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香港地区暗流涌动，境外势力暗中插手痕迹明显。其中，英国表现抢眼，很大程度扮演了“麻烦制造者”的角色。这一现象意外又不意外：意外的是，英国早已由昔日的大英帝国沦为二流国家，居然还有心思给中国制造麻烦;不意外的是，这种动作不断、唯恐天下不乱的做法，乃是英国一贯政策的典型体现。

　　几百年前，英国本国领土不及海外殖民地领土的1%，却能建立起庞大的“日不落帝国”，其统治“诀窍”就是对海外殖民地“分而治之”，为一己之利，拉一派，打一派，“在每一个殖民地里进行分化，利用这一部分去反对另一部分”，从而“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英国殖民者拉其普特曾说：“我们的态度是尽力维护现存的宗教的种族分裂，而不是使之融合。”这可以说是英国对外政策的真实写照。具体地说，英国的反动战略主要有两种体现方式。

　　一种方式是支持那些买办性质的落后、依附性势力。在殖民扩张过程中，英国经常自认为是将先进文明传播给落后地区，但吊诡的是，在殖民地挑选领导人或扶植当地政权时，英国反而对那些可能加大殖民地不平等的领导人和社会经济结构更感兴趣，甚至会主动制造出一个新的特权集团。这样做的目的，就是稳定其对殖民地的统治。因为这些统治者在国内统治基础薄弱，因此不得不仰仗英国支持才能维系统治，因而不得不悉心维护英国在其国家中的种种利益。换言之，在亚非拉地区，英国反而与当地的反动势力关系最密切，形成事实上的结盟关系。

　　19世纪时，英国对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百般打压，同时对奥斯曼帝国苏丹阿卜杜尔•马吉德则竭力扶植。因为当时英国已经认识到，埃及日渐成为欧洲转运商品到印度和远东及的必经之地，控制埃及已成为大英帝国的既定战略。但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强硬而富有进取心，他凭借自己的西式陆海军，征服了阿拉伯、苏丹、克里特岛和小亚细亚与埃及问的地中海东岸地带。英国显然不愿意看到这里崛起一个可以控制该地区的现代强国。相反，马吉德软弱而且顺从，不会对英国利益构成威胁。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显然更喜欢一个软弱而依附的奥斯曼苏丹，而不是“励精图治的阿拉伯国王”盘踞在通往印度的道路上。

　　一战后，英国在中东进行“委任统治”，继续鼓励、扶植中东地区代表落后保守势力、执政基础不甚牢固的政权，而避免代表多数人利益的先进阶级上台掌权。当年英国在挑选费萨尔当伊拉克国王时，英国外交部官员说得非常直白： “我们所要的是一位只满足于登基为王，而不打算励精图治的国王。”“我们需要的是一些有阿拉伯人参加、使我们能放心地离开而同时又能控制它的政府机构;……而且前提是我们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将得到保证。”由此不难理解，为何中东成为世界上传统君主制国家最多的地区。

　　2011年英法牵头发动的利比亚战争，同样是为了消灭不听西方召唤的卡扎菲政权，从制度上削弱利比亚的独立性和民族主义成分，培植落后的依附性势力和政治制度。利比亚本质上是个部族国家，境内有l40多个部落。这使该国的政治转型很容易变成“按部族实力分配权力”，使该国“部族政治”色彩越来越重。这种“权力碎片化”格局只会加剧国家的“软政权化”乃至分离主义倾向。具有讽刺意味的，这种结果恰恰是西方的战略期待——因为只有这些国家内讧不止，才不得不更多仰仗西方，不可能再与西方为敌。

　　另一种方式更阴损，就是刻意制造地缘分裂或领土纠纷，给前殖民地造成永久性伤害。根据地缘政治规律，“海权通常是领土较小、力量建立在其商业财富基础上的海上国家的产物。……后者天生在地理上破碎，自然特征截然不同，它们不连贯的领土通过海洋联系到一起。它们具有基于其地理部分而分裂为较小单位的固有颁向。”而英国是典型的海权国家。它本身不具备开疆拓土、直接扩大领土面积，因而设法“让别国领土更小”的狭隘心理，便成为英国维护霸权的惯用政策。

　　仍以英国的中东政策为例。一战期间，为了削弱和打击奥斯曼帝国，从1915年7月15日到1916年1月30日，英国高级专员麦克马洪与侯赛因讨价还价，共交换了八封信件(史称“麦克马洪-侯赛因通信”)。英国承诺在战争胜利后建立一个北到亚历山大勒塔，东到伊朗边境，南到波斯湾，西接红海、地中海的阿拉伯国家。阿拉伯人随后在1916年6月5日发动“阿拉伯大起义”。但与此同时，英国又在1916年4月与法国秘密签署瓜分阿拉伯世界的《赛克斯—皮科协定》。一战后，英法正是根据这份协定将阿拉伯世界分成多个“委任统治国”，使本来有可能成为世界一极的统一阿拉伯国家，最终被分裂为22个小国家。

　　不止如此。英国在各个阿拉伯国家内部或相互之间，仍在不断制造事端。伊拉克就是英国这种殖民政策的牺牲品。当时英国想要控制伊拉克北部地区丰富的石油资源，为此，英国人设计出一个堪称“完美”的计划：让逊尼少数派来统治伊拉克，将什叶派驱逐出权力核心，不许库尔德人独立。这种内耗不可能使伊拉克变成富强民主的国家。同时，为了继续给伊拉克制造麻烦，英国将原属于巴士拉省辖区的科威特，硬生生隔离出来，并将伊拉克在波斯湾的两个小岛——沃尔巴岛和布比延岛划归科威特，这样，伊拉克在波斯湾的海岸线就变得非常短，伊拉克唯一港口乌姆卡斯港就失去直通波斯湾的航道，并受到科威特与伊朗的钳制。由此埋下伊拉克与伊朗、科威特边境纠纷的根源。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正是源于这段历史。当前伊拉克诸多悲剧，看似是自身政策所致，实则与当年英国埋下的祸端直接相关。

　　另一个典型案例是制造阿以冲突。正是1917年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发表的《贝尔福宣言》，允许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民族之家”，最终鼓励犹太人大量涌向中东，并最终在1948年建立以色列，由此在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埋下冲突的种子，使得阿以冲突旷日持久，至今都没能解决。由于英国的中东政策翻云覆雨，反复无常，到处煽风点火，以致中东地区有种说法： “如果两条鱼在相斗，背后一定有英国人在捣鬼。”

　　从更大范围看，为维持庞大殖民帝国运转，英国严重依赖海洋运输，因此保证海洋通道安全，控制战略通道便成为英国的既定国策。翻开世界地图不难发现，英国为控制这些战略通道，要么直接占领交通枢纽(如埃及)，要么在关键区域制造容易控制的小国。例如，位于号称“西方生命线”的直布罗陀海峡非洲领土上是摩洛哥;在被称为“世界战略心脏”的红海南部的曼德海峡两岸分别是也门、厄立特里亚和吉布提等小国;在号称“世界石油宝库的波斯湾，西岸则有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多个小国;扼守号称“世界油库阀门”的霍尔木兹海峡则是阿联酋、阿曼两个海湾小国;而在号称“东方直布罗陀”的马六甲海峡，英国则扶植起新加坡这个城市国家。

　　英国两百多年的霸权统治，留给世界的灾难远大于所谓“文明贡献”。英国至今欠诸多受害者“一个说法”。时至今日，英国在丧失了帝国版图后，一方面加紧参与欧洲一体化进程，试图以“大欧洲”为平台重温霸权梦，另一方面却继续在前殖民地制造“分裂、分治、分离”，至今不肯放弃“分而治之”的霸权主义逻辑。然而，当今的中国早已不是鸦片战争时期的“东亚病夫”，当前的英国也早已不是昔日的“日不落帝国”。如果英国执迷不悟，错估形势，试图在中国的底线问题上进行挑衅，最终必然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田文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