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0日，埃及再次爆发大规模游行示威，要求总统穆尔西下台。7月1日，军方发布最后通牒，要求政府48小时回应民众诉求。4日凌晨，军方宣布政治过渡路线图，并同时宣布穆尔西下台。同日，埃及最高宪法法院院长阿兹利·曼苏尔宣誓就任临时总统。8月14日，埃及总统府宣布全国进入为期一个月的紧急状态。同日，埃及安全部队对亲穆尔西支持者在开罗的两个静坐阵地发起清场行动，造成六百余人死亡。这意味着埃及在经历了长达一年的动荡与徘徊后，政治过渡进程重回原点。埃及政局的变化，实际上是中东愈发纷乱局势的一个缩影。

　　从2010年末开始的中东地区动荡事件以来，中东地区已成为战乱不止的灾难深重之地。2010年12月17日在突尼斯发生的一起执法人员粗暴对待水果摊贩的事件，在很短的时间内引发突尼斯全国性的社会骚乱，并导致政府在2011年1月15日垮台。突尼斯的小事件不仅导致本国出现政治危机，而且也在其邻国埃及、利比亚以及西亚的也门、巴林和叙利亚等国都引发了政治动荡。埃及政府很快也于2011年2月11日垮台，利比亚的卡扎菲政权则在经过长达数月的内战后也被推翻，叙利亚等国也很快出现了大规模的动荡和混乱，至今还没理出头绪。如何看待发生在北非西亚地区的这一系列事件?中国当前和未来应该如何应对这一系列的变化呢?它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又有哪些警示呢?

中东地区动荡的特点

　　很多中东国家从2010年末开始发生的一系列动荡事件看似混乱，但仔细比较研究，还是可以发现它们有很多共同特点，我们不妨总结一下：

　　其一，事发突然并且扩散迅速。这些事件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事发突然，没有任何征兆，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事情的起因很简单，也很普通，不过就是执法人员和一名水果摊贩的冲突而已。而此前突尼斯并没有激烈的社会矛盾和冲突，经济稳步发展，近年来经济增长率都在5%上下。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2010年公布的全球经济竞争力排行榜上，突尼斯位列世界第38位，连续多年稳居非洲大陆首位。所以，当一个普通的小事件却在突尼斯演变成政治局势巨变的大动荡时，普遍让人感到难以理解、不合常理。更令人费解的是，突尼斯的骚乱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就迅速蔓延到埃及、利比亚、也门、巴林和叙利亚等多个国家，并且迄今已经使突尼斯、埃及、也门和利比亚的政权瓦解或领导人易位。其速度之快、烈度之深、范围之广，令人惊叹。

　　其二，发生在世俗化程度较高的阿拉伯国家。目前由小事件引发政治动荡的国家除突尼斯本身之外，还有埃及、利比亚、也门、巴林和叙利亚，全部都是阿拉伯国家。需要说明的是，尽管这些国家的民众都信仰伊斯兰教，但这些国家都是世俗化程度较高的伊斯兰国家。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和叙利亚都是共和制国家，实行政教分离，这些国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受西方文化影响较多，体现出较多的现代元素。巴林虽然是君主制国家，但实行的不是绝对君主制，而是由君主和议会分享权力的二元君主制，富有现代气息，议会由选举产生，并且允许女性参政。

　　其三，事发国家的领导人都长期执政。这次发生政治动荡的中东国家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这些国家的政治领导人都长期执政。巴林是君主制国家，国王是世袭的，执政时间不论长短都不奇怪。其他几个国家都是共和制国家，领导人是要经过选举产生的，但他们也都是长期执政：穆巴拉克在埃及执政超过30年，卡扎菲在利比亚执政也超过40年，萨利赫在也门执政的时间，如果加上统一前的阶段也超过了30年，本·阿里在突尼斯执政也长达23年，差不多超过了很多世袭的国王。叙利亚的小阿萨德虽然自己执政时间不长，但他是“子承父业”，如果把父子两人的执政时间加起来，那也已经有40年了。

　　其四，并非伊斯兰激进组织策动。根据目前能够得到的各种信息和观察来判断，从突尼斯引发的这一系列国家的社会政治动荡并非伊斯兰激进组织策动的，没有明显出现伊斯兰激进组织的身影，也没有提出激进的伊斯兰化改革的政治主张。尽管卡扎菲指控反对派是基地组织和恐怖分子，但明眼人一看便知道，这种指控只不过是卡扎菲为其镇压反对派寻求政治合法性而已，不足为信。利比亚反政府武装中即使混有基地组织成员，也不在其中占有主导地位。也门动荡的始作俑者也不是基地组织，基地组织是在也门已经处于动乱和内战边缘的状态下才出来抢地盘的。这一点让人感到有些奇怪，这次发生在世俗化程度相对较高的伊斯兰国家，同时也是阿拉伯国家的社会骚乱和政治动荡，居然与伊斯兰激进运动无关，这不能不令人感到奇怪。

　　其五，西方国家火上浇油。从目前判断，虽然我们很难说西方国家就是此次中东多个国家的社会政治动荡的幕后黑手，但是毫无疑问，西方国家对这些中东国家肯定是有所企图的，美国的“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并非空穴来风，尤其是在这些中东国家发生动荡后，主要西方国家无不积极介入、推波助澜，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国家对发生动荡的这些国家采取的是双重标准的做法，对于他们喜欢的政权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于他们不喜欢的政权则是必先去之而后快。特别是在利比亚，由于他们不喜欢特立独行、奉行反西方政策的卡扎菲，因此假借联合国决议的合法性，赤裸裸地支持反政府武装，使得利比亚的局势陷入长久的内战和混乱，直至卡扎菲政权被推翻。当前西方对叙利亚反对派抱有暧昧和支持态度，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中国对策和长期战略

　　中东地区虽然距离中国在地缘上有些距离，但是我们与这些中东国家的经济联系日益增多，这些国家发生的事情并非对中国全无关系。那么，应该如何看待这些国家所发生的社会政治剧变，中国应该为此采取什么样的应对之策呢?

　　其一，清醒认识西方国家的长期战略 。西方国家总是以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卫士自居，指责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改革进程，但是西方国家的所作所为总是充满了无知的偏见、顽固的冷战思维和虚伪的双重标准，并非为了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福祉，而是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尤其是西方国家的保守派，总是以基督教的教义作为衡量世界的唯一价值观，把自己当作文明世界的中心和人类文明的保护者，把社会主义国家当作所有文明社会的敌人，把其他宗教当作破坏人类文明的异教，所以他们总是处心积虑地要改变社会主义国家，改变基督教之外的宗教，认为只要全世界都接受了西方的价值观，信仰了基督教，采纳了西方的政治体制，那么就不会对所谓的文明世界构成威胁，产生危害了。中国道路显然体现的不是西方的价值观，中国的崛起对西方世界也形成了一定的竞争态势，这一定会让西方国家，尤其是保守势力极度不安，因此，未来西方国家一定会在政治、经济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对中国采取各种形式的不利动作。

　　从最近中东局势我们就能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于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等国的反政府活动倍感欣慰、大加赞赏，很快就督促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下台;而对于巴林发生的同样事件却不闻不问，甚至当沙特和阿联酋的军队开进巴林镇压手无寸铁的巴林反对派时仍然熟视无睹。在利比亚，当政府军逐渐控制局势要取得平叛胜利之时，西方国家却以保护平民为由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但禁飞区设立后，西方国家却只对政府军的设施狂轰滥炸，甚至轰炸并无战事的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炸毁了很多民房和基础设施，炸死炸伤上百平民。因此，西方倡导的公平、正义、自由，基本上都是有选择性的双重标准，他们需要的是一个与西方保持一致的中东。因此，对于西方国家，我们一方面要继续对外开放、友好交往，但同时也必须对某些西方国家的所作所为有足够的政治鉴别力和宏观战略思维，保持足够的警惕。

　　其二，防止西方大国借题发挥。虽然目前我们尚不清楚中东诸国的社会政治动荡是否是西方国家插手的结果，但是某些西方国家在事件发生后一定会借机煽风点火、推波助澜，或者搞垮它们不喜欢的政权，或者扶植新的代理人。因为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在这个地区具有非常强烈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既想得到廉价的石油，又想偏袒和保护以色列，还要打击宗教极端势力和恐怖主义，再加上其顽固的冷战思维和傲慢的霸权意识，此时此刻在这个地区不兴风作浪是不可能的。

　　更有甚者，西方国家极有可能借题发挥，把政治动荡的祸水引向更多它不喜欢的国家和政权，如伊朗、朝鲜、委内瑞拉、甚至中国等。战后世界史和21世纪的最新局势发展一再表明，这种担心并非杞人忧天。此次中东各国刚刚开始发生动荡之际，有人也在中国策划所谓的“茉莉花运动”，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明证吗?如果真有这种情况发生，中国需要做的，是要敢于在国际政治中主持正义、发出自己的声音，帮助那些可能受到阴谋伤害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主持正义、帮助他人实际上也是保护自己。

　　其三，适当展示自己的软实力。这次波及中东多国的政治动荡到底有没有幕后推手，这究竟是西方大国的阴谋还是这些国家人民的民主自觉?中东国家的政治动荡会不会扩散到西亚、北非更多的国家?虽然从目前来看，这次政治动荡在开始阶段既没有西方势力直接插手，也没有伊斯兰激进组织策划，我们也愿意相信，这次事件是西亚非洲各国本土化的政治民主意识的自觉，是这些国家寻求民族主义发展道路的一个开端，但是这些国家未来政治演化的方向却不一定不受其他政治力量的影响，西方势力和宗教激进组织一定不会错失良机，会想方设法影响这些国家下一步政治演变的走向，因此我们应该高度关注。事实上，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主要的西方大国已经开始对这些国家的政治进程积极施加影响了。当利比亚形势的发展不能满足西方的心愿时，他们就开始公开轰炸利比亚政府的控制区域，同时为反政府武装提供武器，帮助反政府武装训练士兵等。

　　中国虽然不搞霸权主义，但是在这个地区也有自己的利益，因此中国不能采取隐忍退让、视而不见的策略，而是要采取积极参与的策略，适时发挥适当的政治影响，展示自己的软实力。一方面是要防止和制衡西方大国完全主导这些国家的政治走向，另一方面也是要扩大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发言权，帮助这些国家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因为虽然中国在经济上已经崛起，中国的成功已经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提供了不同于西方的模式，但是我们在政治上仍然缺乏足够的话语权，不能让世界充分认识中国独特的政治文明和和谐世界的价值观。这次中东的系列事件实际上给中国提供了一次证明自己软实力，增强自己发言权的机会，我们必须要充分利用。

　　其四，树立认识政治现象的不确定性思维。这次中东几国的风云突变，出乎很多观察家的预料之外。事后我们可以进行各种分析，什么专权腐败呀，失业率居高不下呀等，但这都是“事后诸葛亮”，不能解释既然存在这么多问题，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突然爆发，尤其是为什么这么多国家几乎同时集中爆发。这些现象的发生实际上和人类社会面临的各种不确定性有关，人类社会本身就充满了不确定性，“一切皆有可能”，而在政治领域可能更多。承认不确定性的存在并非否认客观规律，只是指出规律之外可能存在例外。在今天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社会政治问题日益复杂的背景下，政治事件的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会更加突出。

　　不确定性的客观存在要求政治领导人必须树立不确定性思维，即既要认识到哪些事情是必然发生的，又要认识到也会可能发生各种随机事件。因此在制定战略和决策时，要多做各种可能预案，防患于未然;在面临突发事件时，能够有心理准备，做到从容应对。

　　(作者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政治学系系主任、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