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警钟为谁而鸣?

就在全球华人以愤怒和忐忑不安的心情关注南海和广东之时，整个西方社会却把焦虑和甚至恐慌的目光聚焦在了----一场经济危机正演变成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希腊。

希腊是西方民主的发源地，现在也是议会民主制国家。人均GDP2008年就突破了三万美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民主而又富裕的国家。然而，2007年以来的经济危机却令希腊继冰岛之后，另一个要破产的国家。由于希腊是欧盟成员国，许多欧盟国家持有希腊的债券，是希腊的债权国。假设希腊倒掉，其连锁反应将威胁到欧元和欧盟的存在。为此，欧盟制订和实施了庞大的救援计划：1100亿美元的救助资金（当然也恳请中国施以援手）。然而，一年多过去了，希腊的经济危机不但没有缓解，反而进一步恶化：经济倒退7%，失业率高达16%。在这种情况下，国际信用评等机构标准普尔六月十三日将希腊债信评等连降三级、打入全球最低评级。然后仅仅过去两天，即十五日又再将希腊四大银行的长期债信评等全部从“Ｂ”降到全球最低的“ＣＣＣ”！为应对恶化的危机，希腊一方面决定立即出售国有资产，包括希腊邮政、银行、电信、雅典港口、铁路、航空、高速公路和塞萨洛尼基水公司，另一方面希腊国会不得不再次决定提高税收、减少开支和大幅裁减20%的公务员。后一个决定一下成为引发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导火索。愤怒的抗议者高喊“强盗！卷铺盖滚开这个国家”的口号，走向首都的街头并迅速演变成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在国会前示威的百姓含泪声称：“去年政府号召我们咬紧牙关，说情况很快就会好转，而现在却又声称我们必须要勒紧腰带。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失去的了”。激烈冲突的镜头（据现场目击者称，警察连警告都不发就施放催泪瓦斯）占据着西方各大媒体----这种似乎只能发生在第三世界国家的现象----极大地震撼着西方社会。

希腊处于爆炸边缘的危机之所以令西方震撼，不仅仅是它可能产生的经济上的连锁反应----法国的三大银行由于持有希腊债券而被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降级，而是它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威胁。希腊危机也不过再一次证明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不管什么制度，一旦无法实现经济增长，就必然丧失合法性。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本杰明·弗里德曼（哈佛大学威廉·约瑟夫·梅耶政治经济学教授。曾任经济学系主任，2005年度约翰·康芒斯奖获得者）在其名著《经济增长的道德意义》开门见山的提出：即便是像美国这样富裕的国家，一旦收入增长长期停滞，民主价值也会处于危险之中。这个时候什么普世价值，自由、民主、人权都成为浮云。其实这一幕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全球经济大危机中已上演过：法西斯主义席卷西方社会，西方国家的科学家纷纷涌向苏联----这是当年苏联迅速实现工业化，在极短的时间赶超西方的重要原因。（自由派学者江平在文章《为民主呐喊》曾这样说道“没有民主能不能有真正的社会稳定、没有民主能不能保证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一系列问题。哪么，今天希腊给出了答案）。

希腊危机表面是经济问题：债务过多（1100万人，3500亿欧元债务，人均3.3万欧元），失去了偿债能力。但背后仍然是政治因素。长期以来，希腊政府寅吃卯粮，为了加入欧盟和维持在欧盟的地位，刻意隐瞒真实的经济状况，直到危机来临，纸再也包不住火。但在这个过程中，政党和选民扮演了同样不负责任的角色。政党为了胜选，超越经济实力不断提高福利，选民则乐于以选票对这种不负责任的政策进行支持。而当双方共同酿成的危机发生后，选民拒不愿意承担后果。以希腊为镜，西方的民主制度实是已经走到难以持续的十字路口。

西方民主发展到今天，已经有了普遍认可、成形的模式：多党、普选和三权分立。相对而言，普选是最晚出现的因素，但普选的出现，则把西方一直由政客、财团唱双角戏的格局转向政客、财团和大众的三足鼎力。这种游戏规则要想玩的下去，必须任何一方都是理性和负责任的。但是到今天来看，西方的这套模式正在走向被历史终结的命运。今日的西方，并不仅仅是希腊债台高筑，所有的主要发达国家都如此。欧盟规定债务占GDP的比重不能超过70%，但：德国81%、英国89%、法国97%、美国99%、葡萄牙99%、爱尔兰113%、意大利133%、希腊150%、日本204%。而且一直处于继续上涨的态势。如果不能找到解决之道，早晚每一个发达国家都会成为希腊第二。 现在来看，即使有的政府想试图改变，但却遭到了选民的强烈反对。2010年法国为缓和危机，进行了力度颇为保守的退休制度改革，把退休年龄从60岁推迟到62岁，就引发了全法国一波接一波的抗议示威。虽然政府最后强行通过，但2012年大选即将来临，选民自然会把目光投向主张退回到60岁退休的反对党身上。

不过相对来说，政治人物要对危机承担更大的责任。美国的联邦债务已于5月16日触及法定债务上限14.29万亿美元，现在联邦政府完全依靠各咱紧急措施维持政府正常运作。如果不提高这个上限，美国将无力偿还到期债务，出现债务违约。为此，全球三大信评机构都对美国发出了警讯。但民主、共和两党的谈判迄今毫无进展。原因在于主导美国的两大政党都是政党利益至上，都不愿意妥协。其实解决方案是尽人皆知：再次出台短期刺激计划，采取措施在较长期内削减债务（增加财政收入和实施福利改革）。但民主党与共和党均当即拒绝了这一提议。共和党想尽快且最大限度地削减支出而将所有其它选择排除在外。民主党反对消减债务，担心将废除联邦医疗保险计划和社会保障计划。双方绝不妥协的原因，也和2012大选临近有关。所以现状是“美国经济即将陷入衰退。至于美国政府，即使它真的没有把事情弄得更糟，也只是在徒劳无功地瞎折腾”、 “因为美国根本没有高效的政府。如果有，美国不就会在经济陷入停滞之际一步一步走向国会授权的违约”（英国《金融时报》）。

美国政客的表现令人愤怒和失望的话，日本就是前所未有的丑恶了。日本发生千年未遇的巨大地震且祸不单行，灾区百废待兴、灾民急需国家救援时，自民党却落井下石于5月下旬提出对菅直人内阁的不信任案、企图推翻菅直人政权----尽管民意显示认为自民党此举不当高达62%。虽然菅直人并不是一个有经验的领导人（但为何能担任总理值的深思），民意支持率极低，但环顾民主党也好、自民党也好，看不出哪个政客现在肯定比菅直人更能管好国家。根据民调被认为最适合接替首相的政客最高也只有6%的认可率。但自民党并没反省政策偏离民意，不信任案在国会被废后仍穷追不舍、逼菅直人辞职，扬言只要菅直人辞职，自民党就愿意在国会协作，通过发行救灾国债的法案等----国家的急需却成为自民党作为赶菅直人下台的重要筹码。丑恶的还不止自民党，民主党内原来与菅直人对立的前党代表小泽一郎虽还在等待司法调查他涉嫌的受贿案，却也在他的派系议员们前呼后拥中谋划倒阁，而原来支持菅直人、甚至进入过菅直人内阁的前原诚司、党干事长冈田克也等也纷纷倒戈相向，公开呼吁菅直人尽快辞职，暴露了国家危难中也依然抑制不住的个人私欲和野心的丑恶。就是菅直人自己，他所声称的救灾告以段落之后再辞职实质也是拿救灾作盾而为了一己私利和乌纱帽罢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地震已经过去三个多月，仍然有九万多灾民无家可归（临时安置房建成数量尚不足一半，而且由于部分配套生活设施未能落实，已建成安置房的入住率仅为40%），八成民众认为政府救灾不力。而日本更创造了世界上债务占GDP的比重最高的纪录：204%！

然而，目前欧盟担心的不仅仅是经济处于危局的冰岛、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和下一个可能的多米诺意大利。还有政治危机已达一年的比利时。比利时选举后出现的无政府状态已经持续一年，堪称前无古人。而且国家一直处于解体的边缘。这对于正竭力走向一体化欧盟来说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至少，民主在比利时既不能解决政党纷争，也不能维持国家的统一（还有加拿大）。从目前整个西方来看，民主制度要么在经济发展上处于困境，要么不能解决纷争和维持国家统一。哪么它的正当性、合法性何在呢？当然比利时比竟还是发达国家，如果同样的事发生在第三世界国家，早就发生内战和动乱了。

所以，尽管希腊的经济规模在欧盟堪称微不足道，但法国第一大报《费加罗》仍然在封面使用了如此耸闻的大标题：希腊的崩溃威胁整个欧洲。因为这不仅仅是经济的危机传导，更意味着对西方政治模式的威胁。希腊敲响的是整个西方的丧钟。正如一位网友在BBC网站上的留言：希腊的问题和债务无关，实是对现行政治体系的不信任和冲突。（the trouble in Greece now i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debt; it is theactual mistrust and frustration with the political system FULL STOP!）

最后还要借此篇文章谈一下越南。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的自由派群体一再把越南当做中国政改的榜样。可是越南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国家？它的政改产生了什么成效？却都是自由派回避的内容。这一次围绕南海冲突，一下将越南穷兵黩武的面目展现于世人面前，更将越南的真实状况曝光于自由派所遮掩的朗朗乾坤之下。

越南曾是向中国改革开放学习的好学生，但进入二十一世纪，越南却陷入经济危机：股市暴跌（2007年缩水65%）、货币狂贬（越南国家银行于2011年2月11日对越南盾贬值9.3%，过去已经贬值40%）、通胀急升（通货膨胀最高接近30%，现在仍然是两位数）、房价猛跌、外债高企（越南的外汇储备一百亿美元左右，而国家的外债却有300亿美元左右）。越南经济多么差，可以拿中国经济落后而又和越南接壤的广西进行对比：广西人口5000万，面积24万平方公里，2010年GDP1460亿美元 ；越南8700万人口，面积33万平方公里，去年GDP1046亿美元。事实上，越南的经济总量和中国倒数的云南（云南人口仅是越南的一半）不相上下，人均GDP仅是中国最后一名贵州省的二分之一。尽管如此,2011年,越南军费预算暴涨70%!并高调在南海主权问题上向中国挑衅。

除了经济指标，其他指标也远远落后于中国。仅举两例：2009年中国电力人均消费达到2974kwh，越南则是0.795kwh，和自由派最蔑视的朝鲜相差无几（0.738kwh）；国家风险指标越南是最高级别：六级（和朝鲜一样）。中国则为四级（印度、俄罗斯、印尼三个民主国家为五级。五级和六级是指高风险、不稳定国家）。在中国，生活最为贫穷和处于底层的男性无法娶妻生子，就只能到越南采购新娘或者娶非法入境的越南女性。而越南每年都有大量劳工偷渡到中国打工----工资只有中国工人的一半。（2009年以来，广西公安边防总队共查获非法入境人员225批1820人、拦阻4839名、遣返2218人。由于中越边境线一千多公里，无法拦截的非法劳工无法统计）。还有一点要指出的是，越南社会腐败极其严重，在总部设在德国的透明国际发布的全球排名中名列第116位！（中国72位） 。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国家，竟然被中国的自由派群体拿来当做中国的榜样！！（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之究竟。出发点何为啊？）难道他们真的不知道衡量一个制度成功与否的标准是什么吗？

最后，本文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蔡昉先生的一段话做为结尾：中国经济的确特殊性太多了。我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人家让我回答：你说现成的理论更重要还是生活更重要？我一定会选择后者。（本人也有一问：我们在西方的现实和民主理论之间选择哪一个？）

以从中国农村改革的经验来看，我们看待制度变革不能用非黑即白的方式，中国任何领域的改革都是逐步推进的。制度改革不是革命，并不是立刻推翻一项制度，而往往是在新制度中有旧制度的因素。新的因素是在探索中形成的，也要在实践中增加，改革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推进并最终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