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70后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所著的《21世纪的资本》(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震撼了陷于大衰退中六年至今难以自拔的西方世界。诺奖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的评论称该书引发的是“皮凯蒂恐慌”，《纽约时报》评论的标题是(皮凯蒂的书)“较劲斯密(和马克思)”，《商业周刊》作为惊呼“经济学的风暴要来了”!皮凯蒂的书揭露了三百年来资本主义贫富差距扩大的总趋势，犹如《共产党宣言》的开头“一个幽灵在西方游荡”。不过这次的幽灵，不是共产主义，而是反思资本主义。诡异的是，《纽约时报》为何把“21世纪新版的资本论”，说成是同时和亚当.斯密与马克思较劲呢?

　　西方媒体把严肃的经济科学研究政治化，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本文愿意从经济学和历史观察的角度，来分析皮凯蒂的新资本论。因为该书讨论的议题也涉及中国的不平等增长。皮凯蒂批评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例如库茨涅茨(Kuznets)收入不平等的钟形曲线和索罗(Solow)的内生增长论，正是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鼓吹经济自由化，反对中国独立自主的产业政策，主张中国的结构调整要放弃中国特色，转向美英模式的理论依据。所以皮凯蒂对西方经济学的反思，间接涉及中国国内关于坚持中国道路还是仿效美英模式的争论，值得中国学人和领导者认真思考。

皮凯蒂对资本/收入比例演化的历史观察

　　和国内追随英美主流的学者相比，皮凯蒂显然是登泰山而小天下。从来是美国主流经济学家教训全世界。这次之所以是法国非主流经济学家教训美英主流经济学派，原因有三：

　　第一，皮凯蒂认为要研究不平等趋势，西方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历史趋势的参照系，应当是法国，而非英国与美国。为什么?英国的光荣革命不彻底，至今贵族精英的地位稳固。要研究贫富差距原始财富的继承，英国不能代表多数经过彻底资本主义革命的国家。美国的增长也不典型，因为独立战争时美国人口只有300万，如今人口3亿，国土面积大幅西扩。美国人口与领土的巨幅扩张，当然可能淡化贫富差距的后果。法国大革命时人口约3000万，300年后只增加到6000万，和欧洲多数国家的人口增长幅度类似。更为重要的是，法国大革命废除了一切特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果法国的贫富差距也有不断增长的趋势，经济学含义就极为深刻：即资本主义的法律平等，不能保证社会的经济平等。这是皮凯蒂经验观察的革命性发现!这对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判断中国模式的优劣，一切以英美模式为准的价值标准是重大打击。

　　第二，斯密的《国富论》没有对国家财富给出测量方法。皮凯蒂分析不平等的趋势，没有采用含义不明的基尼系数，而是把马克思收入分配的资本与劳动的两分法数据化，皮凯蒂揭示的资本收益一直远超劳动收益的历史趋势触目惊心，一举粉碎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经济自动达到一般均衡和最优分配的神话。皮凯蒂分析当代的资本结构，排除了政府债务，因为国内居民购买的政府公债，其资产净值为零。皮凯蒂把国家资本明确定义为四项资本之和：农地，房产，其他国内产业资本，和外国资本的净值。然后分别考察其价值的历史演变。读者也许记得西方自由市场如何“藏富于民”的宣传。即使在法制完备的西方，皮凯蒂发现发达国家依然将大部分财富集中于最富的1%人口之手，而只讲私有产权，没有累进所得税和财产税的印度和俄国，更是将国家财富集中于少数大家族和寡头手中。皮凯蒂用自己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巴黎大学任教经历的对比，批评美国主流经济学玩弄数学脱离实际的弊病，非常值得国内从教科书上学习市场经济的的市场经济学家们思考。

　　第三，皮凯蒂用西方发达国家，主要是法国和英国，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1700-2012)，收入、资本、人口、增长率等历史数据，加上德国、美国、加拿大、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加上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数据(感谢耶鲁大学的钱楠筠，Nancy Qian，对中国印度数据的研究扩展了皮凯蒂的视野)，并分析收入结构中劳动和资本的分成比例，发现了“不平等的结构”。作者对21世纪不平等的全球演化的原因，做了细致的分析，包括英法的公债，欧洲的财产税，中国的资本扩张，美国的移民改革，多国贸易保护，债务问题，社会资本积累，和自然资本恶化等等。各国数据明确显示：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增加而非减少贫富差距!换言之，美国诺奖经济学家库茨涅茨依据美国历史数据发现的钟形曲线(也称为倒U 形曲线，声称美国技术进步的过程中，贫富差距会先增加后减少，所以政府可以容忍一时的不平等扩大，而无需做政治干预)，不是世界各国的普遍规律!换言之，市场完善(或称“完美市场”)不可能解决收入分配的公平问题。皮凯蒂还具体分析了诺奖经济学家索罗的外生增长论为何没有导致世界增长率的趋同和贫富差距的缩小，而内生增长论鼓吹的人力资本积累又如何使教育可能成为巩固特权而非摆脱贫困的工具，用历史数据全面否定了美英主导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收入分配理论。

　　皮凯蒂对库茨涅茨和索罗理论的批评，对中国主流经济学界关于中国转型方向的争论有重大意义。因为高调批评中国经济是粗放增长，把东亚奇迹扭曲为高储蓄高投资，没有实质性的技术进步，主张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是要素市场自由化的国内经济学家，依据的正是索罗的内生增长论。正如笔者的“代谢增长论”所批评的，索罗把技术进步描写成随机冲击的积累，而非小波模式的新陈代谢，预言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会趋同，完全违背历史的事实。索罗理论唯一的“贡献”，是否定发展的产业政策和技术政策，否定科学技术进步不是市场主导的历史事实。请问美国的航天工程、互联网、GPS卫星和导航系统、全球海军基地和信息监视网络，也是民营市场随机创造的吗?中国后三十年产业的迅速升级，离开中国前三十年建立的独立科技体系，能成功吗?为什么二战后早就建立私有产权和议会民主制的亚洲大国印度、土耳其、和菲律宾，没有一个有能力发展航天、卫星、高铁、计算机等现代化工业，摆脱对西方的依赖经济?

　　第四，皮凯蒂观察到历史上只有两个时期收入不平等有所下降。一是19世纪70年代之后，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化趋势有所收敛，但是不久即产生一次大战。二是从一战结束，到二战之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收入分配有了很大的改善。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不平等的程度再度恶化。总的历史趋势是资本收益率为经济增长率的几倍。收入分配改善的原因不是经济的内生机制，而是政治的外来干预，包括战争、革命、和发展中国家的独立运动，导致发达国家资产的大幅缩水;政府经济干预包括房租管制、国有化、证券交易和资本流动的监管等等，都会影响市场的资产价格。新古典经济学资产定价理论描写的自由经济和有效市场，完全是数理经济学的乌托邦，和真实资本主义没有关系。

皮凯蒂的观察盲区：苏东竞争和马歇尔计划的影响

　　我们要指出的是，皮凯蒂对1945-1970年间，美国分配改善原因的分析并不全面。他完全忽略这一时期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崛起，迫使西方资本不得不改善劳工福利的国际竞争压力。东欧国家在此期间创造的充分就业、全民医疗、和福利住房，虽然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苏联廉价能源的供应而难以持续，但是冷战时期的苏东经济逼迫德、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大幅增加了工会在收入分配中的话语权和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苏联瓦解之后，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削减工人已经得到的福利，1990年后全球不平等的竞争趋势急剧增加。70后出身的皮凯蒂看不到社会主义国家的竞争效应，不亚于战争对资本的摧毁效应。5月19日《纽约时报》发表的布鲁克斯(Brooks)的专栏“大辩论(The Big Debate)”,深刻揭示苏联瓦解后，西方世界误以为没有了竞争者，导致西方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全面倒退。建议读者自行阅读参考。

　　皮凯蒂也没有注意到美国战后的马歇尔计划，实质是美国大规模资本扩张的“非均衡战略”。我们一直批评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理论是封闭社会的永动机模型，因为生命和社会系统的本质是“非均衡”。中国改革的成功和苏东转型的悲剧，突显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战略与休克疗法的“均衡思维”的后果。我们可以想见，二战结束后，美国军火工业失去大量订单，大批退伍军人急需工作。如果当时的美国政府也推行这次金融危机中伯南克主张的“再平衡”政策，美国大批削减“过剩产能”，欧洲大规模削减“公共财政”，等于在危机中推行反凯恩斯的货币主义政策，结果必然是制造第二次大萧条。幸好美国当时务实的政治家反其道而行之。美国用马歇尔计划向西欧日本大规模输出美国的剩余产能，不但创造了美国经济的繁荣，西欧日本的复兴，同时也使美国产品占领英法等老牌帝国的传统市场，并扩张到社会主义阵营以外的全球市场。同时期美国国内还实行房地产抵押贷款的利率管制，鼓励普通居民拥有自己居住的房产，大大抵制了社会主义模式对美国工人的吸引力，使冷战时期美国的政治经济免于西欧受到的社会主义思潮的冲击。假如不是中国崛起和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东战争的冲击，美国收入分配的改善也许因为美国全球化的霸权地位，继续保持到今天。

　　此次金融危机，美欧日等国由于利益集团的阻碍，使凯恩斯刺激政策寸步难行，才导致今日西方经济在大衰退中停滞不前。国内一些经济学家跟在伯南克后面，呼吁中国也要推行美欧失败的“再平衡”政策，只会重沓美欧走过的弯路。林毅夫批评伯南克的“再平衡”理论，大方向是正确的。问题是，英美推行资本全球化的前提是海军霸权。中国今天要想走出去，外部条件是非洲政局的稳定和中国远洋海军的强大。中国在条件成熟之前，可以先考虑把重点放在已故发展经济学家邓英淘的《再造中国》中提出的西水东调新途径，复旦大学史正富在《超常增长》中提出的建立长期战略基金，都是用开发大西北的战略，消化目前出口下降造成的“过剩产能”的好建议，比美国当年的马歇尔计划更具战略眼光。因为这不但可以根本改善中国的人口资源布局，而且渝新欧铁路打造了新的亚欧“汉莎同盟”，为建设远洋海军争取了时间，可以最终发展中国主导的亚欧经济圈，突破美国包围中国的全球战略。

空想资本主义的由来和非议

　　应该指出，国内外流行的“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并没有指明市场万能论的理论根源。对比16-19世纪西方出现的空想(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潮，例如托马斯-莫尔，圣西门，和傅里叶等按劳取酬和公有制的理想，笔者认为用“空想资本主义”来描写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学理论更为确切。空想资本主义在当代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是亚当.斯密、哈耶克和科斯。我们就用皮凯蒂的数据，来分析空想资本主义如何误导大众，理解现实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出路。

　　《纽约时报》评论的标题就指明皮凯蒂的矛头主要指向斯密，捎带了马克思，但是说不清斯密的问题在哪里。亚当.斯密是个真诚的空想资本主义者。他在《国富论》第一卷第一章观察到分工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又在第一卷第三章的标题上强调“分工受市场规模限制”。斯密显然意识到生态和人口对市场规模的制约，他也清楚殖民扩张和掠夺战争更能扩大市场规模。斯密只是在第四卷第二章的细节里，悄悄加上“看不见的手”的寓言，想象自利出发的自由贸易可以协调区域间的劳动分工，无需战争和政治的干预。斯密把《国富论》作为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标题，却没有给出国富的定义。他在第一卷第五章内引用霍布斯的话，承认“财富就是权势(wealth is power)”，却又争辩说：光拥有财富不等于立即取得政治权力。善良的伦理学教授斯密，一面多次批评地主和资本家为富不仁，认为英国的殖民扩张得不偿失，一面企图用道德情操来缓和市场经济的社会矛盾。但是，皮凯蒂的历史分析清楚表明，斯密的空想资本主义在历史上并未实现，市场机制不能保证分工和谐和社会公平。

　　到了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供求平衡的微观理论完全否定马克思从宏观历史角度提出的市场经济生产社会化与私有制的无政府倾向的内在矛盾，必然造成资本对劳动的统治，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新古典经济学的数理模型，连斯密注意到的非线性约束(即市场规模的限制)也排除在外。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就完全失去理解内生经济周期和金融危机的能力。

　　皮凯蒂的研究清楚指明亚当.斯密代表的空想资本主义理论的破灭。分工加贸易不见得能导致国富，因为发达国家控制的资本积累主导了财富的分配。工业化和殖民主义导致富国和穷国的贫富分化，并引发一系列的战争和革命。决定市场份额的不仅是贸易的比较优势，而且是武力的比较优势。民主和道德都不足以制约资本的贪得无厌。革命和战争导致西方富国的兴衰和产业中心的转移，没有一个富国能长久保持国际分工格局的霸权，私有产权界定的资本收入也周期性地蒸发和毁灭。所以资本也无法积累到无穷。

　　空想资本主义的第二个代表人物当属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凯恩斯是英国的战争理财高手。在大萧条期间诞生的凯恩斯经济学，实质是西方战时经济(也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计划经济)的产物。哈耶克早期研究经济周期受到马克思的影响，注意到迂回生产和内生货币的运动，发现央行的信用扩张是经济周期的重要来源。但是，哈耶克的空想资本主义达到荒唐的程度。他在大萧条时期主张政府无所作为，强调市场经济有天生的恢复能力，犹如主张重病患者无需医药的救助，听天由命可以取代医学的干预。战后哈耶克反对通胀政策的药方是废除中央银行，等于放弃国家为战争筹款的铸币权，这让同样鼓吹自由经济，但是主张央行独裁货币政策的弗里德曼，完全不能容忍哈耶克合理的内生货币论。哈耶克被赶出芝加哥大学的经济系，边缘化为经济哲学家。哈耶克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预言凯恩斯的经济政策和福利社会，必然失去资本主义制度的个人“自由”(皮凯蒂看到的只是少数富人的选择自由)。历史现实却是欧美的福利社会走向骄奢和破产之路，而非计划与奴役之路。虽然哈耶克是一个有见地的货币经济学家，却是失败的政治经济学家。即使他最终获得诺奖的桂冠，也无法实践奥地利学派的经济政策。

　　撒切尔夫人对哈耶克的口头赞美，只是把哈耶克作为削减工人福利，搞亏损国企私有化的口实，从来不打算采用哈耶克取消央行的方案使英国的金融业成为美国的附庸。英国国有铁路的私有化完全失败，经济自由化加速产业的空心化。要不是马岛战争挽救了撒切尔夫人的政治生命，撒切尔夫人改革劳工市场的政策也不难以推行。美国后凯恩斯派的著名经济学家告诉我，奥地利学派是无法执政的，因为自称保守主义的小布什总统，实质是军事凯恩斯主义者。这使我意识到，结束美国大萧条的不是罗斯福新政，而是美国加入二次大战。撒切尔夫人也是挂哈耶克的羊头，卖的是军事凯恩斯主义的狗肉。皮凯蒂对一战到二战后资本收入比例下降的分析，说明70后的皮凯蒂，比空想资本主义者更懂当代的政治经济学。

　　空想资本主义的第三位大师，当属刚去世的芝加哥大学的诺奖经济学家科斯。宣称观察真实世界的科斯对大萧条、二战、冷战、和中东战争视若无睹。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否认新古典经济学都接受的政府干预市场失败(如污染等外部性)的需要，认为利害双方的自愿交易可以化解社会冲突，在交易成本低的条件下，社会利益冲突的化解，只需界定产权，两方交易，无需法庭、社会仲裁等第三方干预。新制度经济学成为最彻底的无政府经济学理论，把空想资本主义推进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中国在城市化和基础建设中面临的征地矛盾，地价节节攀升，内地农民和大学生的就业日益困难，而城郊的拆迁户和近郊农民却从劳动者大批转化为食利者，完全否定科斯存在均衡价格与初始制度安排无关的预言。科斯本人小心翼翼地避开收入分配问题。有人认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只对交易成本为零的社会成立(他似乎不明白原始社会的交易成本几乎为零，但是没有剩余价值);似乎当代社会的交易成本远大于零，就难以界定企业家的剩余价值。皮凯蒂的定量分析，清晰地表明可以定量分析资本主义社会财富不平等的趋势。 这就为收入分配政策的实施奠定基础。

不平等的起源和对策

　　《纽约时报》的评论注意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方向正确，但是推测有误。马克思预言了资本无限积累的趋势，同时断言资本回报率会递减，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皮凯蒂的数据发现，西方的资本回报率相当稳定，只是数次被革命和战争打断。皮凯蒂虽然批评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者模型，但是因为他的经验分析单位是国家而非产业，也就没有提出取代新古典外生增长论和内生增长论的理论模型。

　　笔者2012年在国际熊彼特学会上提出的“代谢增长论”，可以填补马克思和皮凯蒂之间的空白。马克思观察到的资本报酬递减，对每个工业革命的主导产业成立，但是对一个国家的不同历史阶段未必成立。因为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真实动力不是资本积累，而是科技进步开发新的资源。

　　斯密对资本主义真正的洞见，不是什么“看不见的手”，而是“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我们注意到市场竞争的实质不是价格竞争，而是市场份额竞争。垄断企业获取超额利润的方法是用价格战、专利战、兼并战等手段排除竞争对手，控制市场份额，然后控制市场的定价权。空想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假设两人的平等对称博弈，现实市场是多人的不平等不对称博弈。市场赢家不一定是创新的企业家，很可能是投机的金融家。假如你读过意大利佛罗伦萨美蒂奇家族银行的发家史，你就知道文艺复兴的金主，其实是教皇权力和金融家金钱交易和权钱勾结的产物。美国的民主政治退化为金主政治，得到最高法院的保护：美国选举大额捐款不设上限，竟然被最高法院解释为保护“言论自由”。西方如此赤裸裸的金钱民主和利益政治，使皮凯蒂的“全球累进资本税”的实现希望很小，因为要建立全球政府，推行全球累进财产税，和各国同时进入共产主义一样困难。

中国创新的战略和机遇

　　对西方体制的近距离观察，给笔者找到破解皮凯蒂困境的中国机遇。

　　第一，国际竞争是制约美国模式的主要武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冻结中国存在美国银行的资金，迫使苏东国家把美元资金存在西欧银行，形成欧洲美元市场，在1960年代有效制约了美国自利的货币政策。美联储降息如果低于欧洲美元的利息，美国资本出逃，而非增加在美国的投资。伯南克的零利率政策无法刺激美国的投资和就业，因为美国资本看好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市场，对奥巴马政府的改革能力失去信心。中国已经开始和主要贸易伙伴发展货币互换协议，如果中国政府实行笔者的建议，在上海建立亚洲美元国债市场，有可能突破美元和美债的世界霸权。

　　第二，中国可能比西方率先找到高速增长和共同富裕的道路，从而改变国际竞争的游戏规则。笔者注意到，美国和中国从每月的工资收入中扣除所得税和福利税并不困难，但是要征收财产税和遗产税阻力重重。类似的，台湾实行土地改革的私有化后，不但工业化引发的地价高涨改变了本省人和外省人的财富和权力分配，也使台湾基础建设的征地困难重重，使台湾经济的停滞积重难返。相比之下，集体土地所有的中国大陆，在基础建设上突飞猛进。可见中国产权的混合所有制，在实践中远胜于西方和东亚的土地私有制。如果注意到资本的超额收益，源于市场份额提成，而非劳动时间付酬，则在中国用税收和社会奖励等多种方法缩小贫富差距，又不打击创新者的企业家精神，在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传统下，是可能做到的。

　　去年年底，本人有机会和香港媒体见面。有香港记者问我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我的回答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文本作者为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中心高级研究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退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