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保守主义”退出历史中心

　　(美)彼得•贝纳特　吴学丽　编译

　　一种意识形态的表达

　　几十年来，特别是自伊拉克战争以来，一直有人质疑新保守主义没有条理清楚的定义。表面上，这个术语指的是一个独特的外交政策视角，但事实上这样独特的视角并不存在。今天要真正了解人们为什么使用这一术语，必须结合宗教或种族这样一个意识形态范畴。理论上任何宗教、种族或群体都可以使用，但在今天的美国，该词语通常属于特定成员的用语。自由派对无法准确把握新保守主义概念感到不满，因为乱用的结果很可能造成大量伤害性后果，这就是为什么应该考虑停止使用“新保守主义”的原因。

　　从历史上看，新保守主义的含义也是大不相同的。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群持有左派立场的知识分子开始批判自己的同党。他们担心，由于他们热情地鼓吹克服贫穷和社会不公正，自由改革者正在被维持社会秩序的机构侵蚀。警察有时施虐和奉行种族主义确实令人愤怒，然而，警察如果放纵罪犯可能后果更糟。城市贫民窟各方面都很差，但根据一些改革者绘制的计划强迫居民进行住房改造，可能会导致更多的痛苦和对立。在反对种族主义和越南战争中产生的新左派开始辩论美国需要彻底改变国内政策，同时还指责美国在世界上也是一股邪恶的力量，结果这些知识分子受到了攻击。到了80年代，他们中的一些人，像吉恩•柯克帕特里克、欧文•克里斯托尔、诺曼•波德霍雷兹已经转向了共和党，并且真正赢得新保守派的名声。而其他人，像丹尼尔•贝尔、内森•格拉泽、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自始至终则保持不变。

　　在70年代，那些被称为新保守主义者的人虽然不一定接受这一术语，但他们确实相信一些截然不同已往的思想。不同于主流保守派，他们相信政府对经济发展干预的合理性，并不认为福利国家威胁到个人自由;但也不同于主流的自由主义者，新保守主义者认为政府现行干预政策已经做得过了头。尽管陷入越南战争的泥坑，但他们认为冷战仍值得战斗。这时的新保守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表达。

　　“第二代”新保守主义的转向

　　到了90年代，新保守主义有了新的变化。一群年轻的新保守主义势力日益突出:人们喜欢欧文•克里斯托尔的儿子威廉、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萨默、前布什政府官员保罗•沃尔福威茨、罗伯特•卡根、艾略特•艾布拉姆斯。除了有些人只对反对福利国家的声音作出回应外，这些“第二代”新保守主义者大多没有兴趣参与明显的国内问题议案。

　　但当转向外交政策时，这些新的新保守主义者的主张就明显不同于以往。在90年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些年长的新保守主义者认为，苏联消失了，美国可以放弃其全球承诺，美国人曾经承担的大多数重要的军事义务现在已经过时。与此相反，第二代新保守主义者认为，即使没有了一个清晰的全球对手，美国也应该利用其超级大国的地位，防止新的竞争者出现。而对那些反美国家，不能允许他们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应该解除他们的武装或推翻他们的政权，美国必须把潜在危险消灭在萌芽状态。

　　许多著名的第二代新保守主义者是犹太人，而扎勒米•哈利勒扎德、撰写“国防计划指导”的沃尔福威茨办公室和约翰•博尔顿的美国企业研究所都不是。但在90年代，他们都相信应扩大美国的全球军事优势，通过预防性战争、政权更迭，或两者并用来应对潜在威胁。这使“新保守主义”这一术语，在90年代意味着不仅仅只是“鹰派的犹太人”。当然，与70年代的意识形态含义也不相同。

　　在90年代，有人喜欢克里斯托尔、博尔顿、沃尔福威茨和克劳萨默不同于其他知名保守派，因为他们主张即使没有一个冷战时期的对手的威胁，美国也要追求积极的外交政策。但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转变发生在“9•11”带来的威胁之后。在一瞬间，新保守主义和普通旧保守派外交政策之间的差别缩小了。在国会，几乎所有的共和党人，即使那些在90年代反对干涉主义的，都支持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乔治•W.布什总统正是这样做的。而在2000年，布什本人在和戈尔的辩论中还反对预防性攻击潜在的敌对政权，认为这不是美国的角色。

　　新保守主义者的矛盾与混乱

　　“新保守主义”在“9•11”后无处不在是可以理解的。世界贸易中心的倒塌推动布什总统采取了先发制人的战争策略。即使在十年后的今天，“9•11”后重生的冷战心态依然拥有广泛的支持。如果把新保守主义者和鹰派等同，新保守主义就因太过广泛而失去意义。因为华盛顿绝大多数的保守派在今天都是鹰派。如果把新保守主义仅仅看作是鹰派中的一种，又怎么样才能把他们区分开?

　　一些人提出，新保守主义是民主的扩张。所有的鹰派都希望美国扩大其全球主导地位，而新保守派认为扩大民主是至关重要的步骤。因此，新保守主义者是信仰民主的独特群体。问题是，如果你读读第二代新保守主义的核心观点，就会发现他们的兴趣点并非是要传播民主，而是要传播美国的主导地位。如博尔顿支持巴基斯坦的军事强人穆沙拉夫，认为让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选举是“灾难之路”。

　　有人可能会认为，博尔顿不是真正的新保守主义者，因为他更少痴迷民主。但把民主化作为新保守主义的核心是一个错误。克里斯托尔、卡根、艾布拉姆斯比博尔顿、克劳萨默更相信民主可以促进美国的霸权，但即使是对他们来说，民主最终也是一种有用的手段。例如克里斯托尔和艾布拉姆斯赞同轰炸伊朗而不顾那里的民主运动，也不愿为了民主原则从根本上制约以色列在约旦河以西的行动。

　　“帝国主义”登上舞台

　　新保守主义者言行的矛盾导致人们理解新保守主义的混乱，为此，需要找出问题的解决之道。一个好的解决方法是不使用“新保守主义”这一概念，把希望美国主导世界，而在军事上没有国际机构和国际法约束的行为称为“帝国主义”。诚然这个术语有消极的含义，但确实可以把克里斯托尔、艾布拉姆斯和自由主义者区别开来。那些自由主义者曾经坚持美国应该遵守和其他国家达成的规则，但现在也支持美国在诸如波斯尼亚和叙利亚展开军事行动。自由干涉主义者的前辈要追溯到伍德罗•威尔逊，他试图将国际事务纳入到一个全球性法律中加以解决。但新保守主义者敬畏的是西奥多•罗斯福而不是威尔逊。至少在任总统期间，西奥多•罗斯福主张要无拘无束地运用美国军事力量。

　　因此，西奥多•罗斯福通常被称为一个帝国主义者。他的一些新保守主义的门徒也已经接受了该术语。“9•11”之后，马克•布特在《旗帜周刊》上宣称，美国应该“拥抱它的帝国的角色”。如果尼尔•弗格森不是一个出生在苏格兰的天主教徒，会被列为世界上最突出的新保守主义者。他认为美国是一个帝国，应该成为一个好的帝国。

　　克里斯托尔和艾布拉姆斯相信“帝国主义”方式可以实现他们的普适理想承诺，他们可以自称“民主帝国主义”，从而与“现实帝国主义”的克劳萨默和博尔顿区分开。而罗恩和兰德•保罗通常被称为孤立主义者，却不主张美国从国际商务中孤立。他们和“民主帝国主义”相似，但更准确地描述他们的词是“反帝国主义者”，或者如沃尔特•拉塞尔•米德所称的“杰斐逊式的人”。他们对美国正从一个共和国变成一个危及国内自由的帝国而深深担忧。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77期，摘自2013年8月22日《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