用非经过严格科学验证和科学监管的转基因种子时要持最大的谨慎的态度，这其中也包括繁殖较好的种子和可能产生的衍生种子。转基因生物工程来源于不严谨的科学理论并且本身具备不确定性。这相当于人类正在玩火。我衷心地希望中国能够有效地避开美国人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所遭受的转基因飞速蔓延的命运。美国的流行病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肆虐就是最强有力的佐证，因为正当那时，转基因食品在美国变得非常普及。
记者：您认为转基因的终结是什么？
F.William Engdahl：没有人能够预言转基因的终结，但是如果像中国这样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国家能够强有力地阻止我之前提到的转基因作物和农业商业化的破坏性影响，我相信转基因将会开始在世界的舞台上丧失影响力。目前最为危险的是孟山都和美国的转基因议员正在尝试着以爆炸式高企的粮价来表明转基因是“粮食危机的最终解决之道。”一份禁止公开的2008年6月联合国世界粮食峰会准备的世界银行研究报告透露“生物燃料促使粮价上涨75%。”如果我们需要更多的大米小麦玉米，我们必须停止以此来作为燃料。
记者：您对粮食作为武器这个说法怎么看？
F.William Engdahl：我在所写的书《粮食危机》中坚决提出个人的主张，转基因工程在洛克菲勒家族和他们颇有影响力的圈子内带有目的性地发展着，隐藏在这底下的真正目的是对人口的控制。如果印度，中国，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农民都买孟山都草甘膦系统的大豆种子，或者转基因玉米，棉花，大米——一个简单的问题就是，将来在某一点上，美国政府将会告诉中国：“我们要求你们改变政策否则在来年的作物种植中你们将没有大米或者棉花等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