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大衰退，给整个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也引发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的大反思大讨论。从2009年初英国《金融时报》刊登有关“资本主义的未来”的系列文章和时任法国总统萨科奇与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召集的“新世界，新资本主义”大会，到2012年初《金融时报》发表“资本主义的危机”的系列文章和2012年达沃斯论坛对于“20世纪资本主义是否适合21世纪”的大讨论，这种反思一直在继续，并有很明显的更深入和彻底的趋势。本文选取资本主义体制内外对于此次危机根源和实质诊断的四种视角进行梳理和分析，以期对我们认清西方当前困境的实质和启迪中国的应对之策有所裨益。

　　一、从资本主义体制内向内看：归咎于资本家的贪婪和政府的疏于监管

　　这种解读将资本主义危机归咎于资本家的贪婪和政府的疏于监管。他们认定这次资本主义困境的实质是一场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所以与之相关的金融家、银行家、企业家以及疏于监管的政府是他们最容易联想到的“罪魁祸首”。

　　对于其中将目光主要投向贪婪资本家的一方，他们普遍认为极端的贫富悬殊是导致此次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比如，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胡安•索马维亚的文章《从国际劳工组织角度看资本主义危机与不平等》以及英国经济学家斯图尔特•兰斯利的新书《不平等的代价》都分析了贫富悬殊何以导致了当前西方资本主义面临的困境。也正因如此，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等也才认为美国正在逐步沦为一个香蕉共和国——永久贫困阶层日益扩大，中产阶级愈发贫困，并且面对越来越富有的富人阶层变得越来越软弱无力，而熟练控制包括总统在内的公职人员的资本家权贵却正经历一场复兴。在欧洲大陆，个人不平等加剧的问题没有英美那么严重，但是问题也主要是欧元区的内部失衡造成的。

　　另外一方则将目光投向政府并认为其应该为此次金融危机负主要责任。美国前银行家、政府汽车工作小组的负责人史蒂文•拉特纳就将资本主义比喻成一个需要规则、界限和纪律的精力旺盛的小孩子，认为如果小孩子无意中把房子点着了的话，他的父母也就是政府应该承担责任。所以对于此次金融危机，拉特纳认为主要是政府放松了监管要求、对危险的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是非法的活动视而不见，并纵容了这些过分行为。他举例说，欧元区目前的混乱局面就很难被看成是资本主义或金融体系的错，因为当时很多金融家，都曾指出欧元在设计上存在问题，并且有可能解体，但是欧元区的政府官员们却一意孤行地推行着他们轻率的计划。拉特纳也同样认为，美国收入不平等的大幅加剧是因为政府的政策措施导致的。他举例说，2001年和2003年的减税措施就使得沃伦•巴菲特的秘书所支付的税率高出了他本人的水平。另外，这些监管者不仅疏于对证券公司具有放射性的杠杆水平和面向房屋所有者的不够审慎的贷款等问题的监管，而且也未能对于危机的到来作出预警。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在2006年2月还表示房价可能会继续上涨，但仅仅5个月后，房价就开始暴跌而导致整个次贷危机的爆发。

　　二、从资本主义体制内向外看：归咎于国家资本主义的不公平竞争

　　这种解读认为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危机是由于全球化下快速崛起的国家资本主义的不公平竞争导致的。

　　“国家资本主义”本身不是新词，但对其赋予新的内涵来指称新兴国家的发展模式则可能得从2009年索罗斯的提法开始。在2009年的系列讲座中，索罗斯首次提出以美国“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国际资本主义”正在面临以中国为代表的“国家资本主义”的严峻挑战和威胁。后来在2012年初举行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凯雷投资集团(Carlyle Group)的创始人和董事大卫•鲁宾斯坦也提出如果西方自由资本主义不改良，国家资本主义就会胜出，这个观点得到不少与会嘉宾的认同，英国《经济学家》在2012年1月也推出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特别报道。在他们看来，这些新兴国家的崛起确实有一些与西方发展模式不同的特征，并在全球化的竞争中给西方带来了挑战。比如，他们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将国家的力量与资本主义的力量融为一体，利用资本主义的手段和政府的优势而让国有公司上市并推向全球。同时，国家资本主义不仅经营公司，而且还以主权财富基金的形式管理巨额的资本。另外，国家资本主义还具有“规模大、兴起快、手段多、日益国际化”等特征，而且发展势头迅猛，全球影响力快速上升，并擅长利用市场来推动政治目标的实现。而这些特征使得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在全球化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所以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认为西方资本主义面临信心危机的一大原因就是人们开始质疑西方民主国家是否有能力让大多数民众享受到全球化的好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也在《外交》杂志撰文分析全球化对于美国人就业和收入的负面影响。

　　三、从资本主义体制外向内看：归咎于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

　　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由左派人士组成，而在将西方当前面临的困境归咎于资本主义本身问题的思考中又有两种思路;第一是认为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传统解释仍然适用;第二是认为当前困境主要是“资本”异化的结果。

　　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认为这次危机和历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一样，都是生产过剩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深层次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在他们看来，资本家只要有条件降低工资成本，就会想方设法去谋求更高的利润率，但这样的结果是收入降低了的工人再也消费不起这些产品，而当贫富悬殊太大的时候，系统就会崩溃。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伊藤诚则将侧重点放在了过剩资本的投机方面，他指出，当前的金融危机是一场产业现实资本的过剩积累以及由此产生的利润率骤降而导致的货币信用危机。所以，在他看来现在的贫富悬殊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传统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剥削和现代金融膨胀带来的通胀等利率剥削双重因素导致的。日本另一位经济学家山田锐夫则将现在的危机置于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的延续性历史脉络当中去加以阐释，然后特别强调了当前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的金融主导性质。

　　第二种思路是认为当前资本主义危机是资本“异化”的结果。在他们看来，今天的“资本”已经异化，而且近几十年来爆发的危机都主要与“金融资本”或者说“投机性资本”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投资实体经济的“直接投资资本”相关。比如，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井村喜代子就分析了资本异化以及导致此次危机的三个步骤：第一是金融监管体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变异，主要体现在“黄金/美元交换”的停止和早期IMF体制的崩溃上;第二是这种体制变异带来的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脱离，这导致危机前市场上的金融债券已高达600万亿美元之巨，是实际商品贸易的10倍之多;最后，由金融投机导致的财政危机不可避免，而这在欧洲追求“金融立国”的国家中表现最为突出。

　　四、从资本主义体制外向外看：归咎于西方政治文明的深层次矛盾

　　持这种观点最有代表性的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所长郑永年。他认为当前西方面临的困境是由两大不可调和的结构性矛盾导致的。一是上面已经提及的金融资本主义和实体经济之间的矛盾，二是大众民主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对于后者，众所周知，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一直被视为是一对孪生体，而且在西方民主政治的历史上，大部分时间确实一直是资产阶级的精英民主，但是在由工业资本主义产生的工人阶级开始争取到选举权之后，西方的资产阶级精英民主就开始向大众民主转化。这是一种很重要的转变，之后的妇女、少数族群的解放和投票权的获得则延续了这种趋势。在郑永年看来，与此政治转型相伴的则是西方经济从赤裸裸的原始资本主义转型为福利资本主义，而这种转型很明显不是资本主义自身的逻辑，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的目的就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不是财富的分配。所以迫于大众民主的压力，后者才成为可能。相应地，随着历史的发展，当大众民主成为主导性意识形态的时候，政府便开始不再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而开始向民众倾斜，这也是西方政治制度一人一票的规则决定的。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福利不但不能减少，而且不得不继续扩张，但是这种“福利”膨胀很明显是不可持续的，所以在经济体不能创造庞大的财富来支撑福利和公共开支，而国家又无法增加税收的时候，西方政府就走上了向大众、国外和未来借钱度日的赤字财政。这个逻辑在欧洲和美国都是相同的，只是有不同的表现而已。欧洲国家高福利制度的不可持续性自不用赘言。在美国，2008年的危机其实也是美国政府一再提高福利成分的产物。比如美国政府也想解决住房问题，让更多的低收入阶层拥有住房，和欧洲不同的是美国政府是利用市场机制来达到这个目标，结果是放松了对金融体系的管制。

　　郑永年的这种解读其实也得到了一些人的呼应，尽管他们有的因为意识形态的缘故而使用了不同的词汇。比如，德国教授沃尔夫冈•斯特里克就在一篇名为《民主资本主义的危机》的文章中指出，当前西方面临的困境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政治的固有矛盾导致的。

　　五、结论和启示

　　如上所述，四种解读采取了不同的视角，所以对于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得出了不同的诊断结果。前两种视角在西方占据着当前对困境解读的主导地位，其中第二种又有增长的趋势。第三种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解读还是将目光投向了资本主义内部，而第四种解读的视野则更广阔和深远一些。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洞见在国内应该是耳熟能详了，不过也面临许多挑战。比如，女权主义者凯瑟琳•吉布森和朱莉•格雷厄姆，及《后资本主义社会》一书作者彼得•德鲁克等主张左派批评的资本主义社会早已不复存在，而我们正在步入一个社会结构、阶级关系、国家职能、经济动机以及社会问题都在发生深刻变化的新的社会。也有学者能找出马克思对虚拟经济进行预见和批判的证据,但是马克思的火力毕竟还是集中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实体经济资本。鉴于这些问题,第四种视角则是一个极好的补充。这个视角所指的其实就是资本主义和大众民主间互动形成的恶性循环及西方政治文明的民粹主义的危险倾向。加拿大约克大学麦克纳利教授的新著《市场的怪物：僵尸，吸血鬼和全球资本主义》则更深层次的剖析了全球市场体系的文化和物质经济对于大众的负面影响。当普通大众少有的精神都被资本主义如僵尸或吸血鬼般吸尽的时候，大众就成为了无节制、短视、感性，甚至狂热的历史主导者，这就离历史上法西斯主义式的民粹主义不远了。这其实是抓住了我们这个时代最主要的特征。正如列宁指出：“这里谈的是大的历史时代。……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这当然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当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孕育起来的比较短视的大众开始主导西方的发展，而世界又在全球化的推动下越发的融为一体的时候，我们面临的内外压力都将不断增大。这种压力或许或多或少与中东北非的变局，当前各种形形色色的“颜色革命”，以及最近土耳其、埃及、巴西等的动荡有关联。这尤其需要我们静下心来仔细研究，并作出相应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