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看,如果说“颜色革命”的初衷是其表面所说的,要建立民主和有效的政治制度,反对专制和腐败,并推动经济社会的高效发展,那么“颜色革命”没有一个是成功的
乌克兰危机发生以来,人们对“颜色革命”的关注再次上升。所谓颜色革命,狭义讲是指,在前苏联范围内旨在推翻苏联解体后建立的由前苏联权力人物领导的政权,建立摆脱传统俄罗斯影响、基于西方价值观、更加亲西方政权的“革命”。从更大范围看,可以说是美欧国家支持旨在推翻本国传统政权,以西方价值观为旗帜建立亲欧美政权的“政权更迭”,如中东和北非地区的政治动荡,即所谓阿拉伯之春等。
冷战结束后,美国自认为“历史已经终结”,美式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从此一统天下无敌手。自那以后,出于战略利益和意识形态需要,美国和西方国家推动“颜色革命”十分起劲,希望将整个世界都改造成美国治下的世界。
哪个国家如果不顺眼或者“改造”不顺利,美国和西方就会直接或间接在某个国家发动“革命”。很多情况下会利用西方或本国亲西方的非政府组织,培植亲美亲西方反对派势力,利用“民主”、民生等问题煽动百姓的不满情绪,鼓动街头政治,并利用美国强大的舆论主导权宣传该国政府压制“民主自由”、“专制独裁”、腐败透顶等等。他们一方面在政治、财政上支持反对派,将反对活动引向“政权更替”。同时动员世界舆论抹黑该国政府,尽量把水搅浑,对当局用国家机器维护秩序则贴上“镇压”的标签,或渲染当局的暴力行为。面对美国和西方铺天盖地的价值观导向和舆论话语权,“被颜色革命”的国家往往毫无回手之力,被一步一步逼到悬崖的边缘。如有必要,美国还会动员西方国家采取制裁、禁运等措施,甚至直接进行军事干预,直至完成政权更迭。这差不多已变成“颜色革命”的标准模式。
那么迄今究竟发生了多少次“颜色革命”呢?真正可以得此“桂冠”的是2003至2005年期间独联体地区三起重大政治事变:
一、2003年11月,萨卡什维利持“玫瑰花”逼格鲁吉亚总统谢瓦尔德纳泽下台并取而代之,拉开独联体地区“颜色革命”之序幕。
二、2004年秋,乌克兰总统选举过程中政治斗争激烈,尤先科以橙色为旗帜攻击对手而获胜,被称为“橙色革命”。
三、2005年3月,吉尔吉斯斯坦议会选举发生政治震荡和骚乱,阿卡耶夫总统因此流亡国外,巴基耶夫总统上台,于是就有了“郁金香革命”。
其实这些都不是积极意义的革命,而是三次国内争权夺利、外部大国博弈的政治事变。“颜色革命”并未给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三国带来国家经济的改观和政治稳定,只是使三国陷入无休无止的政治混乱和经济下滑。苏联解体给原苏联各国带来灾难性的冲击。苏联解体后独联体国家长期动荡,国家政治体系不协调,社会政治矛盾激烈,加上西方的干预和介入,导致“颜色革命”频频发生。恩格斯说过,“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是从许多单个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独联体地区发生“颜色革命”就是因素相互冲突、相互影响的产物。
进入新世纪后新媒体和社交媒体的迅猛发展被“颜色革命”推动者所充分利用,“茶杯里的风暴”也能掀起狂风巨浪。举几个例子便可一目了然。
一、2001年1月17日。菲律宾有人用手机短信号召民众上街抗议,一条短短16个字符“Go 2 EDSA. Wear blk”的短信被疯狂转发,吸引、动员了100多万民众聚集。集会一直持续到1月20日埃斯特拉达总统离职,人们把这位总统下台归因于“短信一代”的牺牲品。
二、2009年4月,摩尔多瓦发生未遂“颜色革命”,参与者大量使用新兴媒体推特,被西方媒体称为“推特革命”。
三、2009年6月伊朗大选后,落选一方利用手机短信、脸谱、推特,传播不满情绪并煽动反对大选结果,导致了长达两周的“伊朗推特革命”。
四、最为世人瞩目的是2011年初,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巴林等西亚北非国家先后爆发被称为“阿拉伯之春”的动荡和骚乱,引发战争和内乱。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的政权先后被推翻,其他许多国家现在仍处于剧烈的政治、社会动荡之中。参与者绝大多数为社交媒体用户,他们用互联网新技术相互号召、联络,加强群体价值认同,统一运动步骤,聚合政治目标,释放出巨大的政治能量。如今,阿拉伯之春已经变成“阿拉伯之冬”,给西亚北非地区国家和人民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和痛苦。
总的看,如果说“颜色革命”的初衷是其表面所说的,要建立民主、有效的政治制度,反对专制和腐败,并推动经济社会的高效发展。那么“颜色革命”没有一个是成功的。所有爆发“颜色革命”的国家都变得政治更加混乱、民主更加无序、国家治理更加破碎、腐败更加严重、经济更加糟糕。几乎无一例外。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最近撰写专题报告,质疑“民主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讲的是西方民主为何问题成堆,失去了活力和吸引力,也谈到通过“颜色革命”而获得所谓民主的国家问题重重。作者将金融危机和中国的崛起列为主要原因。其实这个问题不难回答。不是民主出了问题,而是贴有西方标签的“民主”和“颜色革命”出了问题。因为它本来就动机不纯!当然,美国为维护世界霸权地位不会放弃“颜色革命”和其他维护与实现其战略利益的“民主”手段。
如果美国和西方推动“颜色革命”是另有目的,那么他们通过政权更迭,的确收获了地缘政治、战略安全和地缘经济的“胜利果实”,如在俄罗斯周边建立亲西方政权、在西亚北非推翻了西方不喜欢的利比亚政权等。
冷战结束后,美欧在战略上继续挤压俄罗斯,北约和欧盟东扩就是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的具体体现。经过反复博弈,绝大多数原有东欧国家相继加入北约和欧盟,波罗的海三国突破俄罗斯设定的“红线”,随后也加入北约和欧盟。美欧还对前南斯拉夫进行深度干预,造成米洛舍维奇政权倒台。这就是前苏联地区“颜色革命”的大背景。
“颜色革命”在多年的实践中对“被革命”国家的破坏性得以充分暴露,也已遭遇反弹和挫折。但乌克兰危机中美欧的攻势遭到俄罗斯强力反制,而美欧却没有“接招”的能力尚属首次。这次危机至少说明一点,即冷战后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攻城略地”的利器效用大打折扣。
普京深知美在独联体搞“颜色革命”醉翁之意不在酒,在“清君侧”之后最终是想在俄罗斯实现“颜色革命”。从2011、2012年俄罗斯国家杜马和总统选举情况看,美国确实下大力气支持普京的反对派。所以普京再次担任总统后就决定停止美国际开发署在俄活动,并加强对俄境内外国非政府组织的管控。接着普京倡议建立“欧亚经济联盟”,推进独联体经济一体化,拓展俄战略空间。美俄在独联体的争夺不会停息,只会因乌克兰危机而展开更激烈的博弈。
中国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政治稳定、经济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创造了发展中大国走自己道路取得巨大成功的“中国模式”,理论是被总结为“北京共识”,与西方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模式”的失败形成强烈反差。世界为之惊叹,许多发展中国家希望学习中国的成功经验。
仅举一例。发展中国家最大的挑战是消除贫困。据联合国统计,全球80%左右的贫困是中国近三十年消除的,巴西、印度、南非、埃及等发展中大国加起来消除贫困的成绩也没有中国大。
中国的成功说到底是中国制度、中国道路的成功。只要没有意识形态的偏见,这一点不难看到。我们自己对中国的发展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更要用充分的自信。
其实,凭着中国的体量、实力和制度优势,西方不敢直接在中国搞“颜色革命”,但是他们对中国的渗透和间接影响却无处不在。据统计截至2012年底,在中国设立办事处或注册的非政府国际组织就有3100个,还有许多以各种名义没有注册的非政府组织,以及“地下教会”组织。不少以关心基层弱势群体和扶贫为由,已经把触角深入到中国的基层和乡村。
中国还是新媒体发展最快的国家。截至2014年初,中国有移动电话用户12.2亿户,移动互联网用户8.45亿。这些数字逐日、逐月在更新,增长速度惊人。这标志着中国互联网真正进入了“移动网民时代”。而且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境外媒体聚焦中国。每年有5000--6000名境外记者来华采访,但他们大多对中国了解不多。
在一个各国相互开放程度益增、西方国家抓住意识形态不放、新媒体已经打破传统疆界的世界里,如何利用、管理好新媒体和非政府组织,使之成为社会的正能量,防止“颜色革命”的渗透和发生是不少国家面临的新挑战。中国也不例外。在这方面,俄罗斯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汲取。
(作者系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