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2014年5月28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对西点军校毕业生演讲。他认为，美国的国力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盛，“全世界都期待美国出手相助”，“美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而且至今仍然如此。这是上一个世纪的现实，也将是下一个世纪的现实。”奥巴马将美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领导作用”视为自己的底线，并表示“我们如果不领导世界，谁来领导？”当面对国际舆论时他说，“为了保护我国人民、我们的国土、我们的生活方式，美国永远不需要征求别人的许可”，“我对美国例外论深信不疑。”奥巴马认为，“美国对民主和人权的支持超出了理想主义的范畴”，“民主政权”这个最亲密的朋友能成为美国产品的市场。在中国南海问题上，他表示“我们正在这个过程中向东南亚国家提供支持”。最后，他勉励西点军校的毕业生们“为了让美国领导世界，你们要竭尽所能。”

看了这些想到了已发表过的两篇旧文，拿出来提供一点不同的看法。】

美国的战略能力在衰落

　　●美国正在自毁二战后已在雅尔塔体系中确立的有利于美国世界霸权的基础

　　●目前西方是在漫天骂街的同时，手中既无制约中国的绝对武器又离不开与中国的战略合作

　　战略文化属于软实力范畴。在这方面，东西方各有各的特点，不同的特点使东西方大国产生不同特色的国家战略能力，并引导这些国家出现不同的国运变迁。

有了统一文化，近世中国才有马克思说的“一天等于20年”的发展

　　西方是形而上学的故乡。在东方人擅长的辩证法上，西方人往往显得笨拙。形而上学解决问题，更多是依靠增量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我们看小布什打伊拉克，其战略重形式，轻变化，一根筋打到底;用成吨黄金去砸那些数不清的目标。除了食洋不化者，真正的东方人是不会这样的。东方人知道“少则得，多则惑”，知道“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以我为主，用孟子的话说就是：“万物皆备于我”。

　　不同的文化给不同的国家带来不同的国运。中国近世发展起点低，但崛起速度在世界各国中是罕见的。这与我们五千年历史形成的积淀深厚的文化优势有很大的关系。且不说从1901年《辛丑条约》时的中国到北伐胜利这二十多年中国的快速变化，大家只要看看太平洋战争前后的历史就足以说明问题。1940年中国已分成若干个政治实体，那时中国在同盟国中起点最低，可1945年中国就合并为两个政治实体并一跃成为四大战胜国之一;到1949年中国除台湾外基本实现国家统一;1953年中国在朝鲜战场上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美国人;1964年中国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有核国家，而中国完成这奇迹般的转变只用了24年的时间。

　　同样的情形也曾出现在欧洲，但结果则正好相反。公元800年查理大帝将欧洲统为一体，其意义相当于秦始皇统一中国。可在公元843年，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签订一纸《凡尔登条约》将欧洲一分为三，此后欧洲地理版块像“微积分”一样越分越碎。这为欧洲大陆的地缘政治深埋了一个迄今仍极难修复和英、俄、美等可以操纵的破碎根基。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是思维差异。西方人重分析，并且是形而上学式的“微积分”;东方人重综合，而且是大一统式的综合。这是东方哲学的要义，也是东方精神的要义。

　　正是有了这种重统一、反分裂的人文精神，1945年在南方，马歇尔叫蒋介石不要过江北时，蒋宁可下野也要北上统一中国;在北方，斯大林不让毛泽东南下过江，毛泽东更是不听，他拿下东北后，“不可沽名学霸王”，一气打过江南统一了中国。这就是中国人的大哲学：自家再打也不分家。正是有这种统一文化，近世中国才有马克思说的“一天等于20年”的发展。靠什么?靠的主要不是物质力量——那时物质力量最弱，而是东方人特有的基于大历史和大哲学底蕴的重统一、反分裂的人文精神。斯大林曾告诉蒋经国：“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可见，东方文化中的在统一前提下的辩证思维应当是我们战略研究中最深刻的基础。

美国角色日益从世界的操纵者向他国的“战略清道夫”转变

　　苏联解体之初，美国在中亚的布局是有利于美国的。当时塔利班在北面制衡苏联五个加盟共和国，在西面制衡伊朗;塔利班治下的阿富汗和萨达姆治下的伊拉克都是逊尼派，伊朗是什叶派，塔利班和萨达姆分别从东面和西面牵制着美国人的重要对手伊朗。美国在海湾战争中打败又保留了萨达姆，用它制约伊朗;又用解放了的科威特从南部制约着萨达姆。美国从中用最小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自己在中东的战略利益。可小布什上台后，美国打败了塔利班，俄国的力量反而南下进入阿富汗;打倒了萨达姆，伊拉克什叶派获胜，伊朗的地盘反而扩大。

　　更有甚者，在卸任前夕，小布什在为俄国和伊朗南下搬掉了塔利班和萨达姆后，又从中亚来到欧洲，积极支持科索沃独立，这又进一步为欧洲的崛起清除战略障碍。如果我们再考虑到欧元对美元的撼动作用，美国正在自毁二战后已在雅尔塔体系中确立的有利于美国世界霸权的基础。二战中美国人不仅要击败德日法西斯，还要利用这场战争摧毁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霸权。为此，罗斯福支持马歇尔通过在大西洋东岸的诺曼底而不是地中海北岸的意大利开辟第二战场，这样便自然而然地将东欧放给苏联。诺曼底登陆造成的后果，是苏联势力上升和苏联对欧洲的战略空间的大幅挤压。此后，历史上的大欧洲，现在变成夹在苏联和美国之间的“西欧”。西欧由此就成了美国的政治附庸。

　　苏联解体后，这时的美国人像小孩一样得意忘形，不自觉地再次为欧洲干起“战略清道夫”的活儿。1999年，美国推动波兰、匈牙利、捷克加入北约，同年又领导北约发动科索沃战争，将科索沃从塞尔维亚剥离开来。2004年，欧盟实现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东扩，成员国从15个增加到25个。2008年2月17日科索沃议会通过独立宣言，美国随后宣布正式承认科索沃独立。如果我们看一眼地图，就会惊讶地发现，如果科索沃最终获得了“独立”或事实独立，那么，欧洲力量及其依托的地理基础又接近与二战前的大版图欧洲重合，罗斯福、马歇尔为挤压欧洲而设计出的“小欧洲”地缘政治布局已丧失殆尽。

　　如果将科索沃问题纳入战后雅尔塔大格局中研究，就会发现科索沃事件为欧洲恢复二战之前的北大西洋政治版图画上了完美的句号。欧洲的新崛起将对美国再次形成类似于二战前的战略压力。这种压力将迫使美国从北太平洋西岸进一步实行尼克松式的战略收缩——如果再考虑到美国在中东的惨败及由此带来的欧元的崛起和美元衰落，那么就有理由认为这种收缩的幅度还会相当大。北大西洋两岸发生的这些变化必然又为中国——当然还有目前地缘政治形势异常脆弱的日本———在西太平洋海区留下更大的伸展空间;这同样也为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留下更为主动、从容和宽松的地缘政治环境。

西方不合时宜的反华做法，说明西方人没了以往的自信

　　现在美国的国家战略能力在下降，相反，经历过前些年困惑和困难的中国和俄国，其国家战略能力正在上升。中国的崛起再次惹起曾经羡慕中华文明的西方人妒忌狭隘的复杂心理，他们这种老城住户特有的小家子心态在这次奥运火炬传递途中终于按捺不住并转成了市井谩骂。通观历史，我们发现，骂街，着急了还要打人，这对欧洲人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当年欧洲人就是以这种市井态度来对待美国的，结果硬是逼着美国成为世界强国。有意思的是，今天美国人也有了欧洲人的同种心态。西方这种不合时宜且非常失态的做法，说明西方人真没了以往的自信，以致连奥运会这种机会也舍不得放过。有效的外交，是嘴上说得好听，而手里攥着制敌的武器。目前西方是在漫天骂街的同时，手中既无制约中国的绝对武器又离不开与中国的战略合作。这说明：目前西方反华外交，如果不是弱智的话，那它上演的就是“空城计”。

　　1897年7月俄国财政大臣维特对来访的德皇威廉二世谈到美国时说：“要不了多久，欧洲就会变成一个被文人雅士仰慕过的曾经美似天仙而现在已经老态龙钟、步履艰难的妇人了。”老妇人总是要对“灰姑娘”说三道四的，这是因为她已失去了少妇时的自信。现在看来，今天的美国离这一天也不远了。

　　(原载《环球时报》2008年4月30日11版。)

附文：

石油美元的困境

　　地缘政治问题实质上是资源政治问题，对美国而言，地缘政治的实质是石油美元问题。1897年，威尔逊向西奥多•罗斯福提出“外交就是管理国际商务”。理解这句话也就理解了美国及其命运。石油关乎美元，进而关乎美国的命运。

　　美国总统尼克松为美利坚民族做出的最卓越的贡献是，成功使美国摆脱越战并与中国修好，但他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对美利坚民族而言也许是致命的：他宣布放弃美元的金本位而将美元直接与国际石油挂钩。于是，原来可以支持美元坚挺的美国工业——哪怕是军工产品，径直变成了脱离国民劳动且远离本土的资源产品即国际石油。这样，美元的坚挺就要靠国际大宗消费品石油的采购以美元结算来保证。从劳动形态上说，今后支持美元的就不是国民劳动而是国家对外战争。由于美国不是把重心建立在国民劳动的基础上，它也就只有听凭华尔街国际资本设置的一次次“财政悬崖”的摆布了。

　　美国对世界石油控制的关键是确保石油标价和结算只能使用美元。由此美元从黄金本位被推入石油本位时代。支撑美元的基础也从本国产品转移到中东石油。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尼克松之后的美国外交日益向中东集结以及石油价格在几十年间迅速严重偏离其价值的原因。

　　对美国而言，地缘政治的实质是石油美元问题

　　尼克松之后，美国外交的重点是要保证国际石油采购以美元结算。对于那些不愿以美元而以其他币种进行石油结算的国家，美国不惜用军事手段予以惩罚。就这样，石油美元使美国从一个依靠实体生产的国家异化为一个寄生在“石油美元”上的国家，这时“美国生产”依靠的不再是国民劳动而是对外战争，“美国制造”的不再是民生产品而是美元和各式有价证券。这时的美国已由华盛顿的美国蜕化为华尔街的美国。

　　一般来说，主权国家的不动产是国家货币价值的承担者，在此之上的劳动产品的价值是其货币增值的前提。美国曾主要以军事工业生产提升美元的价值，但与世界石油比，美国军工这时毕竟还是国民劳动的产品。尼克松将美元直接与世界石油挂钩，美元在军工之外又多了世界石油这个新支柱。这样，美国金融集团便有了双轮滚动出的利润：军事胜利既拉动了军工又保证了国际石油以美元结算，美元结算造成美元坚挺;美元坚挺又有助于军事持续胜利并反作用于美元的坚挺地位。但保证这一切的前提就是美国为控制世界富油区而必须进行持续不断而且必须胜利的战争。现在回头来看，尼克松在挽救美国的同时却又更深地伤害了美国：他使人民离劳动更远，离战场更近;为华尔街国际资本而不是为美利坚民族利益到世界各地打仗成了美国国家的“生产方式”和美国国民的“生存方式”。

　　将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不放在国内产品而是放在海外石油，这等于将美国的安全基点从本土移至中东，这样，华尔街国际财团就将超负荷的国防任务强加于美利坚民族并使之自越南战争后再次透支了它的国力。2007-2009年间，美国国防支出占美国联邦财政总支出的20%左右，而同期军费支出却占国防支出96%左右，国防支出基本没有“浪费”，都用于军费了。其间的关系是，国家财政依赖华尔街金融，华尔街金融依赖军工和能源的扩张;军工能源扩张又必须以对外战争拉动，战争胜利再反哺财政。战争成了国家财政增长的“推土机”，而成本越来越高的战争又进一步透支了国家财政。如此恶性循环，致使美国发生了迄今尚不见尽头的危机，而危机又恰恰以战争的失败或难以为继为先导。

　　《诗》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那么，美国求福的道理何在呢?在节制。与身体保养同理，国力来自节制而非透支。现在治愈美国“肾虚”重病的有效“药方”是“迈开腿，管住嘴”，即对内加强民族产业，对外少搞侵略扩张，用发展民族工业的方式“强身健体”。这样美国国力就可以休养生息，得到恢复并会再次以新的姿态步入世界。目前看来，这对美国而言是最不可能的选择。因为没有石油，美元大厦就会坍塌，这是目前的华尔街，甚至相当多的美国人都无法在感情上接受的。

　　(本文原载于《社会观察》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