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旧谎言和新谎言

　　在“6月事件”的余温中回顾西方主流媒体对于事件的报道和评论，饶有兴味。

　　几乎从事件发生的最初日子起，它就在西方主流媒体那里注射了强心剂，掀起一股狂热而又暧昧的激情。两年多来有关叙利亚危机的报道和评论，尽管西方顽强地展览妖魔化巴沙尔政权和颂扬反政府武装的偏见，还是可以多少看到巴沙尔政权之得到相当多数民众支持和反政府武装杀戮平民、战场失利的消息，而且越到后来，局势本身的进程也越清晰。相比之下，西方有关“6月事件”的报道和评论，离开事实真相的距离更远，分明给人类的认识领域，增添了一个新的混乱和污浊四溢的奥吉亚斯牛圈。

　　关于真相的报道和根据真相进行的评论，被扼杀、淹没得几至杳无踪影。对美国霸权和新自由主义的声讨，埃及“第一次革命”和“第二次革命”中倾向社会主义的左翼力量的活动及其在整个运动中的作用，几乎只字不提。捧给读者、观众、听众的，基本上是“约而同”或者“不约而同”的舆论一律。然后就是抓住个别碎片的议论风生，“有选择遗忘”和“有选择强调”，用新谎言延续旧谎言。在世界历史上，这是一次不多见的、漂亮的舆论误导的全球性行动。

　　一个已经争论几百年的问题是，资本主义导致的，是一个中产化社会还是一个两极化社会。

　　资本主义关于自己合理性和永世长存的一种常见的宣传，是它带给人类自由、民主、平等和普遍富裕。20世纪社会主义苏联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曾经推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工人阶级斗争，积极成果之一即在一些国家形成所谓“福利制度”。“中产阶级”随之成为西方舆论的时髦术语。它被用来概括社会的多数或者处于“橄榄型”社会中部的群体，意味着稳定而体面的地位和收入、衣着无虞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教育、医疗的基本权利。

　　这是一个古老的旧谎言。

　　从资本主义诞生，从来没有提供过即便一个“橄榄型”社会。这个名词仅见于西方政客的口若悬河和御用知识界的纸面。这种社会形态立足于两个支柱——对内的和对外的，即对本国的和对第三世界工人阶级及人民大众的剥削。“福利制度”从一开始就零碎而时断时续，“中产阶级”尤其带有欺骗性。这种欺骗性随着苏联解体而被彻底戳穿。特别是爆发于2008年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的全部肮脏、糜烂变得无法掩饰，工人阶级曾经争得的某些社会公共福利被新自由主义吞噬殆尽，被冠以“中产阶级”的人群则大跨度地分化和坠落，神话遂告破灭。

　　福利制度在西方的崩溃引发不间断的抗议，而怀念社会主义却成为无法遏制的世界性潮流。新自由主义和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被送上被告席。正在终结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一个判词，就是两极化。资本全球扩张在广度和深度上达到顶峰。而凡是在新自由主义改革中确立资本主义关系的地方，无论不同地区之间、不同国家之间、不同民族之间、不同行业之间、不同部门之间，还是在不同职业之间、不同性别之间、不同年龄之间，贫富的两极化，社会地位的两极化，都在不可遏制地加剧;危机期间加剧，号称渡过危机、复苏或东山再起期间，继续加剧。

　　事实如此地顽强和普遍，足以撼动整个资产阶级的政治的、理论的防线，使其当权集团陷入无言自辩的被动和尴尬，政客的巧舌如簧、御用学者的装摸做样、主流媒体的指鹿为马并肩跌落尘埃，一下子变得一钱不值。

　　但是来了“6月事件”。他们把这看作一个天赐良机——喘息、重整旗鼓、变被动为主动和再度巩固舆论制高点的良机。西方主流媒体在相差不远的时间发出相差不远的声音：土耳其、巴西、埃及的故事被描述为“中产阶级现象”、“中产阶级抗议”、“中产阶级起义”、“中产阶级造反”、“中产阶级革命”，因为经济增长和繁荣而摆脱贫困富裕起来的“全球中产阶级崛起”，现在的问题是“想要的更多”。

　　6月26日，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刊出《中产阶级在土耳其和巴西爆发的抗议中展示力量》。传播最广、影响最大，则属弗朗西斯·福山的《中产阶级革命》。在他看来，土耳其和巴西是过去10年中的“经济改革之星”，动荡的主题是“全球新一代中产阶级的崛起”，“典型的抗议、起义和偶尔的革命，都是由中产阶级的新生成员领导的”。日本也来凑热闹，有文章称，伊斯兰世界动荡的“重要的起因”在于，“迅速壮大而且越来越敢于维护自身利益的中产阶级，希望在政治上有一定的发言权在经济上有更多的机会”。

　　查一点老账，“6月事件”爆发以前，宣传口径就已经制定就绪并摆上美国顶层设计人物的办公桌。这就是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2012年12月发布的《2030年全球趋势：可能的世界》。这个“可能的世界”的第一个大趋势确定为——

　　“全球中产阶级壮大是一场巨变，世界多数人口将首次脱贫，获得更多教育，享受新的通讯和制造技术，医疗保健取得进展等等。”

　　他们永远不会按照事实，而只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确定“趋势”，下达怎样表述“趋势”的指令。

　　“中产阶级壮大”到成为“世界多数人口”，“多数”到多少呢?福山文章援引两个数据。一个是高盛公司2008年一份报告，称全球“中产阶级”人均年收入6000美元至30000美元之间，2030年将达到20亿人。另一个是欧盟安全研究所2012年的一份报告，说全球“中产阶级”2009年18亿人，2020年32亿人，2030年32亿人(预计届时全球人口83亿)。满嘴跑火车的数字已经惊人，再按照每个被列入“中产阶级”的个人家庭人口3人计算，确实占世界人口的多数。

　　生活当然不是他们公文包里的印刷品。他们如此描绘的有美好现状和美好前景的“多数人口”，既不存在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也不存在于第三世界国家，更不存在于全球，只存在于他们的宣传中。

　　这类报道和评论铺天盖地并占据主导地位，给认识真相和进行科学的研究带来很大困难。这就是现实。

　　在这样的现实面前，世界总是一次再次地想起马克思。1999年，这位伟人在英国广播公司(BBC)发起的全球互联网投票中，以最高得票，被评选为“千年思想家”和“最伟大的哲学家”。2013年11月，美国一家网站载文，称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根据“消除学科偏见的最好的统计方法”——即“h指数标准化评判标准”——统计，马克思的h指数是历史领域的其他学者h指数平均值的22倍多，在各领域该指数最高，因此“历史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学者是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早已经看出，历史进程本身，把资产者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这一阶级私欲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用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违背还是不违背他们警章之类的标准，用文丐的争斗和辩护士的坏心恶意，来干扰、挤压、围剿尊重事实的和不偏不倚的科学研究。

　　但是对一个仍然握有世界主导权又正在走上穷途末路的衰亡旅程，一个除了陶醉于自制的谎言和已经不再有任何科学精神的阶级，还能要求什么呢?

　　在世界资本主义危机暴风骤雨般袭来的时候，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和他们的卫道士曾经老实承认，危机“百年不遇”。危机尚未过去，世界的多数包括在他们那里“被中产阶级”和自封“中产阶级”的人群，继续在危机废墟中苦撑度日，土耳其、巴西、埃及的故事，就被他们匆忙间拿来作为洗刷自己历史罪孽的清洁剂。这使我们不得不在两极化的日益加剧中，再来讨论世界到底在中产化还是两极化这样的不成问题的问题。

弗朗西斯·福山《中产阶级革命》，美国《华尔街日报》2013年6月29日。

《穆斯林中产阶级不可阻挡的崛起》，日本《日本时报》网站2013年9月24日。

见《中产阶级抗议潮令全球不安》，《环球时报》2013年7月10日。

《他们找到了纠正学科偏见的最好方法》，美国《科学美国人》月刊网站2013年1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