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连载刊发于《太平洋学报》2013年第1、2、3期，全文约六万余字。
一、中国地理形势——与欧美比较
二、中国地缘政治及其特点
（一）中国地缘政治的国际比较
（二）中国地缘政治优点和特点
（三）中国内陆地缘政治的区域比较
1.黄河流域
蒙古高原
2.淮河流域
3．长江流域
四川盆地
东南江浙地区
（四）国都的功能及其变迁规律
三、结语
迄今为止的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所有的教训和成就均离不开中国的地理版图。中国版图既是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必须依托的物质载体，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四千多年生生不息奋斗的结果。辛弃疾云：“自古天下离合之势常系乎民心”[1];孟子也说“地利不如人和”[2]。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同一地理条件可以出现不同的政治结果，不同的政治结果也可产生于同一地理条件。此间的莫测变化取决于人的因素。中国的地缘政治及其变化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值得研究。
一、中国地理形势——与欧美比较
中国位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迄今为止稳定下的中国陆地国土总面积约为960万平方公里[3]，仅次于俄罗斯、加拿大，居世界第3位，第四位为美国。
欧洲面积约为1 016万平方公里，约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6.8%，欧洲的主要大国是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它们相继对欧洲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但英、法、德三国面积仅占欧洲面积的1/10左右。
北美洲地理版图主要构成国家是美国和加拿大，而其中美国的综合国力占具绝对的优势，这使得两国之间地理板块对称的势能为不对称的国力所抵消。美国官方公布的陆地国土面积为约937万平方公里。美国东濒大西洋，西临太平洋，北靠加拿大，南接墨西哥。北美总面积2 422.8万平方公里，有23个国家，美国和加拿大占北美洲的总面积的80%。
中国在亚洲地理版块中占据着主体地位。亚洲面积4400万平方公里，约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29.4%，主要大国是俄罗斯、中国和印度。其中，中国和印度约占亚洲总面积的30%。当代中国领土东西跨经度60多度，相距约5 000公里，最南端在曾母暗沙、最北端在漠河以北黑龙江主航道的中心线上，南北跨纬度约50度，南北相距约5 500公里;最东端的乌苏里江畔和最西端的帕米尔高原相差4时区。与美国和欧洲相比，中国大部分在温带，少部分在热带，没有寒带。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特别看好处于温带地区的国家，他说：
历史的真正舞台所以便是温带，当然是北温带，因为地球在那儿形成了一个大陆，正如希腊人所说，有一个广阔的胸膛。[4]
距今1 000万年的“喜玛拉雅造山运动”是中国地貌的主要成因。自南而北的印度大陆板块在中国藏南地带的冲挤下致使中国自西而东大致呈三个阶梯分布。第一阶梯是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在4 500米以上。其北部与东部边缘分布有昆仑山脉、祁连山脉、横断山脉，是地势一、二级阶梯的分界线。地势的第二级阶梯上分布着大型的盆地和高原，平均海拔在1000～2000米之间，其东面的大兴安岭、太行山脉、巫山、雪峰山是地势二、三级阶梯的分界线。地势的第三级阶梯上分布着广阔的平原，间有丘陵和低山，海拔多在500米以下。三级阶梯及其中的山脉分布如自西南冲击而隆起的层层“泥淤”，呈扇形从北南两面向中国东海包抄铺泄，在中国南方和北方形成山地和高原，其中间部分，在西部出现一些盆地，在东部则留下少许平原即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由于最直接和长期受到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冲挤，中国山区面积广大，“海拔500米以上的山地和高原占总面积84%，海拔200米以下的平原约占10%”[5]，其海拔由西向东逐次递减。
中国的地形与北美接近，而与欧洲形成强烈的反差。欧洲以平原为主，海拔200米的高原、丘陵和山地占全洲面积的40%，海拔2 000米以上的高山仅占2%，海拔200米以下的平原约占全洲面积的60%。欧洲平均海拔340米，而北美洲则平均海拔700米。欧洲是世界平均海拔最低的一洲。这种多平原地形的特征必然生长出完全不同于中国的地缘政治及军事作战理论。这不仅是将欧洲军事理论生搬至中国境内作战的西方入侵者无不以失败告终的重要原因，而且也是模仿欧洲军事理论的国民党军队在与军事理论完全本土化的共产党军队作战时屡战屡败的重要原因。
中国陆上疆界2万多公里，与14个国家相邻。中国大陆海岸线长达约18 000公里，自北向南濒临的近海有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从海岸基线向海上延伸12海里[6]的海域为其领海。沿海分布有台湾岛、海南岛、崇明岛、舟山群岛、南海诸岛等7 500多个大大小小的岛屿。
最后，在展开后面的讨论之前，需要说明的是，中国上述地理环境，只是在1949年以后确认下来的，在漫长的中世纪历史上，中国版图也有不定的伸缩变化。但总的说来，它只有“胖瘦”之分而无“器质”裂变。由于中国版图没有发生结构性裂变，中国地缘政治的基本要素在中国古今历史上还是一贯的。因此，我们在理解中国地缘政治时，应抓住其基本要素而不必泥拘于不同历史时期具体的边界盈缩尺度。
在上下五千多年的历史中，象中国这样能存在下来并一直保持大国版图且资源丰富的国家实属罕见。黑格尔说：“假如我们从上述各国的国运来比较它们，那么，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征服无从影响这样一个帝国。”[7]毛泽东同志也说过：“一个民族能在世界上在很长的时间内保存下来，是有理由的，就是因为有其长处及特点。”[8]下面让我们从地缘政治的视角对中国的“长处和特点”进行考察。
二、中国地缘政治及其特点
（一）中国地缘政治的国际比较
黑格尔说：“助成民族精神的产生的那种自然的联系，就是地理的基础。”[9]黑格尔这句话说透了地缘政治即地理和政治的关系。地缘的关键是人缘，人缘即政治。没有人之间的关系，地缘政治就只能是纯物质的地理学。所以黑格尔接着又说：
自然的联系似乎是一种外在的东西。但是我们不得不把它看作是“精神”所从而表演的场地，它也就是一种主要的、而且必要的基础。
我们所注重的，并不是要把各民族所占据的土地当做是一种外界的土地，而是要知道这地方的自然类型和生长在这土地上的人民的类型和性格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个性格正就是各民族在世界历史上出现和发生的方式和形式以及采取的地位。我们不应该把自然界估量的太高或者太低：爱奥尼亚的明媚的天空固然大大地有助于荷马诗的优美，但是这个明媚的天空决不能单独产生荷马。而且事实上，它也并没有继续产生其他的荷马。在土耳其统治下，就没有出过诗人。[10]
在全球地缘政治比较中，中国的地理版图拥有较大的优势。历史经验表明，地缘政治位势占据较大优势的国家大多都是其版图在本地区占据主体地理板块的国家，而不是对等拥挤在一起的国家。在北半球地区地缘政治中，欧洲的板块是最破碎的。如不考虑俄罗斯，与亚洲和北美洲相比，欧洲国家众多且呈对称性分布，其矢量对冲也表现得更为直接。多国边界犬齿交错，有的还直接重合，经济重心紧邻、多边实力均等，呈对等制衡状态。这正好符合合力计算中所表现的“两分力大小不变，其矢量相交的夹角越大，合力就越小”的原理。欧洲内部的这种对称型挤压使欧洲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竟成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
中国位于欧亚大陆东面，与对称型碎化分布的欧洲各国不同，中国版图在东亚居相对主体的地位，中国的政治经济重心与在南亚中居主体地位的印度和在北亚居主体地位的俄罗斯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战略缓冲地带，这使三国不形成绝对的矢量对冲：印度的发展重心在印度洋，中国的发展重心在西太平洋，而俄罗斯的发展重心在欧洲部分。镶嵌在中国周边的多数国家，处于对称型碎化状态，各国版图及其国力与中国形成绝对不对称状态。其特点与欧洲正好相反，亚洲版图的碎化程度从边缘向中心地区即中国呈现逐级递减趋势，这样的版图分布特征符合原子结构#FormatStrongID_29#及其稳定的力学原理。这种多国力量不对称向中心聚合的板块结构对亚洲的中心即中国不仅不会有过多的矢量对冲，相反还有利于以中国为主体的东亚合力的形成。毛泽东曾说：“中国是亚洲的重心”[12]。
欧洲大陆国家分布普遍处于对称型破碎状态，其对称碎化程度由边缘向中心逐渐提高，这使欧洲大陆的地缘政治从中心地带便出现了极难修复的破碎性的根基，并对欧洲的历史产生了极为负面的影响。曾从欧洲破碎版图中获得巨大外交红利的英国人对此有深刻的认识，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第三卷中以意大利为例间接地表达了这样的看法：
势力均衡是一种政治动力系统，只要一个社会表现为许多相互独立的地方政权，它必然发挥作用。意大利社会与其他西方基督教社会的差异就在于它正是通过这种方式组成的社会。把意大利从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下拯救出来的事业是在某一个城邦的领导下完成的，无论是哪一个城邦都会极力确保自己的地方自决权力，这样对意大利世界局部权力的追求同时导致了意大利的众邦林立。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势力均衡法则就以一般的方式发挥作用，即按照政治权力的每一个衡量标准：领土、人口、财富，把众多城邦平均权力限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任何城邦如果企图把自身的权力提高到普遍存在的平均水平以上，立即就会成为一个受攻击的目标，必然受到来自整体内部其他所有城邦的压力。势力均衡法则的特征之一就是在众多政权的中心压力最为强大，在边缘地带最为弱小。
汤因比最后一句话的前半句道出了欧洲大陆内部矛盾重重且不可调和的原因，后半句道出了英国能够操纵欧洲大陆的原因。他继续写道：
在中心地带，任何政权试图扩张它的势力立刻就会招致周围政权的猜忌和迅速回击，为了方圆不过几里的领土主权拼个你死我活。相比之下，在边缘地带，竞争就不会那样激烈，较小的努力就会确保有较大的效果。美国能够毫不费力地把它的势力从大西洋扩张到太平洋，俄国能够从波罗的海扩张到太平洋，然而法国和德国竭尽全力也不能完全占有阿尔萨斯和波兹南。[13]
如果我们用“破碎型板块”来概括欧洲的地缘政治特征，那么，相对北美洲的“绝对主体板块”而言，我们可以将亚洲的地缘政治特征用“相对主体版块”来概括。由于中国特殊的亚洲中心地理地位，我们可以用“相对主体中心版块”来概括中国在亚洲的地缘政治特征。
我们将视野从欧洲和亚洲移向北美洲便会发现，与中国在亚洲相对主体地位不同，美国在北美洲则占据着绝对地缘政治主体板块。这为美国的发展和扩张提供了欧洲和亚洲远不能比的地缘优势。如果知道欧洲地缘政治破碎给欧洲带来的灾难，知道美国建国之初北美洲的地缘政治所呈现的远比欧洲破碎的地理历史，那我们就不能不为从华盛顿到林肯的美国领袖的治国能力和远大眼光所折服，作为中国人也不能不对维护中国的统一抱有铁血决心。
但也应看到，美国在北美洲拥有的绝对主体板块地位对其发展的影响是双重的：从正面说，美国犹如暖洋中的天鹅，北美洲内美国没有可构成威胁的陆地近邻，北美洲外又有太平洋和大西洋的西东合抱，在人类尚未完全征服大洋的昨天，美国的国家安全成本相对较低。因而只要国力许可，美国就可制定和实施相对独立的国家战略目标。如果说，正因为欧洲大陆地缘政治板块的破碎特征，才使英国成为世界霸主，那么正是美国在北美洲的绝对主体地位和中南美洲国家内部的对称型破碎特点，才使美国在二战后取代英国成为世界性的霸权国家。托克维尔[14]总结说：
美国的大幸并不在于它有一部可以使它顶得住大战的联邦宪法，而在于它处在一个不会使它害怕战争发生的地理位置。[15]
在任何时代，都可以看到一个民族为争取独立而进行坚强斗争的壮观，何况美国人为摆脱英国人的羁绊所做的努力又被过分夸大。美国隔着大洋，距敌人1 300里，又有一个强大的同盟者支持。它之所以能够坚持到胜利，主要是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其次才是由于它的军队士气或公民爱国心。[16]
严格说来，不介入欧洲事务的联邦政府，没有什么需要争夺的对外利益，因为在美洲还没有与它对抗的强邻。美国的地理位置和它的本身愿望，使它没有发生旧大陆的那种动乱。[17]
但是，有一利必有一弊。如与中国比较，美国的地缘政治位势也有其不利的方面。在人类已征服大洋的今天，美国绝对主体板块的地位，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又增大了美国的防务成本。也就是说，两洋只能阻隔一定程度而非所有程度的安全威胁。一旦威胁———比如“珍珠港事件”和“9•11”事件———能够越洋而来，这对美国来说就是致命的，这与东海为中华帝国提供保护的同时也最终断送了中华帝国的道理一样。美国所选择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和它所处的绝对主体的地理位势，使美国人必须从世界范围考虑其国家安全问题，并从世界范围来实施其国家安全政策。
随着人类越洋能力逐渐加强，美国为两洋防务而必须担负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而美国主宰全球的野心更使它的安全范围变得“无穷大”，以至必须不断扩张的美国的“安全边界”经常与其他国家的“边界安全”[18]相重合，并由此引发双边对抗——这在西太平洋地区集中表现为中美之间在台海问题上的对抗。更可怕的是，面对空旷而无阻障的两洋海域，一个以全球资源来支撑国民消费的美国必须以全球为防务目标。这又迫使美国的安全边界事实上与其边界安全无形重合，这对美国国防几乎是一个天价的负担并使其成了一个永远要以世界主要大国为对手的国家。这是美国有幸中的不幸：美国为自己创造出了一个必须永远维持的巨大却又总是开支不足的国防，而这正是美国国家安全的脆弱所在。这种脆弱导致美国总是为其必需的全球防务所累，美国不得不以全球海上关键通道安全为其战略的绝对重心。这些通道分布于世界各大洋，为美国保证了巨大的用以滋养庞大的国内中产阶级的世界资源和利润回流，因此美国事实上就不可能再有更多的资源来支撑远离制海权的纵深于内陆的其他目标。
与美国东西两岸没有碎片国家“包裹”因而近乎“裸状”的地缘政治特点相比，中国地缘政治位势则有“长袖善舞”的优点：在中国东部平原两侧，东北有朝鲜半岛抗护，东南有中南半岛屏障。新中国诞生时，美国挑起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原本是对着中国的，结果中国在朝鲜半岛和中南半岛北南开弓，跟美国长年抗衡，中国大陆“身体”基本没有受损，正常进行“抓革命、促生产”。中国周边国家这种为中国“减震”的作用，是中国地缘政治天然优于美国的方面。在亚洲地区，中国西南和西北地区有印度和俄罗斯两个大国。中国的西部和俄罗斯，中国西南部和印度分别有着巨大的空旷地带，其“减震”条件较充分。
（二）中国地缘政治优点和特点
中国的地理大势是西高东低，西陡东缓，以高海拔山地为主。若以东径110°为中线，西部与中亚高原相接，西南与印度板块的形成对垒分明的海拔落差：喜马拉雅山脉南坡陡峻，高出恒河、印度河平原6000~7000米以上，由于迎面印度洋西南季风，降水充沛，山上雪线较低。这在中印之间构成一道巨大的天然的安全屏障。中国东部大部分地带直与大海衔接。
这样的地形对中国政治产生着双重影响：它既保护了也弱化了中国的国防安全。古代如远征至喜马拉雅山脚下的亚历山大[19]，近代如英国殖民者[20]，他们均有力量占领印度，但由于喜马拉雅山的阻挡，他们却没有力量占领中国西藏。与当年忽必烈东征日本被大海所阻的结果一样，假设印度与中国之间是一马平川，那这些故事对我们中国的意义就不一样了，今天中国云南文化中可能就会有古希腊文化或其他西方民族文化的色彩。在中国东部，大海对古代中国也是一道天然的护屏，在以蒸汽动力为基础的远程航海技术出现之前，征服大海远比征服大陆困难。正如波斯王大流士一世[21]由于没有征服爱琴海而不能能征服希腊一样，横扫欧亚大陆忽必烈，其远征日本的大军只能无奈地折戟于日本海。正因为有了大海的保护，我们中国的地缘政治多宥于陆权说，翻开“武经七书”[22]，无不以陆权学说为主题。这样的地理形势反使古代中国的海上作战力量长期没有得到发展。黑格尔注意到这一点，他说：
像中国便是一个例子。在他们看来，海只是陆地的中断，陆地的天限;他们和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大海所引起的活动，是一种很特殊的活动;因为这个原故，许多海岸地，就算它们中间有一条河做联系，差不多始终和内地各国(确切地说应译为“各城邦”——笔者)相分离。[23]
直到近代，面对敌人的海上入侵，中国人还是用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南犯时修长城的方法对付敌人。这种情况到新中国建立后得到初步的扭转。此后，海权(包括制海权)成了认识中国地缘政治学的重要视角。
中国这样一个主要由西面高海拔山地向东面低地呈阶梯形钳型包抄的地形对中国国家统一起到了积极作用。广泛的山地及其复杂的地形容易造成中国的地方割据，但这些地方割据势力又都知道如最终不以问鼎中原为结果，其偏安位势既难在山岭间横向兼并，而自身又没有足够的资源以长期自保。另一面看，中原那一边临海三面环山因而攻易守难的“四战”地形反使其在中国成了最易被攻陷的地区，与此相应，极为丰富的资源势必也成为在山地高原坐大的割据势力“逐鹿”的目标。而仅占中国国土面积1/10的平原地区[24]又大大提高了山地割据力量角逐中原的门坎：占据中原的一方必定是诸割据势力搏杀后留下的力量最强的一方，他们占据中原后便利用那里的丰富资源最终成了最有实力——比如战国时的秦国、三国时的曹魏、南北朝时的北周，还有20世纪30年代由南方崇山峻岭里发展起来，后又北上到陕北的中国工农红军等——实现中国统一的政治力量。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历史书中的“中原”有时还包括黄河中下游地区，含今“华北平原”的主要部分，其差别只是前者不包括长江中下游地区，在南北分裂时期，常以“中原”和“江东”(长江以南芜湖以下地区)等词对称。故而中原与现代意义上的华北平原在中国古代军事地理著述中其范围常常混用。这种概念潜移反映了中国地缘政治中心从东向西、国都从长安向洛阳继而向北京移动的历史过程。关于此，笔者在以下的论述中不复解释。
但是，随时间推移，当占据中原的王朝力量腐败衰弱后，从中国中西部高地积聚起的新力量又会崛起并再次进驻中原，造成中国新一轮的统一。与东南、西南、西北和东北诸区域比较，崛起于中国正北方蒙古高原的势力，其作战所据的开阔地带具有南方崇山峻岭无法比拟的扩张优势，因而，分布于这一带的割据力量具有更为优越的问鼎中原和统一中国的地理条件。
“古未有不可守之地而可以言战者”[25]。山地之难在于攻，为此山间割据势力均以夺取平原第一要义；平原之难在于守，为此平原之主无不视控制险塞为基本。形胜之地，当在平原与山地间保持合理的比例，不同的比例对地区安全及由此形成的区域政治，往往起着不同但重要的调节作用。山地既是平原的障碍，又是平原自卫的要塞。平原若有恰当比例的山地环绕，则会造成更多的防御条件从而获得更好的安全保障。古今大至长城，小至碉堡，都是平原防御人为设制的“险山要塞”。
经验表明，存在于无障碍大平原地带的国家处四战之地，攻易守难。这样的地形有利于国家——比如蒙古帝国——扩张而不利于节制，这使得其中很少有国家能够通过扩张——过度扩张会透支其国力并使其加速衰落——长期实现对整个地区的单一统治；与此相反，无障碍大平原，如果其物质资源足够丰富的话，其地缘政治条件有利于多种战略力量平行共存和均势对抗。比如西汉时一个蒙古高原就可容纳匈奴、乌孙、大月氏、康居等部族力量平等共存；一个东北大平原可容纳夫余、肃慎、挹娄、乌桓、鲜卑等部族力量平等共存，而在华北平原则只能容纳汉民族国家主体性存在。欧洲平原占欧洲总面积的60%以上，其丰富的资源得以容纳多种（比如法、德、俄等）战略力量长期平行共存和均势对抗，这恰恰又增加了欧洲地区政治板块统一的难度。
再比如印度，印度是南亚最大的国家，约298万平方公里(不包括中印边境印占区和克什米尔印度实际控制区等)。印度版图从喜马拉雅山向南一直伸入印度洋，其北部是山岳地区，中部是印度河-恒河平原，南部是德干高原及其东西两侧的海岸平原。平原约占总面积的2/5强，山地只占1/4，高原占1/3，但这些山地、高原大部分海拔不超过1000 米。低矮平缓的地形在全国占有绝对优势，不仅交通方便，而且在热带季风气候及适宜农业生产的冲积土和热带黑土等肥沃土壤条件的配合下，大部分土地可供农业利用，农作物一年四季均可生长，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与中国比较，中国国土陆地面积大于印度，但印度的土地大部分都适于居住和耕种，印度居民可以比较均衡地散居于印度各地。2001年中国耕地面积仅占土地面积13.5%，而同期印度则达54.4%[26]。2000年笔者从印度北方德里到印度最南端喀拉拉邦考察，一路上，城市少见十几层高楼，农村则少见像中国这么密集的村庄。这样富饶且以平缓地带为主的地貌，足以容纳多种战略力量平行存在，这使得印度的历史长期具有与欧洲同样的对称型分裂的特征。在印度访学期间，笔者注意到印度版图很大，但内部到处都有护城圈护。中国也有护城，但这些护城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长城护着，而印度则没有。印度的这些小“长城”将印度分割得七零八碎。由此可见，印度的地缘政治特点造成了它的天然破碎性，只不过是英国为占据印度洋的需要为它包了一张很大的皮而已。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就说：
印度斯坦——这是亚洲规模的意大利。喜马拉雅山相当于阿尔卑斯山，孟加拉平原相当于伦巴第平原。德干高原相当于亚平宁山脉，锡兰岛相当于西西里岛。在土地出产方面是同样的富庶繁多，在政治结构方面是同样地四分五裂。意大利常常由征服者用宝剑强迫把不同的民族集团合拢在一起，印度斯坦的情况也完全一样：在它不处于穆斯林、莫卧儿或不列颠人的压迫之下的那些时期，它就分解成象它的城市甚至村庄那样多的各自独立和互相敌对的国家。[27]
与此相似，在中国历史上的蒙古高原面积广大(约有260平方公里)，多为大漠连天的平缓地带，占据着这一地区的战略力量长期分裂为多个相互对立的政权且极少形成这一地区的长期统一，古有“胡虏无百年之运”[28]之说大概是对这一规律性现象的感性认识;而占据着面积仅有蒙古高原近12%、占中国总面积不足1/3的平原地带(主要是华北平原)的政治集团则西有险塞以固存、东有——至少在明朝之前——海洋以屏护，其防御能力却远高于蒙古高原的游牧部落，加上狭小的中原面积不足以容纳多种战略力量长期共存，因而从中原地带胜出的政治集团反而——即使有长江的阻隔——能实现中国的最终统一。同样的道理，平原面积过少而山地过多的国家，由于山隘险阻过大过多、交通极为不便，其间的割据力量在获得较好的偏安条件的同时，却难于形成有规模的攻势和全国性的跨区横向联系遑论统一。清初，盘踞西南的吴三桂据险自守，但当起兵反清需要进攻时，却没能走出湖南;同样的道理，蒙古铁骑虽可横扫欧亚平原，但在进攻南宋、兵至川黔时，其势在万重大山的阻隔下已成强弩之末。
中国平原地区若以黄河北南划分，黄河以北的山地和平原面积有一个比较合适的比例，这有利于那里的政治力量“穷则独善其身”即造成地方割据，“达则兼善天下”[29]即实现国家统一的政治目标;而在中国山地，尤其是长江以南山地的割据力量——比如清初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等——既难以被铲除，也难以坐大。司马迁感觉到这个规律并将它概括的更为简单，他说：“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30]
经验还表明，地理上居高临下的战略力量在地区或国家统一中往往占据着“据上游之势以临驭六合”[31]的优势。在欧洲，古罗马的恺撒和法兰克的查理曼大帝就是从阿尔卑斯山南北两麓挥师而下统一全欧洲的;在北美，19世纪60年代美国林肯北居高地的地理形势也对其取得统一南方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欧洲统一事业作出大贡献的罗马帝国和查理曼帝国的诞生地即阿尔卑斯山及其两麓在后来的欧洲历史中竟成了碎化程度最高的地区，欧洲最高地阿尔卑斯山竟成了公元843年查理曼帝国一分为三的分界线!在此笔者只指出这样的史实，至于其产生的其他社会原因，将放在后面专门讨论。
（三）中国内陆地缘政治的区域比较
1.黄河流域
黄河发源于中国青海省巴颜喀拉山脉，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9个省区，最后于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县注入渤海，全长5 464公里，是中国第二长河。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祥地，到宋元以前，黄河流域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心，创造了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自宋元以后，经济重心南移，但黄河流域仍是中国重要的经济中心，当然也是中国地缘政治的重心。中国黄河流域的地缘政治，主要是指中国大陆北方的地理形势。其中，具有高位优势的蒙古高原，当是中国地缘政治，当然也是本文破题的关键。
蒙古高原蒙古高原为东亚内陆高原。东界大兴安岭，西界阿尔泰山脉，北界萨彦岭、肯特山、雅布洛诺夫山脉，南界阴山山脉，包括蒙古全部，俄罗斯南部和中国北部部分地区。高原大部为古老台地，仅西北部多山地，东南部为广阔的戈壁，中部和东部为大片丘陵。高原面平均海拔1 580米，地势自西向东逐渐降低。这是从地理学的视角划分，若从地缘政治的视角看，“蒙古高原”大概还要包含黄土高原[32]，乃至新疆盆地部分。后二者往往是前者的政治作用的辐射地带。这是一个地势相对平缓且为北方游牧民族长期占据并对华北平原政治形成居高临下的战略高压的半月形开阔地带。
蒙古高原在中国历史王朝更迭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使得聚集在北方大漠和西部高原的部族力量得以“居神州大陆之脊，势若高屋之建瓴”;由此“举足而中原为之动摇”[33]，南下则如洪水决堤一泻千里，历来是中原政治转换的“命门”地带。中国学者程广中所著《地缘战略论》一书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
在陆地疆域中惟有内蒙古高原从大兴安岭西麓至新疆盆地的东部平原，形成一个半月形开阔地势，其中大部为沙漠、草原，易攻难守。边界线形状易于敌中间突破、两翼卷击，是中国陆地防御的重点。[34]
这是从进攻的角度说，若从防御的角度进一步深究，我们就会发现，这一“半月形”地带中的河套及其两翼则是其中的关键环节。程广中认为：
欧亚大陆东西两端各有一个关键地带。西端的关键地带是从波罗的海沿岸直到黑海两海峡的东欧条形地带，这是一门户地带。匈奴人对欧洲的入侵在公元4世纪和8世纪两次在匈牙利被打败而遭到制止，阿拉伯人对东罗马帝国的入侵被阻止于黑海海峡附近。蒙古在第二次西征中在维也纳附近被奥地利、波西米亚联军所败，其西进势头受到遏制。
在欧亚大陆东端从朝鲜半岛、蒙古高原至新疆的广大条形地区，也是一门户地带。中国两汉王朝、唐朝和清朝都曾把这一地区部分或全部控制在手，元朝本身就兴起于蒙古高原。古代中国中原王朝与境内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主要发生于这一地区。近代以来的中俄日美诸大国的冲突也多发生于这里。朝鲜半岛则是海上势力与陆上势力冲突的关键。[35]
笔者同意程广中的见解。在东方如果以黄河南北分，以武汉东西分，我们只要粗略阅读一下中国历史地图就会发现，北方蒙古高原是影响全国政局的关键地带。“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36]蒙古之于中原，居高而临下。历史上，中国大一统王朝的衰落多从北方蒙古河套一带向南破局。只要我们粗阅一下中国西汉、三国、隋朝和明朝的地缘政治形势图，就会发现，其中蒙古地区对中国政治的“破局”作用表现得都比较典型。
蒙古高原在中国历史上呈现出规律性的对中原政治的“破局”作用： 塞北铁骑西可从大同、太原等盆地低口、东可从山海关口以最近距离直抵中国政治中心北京并对中原政治施以绝大的压力。1927年日本田中首相在他拟定的侵略计划中将“满蒙”列入“为东方打开新局面”[37]的关键区域：
所谓满、蒙者，乃奉天、吉林、黑龙江及内外蒙古是也。[38]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是亦我日本帝国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也。[39]
如欲造成昭和新政，必须以积极的对满、蒙取权利为主义，以权利而培养贸易，此不但可制支那工业之发达，亦可避欧势东渐之危险。策之优，计之善，莫过于此。我对满、蒙之权利如可真实的到手，则以满、蒙为根据，以贸易之假面具而风靡支那四百余州;再以满、蒙之权利为司令塔，而攫取全支那之利源。以支那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岛以及中、小亚细亚及中、小亚细亚及欧罗巴之用。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亚细亚大陆者，握执满、蒙利权，乃其第一关键也。[40]
民国成立虽倡五族共和，对于西藏、新疆、蒙古、满洲等，无不为特殊区域，又特准王公旧制存在，则其满、蒙领土权，确乎在王公之手。我国此后有机会时，以得寸进尺方法而进入内外蒙古，以成新大陆”。[41]
这个侵略计划以“对满蒙之积极政策”为开篇，至“对内外蒙古之积极政策”为结束，“满蒙”成了贯穿日本侵华政策的总基调。1931年，日本陆军步兵大佐板垣征四郎在步兵学校所作的《军事上所见到的满蒙》的讲话中进一步发挥了《田中奏折》中关于“满蒙”的论点，他说：
现在，从战略上来观察，满蒙(大体上指东四省的范围)北以黑龙江、西以大兴安岭与俄国领土为界，东南以鸭绿江与朝鲜为界，西南以松岭、七老头、阴山等山脉与中国本土隔开，划出了四周天然的屏障，它本身就形成了一个战略据点。因此，从古以来占据此地的北方民族，在这个易守难攻的边境之地，利用天险，退而培养国力、整顿兵马，一旦时机成熟，就猛然奋起，越过天险，侵入中原，以统治汉民族。这种例子，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辽是这样的，金是这样的，清又是这样的。最近以东三省为根据地的张作霖，虽然在关内曾屡遭失败，现在俨然不失为北方之雄[42]，这虽有各种原因，但是主要因素是依靠满蒙在地形上的有利地位。[43]
俄国人对蒙古高原的战略地位的认识要比日本人早。俄国所谓“西藏问题专家”巴德马耶夫，早在1893年就向有“西伯利亚大铁路之父”[44]之称的维特提出了一份备忘录，他分析了俄国在远东的历史使命，认为除了西伯利亚大铁路，俄国还应该修一条通过中国甘肃省省会兰州的铁路，在那里，在中国的“后院”，俄国应该秘密地促使西藏人、蒙古人和中国伊斯兰教徒普遍起来叛离满清朝廷[45]。巴德马耶夫的计划“终于得到了必要的沙皇批准”[46]。并“准备作为一项长远的和逐步实现的计划来进行”[47]。
斯大林是运用地缘政治的高手，他对蒙古在中国地缘政治中的位势更是了然于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他向罗斯福开出并以《雅尔塔协定》确定下来的出兵远东的条件中的第一条，就是“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以维持”[48]。1945年夏，蒋经国随宋子文代表中华民国政府赴苏联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他曾以特殊的私人身份就外蒙古独立问题与斯大林交换看法，蒋经国问斯大林：“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外蒙古‘独立’，外蒙古地方虽大，但人口很少，交通不便，也没有什么出产。”斯大林——大概是受到1939年俄日间发生的诺门坎战役[49]的剌激——回答得很干脆，说：
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50]
其实，斯大林在这里的回答看似有理，实则荒谬。因为这样的逻辑在中俄关系史中没有任何经验支撑。在中俄交往史中从来还没有中国从蒙古一带“切断”俄国的先例。反之，如果将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那就相当于在中国“胸膛”上开了一个可直插中国左右“两肺”并直抵“心脏”的切口，由此就可对中国长期保持最有效的战略压力。清朝重臣左宗棠对俄国人有较深的了解，1877年他从收复新疆的经验中建言：
伊古以来，中国边患，西北恒剧于东南。盖东南以大海为界，形格势禁，尚易为功;西北则广莫无垠，专恃兵力为强弱。兵少固启戎心，兵多又耗国用。以言防，无天险可限戎马之足;以言战，无舟楫可省转馈之烦，非若东南之险阻可凭，集事较易也。周秦至今，惟汉唐为得中策;及其衰也，举边要而捐之，国势遂益以不振。往代陈迹，可覆按矣![51]
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联，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保。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而况今之与昔，事势攸殊。俄人拓境日广，由西而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豫为绸缪也。[52]
左公的分析是符合历史经验的。中国历史上结束春秋时代、开启战国大混战的“三家分晋”[53]事件就是由这一区域开始的;东汉未年出现的三国乱局也是由北方曹魏平息并收为一统;西晋之后，由“关陇”和“北方六镇”自北向南又挤压出十六国与北南东晋并存的局面，此乱局最终也是由西魏、北周形成的“关陇集团”[54]及由这个集团中诞生出的领袖人物建立隋唐两朝而定为一统的。唐时称阴山、河套地带为“国之北门”并驻以重兵[55]。公元415年(神瑞二年)北魏曾拟迁都邺城[56]，崔浩极力反对，其理由之一就是，北魏的统治中心放在平城[57]，一旦中原有事，可以随时轻骑南下，此乃“威制诸夏之长策。”[58]此后的元、清两朝乃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更是由北而南奠定了统一的全国政权。
20世纪40～50年代，斯大林为了保持对中国形势的长期影响力，即使在中国革命胜利后与毛泽东的谈判中，他不惜违背国际共产主义原则执意要将外蒙古从中国境内分裂出去。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中苏关系紧张时期，苏联就是在中蒙边境线上陈兵百万，对中国形成很大的战略压力。与此相应，内蒙古自治区管理的范围也随中苏关系的好坏而发生伸缩变化。1969年7月5日，鉴于“珍宝岛事件”后中苏关系高度紧张，中央政府先从内蒙古封口，将呼伦贝尔盟、哲里木盟、昭乌达盟分别划归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三省;将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额济纳旗分别划归宁夏和甘肃。这样就使内蒙由北而南从一个北宽南窄的开阔地收缩成北窄南宽易进难出的“布袋”阵，如遇北敌南犯，可以东从呼伦贝尔高原、西从阿拉善高原两翼向中部反卷包抄，将敌人迅速封在“布袋”之内围而歼之。直到1979年中苏关系平稳下来后，中央又于5月30日将上述地区又重新划回内蒙古自治区。
关中盆地、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如果说蒙古高原在中国国内以制陆权为主导的地缘政治博弈中处于影响全局的一级位势，那么，蒙古高原两侧的黄土高原和东北平原则处于二级位势。关中盆地乃黄土高原的枢纽地带，据此可自足以四塞之内保存实力，居高临下，时机成熟时则可迅速东出中原。田肯曾向刘邦分析说：“秦，形胜之国也，带河阻山，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59]蒙古以东是一马平川的东北平原，由此进则通过山海关可长入华北平原，退则有广阔的东北平原进行战略迂回。因此，关中盆地与东北三省的政治稳定对华北平原的政治生态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据有华北平原，就基本控制了中国政治的核心地带。而据有关中盆地，则占据了黄土高原的枢纽地带并由此会对华北平原——至少在唐朝之前——产生较之东北平原更大的影响力。司马迁比较早地注意到这一规律。他说：
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代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60]
司马迁通过楚霸王因失关中而失天下的教训强化了他的上述观点。范曾以“关中阻山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的理由建议项羽定都关中以取天下，但“项王见秦宫皆以烧残破，又心怀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对此，司马迁借说客的口对项羽评价说“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61]
司马迁对中国西北地区的地缘政治分析结论到清朝顾祖禹[62]那里就有了更多的历史经验支撑，顾祖禹在《读史方舆记要》中总结说：
陕西据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是故以陕西而发难。虽微必大，虽弱必强，虽不能为天下雄，亦必浸淫横决，酿成天下之大祸。往者商以六百祀之祚而亡于百里之岐周，战国以八千里之赵、魏、齐、楚、韩、燕而受命于千里之秦，此犹曰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若夫沛公起自徒步，入关而王汉中，乃遂收巴、蜀，定三秦，五年而成帝业。李唐入长安，举秦、凉，遂执箠而笞郑、夏矣。盖陕西之在天下也，犹人之有头项然，患在头项，其势必至死，而或不死者，则必所患之非真患也。[63]
作为学者，司马迁和顾祖禹更多地从进攻的角度论述西北的地缘政治意义，而明清两朝国势日下，其政治家则多从防御的角度看待中国西北的地缘政治的作用。朱元璋在分析明朝安全环境时将“胡戎”视为防御的重点，然其口吻已少有汉唐时代的攻势。他训诫后代：
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与西北边境互相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64]
隋唐之际，中原王朝跨过山海关，大幅向东北平原北推，这一方面促进了当地的生产，从另一方面也刺激了东北诸部的崛起。此后，中国东北地区的战略位势隆起并对中原政权形成日益严重的压力。五代十国(公元907～960年)起至宋，东北辽金已成势力。与此相应，中原王朝的国都也从西部陕西长安，经河南洛阳东移至北京;中国地缘政治的中心也相应从“中原”移至“华北”。
平原，尤其是低地平原，多为四战之地[65]，既是进攻的首选地形，又是防御的脆弱地带;这种脆弱性在中国又因三面环山一面接海而——特别是近代西方列强来到东海后——愈显突出。华北平原是中国除东北平原之外的第二大平原，是唐朝以后的中国政治中心所在地。进入或占据华北平原，也就基本搞乱——比如“五胡乱华”——或搞定了中国。中国军事地理学者饶胜文对此有精彩的论述：
中原处四方之中，可以合天下之全势。中原四通八达之地，为四方联系的枢纽。由中原趋周围地域、由周围地域趋中原，都很便捷。其形势与周围地域息息相关。中原有事，必波及四方;四方有事，必影响中原。必中原安定，四方才能安定;若中原纷乱，则四方形势必致散裂。
但是，天下纷乱之初，因为中原四面皆可受敌，四方分崩的离心足以撕裂中原形势，而使中原成为一个动荡的交汇之地。动荡的洪流足以冲毁任何据守中原的努力。此时，据四角山川险固[66]之地者易，而据中原四战之地者难。
在任何全局性的角逐中，中原都是必争之地。进取天下，中原为必取之地;安定天上，中原为控御中枢。只有中原才是真正逐鹿问鼎的竞技场。只有中原四通八达的地理条件，才能获得控制御八方的形势。[67]
控制华北平原的关键地带是控制河北与山东，而控制河北的关键则在山西。饶胜文认为
太行山脉则将河北与山西高原联系起来。北方的争衡常表现为关中与河北之间的争衡。山西高原如同一个楔子，楔入河北与关中之间。当河北与关中争衡时，能不能控制太行山形势，常关系到河北势力的成败兴衰。[68]历史上，除明朝是以南方统一北方外，其它全国性政权都是以北方统一南方。一个政权能否统一全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统一北方。在北方的统一进程中，居枢纽地位的是山西。控制山西，以攻而言，足以舒展其侧翼，包卷中原;以守而言，足以保障其侧翼的安全。[69]
山东物博地广，处华北平原之腰位。其东与辽东半岛南北呼应，威加黄海;其西则横截杭京大运河和华北平原之中腰。清人顾祖禹认为：
山东之于京师，犬牙相错也。语其形胜则不及雍、梁之险阻，语其封域则不及荆、扬之旷衍，然而能为京师患者，莫如山东。何者?积贮天下之大命也。[70]山东界两都之中，北走景沧，南达徐邳，东出辽海，西驰梁、宋，为辐辏之道。[71]山东者，驭之得其道，则吾唇齿之助也;失其理，则肘腋之患也。吾尝俯仰古今知能为幽、燕患者，必于山东。[72]
唐人杜牧分析魏晋南北朝以至隋唐中原形势时说：
高齐荒荡，宇文取得，隋文因以灭陈，五百年间，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敌也，是宋不得山东，隋得山东，故隋为王，宋为霸。由此言之，山东者，王者不得，不得不可为王;霸者不得，不可为霸;猾贼得之，是以致天下不安。[73]
至于山东地理特点，顾祖禹说的很辩证，认为山东“以自守则易弱以亡，以攻人则足以自强而集事”[74]。铙胜文解释说：“山东地形的封闭性不如其他边角之地，三面均可能受敌，不易固守;且山东低山丘陵方圆不过几百里，缺乏纵深，几处险要一被突破，全境即可能被击穿。”[75]
得山东是得天下的关键。明初朱元璋北伐以攻占山东而打开大都门户、“靖难之役”中朱棣拿下山东后就可直取金陵。山东以南进入淮甸[76]地带，其战略地位关乎长江中下游的控制权。顾祖禹引前人云：“三国鼎立，南北瓜分之际，两淮间常为天下战场。”[77]就陆路而言，其间的徐州地处南北过渡地带，为北国锁钥，南国门户，向来为兵家必争之战略要地，素有“五省通衢”之称。 1952年10月29日，毛泽东视察徐州时说：“徐州是个历史悠久的城市，战略地位很重要。据统计，徐州籍的皇帝有十人之多。”[78]但取得徐州的前提是取得济南，诚如顾祖禹引言：“齐州[79]当四达之冲，南不得齐州则无以问河、济，北不得齐州则不敢窥淮、泗，西不得齐州则无从得志于临淄，东不得齐州则无以争衡于阿[80]、鄄[81]，是故山东有难，齐州当为战守之冲。”[82]1949年共产党获得淮海战役的胜利便是以1948年9月的济南战役的胜利为条件的。济南战役胜利使华北、华东解放区连成一片，为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揭开了序幕。
2.淮河流域
从水路上说，徐州西南的淮河是北方力量越过长江进入江南的第一道门坎。顾祖禹说，“南直[83]以江淮为险，而守江者莫如守淮”;“长江之险者，屯兵据要，虽在江南，而挫敌取胜，多在江北”[84]。他赞同前人见解认为：“自古天下裂为南北，其得失皆在淮南。……南得淮则足以拒北，北得淮则南不可复保矣。”[85]明朝朱元璋北伐取天下，是以突破江淮、夺下山东为前提，而朱棣南下轻取南京，更是冒险绕过山东，径直突破淮河防线、强渡淮河的结果。顾祖禹总结说：“浙江之形势在江、淮，江、淮不立，浙江未可一日保也。”[86]他赞同前人观点认为：“建康[87]自古用武之地，然必以大江为控扼，外以淮甸为藩篱。”[88]故而“自古未有欲守长江而不保淮甸者。”“淮甸者国之唇，江南者国之齿。”[89]
由此而论，欲取长江者必得徐州，取徐州者必得淮甸，淮甸之要在襄阳。襄阳与淮甸互为里表;淮甸与长江，唇亡齿寒;淮甸失则长江不保矣。明太祖朱元璋北伐前拒绝常遇春的直取大都(今北京)的方案，主张“先取山东”。他说：“元建国百年，守备必固，悬军深入，餽饷不前，援兵四集，危道也。吾欲先取山东，撤彼屏蔽，移兵两河，破其藩篱，拔潼关而守之，然后进兵，元都势孤援绝，不战自克。鼓行而西，云中、九原、关、陇可席卷也。”[90]1949年蒋介石“划江而治”的败局表面上定格于长江失守，实则始于淮海一役后徐州易手。1948年底国共两党开展淮海战役[91](国民党方面称“徐蚌会战”)就是以争夺徐州为中心的。国民党作战的具体方针是，“固守一点，四面增援”[92]，集中优势兵力于徐州、蚌埠之间的津浦铁路两侧，寻机与共军决战。蒋介石也声称：徐州会战是政权为“存亡最大之关键”[93]。为此，蒋介石几乎投入了其全部嫡系部队。蒋介石的布置与南宋辛弃疾抗金方案出如一辙。辛弃疾在奏书中说：
夫守江而丧淮，吴、陈、南唐之事可见也。且我入彼出，我出彼入，况日持久，何事不生?曩者兀术之将曰韩常，刘豫之相曰冯长宁者，皆尝以是导之，讵知其它日之计终不出于此乎?故臣以为守淮之道，无惧其必来，当使之兵交而亟去;无幸其必去，当使之他日必不敢犯也。是为策者，在于彼能入吾之地，而不能得吾之战;彼能攻吾之城，吾能出彼之地。然而百备寡力专则不能也。[94]
可惜的是，辛蒋二人的守淮方案虽好，然宋蒋两朝大势去矣，策略的对错已不重要。平津、淮海两大战役后，华北平原易手共产党，美国学者费正清评价说，淮海战役的结束“不仅标志着政府在中国大陆的有效抵抗的结束，而且也标志着多年来已成为国民党作战特征的军事失误、管理失当和叛逃已达顶峰”[95]。此后的长江，对北面的共产党军队来说，已旦夕可图。
京杭大运河 当然，中国江南被纳入以“中原”继而“华北”为重心的中国地缘政治视野，并成为中国北方政治不可或缺的战略支撑地带，其首功可归于隋朝开凿的京杭大运河。
京杭大运河与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的开通一样，是改善中国国内地缘政治环境的大事。它的开通大致分为三期：第一期即运河的萌芽时期。春秋吴王夫差十年(公元前486)开凿邗沟{从江都(今扬州市)邗口至山阳(今淮安市，淮安末口)，以通江淮。至战国时代又先后开凿了大沟(从今河南原阳县北引黄河南下，注入今郑州市以东的圃田泽)和鸿沟，从而把江、淮、河、济四水沟通起来。第二期主要指隋代的运河系统。以东都洛阳为中心，于大业元年(605)开凿通济渠，直接沟通黄河与淮河的交通。并改造邗沟和江南运河。大业三年(607年)又开凿永济渠，北通涿郡。连同公元584年开凿的广通渠，形成多枝形运河系统。到元朝时，元定都大都(今北京)，必须开凿运河把粮食从南方运到北方。为此先后开凿了三段河道，把原来以洛阳为中心的隋代横向运河，修筑成以大都为中心，南下直达杭州的纵向大运河，此为第三期。至元三十年(公元1293)元代大运河全线通航，漕船可由杭州直达大都，成为今京杭运河的前身。京杭运河自北而南流经今天的北京、天津和冀、鲁、苏、浙4省，贯通中国五大水系──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和一系列湖泊，全长1794公里。运河从华北平原直达长江三角洲，地形平坦，河湖交织，极大地改善中国南北之间的联系。中国淮河以南地区沃野千里，自古是中国主要粮、棉、油、蚕桑、麻产区。这些地区人口稠密，农业出产率高，生产潜力大。大运河的修通，使中国北方政治有了来自江南的源源不断的物资支援和保障，从而使中央政府的有效控制区域得以大大北移。学者袁刚认为：
隋时，已有两大基本经济区，这与秦汉时期只有北方黄河流域得到充分开发不同，南方长江流域已是经济发达区域，是财赋的重要来源。近些年对洛阳含嘉仓城及洛口、回洛城考古发现，所储主要是南方来的租米。南方经济区在全国经济中的地位日益突出。
在全国经济中心经六朝开发逐渐南移后，政治中心由于各种原因还不能随之南移，隋统一后如何把这两个分离两百多年的经济区联系起来，成为一个整体，更具体地说就是如何以南方的经济来支撑北方的政治，是统一王朝面临的历史任务。隋必须把南方的经济重心与北方的政治军事重心联系起来，使南北成为统一的整体。[96]
毛泽东说：“中国统一，为河与外族进攻二事。”[97]如果说“外族进攻”凝聚起中华民族的人心的话，那么，长江和黄河及围绕它们的治水活动，则强化了中国内地的政治联系，加强国家统一。
统一的中国最初是由治水联系在一起，最终也是由治水来完成的。大禹是治水的祖宗，他领导的治水活动并不全是一项社会公益事业，同时它更是一项事关国家统一的政治工程。治水中形成的不仅仅是大禹的威望，更是各部落赋予他的独断权力。当时在浙江召开的一次治水会议上，防风氏因迟到而被大禹杀了[98]，可以说，距今四千余年且时间长达十多年的大禹治水活动，同时也是打通中国内部统一交通联系的活动，因而它不能不是高度政治化的活动。可以说，大禹治水造成了中国内部交通的统一联系，奠定了中国统一版图的雏形，这对未来中国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
第二次造成中国内部统一交通联系的是秦始皇的“车同轨”政策。这项政策造成中国北方以关中[99]与关东[100]东西两域联为一体，这为西汉的强盛奠定了地缘政治前提。由秦到汉，中国从五个方向逐步完成了以关中为中心的贯通全国的交通网络。第一是京师长安向西，经陇西逾河而北，此为“丝绸之路”的开端。第二是为防御匈奴而筑的国防线。一条是从关中向正北直达塞外九原，一条是从蒲津渡河，经平阳、晋阳以通云中。“这两条干线都是秦始皇时期修筑的，‘堑山堙谷’笔直地修到北部边境，其工程规模之大与人力财力耗费之多，不亚于修筑同样长的一段长城。”[101]第三是由京师西南向，循褒伴斜栈道，经汉中、广汉以通成都。第四是由京师东南向，出武关，经南阳以达于江陵。第五由京师而东，出函关，经洛阳，复循济渎抵定陶，以达临淄。[102]这几条干线将中国内地联为一体，而东方干线横贯关中和华北平原，更是将当时两个最主要的经济区，联接起来，为后来北方经济政治整合奠定了基础。
中国第三次统一交通联系的举动与大禹一样，还是从治水入手。这就是隋时京杭大运河的开通，此举可谓开天辟地，将北方政治的触角大辐伸向南方，中国江南由此也被纳入北方政治的主轨道并很快成为中国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
必须澄清的是，隋炀帝于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开始的京杭大运河工程的目的，并非仅仅是为了炀帝“喜在东南”[103]的轻率之举，与此相反，与经历过战乱之苦的秦始皇知道国家统一的重要价值一样，经过长期分裂战乱的杨广也意识到国家统一的战略意义，而开凿大运河则是他从其在当晋王时的军事经验中提出的具有战略眼光的重大举措。
开皇元年(公元581年)，杨广即后来的隋炀帝被父亲文帝杨坚“立为晋王，拜柱国、并州[104]总管，时年十三”[105]，负责北御当时已是“亚洲霸主”[106]，同时也是隋王朝周边安全的最大威胁的突厥南犯。公元582年，突厥两次大举南下犯隋，隋军溃败，突厥近逼长安。但当时只有“杨广统领的并州因早有准备，没有受到多大的损失。”[107]、公元583年，突厥再次南犯，隋文帝派晋王及其佐僚杨爽分八道分兵抵抗，大获全胜，此后突厥分裂为东西两部。隋北方安全环境大为缓和，其对突厥的直接打击的政策也转为以分化离间为主的政策。可以说，杨广在这一时期的戍边战功受惠于秦时开辟的“北路干线”和“河东干线”，这也让杨广从其生死存亡的经验中对秦“车同轨”政策的深远意义有了切实的体会。
北方问题缓和使得隋文帝将目光迅速移向与国家尚处分裂状态的江南陈朝。公元586年杨广入朝被任命为雍州牧、内史令，两年后(公元588年)，隋于寿春(今安微寿县)设淮南行台省，晋王杨广被任命为行台尚书令，总领征伐陈朝的军事行动，为国家统一行动的最高统帅。次年(公元589年)，平陈成功，时年杨广20岁。这一年杨广均在江淮前线，这一时期的前线物资调度困难使他认识到顺畅的交通线对于“兵马未到，粮草先行”意义并激发他有了“慨然慕秦皇、汉武之事”[108]、将秦皇车同轨的事业进一步推向江南的使命感。公元605年，炀帝继位，为了克服关中长安离河北、山东“关河悬远，兵不赴急”[109]的问题，逐决定迁都洛阳，并随之开展以洛阳为中心修建京杭大运河的开凿工作。在利用秦汉以来贯通的东西交通的基础上，再打通长江南北，改善南北调兵运粮的交通条件。后来的事实证明，此举是来自实践经验又返回实践因而是“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110]的先苦后甜的利国利民工程。
与中国长城的意义一样，京杭大运河亦是人工改善中国地缘政治条件的杰作。如果说长城是为了抵御北方铁骑而在北方无障碍大平原上人工设置出“四塞之固”，那么，京杭大运河则是为加强中国内地的物流而铺就的通途。两者的意义不仅相辅相成，而且相得益彰。前者围城设塞以御外，后者修渠通水以均内。大运河可谓是自长城以后又一“大型国防工程”[111]。正如苏伊士运河的开辟大大改善东西方世界的联系并改变了世界地缘政治结构及其运动规律一样，中国京杭大运河的出现也大大地改善了中国地缘政治结构及其运动规律。隋朝之后，中国国势陡然上升，至使隋前各朝，除汉朝外，其繁荣程度均难以与唐、宋、元、明、清中任何一朝相并列。由汉至唐凡824年，而由唐至清凡1 026年，其间中国连续出现唐、宋、元、明、清等繁荣程度远高于西汉的王朝，除了气候总体偏暖[112]的因素外，还不能不说是隋京杭大运河开通后中央政府可以更加便利地大规模获得南方财源支持的结果。自唐以后，由于大运河开通并为后代持续完善，中国北方政治有了来自富饶的南方提供的滚滚财源，全国出现了“以东南之粮，养西北之兵”[113]的物流格局，全国物资人力通过大运河得以及时南北调动，这大大降低了因江河阻隔而导致中国区域分裂的机率。炀帝大业三年(607年)再开辟的从洛阳北通涿郡(今北京)的永济渠，此举更加强了中央政府对东北—山海关一线的控制，这对于明之后应对来自东北方向的安全压力，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保障作用。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京杭大运河及由此开辟的顺畅的南北物流水道，由元至清各朝立都于北京是不可想象的，而比较以前的长安和洛阳而言，建都于北京对于保障中国北方，尤其是东北方向的国家的统一与安全，无疑具有重大的地缘战略意义。《隋炀帝传》的作者袁刚对京杭大运河的战略意义给予极高的评价：
由于中国的自然河流都是自西而东，没有一条南北向的自然河流，大运河的开凿解决了古代南北大宗货运的大难题。在隋炀帝初即位的短短短6年时间，一条南起余杭，北至涿郡，贯通5大水系，全长4000多华里的世界最长的人工运河终于开凿完成。大运河是隋炀帝为了统一帝国的需要而凿通的，修成后遂成为南北交通大动脉，对隋、唐、宋、元、明、清历代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发展，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隋炀帝开凿的南北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加上隋文帝修凿的西通长安大兴城的广通渠，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运河网，与长江、黄河、淮河、海河、钱塘江等自然河流一起，构成了沟通全国水上交通的完整体系，在隋朝之时已是“商旅往还，船乘不绝”，其运输效益是巨大的。虽然隋炀帝以前许多王朝都开凿了运河，隋南北大运许多河段都是循已有故旧水道加以修整，但是，完成纵贯南北的大运河，把全国水网合成完整的水系，隋炀帝是第一人。在隋炀帝之前谁也没有做，也不敢做，甚至连想都不敢想。[114]
对于一些史家对炀帝开凿大运河举措的卡通式的曲解，袁刚作了既负责任也相当有说服力的解释，尽管有些长，但值得在此备案。他写道：
我们认为隋炀帝兴建的东都、堑道、长城、运河、龙舟等每一项大工程在当时都有其一定理由，都不是单纯为了享乐、游玩，可以说没有一件不是利在治国，而且实际上也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隋炀帝可谓对中华民族，对子孙后代作出了突出贡献。特别是从主观上看，隋炀帝的用心可以说都是好的，而且干好事的心很大，很迫切，不是有如北齐后主高纬、北周天元宇文赟那样不负责任地瞎胡闹。营东都、凿运河、巡江都等大役都不是一时心血来湖，随心所欲之举，而是经过通盘考虑精心策划的“大业”，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在营造东都、开凿运河、巡游江都之前数月，隋炀帝发布了诏书，事先诏告天下。我们可以推测，从仁寿四年(604)十一月癸丑(二十一)诏发，至大业元年(605)三月丁未(初五)正式启动营东都工程，辛亥(二十一)启动运河工程，其间炀帝君臣对诸大工役是进行了详细论证的。隋炀帝志向非凡，试图追秦皇、汉武，成不世之功，这没有什么不好，像隋炀帝这样雄心勃勃想干大事业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实在不多。况且所干的每一件大业都是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适应了当时统一后王朝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别人想干不敢干，甚至连想也不敢想，隋炀帝狠狠心，一下子全都付诸实施，确实表现了隋炀帝是一位有为的君主，是具有远见卓识有魄力的地主阶级杰出政治家。这是他与高纬、宇文赟、陈叔宝等亡国昏君的根本区别。如果说要为隋炀帝翻案，我赞成先摘掉昏君的帽子，他不但不昏庸，而且有才有能，敢作敢为，是当时第一流的政治家。[115]
诚哉斯言!京杭大运河工程，其对中国历史的意义是极其深远和巨大的，它使原来只有东西水路联系的中国，有了南北联系的水路交通保证。与陆路相比，水路是最难设障因而也是最难改变的交通航线。从此，中国统一及及大一统观念有了更有力的现实基础。唐人皮日休作《汴河怀古》，认为炀帝此举堪与大禹治水相媲美，诗曰：
万艘龙舸绿丝间，载到扬州尽不还。应是天教开汴水[116]，一千余里地无山。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117]
3．长江流域
长江自西而东横贯中国中部，干流流经青海、西藏、四川、云南、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数百条支流延伸至贵州、甘肃、陕西、河南、广西、广东、浙江、福建8个省、自治区的部分地区，总计19个省级行政区。其流域面积达180万平方公里，约占中国陆地总面积的1/5。淮河大部分水量也通过京杭大运河汇入长江。从地形上看，它包括四川盆地、西南山地与长江中下游平原。与蒙古高原、关中平原、华北平原比较，长江流域诸区域处于中国国内地缘政治的三级位势。一般说来，政治控制力退至此线时政权多处衰落期，如果再继续失去长江，则国家就进入了要么换代要么分裂的前夕，比如中国历史上的东晋、南宋、南明，清时的太平天国乃至1949年初的蒋家王朝等，都是这样。南宋时辛弃疾虽不完全赞同“南北有定势，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于中原”说法，但也认为这是一规律性的现象。他说：“夫所谓南北定势者，粤自汉鼎之亡，天下离而为南北，吴不能以取魏，而晋足以并吴;晋不能以取中原，而陈亦终于毙于隋;与夫艺祖皇帝之取南唐、取吴越，天下之士遂以为东南地薄兵脆，将非命世之雄，其势固至于此。”[118]下面我们还是由西而东，分段论述长江流域的地缘政治的功能和意义。
四川盆地 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地缘政治有相似的特点，黄河和长江都在大约东径110º的地方出现向东转折，在转折西面均留下富饶且有险可据的盆地，主要有关中盆地和四川盆地等。位于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富甲天下且依险易守。李白诗《蜀道难》就有“剑阁[119]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120]之说。四川盆地为连绵不断的崇山峻岭所合围，这大幅抵消了外敌进犯的力量。诸葛亮在《隆中对》中特别看好川西成都的地理形势，认为：“益州[121]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立都于成都退可东据汉中、西扼剑阁，确保自存;进可由汉中北上陇西以进长安。值得注意和研究的是，在蜀地重庆和成都之间，川东重庆的战略位置亦不可小觑，它是从四川东出的桥头堡。控制重庆其退可固守。蒙古入蜀成败的经验值得注意。蒙军数次入蜀的目的是从西面打通东出三峡并与荆湖地区的蒙军汇合，而实现这一计划的关键是拿下重庆。然而恰恰在这关键点上，蒙军均遭失败。公元1239年8月，蒙军再度入蜀并夺成都，但在重庆受阻且被迫撤军。公元1258年，蒙哥挟西征欧亚凯旋的威势，兵分三路再次伐宋，入蜀蒙军轻取成都后随即困于重庆，久攻不克并致使蒙军统帅蒙哥陨命于合川城东5公里的钓鱼城，蒙军因此再度被迫北撤，将攻宋重点移至襄阳方向。重庆万州地区濒临长江三峡，扼川江咽喉，有“川东门户”之称，水路上距重庆市区327公里，下距湖北省宜昌市321公里，为川东水陆要冲，境内山峦起伏，由此出三峡可直取宜昌并进逼荆州，取荆州北可进南阳盆地进逼洛阳，东可进武汉直逼南京。与成都相比，重庆依险为固，易守难攻，为久攻而难见其利的天险之地。鉴于这些历史经验，20世纪初，四川军阀经营四川时亦将省政府和兵器重心放在重庆而不是成都[122]，1937年底蒋介石国民政府为了持久抗日决定从南京迁都四川，但陪都的地址并没有象诸葛亮那样选在成都而是放在重庆，并使“重庆成为后方兵器工业中心”[123]。
但是，西南的四川与东南的江浙一样，其地缘政治的意义对于全国的影响毕竟是局部性的。关于东南江浙，宋代李纲[124]也认为：
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起于东南，则不能复中原而有西北。[125]
至于西南四川，清人顾祖禹在《四川方舆要叙》开篇处说得更明白：
四川非坐守之地也。以四川而争衡天下，上之足以王，次之足以霸。恃其险而坐守之，则必至于亡。[126]以天下之大，仅存一蜀，蜀其不能逃于釜中矣。[127]
顾祖禹还补充说：四川之地“得其人则可守，非其人亦易失也”[128]，言据此仅守成遑论成事已属非常不易之事。唐人李白有诗《蜀道难》，开篇直呼“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129]。四川盆地进难出更难：其处于低地、四面环山，周边居高临下的其他力量的牵制使之只可就近守成却不可远行出击。“交通状况决定战争的成败”[130]，诸葛亮数次北伐屡战屡败，刘备伐吴受阻于宜昌城下，非兵不勇也，此乃路途险困，天路不助其仰攻，故而力所不逮也。
四川北面的汉中是蜀汉北伐的桥头堡，亦是蜀国军事重心所在。军事地理学者饶胜文认为：
但以秦岭之高峻，每条谷道都曲折回旋，幽深险峻，不利于人力物力的大规模运动，尤其不利于粮草补给的运输。[131]在南北对峙的形势下，汉中对于南方的意义比起对于北方的意义来要重大些。这一方面是由于嘉陵江和汉水的原因，汉中与南方的联系更密切，另一方面是秦岭之险峻比大巴山更甚。自汉中越秦岭北进较难，越大巴山南进却较易。双方以秦岭为界，可共享秦岭之险;若以大巴山为前沿，则地理上的优势在北方。[132]
尽管如此，汉中对南北攻防双方的意义还是不同的。李宗仁曾任国民政府行营主任，他在回忆录中说：“汉中一带是一片沃野，秦岭在其北，嵩山山脉在其东，汉水横贯其中，地形险要，物产丰盛。我国自秦、汉以降，历朝都以汉中为屯兵之地。”[133]汉中北面的秦岭东西绵延1 500公里，南北宽达100至150公里，其海拔多为1 500至2 500米。从北面攻防的角度看，汉中易于攻取，但若要占领，后勤补给则要翻越秦岭，路途艰险会使占领成本巨增;若占领失败需要退出，同样要翻越秦岭。秦岭高险攻南会势如破竹，退北则会将自己置于孤悬绝境。公元215年，曹操轻取汉中，公元219年，刘备在定军山斩曹守将夏侯渊，曹操领兵西援，“其粮草给养从关中乃至中原内地运来，经过数百里，上千里的跋涉，对于国家和民众来说都是极为沉重的负担，象南阳等地甚至因此激起了民变[134]。而刘备方面则可凭险固守，曹操多次告诫下属：“南郑直为天狱中，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耳。”[135]后来魏明帝曹睿(公元204～239年)欲攻汉中，魏重臣孙资劝阻道：“今若进军南郑讨亮，道既险阻，计精兵又转运镇守南方四州遏御水贼，凡用十六万人，必当复更有所发兴，天下骚动，费力扩大，此诚陛下所宜深虑。夫守战之力，力役三倍。”[136]明帝由此止步。军事地理学者宋杰在其专著《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中评价说：
曹操深知汉中战略地位的重要，又痛感大军在此地驻防殊为不易，所以把该地形象地称为“鸡肋”[137]。在国力并不十分强大，中原残破，百废待举，又要兼顾东线战事的情况下，死守汉中对曹魏来说，代价太大，有些得不偿失。不如把它抛给蜀汉。因此他最终还是采取了放弃汉中的做法，将对蜀作战的正面防线收缩至关中，把秦岭难以通行运输的困难抛给蜀汉一方。利用“五百里石穴”的天险来阻碍对手。并迁徙百姓，将汉中变成空旷无人的荒野，使蜀军在北伐时无法在沿途获得补给。自己则通过防守不战来休养生息，恢复和增强国力，为将来的统一战争作好物质准备。[138]
从南面攻防的角度看，由四川盆地入汉中只需翻越其险峻程度远不如秦岭的巴山，路途险而不远;依托四川盆地丰富的资源供给，据险固守，相对北方由秦岭南下的势力要容易许多。刘备认识到这一点，公元214年刘备占领益州(成都)，进逼秦陇，曹操意识到关中所受的威胁，即于次年西征，打鲁张鲁，控制汉中。当时刘备预言：“曹公虽来，无能为也，我必有汉川矣。”[139]公元215年，曹操轻取汉中，而刘备终不与之交锋，公元219年，曹“积月不拔，亡者日多。夏，曹公果引军还。先主(刘备)遂有汉中。”[140]蜀军的防御因后勤供给充分而产生的时间优势消蚀了曹军进攻因居高而产生的空间优势。
当然，曹操放弃汉中的大前提在于汉中不是曹魏统一全国战略的重心，曹操定都洛阳而非长安，这说明他的战略重心和方向在南面江淮流域：他是要打蛇七寸，从蜀吴联手最薄弱的中间地带突破，对其实行各个击破，从而实现全国统一。因此，被曹操视为“鸡肋”的汉中地区，自然不会让曹操在此投入太多的军事资源。曹操后将部队撤至长安、陈仓(今宝鸡东)一线并长期固守，曹魏从战线收缩中节省了大量的军事资源，使其可专注于东南方向;另一方面，作为其连带效果，它也可诱使刘备汉荆北东两防并由此消耗其更多的资源。这种在实践中形成的思路后来成为曹魏国家统一战略的基线。学者宋杰认为：
从以后的历史进程来看，曹操放弃汉中、对蜀采取守势的战略，在其死后基本上得到了贯彻(数十年中，只有曹真、曹爽对汉中的两次短暂进攻)，并最终获得了成功。蜀国夺取汉中后，由于秦岭的阻隔，诸葛亮和姜维的北伐多次因乏粮而被迫撤兵，在领土扩张方面，数十年来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这说明曹操的上述决定是明智的，他对汉中的战略地位与军事价值作出了客观、正确的判断，眼光长远，为魏国将来的强盛与灭蜀统一奠定了基础。[141]
与曹魏不同，汉中对蜀汉而言，是其命脉所在，正如《三国志》作者陈寿所说：“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142]汉中这种战略地位决定了它必然是蜀汉东面荆州之外的另一战略重心和主要攻防方向。与刘备更看重东面荆州的战略地位不同，诸葛亮定都于成都是出于汉中攻防的考虑，将汉中作为统一战略的突破口。正因此，从建兴五年(公元227年)始，诸葛亮率领大军北驻汉中，“在七年之内从该地六次兴师伐魏。在此期间，汉中集结了蜀军的主力”[143]。大概也是同样的原因，为了控制四川，元代蒙古军占据汉中后，为了让四川“无险可守”，就在行政设置上一反行政区域划分与自然区域划分相一致的原则，撤消了汉中作为一级行政单位治所的地位，将其并入以关中地区为治所的行政单位，由此切断汉中与成都的联系。此后，汉中开始隶属于陕西省。
当时蜀国另一战略重心是东面的荆州。比较在荆州问题上与东吴不依不饶的刘备，曹操在汉中舍取策略上表现出的“得陇不复望蜀”[144]的战略智慧在三国政治家中确高一筹，这一策略不能不说对后来不同时代的政治家有所启示并得到出神入化的运用。研究诸葛亮“七擒孟获”的策略，就会发现其中兼融着先前不久曹操封拜败将汉中王张鲁为列侯和“镇南将军”的智慧[145];1962年毛泽东对印自卫反击战的结束方式更与曹操取舍汉中的策略相暗合。
然而，当汉中北防优势要转入北攻，则因秦岭的高峻深险反而会逆转为更大的劣势。诸葛亮定都成都且集中屯兵于汉中，这在政治上考虑是有道理的：这样远离东吴、可让东吴放心以确保与蜀国的政治联盟。后来吴蜀联盟因荆州之争而破裂的后果说明，吴蜀联盟是蜀国立于不败之地的保证。然而后来的诸葛亮多次从汉中北伐失败的事实也说明，诸葛亮的选择在理论上是正确的，然在实践上却是考虑不周或曰不可行的，因为在这条线路上存在着无法克服的自然阻力——这种阻力如此巨大竟致诸葛亮“穷则思变”亲自动手发明“木牛流马”技术以增其运力。大概是意识到诸葛亮北伐路线存在的这一内在悖论，刘备力主东出三峡取荆州并由此沿汉水北入南阳盆地直逼洛阳的路线。此路线比诸葛亮的北线方案实际，它最大的优点是靠近中原，其不足之处是容易加剧与东吴的矛盾并由此导致吴蜀联盟的破裂。公元219年，刘备夺取汉中，顺势东进与孟达配合取西城[146]、上庸[147]、房陵[148]三郡。同年7月，关羽——合理的解释是他很可能得到刘备的指示——乘势北上伐魏，攻下樊城[149]，与汉中蜀军在上述三郡形成犄角，其威势直逼洛阳，统一大业已有气象，以至曹操感到威胁要迁都躲避。但是。行百里而半九十，刘备开创的大好局面最后因激化了与东吴的矛盾，却成了蜀国衰落的序曲。关羽北伐胜利却使东吴与曹魏走近并密谋由吴兵从后面阴取荆州，关羽大意失荆州、兵败被害，随之而来的是孟达“惧罪”[150]，率房陵、上庸、西城三郡降魏。蜀从汉中向东与江陵形成呼应的犄角由此折断，这样“留给诸葛亮的只须北出秦川的一条路线了”[151]。刘备假借为兄弟报仇之名，急做弥补，结果又兵败夷陵。由此蜀汉和东吴双双衰败。史家吕思勉先生的评论至为中肯：
关羽的败，是刘备方面的一个致命伤。因为失去荆州，就只剩得从益州攻关中的一路，而没有从荆州向南阳攻洛阳的一路了。从汉中向关中，道路是艰难的;魏国防守之力，亦得以专于一面;后来诸葛亮的屡出而无成，未必不由于此。所以说这是刘备方面的致命伤。[152]
刘备取得上庸，打通了汉中与江陵的联系，是实现其问鼎中原战略目标的关键。但又引起东吴的警觉，由此导致吴魏联手阴取荆州。诸葛亮维持了与东吴的长远的战略盟友关系，却因自我边缘于中原并因此在北伐上却没有多少实功。比较其后期率兵数次北伐，其功效远不如刘备十分之一。诸葛亮立都于成都致使战线过长且二分兵力而兵败猇亭，而刘备则集中兵力尽量贴近中原：公元219年，刘备夺取汉中后再取西城、上庸、房陵三郡，已有问鼎中原的气象。刘备虽兵败夷陵，然和诸葛亮北伐失败后又遗命“葬汉中定军山”之秀举又赋予诸葛亮以悲剧英雄的色彩，这让人忽视了他在战略上所犯的“张国焘逃跑主义”的缺点。
现在看来，刘备东进夺取荆州，目的是为了北上再次贯通与汉中的联系，恢复问鼎洛阳的犄角之态，并非是为了东进犯吴，于情于理均说得通，而孙权愉袭荆州，背义于反曹盟约，此乃小家子气，为战略家不齿之举。孙权因量小而失全局，诸葛因不明而自陷边地，唯曹魏居天下之中，制长江以二分，今每读史及此，莫不令人唏嘘扼腕。
我们研究历史的兴趣来自现实政治的需要。如果我们将三国蜀吴交恶而双双败落的经验应用于当前中国东部海权斗争，就会发现，今天的黄海可比作三国时的“汉中”，南海可比作“荆州”，而东海则是“上庸”。刘备夺荆而失利，诸葛亮数出岐山而无功，均因汉中与荆州不能形成相互呼应。再则，吴蜀联盟，唇亡齿寒，吴蜀因荆州交恶而为曹魏各个击破。今南海国家与中国同为第三世界国家，它们与中国有领土矛盾，这些当属战术层面上的矛盾，但与其背后的美国及其随从日本的矛盾则属战略层面的矛盾。与曹魏之于蜀吴一样，今天第三世界国家在南海的矛盾若为“荆州”而激化，当年的蜀吴荆州之争的结果就是前车之鉴。
成都、汉中、重庆是镇守蜀国的三大重地，其防御的功能均大于进攻，除刘邦时特殊的楚汉之争、天下未定的形势外，中国历史上偏居四川的政权有长时段的，但没有一个能——即使是蒋介石政权——成功统一全国的。饶胜文认为：
任何一种势力，在其积累阶段可凭借四角山川险固之地作为根据地，但要统一天下，则必须于完成积累阶段后进取中原，只有中原才是真正逐鹿问鼎的竞技场。四川只有两个主要的方向可通往外部。历代据蜀者大抵东守夔门[153]，北据汉中。自夔门东出而达荆襄，荆襄与中原之间尚有大别山、桐柏山相隔;自汉中北出，越秦岭、陇山可达关陇，关陇与中原之间又有崤函[154]之险相隔。这样，在四川与中原之间有着双重的限隔，每一重限隔都很险要，致使川中势力很难跻身到中原逐鹿的群雄之列。这是四川易于产生割据政权同时又没有一个政权统一过天下的又一个重要原因。[155]
今天若从这个角度看诸葛亮《隆中对》中“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156]之军以向宛[157]、洛[158]，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的设想似有年轻人的浪漫[159]。因为这种战略的前提是
对川蜀东北上庸一带的控制，而达此目的的最理想的途径是将立国重心放在离这一地区不远的重庆地区。但诸葛亮在创业之初，将蜀汉的国都建于位于川西边陲因而远离上庸和荆州的成都，此为谨慎之举：它保证了蜀国据险偏安，也有利于诸葛亮东联孙吴、北拒曹魏的战略;其不足之处却是对北出剑门路途艰难程度估计不足，且又拉长且削弱了对上庸和荆州的控制力，而失荆州和上庸，蜀汉就完全被封死在三峡以西，并由此使《隆中对》提出的“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的目标成为遥不可及的画饼。此实乃诸葛亮——比较明成祖建都于北京——缺乏胆识的表现。清人赵藩为成都武侯祠撰写的楹联对诸葛亮提出婉转的批评：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上联是对诸葛亮南征攻心政策的肯定，下联则对“诸葛亮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160]之说的另种表述。审势之要在于布势，布势的要义在于围绕战略目标抓住全局中最关键的节点。如以逐鹿中原、一统天下为大势，蜀国全局中的节点即主要矛盾中的主要方面当不在汉中，也不在荆州，而在位于两地之间的西城(魏兴)上庸、房陵(新城)三地，其中的关键是上庸。有了上庸，南面的荆州和西北面的汉中就能互为呼应并对洛阳构成问鼎之势。鉴于汉中、安康一带地势艰险，保住上庸的关键在于保住荆州。而保荆就必须将蜀国的政治重心放在贴近中原的重庆，而不是放在使蜀国更加边缘化的成都。
重庆不仅是控制四川的重镇，而且是扼控川蜀的东大门。重庆地处嘉陵江与长江的汇合处，凭长江及其支流岷江、涪江、乌江、嘉陵江组成水上运输网络，内通四川各处，外可东通荆襄，南达云贵，西可达川内大部，北接汉中，又有大巴山和三峡天险为屏障。顾祖禹说：“‘天生重庆，铁打庐州[161]’ 言其难犯也。”[162]重庆其守也易，然攻较成都则更利于进入中原。诸葛亮一生誓言“北定中原”，可其战略布局——与后来的张国焘“向南”“向成都打” 的方案[163]相似——却与中原越来越远。比较曹操弃汉中而就淮甸的权衡，就可理解赵藩对诸葛亮“不审势”批评所包含的深意。
晋人陈寿评价诸葛亮“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164];评价刘备“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165]这与司马懿对诸葛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166]的评价大体一致。1959年6月，毛泽东同吴冷西谈话时也认为：“刘备同孙权、袁绍一样，都有多谋寡断的缺点，不如曹操多谋善断。”[167]与刘备一样，诸葛亮也是多谋有余，善断不足。但这都是“宽严”之类的技术性比较，反映不出政治人物的本质。研究政治人物，重在“审势”。研究诸葛亮，不仅要注意他一生留下的文字——他比刘备更会作文，更要注意他一生留下的足迹。二人比较，刘备更具经营中原的大视野，都在汉川，刘备想法设法向东发展，而诸葛亮则东辕西向，复汉在刘备那里不仅是说辞更多的还是冒死的实践，而在诸葛亮这里除了日益高亢的誓词，我们见到的却是日益远离中原却又貌似攻势的逃遁。宋人苏洵也看出诸葛亮《隆中对》的不切实际。他在《权书·项籍》中对此批评得比较中肯：
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图所守。诸葛孔明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且彼未尝见大险也，彼以为剑门者可以不亡也。吾尝观蜀之险，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继，兢兢而自完，犹且不给，而何足以制中原哉![168]
毛泽东在读苏洵的上述分析时进一步补充道：“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169]其实，两分兵力也是在关羽失去荆州、进而上庸并由此造成汉中与荆州联系缺环后不得已的事。不驻重兵于汉中，谁能保证不会重蹈商纣王因用力东征而被周武王由西乘虚颠覆[170]的复辙。问题的关键在于毛泽东说的“千里之遥”这四个字，正是由于诸葛亮立都于成都，才造成已被两分的兵力因战线太长而更难收拢，以至难以迅速弥补关羽失去荆州出现的战略缺环。
蒋介石大概注意到这一教训。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被迫迁入四川，这样关内已事实上出现了“三分”天下的局面：一是走在抗日最前线陕北的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二是迁入四川的领导全国抗战的国民政府，三是盘踞日占区的汪精卫傀儡政权。值得研究的是，1938年，蒋介石进入四川后选择接近荆州的重庆而不是像诸葛亮选择川西的成都为陪都，此举使蒋介石比较容易对进入中原的咽喉长江三峡[171]的牢牢控制，并为他在全国抗战的胜利后迅速东出进入中原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大概毛泽东在早年阅读三国史时[172]也注意到这一教训，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坚决反对张国焘南下川康的方案，而主张北上接近中原的陕甘地区。也是出于同样的地缘政治理由，1949年10月1日，即建国的当天，重庆被列入首批中央直辖市[173];1964年毛泽东更是提出“三线建设”，其中将重庆而不是成都做为布局的重心。
退一步说，若从中国大历史比如五胡十六国时占据成都的成国、五代十国时的前后蜀政权，再说开一些还有清朝盘踞西南的“平西王”吴三桂等经验看，当时即使诸葛集中用兵一处，仅依其一隅之力，西南四川境内上述易守难攻和难进难出的地缘政治特点也使蜀国难以实现统一全国的目标。中国历史上多有从北面和东面进入西南而鲜见由西南东出或北上一统中国的案例。进入四川的——如果不是正在收拾统一残局的新朝的话——多是从东或北进入西南的败旅，如三国中的刘备、唐安史之乱中逃到四川的唐玄宗[174]，以及中国抗日战争进入四川和解放战争后期又以大西南为“大后方”的蒋介石等。
在同一规律作用下，历史呈现出的故事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1935年，在蒋介石追赶下，共产党从四川进入陕北，这暗合诸葛亮《隆中对》说的“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的设计;1945年，蒋介石又从重庆东出三峡，这暗合了诸葛亮同文中的“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的设计。结果是由重庆东出的蒋介石国民党收复了长江中下游地区，而由陕北高原出来的共产党来到西柏坡并迅速统一天下。所有这些更是暗合了司马迁所作的神谕式的断言：
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175]
诚哉斯言!
中国近现代新旧民主革命均兴于东南，而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将红军从东南赶向西南，又从西南追至西北，这反为中国革命煅造出可以完成历史使命的队伍并将这支队伍送上必将“卒并天下”的道路。长征路上毛泽东与张国焘关于北上还是南下的争论并以红军北上为结果，这实在是符合“天道”即符合中国地缘政治和中国革命规律的伟大决择。今天回头看，当年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有“人谋”的因素也有“天命”即顺应历史规律的成份。用司马迁的话概括就是“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也。”[176]
回顾1935年中央红军关于长征方向的争论及其双方的理由，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尤其是理解中国西南地区的地缘政治是有帮助的。
1935年6月中旬，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在四川懋功与红军四方面军会师，这时中共中央内部关于长征路线出现分歧。其主要表现在南北两个大方向，具体说三个方位，一是南下川北，这是张国焘的方案，其二是北上陕甘，这是毛泽东的方案;还有一个就是张国焘作为妥协的北进新疆的方案。针对毛泽东北上陕甘的计划，张国焘提出自己的分析：
我们在宁羌地区时，曾考察过陕甘北部和宁夏一带的情况。从这里去宁夏，愈往北走，愈是毫无掩蔽的黄土荒山，我军易于遭受敌机的袭击。陕甘北部地广人稀，粮食情况远不如川陕甘边远一带丰裕。宁夏南有黄河，东西北三面都是大戈壁，我们进到那里，易于被敌封锁。何况黄河的阻隔，渡越的困难甚于长江。就由于这些情况，红四方面军自脱离鄂豫皖以来，总是要靠向南方。
我军若进到川陕甘北部和宁夏地区，优点是我们可以南下威胁兰州西安潼关各线，东向可以进到山西绥远地区，还可以问鼎中原。可是，缺点是退路不好，西北面是广大的沙漠。如果莫斯科真能经过外蒙古策应我们，如当年对冯玉祥的西北军一样，沙漠也许不足为虑了。[177]
张国焘对北上新疆的计划的批评有一定道理，他继续说：
我首先从情报中知道，苏联的飞机和军队，曾支持新疆省当局平复马仲英部的叛乱。从这个消息看，苏联在新疆有相当的力量，新疆当局似持亲苏立场，如果我们移到河西走廊和新疆去，可能有最佳的退路。在不利情形之下，可以保全较多的干部和军队，撤到新疆的安全地区。缺点却是离中国内地太远，如果蒋介石封锁了河西走廊，苏维埃的旗帜就只能暂在昆仑山阿尔泰一带飘扬。[178]
在对新疆方向的判断上，为了不与中央北上方针相违背，张国焘也说：“现在我们的目的既然是避战和争取较长时间的休息，而苏联是否能通过外蒙予我们以有力的援助又在未知之数，那我们就不如详细研究一下西进的计划。也许到新疆去是上策，因为那里能获得苏联助力的成份较多，而且蒋介石的部队也不容易开到新疆去。”[179]
在对新疆地理形势的优劣分析上，张国焘与毛泽东看法是一致的，毛泽东当时也认为：“新疆倒是红军可以得到休养整理的地方，只是离中国内地太远。”[180]但张国焘说这些的目的却与毛泽东大相径庭，毛泽东的目的是进军陕北，而张国焘则是在用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方法敷衍中央北上方针，并由此再将部队引向比成都更靠西的川康一带。他在讨论后又返回川康方案说：
我们最好先执行第一个计划，暂时在川康地区立下脚来，以便有时间整理我们的部队，训练对骑马作战的战术。如果我们经过试验，能够实现川康计划，那又何必北进或西进;如果事实证明我们不能在川康立足，然后再行北进或西进仍未迟。即使那时北进路线被敌封锁，仍可西进，因为西进路线是敌人所不易封锁的。[181]
张国焘也不是不知道中国陕甘宁地区具有“问鼎中原”的战略价值，他也明白“四川在中国地理形势上，偏处一隅”[182]的地缘政治特点，但由于对红军力量及对当时的政治形势的有利方面估计不足，或还有其他不便说明的自私原因，他不顾毛泽东指出的南下方案“事实上会使一、四两方面军被逼退到西康地区……如果我们被敌人封锁在这个地区，将成为瓮中之鳖”[183]的危险，固执于南下偏安川康的路线。
张国焘的南下路线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抵制。1935年6月16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在前往懋功[184]途中给第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的电报中指出了川西地理不利于“北出机动”的困难，电报说：
以懋功为中心之地区，纵横千余里，均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两岸，直至峨眉山附近，情形略同。至于西康[185]，情形更差。敌如封锁岷江上游(敌正进行此计划)，则北出机动极感困难。因此，邛崃山脉区域，只能使用小部队活动，主力出此似非长策。[186]
6月26日。毛泽东在懋功两河口[187]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张国焘提出近似刘备诸葛亮入川时的“向南”“向成都打”[188]的方案，从战略上分析了红军不能久留四川、必须北上的原因。他说：
一、中国红军要用全力到新的地区发展根据地，在川陕甘建立新根据地，这是向前的方针，要对四方面军同志作解释，因为他们是要打成都的。而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有可能实现向北发展。二、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因为根据地是依靠进攻发展起来的，我们应当过山战胜胡宗南，占取甘南、迅速向北发展。三、我须高度机动，这就有个走路的问题，要选好向北发展的路线，先机夺人。四、集中兵力于主攻方面，如攻松潘，胡宗南如与我打野战，我有二十个团以上，是够的。[189]
7月10日，毛泽东联名朱德、周恩来电令“四方面军应迅速北上”，责令张国焘：“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190]9月8日，毛泽东在发给张国焘《左路军应改道北上》的电报中明确指出：
一、左路军[191]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因为：
甲、地形利于敌封锁，而不利于我攻击。丹巴南千余里，懋功南七百余里，均雪山、老林、隘路。康、泸、天、芦、雅、名、邛、大[192]直至懋抚[193]一带，敌垒已成，我军绝无攻取可能。
乙、经济条件，绝不能供养大军。大渡河流域千余里间，如毛儿盖[194]者，仅一磨西面[195]而已。绥崇[196]人口八千余，粮本极少，懋抚粮已尽，大军处此有绝食之虞。
丙、阿坝南至冕宁均少数民族，我军处此区域有消耗无补充，此事目前已极严重，决难继续下去。
丁、北面被敌封锁，无战略退路。
二、因此务望兄等熟思审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197]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行军中即有较大之减员，然甘南富庶之区，补充有望，在地形上、经济上、居民上、战略退路上均有胜利前途。即以往青、宁、新说、变远胜西康地区。[198]
次日(9日)，张国焘即向中央表示反对北上，其南下理由主要是：
1.向东突出蒙西(?)封锁线，是否将成无止境的运动战，冬天不停留行军，前途如何?
2.若停夏、洮是否能立稳脚跟?
3.若向东非停夏、洮不可，再无南反之机。背靠黄河，能不受阻碍否?上三项诸兄熟思明告。
4.川敌弱，不善守碉，山地隘路战为我特长。懋、丹、绥一带地形少岩，不如通、南、巴地形险。南方粮不缺。弟(张氏谦称——引者)亲详问二十五、九十三等师各级干部，均言之甚确。阿坝沿大金川河东岸到松岗，约6天行程。沿途有2000户人家，每日都有房宿营。河西四大坝、卓木碉粮、房较多，绥、崇有6000户口，包谷已熟。据可靠向导称：丹巴、甘孜、道孚、天、卢均优于洮、夏、邛、大更好。北进，则阿坝以南彩病号均需抛弃，南打，尽能照顾。若不图战胜敌人，空言鄙弃少数民族区，亦甚无益。
5.现宜以一部向东北佯动，诱敌北进，我则乘势南下。如此对二、六军团为绝好配合。我看蒋与川敌间矛盾极多，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199]
张国焘的回电带有明显的抵触情绪，其“熟思明告”是对8日中央电报中“熟思审虑”的反唇相讥，而最后一句“决不会做瓮中之鳖”是对6月26日召开的懋功两河口会议上毛泽东批评张国焘南下方案用语的决绝回应。
7月10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再电张国焘：“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200]
现在回头分析张国焘在其南下方案的优点与诸葛亮《隆中对》的定都川西成都的思路大体一致，是战术性的，其缺点却是战略性的，它只是在用一种假设的心理预期来掩盖其偏安一偶、回避靠近并待机进取中原夺取全国政权的战略性错误。这往好处说是张国焘对中国地缘政治的研究缺乏历史感;往坏处说，就是“山头主义”心理倾向。他曾就红军发展方向询问徐向前：“去汉中行不行?”徐帅回答说：“我们再向南部一带发展，有很大困难。汉中地区是块盆地，南面有巴山，北面有秦岭，回旋余地不大，去不得的。”[201]后来徐帅总结说：
张国焘的南下方针，虽然从战术上看，不无可取之处，但从战略上看，这一方针，不仅会使党和红军退处川康边的偏僻之地，失去迅速发展壮大的机会，而且更重要的是，会使党的力量远远脱离全国抗日图存的革命高潮，无法负担自己对全国革命的领导重任。张国焘反对北进，坚持南下，是同他对整个革命形势的右倾悲观估计，即革命处在两个高潮之间的错误观点分不开的。[202]
最后，毛泽东北上陕甘路线的成功，也使张国焘后来理解了毛泽东北上陕甘路线的地缘政治意义，他在回忆录中变相地承认了毛泽东方案的正确，他说：
陕北一带是中国历史上造反者和土匪啸聚之所，它的各种条件，像大海中的一个避风塘，似乎所有西北方面的造反者，不管他们最初的目的如何，当他们处地逆境的时候，不是南走汉中秦岭巴山山脉，便是北走陕北，以待时机。这主要是地理的形势使然。[203]
许多年后，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还在为他的“南走汉中秦岭巴山山脉”的方案喋喋辩解，但如果看一下中国历史，沿着这条线有几个成功的，而从陕北起家而成事的又有多少是失败的?鉴于毛泽东对中国西南地缘政治有“如果我们被敌人封锁在这个地区，将成为瓮中之鳖”[204]的历史洞察，毛泽东在长征路上可以弃南而北上，将中国革命带入高潮;可到20世纪60年代，面临美苏从南到北形成的反华威胁，毛泽东不得不考虑将西南做为战略大后方的时候，其考虑的也是如何避免诸葛亮的战略失误，他因此主张“三线建设”，将打通西南通往全国的交通网放在优先的位置。
1959年6月，苏联政府背信弃义片面撕毁了中苏双方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9月9日，苏联塔斯社就中印边境争端发表声明，公开偏袒印度尼赫鲁政府，反对中国。9月15日 美苏举行“戴维营会议”，随后赫鲁晓夫就来到北京劝说中国“不要用武力去试探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205]，与此同时，苏联政府开始鼓吹苏美两国共治世界的“戴维营精神”。1961年始，肯尼迪政府对越南发动“特种战争”，1962年4月至5月，苏联驻中国新疆领事馆恿怂新疆伊犁、塔城民族冲突，造成当地居民大量外逃。
这一系列事件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他开始考虑“要准备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合伙整我们”[206]及“敌人怎样进攻我们怎样对付”[207]的问题。当时中央军委提出“北顶南放”[208]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则判断：
敌人很可能是中间突破，不会走日本人的老路。日本人吃亏，就是吃亏在先搞东北。那时全国来了一个抗日救亡运动，“七君子”等等，轰轰烈烈，使得我们有了一个政治上的准备。它以后才逐渐增兵华北，才搞山东、慢得很!一直到1942年，才进攻汤恩伯。武汉不是早就占领了!但它也是到1942年以后，才向湖南长沙一带进攻。一直到这时，它才懂得中间突破。[209]
为了对付“从中间突破”的可能性，在各种方案中，毛泽东首选以西南为重心的“大后方”建设。集中投资于四川东部山区和中部平原，特别是重庆一带。在四川西南端的攀枝花和甘肃酒泉建造钢铁基地。与此同时，毛泽东提议“三线建设”。1964年11月26日，毛泽东在听取西南三线工作汇报时用提问的形式表达了他对四川战略位势的地缘政治考虑。他说：
国民党为什么修长江—都匀——贵阳那一条线，而不修川汉那一条线?是什么道理?川汉铁路[210]，满清未修，就闹风潮，选的是北线。为什么要修川汉线，要找历史资料做比较，都要研究一下，做个比较。
《三国志》讲黄权随刘备东征，刘备打了败仗，黄权被隔断于江北，没有路走，只好降魏。降魏的人中有人造谣，说刘备杀了他的家属。曹丕要给开追悼会，他说不要开，刘备不会杀他的家属。后来证实果然没有杀。是没有路走，回不去了嘛!
四川有七千万人口，四十万平方公里幅员。为什么刘备能在这里立国?蒋介石退也退到重庆，为什么?总有个道理嘛![211]
毛泽东在此提出的三个问题，其实是同一个即如何认识中国四川继而认识大西南的战略地位问题。前两个问题是，历史上西南地区的战略地位及必要的交通问题。清末外患四起，川汉铁路的方案可能反映清政府在中国历史上首次从西南方向考虑——如果联想“安史之乱”中唐玄宗逃避四川、八国联军入侵时慈禧逃避西安的经验——战略后方的建设问题。鉴于四川盆地的封闭特点，川汉铁路方案还是消极防御，它只是为了解决苏洵所指出的“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继”[212]的问题，但没有打通四川的国际联系，而没有国际援助，四川的大本营地位最终难以持久。1936年抗日战争即将全面爆发的前夕，国民党决定修建可联接印度洋、有利于退至大西南后获得国际援助的湘黔铁路[213]。毛泽东的“黄权之问”实际是对四川盆地易进不易出的交通难题的侧面回答，因为黄权知道刘备对汉中道路险难程度十分了解，体谅他的难处，不会怀疑他的忠诚。毛泽东的深意是如果没有“三线”建设，一旦外敌入侵，到了西南，即使黄权这样的忠臣也是要“霸王别姬”的。由毛泽东提到黄权的例子还可以延伸到整个刘备西蜀政权的成败的原因，都可归结为交通不畅从而进易出难的困境。这一点可以说是1935年在长征路上毛泽东反对张国焘南下川蜀偏安一隅计划，认为“如果我们被敌人封锁在这个地区，将成为瓮中之鳖”[214]的认识在新中国国防建设中的反用和善用。正因此，面对美苏南北两面同时出现的压力，毛泽东对三线建设有了前所未有的紧迫感。1965年，毛泽东在杭州听取工作汇报时说：“三线建设问题，是我讲迟了，早讲几年就好了，现在后悔无及。”[215]
值得提及的是，在开始三线工程之初，毛泽东开展对印自卫反击战。研究一下毛泽东1962年西南一役，其战略战术兼融三国时曹操进退汉中和诸葛亮七擒孟获的古典智慧：启战和于瞬间，毕“七擒”于一役，毛泽东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打赢，而是要为未来的大西南根据地及即将开始的“三线建设”打出长期的和平环境。毛泽东善于吸取诸葛亮治蜀成败经验的本领值得我们后人认真学习。对于已失去南宋时那种得以临海偏安的历史条件且又没有建立起足以拒敌以远海的制海权的当代中国国家安全来说，毛泽东提出的“三线建设”的战略，在未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仍具有重大价值。在抵御外敌入侵时，西南稳定对中国安全而言仍是生死攸关的战略大后方。
东南江浙地区这一地区地缘政治的重要特点是直接与大海相衔接。大海在历史上对中国安全是一柄双刃剑，它在古代护卫了又在近代伤害了中国的国防和政治稳定。
长江下游地势平缓，水系交通便利，易于人力物资调度。大部分属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农业一年二熟或三熟 ，水量充沛，农业发达，为全国税赋的主要来源。南京在历史上为六朝古都，它依凭长江天险，北接京杭大运河，可沿大运河北上京畿;南可控制江南富源，由长江水面或东入大海或西抵武汉和重庆。“两淮地区为攻守进退之所，以攻以守，皆以建康(南京)为根本。”[216]顾祖禹说：“盖建康立国，实以东南供亿为之咽喉也。”[217]从战略地位上看，南京“内以大江为控扼，外以淮南为藩篱。”[218]大有虎踞龙盘，震动东南中国的气象，此与长安对中国西北的影响有相似之处，但南京的位势毕竟与长安不可同日而语，历史上“立足东南的政权多以北伐、收复中原为口号，但真正北伐成功的却极少。”[219]清人顾祖禹举例说：“自古及今，河南之祸中于关中者什之七，中于河北者什之九。秦人以关中并韩、魏，汉以关中定三河，苻秦以关中亡慕容燕，宇文周以关中亡高齐。隋之亡也，群雄角逐而唐独以先入长安。卒兼天下。”[220]学者陈彦光说：“定都南京，却似乎是朱明王朝开国皇帝的战略性失误。不久之后，燕王朱棣从侄儿手中夺权之后建都北京，明朝的国势进入稳定时期。”[221]
值得说明的是，在明朝之前，西方的坚船利炮尚未来到中国东南沿海，这时的东海和南海对中国东南地区是一道天然屏障，它使盘踞于这一地区的政治力量没有近代那种后顾之忧，以至此间在南方得以多次出现与北方隔江长期对峙的政权。明朝末期，西方列强由海路来到东海。荷兰殖民者乘明末农民起义和东北满族势力日益强大、明政府处境艰难之时，于1624年侵入台湾，台湾沦为荷兰的殖民地。1661年4月，郑成功以“大明招讨大将军”的名义，率两万五千名将士及数百艘战舰进军台湾，迫使荷兰在1662年2月1日签约投降，台湾进入郑氏王朝时期。此后，中国东南海域及其诸岛，尤其是其中的台湾岛便与中国的整体安全联系起来，大海也就由此进入中国地缘政治研究者的视野。清初台湾问题与国家统一问题紧密联系。1683年底，施琅在上奏康熙《恭陈台湾弃留疏》，认为：
窃照台湾地方，北连吴会,南接粤峤,延袤数千里,山川峻峭,港道迂回,乃江、浙、闽、粤四省之左护。隔离澎湖一大洋，水道三更余遥。查明季设水澎标于金门所，出汛至澎湖而止，水道亦有七更余遥。
此地原为红毛住处，无时不在涎贪，亦必乘隙以图。一为红毛所有，则彼性狡黠，所到之处，善能蛊惑人心。重以夹板船只，精壮坚大，从来乃海外所不敌。未有土地可以托足，尚无伎俩;若以此既得数千里之膏腴复付依泊，必合党伙移窃窥边场，迫近门庭。此乃种祸后来，沿海诸省，断难晏然无虑。至时复动师远征，两涉大洋，波涛不测，恐未易再见成效。如仅守澎湖，而弃台湾，则澎湖孤悬汪洋之中，土地单薄，界于台湾，远隔金厦，岂不受制于彼而能一朝居哉?是守台湾则所以固澎湖。台湾、澎湖，一守兼之。沿边水师，汛防严密，各相犄角，声气关通，应援易及，可以宁息。况昔日郑逆所以得负抗逋诛者，以台湾为老巢，以澎湖为门户，四通八达，任其所之，我之舟师，往来有阻。
盖筹天下之形势，必求万全。台湾一地，虽属多岛，实关四省之要害。勿谓被中耕种，犹能少资兵食，固当议留;即为不毛荒壤，必藉内地挽运，亦断断乎其不可弃。惟去留之际，利害攸关，恐有知而不言……臣思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诚永固边围。[222]
清末，英法等海上列强来到东中国海，日本也在明治维新后崛起，台湾位势的战略意义迅速提升。台湾位于东海，东临太平洋，西隔台湾海峡与福建省相望，东北与琉球群岛相接。它与庙岛群岛、舟山群岛、海南岛[223]结成一条海上长城，系我国东南的屏障。它是由南海北上黄海或由黄海南下南海，以及中国大陆东进太平洋并取得西太平洋制海权的枢纽地带。
施琅文中的“红毛”即由南而北入侵台湾的荷兰人，后为由北而南的日本人取而代之。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草拟了一份《征伐清国策》，其中目标就是“吞并盖平(今辽宁盖县)以南的辽东，以及山东的登州、舟山群岛、澎湖列岛、台湾和长江两岸十里以南的地区”[224]。1895年，日本海上打败中国后，第一件事就是根据《马关条约》第二款，占领中国的台湾和澎湖列岛。占领这些岛屿，日本就控制了“大东亚”的“命门”：有了台湾，日本就有了依次滚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政治的稳固轴心。
清末，俄罗斯和英法列强从北南两向相向压来，鸦片战争后，中国东南一地已无险可守，太平天国和中华民国均建都南京，太平天国运祚仅有14年(1851～1864年)，中华民国在大陆也只维持了38年(1911～1949年)。1937年底，日本人轻而易举地占领南京，将蒋介石政权赶到西南重庆有8年之久。这说明，中国明朝之前东南地区那种可以海屏护的安全形势及由此产生的地缘政治优势，至清朝中期后不仅消失而且逐渐——在制海权没有建立之前——转化为不利于国家安全的因素。新中国建立后，随着其国力提升和海军的壮大，这种劣势又转化为国家对外开放的地缘优势。
长江比较而言，长江较之黄河对于中国不仅具有更优越的航运价值，而且具有更优越的地缘政治价值，对此，西方海权理论创始人艾尔弗雷德• 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1840～1914)对中国长江的地缘政治价值十分重视，他从帝国主义的视角把话说得很露骨：
对中国以及其他拥有海岸线的国家来说，海洋是发展商业的最有效的媒介——物资交换国家通过对外接触获得更新，从而保持、促进它们的勃勃生机。长江对于上述情形颇具意义，因为它有上千英里河段可供汽船航行，且将大海与其流域的心脏地带连接起来。中国由于拥有海岸也就使其他国家能够由海洋抵达中国。[225]
海上强国需要在中国海岸拥有地盘，并开辟它与世界的自由交通，它们可以直言不讳地声明长江的可航行河段是它们进入中国内陆的必经之路和在当地发挥影响的中心。[226]
长江流域在政治和商业上都极为重要，为此需要多强调几句。长江深入中国内地，而且很大的轮船从海上可直接沿长江的主要河段上溯而行。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也依靠和长江与外界便捷来往。地理上，长江介于中国南北之间，从而对商品的分配和战争的进行都颇具影响。所以，一旦在长江流域建立起了势力，就在中国内地拥有了优势，并且能自由、稳定地通过长江沟通海洋;而在长江地区的商业优势又会加强其他方面的有利地位。这些合在一起，谁拥有了长江流域这个中华帝国的中心地带，谁就具有了可观的政治权威。出于这些原因，外部海上国家应积极、有效地对长江流域施加影响，而中国由此得到的益处也会被更广泛地、均衡地扩散到全国。在长江流域丢下一颗种子，它会结出一百倍的果实，在其他地区也有三十倍的收获。[227]
长江还为海上强国提供了进入内陆的漫长通道。战列舰可上溯至离海230英里的南京，而有战斗力的其他舰只则可到达还要远400英里的汉口，广泛用于美国内战的汽船更能驶至离入海口1 000英里的宜昌。[228]
如果我们决心在中国维护我们的商业权利并发挥作用，我们只能借助于鼓励并支持中国人自觉地积极行动的方式，而不能篡夺他们的权力、侵占他们的土地。当前，长江流域看来是我们的利益重心所在，但如最近在北京发生的事件之类的事情一时也会使我们转而采取并不和既定政策相符的行动。虽然门户开放，不管是商业意义上还是思想意义上的，应成为我们在中国任何地区的目标，但它还是最容易在中部地区得以实现，并以此为坚实的根据地来推动其他地区，原因就是海权在中部长江地区能最稳固地存在。汽轮从海上可驶至离海600英里的汉口，再装上货物开往世界上的任一个大港口。这个事实有力地说明了长江流域的意义，在这儿，给物质文明提供动力的商业可最大限度地发挥效能，并且能得到条顿民族在世界政治中的主要武力后盾海军的支持。假以时日，海军也会成为中国人民赖以抵制与合理外来影响截然不同的外来控制行径的主要后盾。[229]
马汉对中国长江战略地位的分析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要认识到中国长江不仅对于中国内部统一，而且对于抵御“外族进攻”都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历史证明，长江是中国政治联系的枢纽;一旦失去长江，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失去了统一的中国。1899年4月28日，英俄曾达成以长江为界瓜分中国路权范围的协议，[230]1900年辛丑条约之后中国被分裂为数块。
湖北地区 如果说长江是联结中国西东两端和中国统一的重要纽带的话，那么，其中的中国湖北，尤其是湖北武汉则是能对全国发生关键影响的关键枢纽。清人顾祖禹有言：“湖广居八省之中，最为闳衍，山川险固，自古称雄武焉。中原有事，盖必争之地也。”[231]湖北西面的宜昌是西南与华中的节点，扼西南进入华中平原的通道，而荆州则为武汉之西屏，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说“荆州北据汉、沔[232]，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233]。学者饶胜文在《布局天下：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一书中解释说：“湖北藉汉水北上，还可经略中原，进图北方。襄阳、武昌、江陵湖北境内的三大重心，犹如鼎之三足，撑开湖北形势，使湖北在面向不同的方向时显示出不同的战略意义。”[234]
武汉[235]在全国地缘政治中的地位是如此关键，以至不管从任何方位，也不管从任何政治利益的角度看，地如其名，势由“武”昌。它与蒙古的地缘政治功能南北相应，亦是中国政治，尤其是中国近现代政治的破局地带：国内分裂可由此造成中国的统一，外族入侵或内乱也可由此造成中国的分裂。清末曾国藩正是从武昌、安庆出手，打碎太平天国的关键屏护、动摇其防御根本，从而避免当时中国很可能出现的南北分裂。1911年10月10日，中国辛亥革命从武昌爆发并由此很快引起全国性的政治变局。1926年9月北伐军从武昌破局，打开中国统一的全国形势。作为北伐战争的主要领导者蒋介石深知武汉对于全国政治的全局意义，为此在抗日战争中他组织和实施“武汉会战”也最为坚决，由此带来的牺牲和对日军造成的损失也最大[236]。为了保卫武汉，蒋介石还不惜下令以水代兵于1938年6月初掘开黄河赵口和花园口，引黄河水以“构成平汉路东侧地区间的对东泛滥”[237]。当年10月，日本占领汉口，此后才可能出现盘踞南京的汪伪政权。失去汉口，中国再次裂变为多个政治单元。
汉口沦陷不久，日本近卫首相声称：“有一句名言说：‘谁能控制中国主要地区，便能拥有中国。’……日本已经掌握控制中国的钥匙。”[238]近卫的话实际是上述马汉关于中国长江的分析的转述，在日本对华战争全面展开之后，日本也就是沿着这个思路侵略和控制中国的。在近卫心目中，武汉是实现控制长江的“钥匙”，长江是实现“控制中国”目标的“主要地区”。武汉的失陷确实给当时的中国政治造成绝大的震动，它使中国东南再次出现政治裂变的格局;换言之，日本控制中国长江为汪伪政权的存在提供了安全前提。鉴于武汉所拥有的如此特别的地缘政治位势，1949年5月24日，武汉市人民政府成立，即为中央直辖城市。
长江在历史上是造成南方割据的重要防线，但这在京杭大运河自隋开通后，长江的防御功能已因其横向航线过长反而易于断切，如果将下游南京视为长江之首，而中段武汉则为长江之腰，我们就会发现，武汉是长江防御的“七寸”所在。北军一旦进入并控制长江，就基本搞定或搞乱了中国;而其中占据或控制南京——比如1927年的国民党政府、1937年底的日本侵略者——也就控制了长江的出海口。但控制南京的关键，从大陆外部说，是控扼东海;从大陆内部说，主要在于控制武汉。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占武汉三镇、1927年4月国民政府便定都南京;1937年12月日本侵略者入侵南京，1938年10月日本便攻陷武汉。这就是说，占领南京必须控制武汉，而占据武汉则必取南京。同样的道理，国家政权失去对长江武汉至南京这一主要航段的控制，其后果不是内战便是国家统一的开始。这是近现代中国抵抗外敌侵略和内部国家治理的重要经验。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盛期始于1853年1月攻克武昌及当年3月定都于南京;衰期随跟于次年(1854年)10月的武昌失手于曾国藩。1912年元旦，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定都于南京，而真正稳定南京的都是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的成功。
鉴于武汉与南京这样一种互为命运的联动关系，淮海战役胜利后，长江以北的国民党军队基本廊清，毛泽东一改中国历史上由襄荆东进统一全国的经验，集中力量直接进入长江最脆弱的中腰即武汉至南京航段一举突破国民党防线，为解放全中国打开了局面。
襄阳形胜之要，点面而已。“自古未有欲守长江而不保淮甸者。”[239]而欲保淮甸者必保襄阳。襄阳因地处襄水之阳而得名，居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中游，南襄盆地南部。“作为一方重镇，襄阳是武汉的侧翼，其地位具有区域性支点的意义。在中国地理格局的大形势中，襄阳既是东西之间的一个联系枢纽，又是南北之间的一个重要接触部。”[240]饶胜文认为：
襄阳所处的南阳盆地具有东西伸展、南北交汇的特点。无论是东西之争，还是南北之争，南阳盆地都是必争之地。襄阳地处南阳盆地的南部，依托湖北，通过汉水和长江，东连吴会，西通巴蜀;由南阳盆地，可以北出中原，可以西入关中，还可经汉中而联络陇西。南北对抗时，南方的军事防御线东西延绵三四千里，襄阳便处在这条漫长战线的东南段与西北段之间的连接点上。因此，襄阳作为湖北境内的一大重心，实已超出了局部地域性而具有了全局性的意义。[241]
在宜昌至南京的长江一线有两个南下后北折而上勾划出的三角地带。第一个即西面的三角地带是宜昌南下至岳阳北折至武汉段，第二个即东面的三角地带是由武汉南下经九江北折至南京段。比较而言，后者因其东线可直逼江浙富源地域而具有关键性的地缘政治意义，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其间的大别山在特定的历史时刻，往往有着一两拔千斤的作用。从江北论，控制西面三角地带的关键点是襄阳，而控制东面三角地带的关键点就是大别山。比较二者，后者则比前者更具调动全局的意义。
大别山 大别山位于中国安徽、湖北、河南的交界处，西接桐柏山，东延为霍山，东西绵延约380公里，南北宽约175公里。西段呈西北—东南走向，东段呈东北—西南走向，一般海拔500～800米，山地主要部分海拔1 500米左右，是长江与淮河的分水岭，其地形险峻且直逼长江中段：西制黄冈可扼武汉东出，东取安庆可威逼南京。然其孤悬于江淮平原，北兵驻入，若无后继，其势难久，故而风险极大，用兵此地，非高手不可为;若善用此地，据此则会对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造成绝大的震动。1947年，为了打破蒋介石对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毛泽东将内线作战变为外线作战，一反传统的“王濬楼船下益州”即顺江而下的方式，以攻为守，果断采取无后方依托千里大跃进攻势，派刘邓率军挺进大别山，这不仅对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和湖北重镇武汉造成绝大的震动，而且还为不久到来的淮海战役预埋了与之呼应的“冷子”。此棋似险，却力重千钧，毛泽东由此造成全国战场形势从战略防御向战略进攻的绝大转变。
4．南方山地
南方山地包括低海拔的东南丘岭和高海拔的西南山地两部分。前者包括江南丘陵、浙闽丘陵和两广丘陵等，相当于现在广东、广西、海南全境，以及湖南、江西、浙江、福建等省的中低山地丘陵地带;后者包括云贵高原地带。南方山地在古代中国曾是国家统一的自然障碍。魏晋南北朝后，南方山地曾形成很强大的地方豪族势力，隋平陈后江南门伐豪族作乱，清朝康熙年间平西、靖南、平南的“三藩之乱”[242]，都是依仗其山岭险峻得以长期与政府周旋。中华民国时期，“西南各省原不在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1935年追击中国工农红军时蒋介石虽然极力想把中央势力渗透进去，但没有根本消除地方的割据状态”[243]。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和民国政府进驻四川才将西南诸省地方势力纳入中央政府统一调令之中。1949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过江后，蒋介石也曾企图以上海和昆明为两大战略支点，以广州为大本营，依托南方山地负隅抵抗，但在当年5月底失去上海后，广东便失去东翼的屏障并于10月中旬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此后，蒋介石又想依托台湾与大西南山地中残余抵抗力量东西呼应，与共产党在大陆长期周旋[244]，不料卢汉于12月9日率部队起义，蒋介石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大西南堡垒在昆明崩盘，由此“西南军事遂成绝望矣”[245]，蒋家王朝在大陆土崩瓦解。从清时三藩八年叛乱到蒋介石在解放战争中解放军过江占领南京后不到一年失去广州、再到今天从北京到广州八小时到达的高铁建成的经验看，随着现代交通动力和道路条件改善，中国东南丘陵地形对北南交通的障碍限制已大幅降低，可与华北平原统一纳入一体进行地缘政治考虑。而从中国2008年汶川大地震部队救灾经验看，西南山地阻隔绝险造成的起事有余而成事不足的地缘政治特点仍然存在。
（四）国都的功能及其变迁规律
明朝陈建著有《建都论》，他通过对长安、洛阳、开封、北京等地比较，提出建都三原则：
按古今天下大都会有四。曰长安，曰洛阳，曰汴，曰燕。四者，自昔帝王建都之地也。然论时宜地势，尽善全美则皆不如洛阳。何也?夫建都之要，一形势险固，二漕运便利，三居中而应四方。必三者备，而后可以言建都。长安虽据形势，而漕运艰难;汴居四方之中，而平夷无险，四面受敌，惟洛阳三善咸备。[246]
陈建只是从交通和生存安全方面考虑建都的原则，这都没错，但国都选址更要考虑发展安全。发展，尤其是可持续发展的安全，是国家政治考虑的关键。以生存安全为安全的结果只能是在政治大舞台中日益自我边缘化并最终退出政治舞台。比如三国时蜀国立都选址于益州(成都)，以陈建三原则看，此应打满分;但从当时逐鹿中原的政治目标看，它使蜀国在这场群雄竞争中原的斗争中更加边缘化。由此看，在当时成都就不应是蜀国好的建都选址，依蜀境内看，重庆接近中原，地形险固且交通八达，从发展安全的角度看，其国都的地位优于成都。
地缘政治，不出“门户”“中枢”二义。前者关乎险塞，后者关乎距离。国都之所在乃全国人力物力资源调度中枢之所在。故此，国都选址的主要考虑是等距形成全国政治经济力量中枢并由此有效调度全国军事力量——即周成王所说的“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247]——以御外敌为原则。秦、汉两朝，中央政府面临的主要威胁来自陇西匈奴诸部，故此两朝分别定鼎于咸阳和长安。匈奴经汉朝打击或西窜或分裂，其势大衰。两晋时期，鲜卑由东北南下，尽占匈奴旧地。这造成东汉至西晋的国都东移至河南洛阳。隋唐之际，西域突厥、吐番借“五胡十六国”[248]期间的混乱而兴起，为防它们东犯，此间朝都西返长安。唐末，东北辽河一带活动的契丹部落兴起并于公元907年建立契丹国(后改称辽)，统治中国北方。东北方向威胁加剧，这使北宋国都再度东移洛阳。东北方面的战略压力在元、明、清时期持续增加，其国都则进一步东移至北京。明初，蒙古威胁仍未完全解除，成祖朱棣“天子戍边”将国都从南京移至北京。
洛阳是上述中国政治重心由西向东转移进程中的重要节点。比较而言，长安虽据形胜，然运输艰难，不利于充分调动和利用华北平原的资源。洛阳与郑州虽居四方之中，大运河开通后又可乘水运便利，与徐洲东西呼应，然其势不足以镇安辽东，且又受关中与河北西东两向挟持，为四战之地，其防御形势比较脆弱。顾祖禹分析说：
河南，古所称四战之地也。当取天下之日，河南在所必争;及天下既定，而守在河南，则岌岌焉有必亡之势矣。周之东也，以河南而衰;汉之东也，以河南而北;拓拔魏之南也，以河南而丧乱。朱温篡窃于汴梁，延及五季，皆以河南为归重之地。以宋太祖之雄略而不能改其辙也，从而都汴。都汴而肩背之虑实在河北，识者早已忧之矣。女真之季也，惧蒙古之逼，乃迁于汴;迁汴未已，又迁于蔡;始为亡宋之资，终为自弊之地。当其亡宋之日，岂料其祸之亦中于此哉。[249]
自从崛起于东北平原的部族势力卷入中原事务后，中国安全范围进一步扩大，因此，北京一带的地理位置就显示出“据上游之势以临驭六合”[250]且南北兼顾的优势。
北京坐北面南，西倚太行北靠燕山，既可镇慑塞外铁骑的侵扰，又可尽享东北和华北两大平原的丰富资源和交通之便，处于“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251]的位置，可以等距有效调控全国资源和力量。顾祖禹说：“依燕京而视中原，居高而负险，有建瓴之势，太宗[252]深鉴于金陵之已事，建都于此，实为万事计也。”[253]毛泽东似乎也注意到此举的意义，1951年4月他在游十三陵时赞扬说，明成祖“敢在北京建城，敢把自己的陵墓放在这里，不怕蒙古人的铁骑，是个有胆识的人”[254]。由此比较生择都于远离中原的成都、死葬于离中原偏远的定军山[255]的诸葛亮，成祖朱棣——且不说不如曹孟德——的眼光更显远大。1935年，毛泽东与张国焘争论长征路线时，主张北进，在新疆和陕甘两地，毛泽东倾向进军陕甘。他说“新疆倒是红军可以得到休养整理的地方，只是离中国内地太远。”[256]1948年，毛泽东将中央所在地从延安进一步推进到河北西柏坡，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定都于北京，这些将中央所在地向中原步步逼进的决策对推动解放战争取得全国胜利和随后的抗美援朝的胜利，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中国历代王朝的国都从长安经洛阳到北京的迁都路线，恰好与东西走向的万里长城[257]及黄河的走势大体平行，这反映了中国历史安全压力变迁的轨迹。
处于这一层面上的地缘政治特点是区域分布广阔且乱源多出。中国多次出现全国性的长期战乱，其爆发源多出自这一“广大条形地区”[258];而古代中国政治史几乎就是处理这一地带政治关系的历史。这一地区两端即新疆至东三省乃至朝鲜半岛的任何动荡都会很快传递到定鼎于此线的长安、洛阳、北京等国家京畿中枢，如果中枢反应无力或失败，接踵而至的就是国家退向中国地缘政治的长江一线。而中原政权退至江南引发的必然结果要么是国家分裂，要么是政权更迭，二者必居其一。理解了这一点，也就理解了新中国建立之初毛泽东对打过“三八线”并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的美军采取坚决反击的深层原因。
中国自近代东北部族卷入中原政治及随之而来的中国被迫向西方开放后，作为国都，北京较之长安、洛阳、甚至南京而言，其位势不仅具有“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259]的地缘政治优势，由于接近太平洋西北岸，它还有利于国家以开放推动发展的目标。与东海和南海相比，北京受到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的钳型护卫，这有利于抵制海上来犯。在大国经济已卷入并且日益依赖于世界市场的近现代，北京作为首都，其倚陆向海——也是另种“依山傍水”——的位置更有利于中国在较为弱势的起步阶段对外开放和吸纳世界资源来反助中国的发展。
对于象英国、美国、俄罗斯等国的近代崛起强国而言，它们多是近海择都。为了表明对波罗的海出海口的重视，1703年彼得一世在波罗的海岸边涅瓦河口的沼泽地修建了彼得堡，并迁都于此，此后彼得堡成了沙皇俄国的政治中心。同时，沙皇俄国正式使用了“俄罗斯帝国”的称号。马克思对彼得大帝迁都的历史意义和战略作用曾有过精辟的分析：
彼得堡这个帝国的外偏中心从一开始就表明：一个圆周尚有待于划定。
因此，仅仅对波罗的海诸省的征服并没有把彼得大帝的政策与其祖先的政策区别开，都城的迁移才显示出他征服波罗的海诸省的真正意义。彼得堡与莫斯科公国不同，它不是一个种族的中心，而是一个政府的所在地，不是一个民族的悠久业绩，而是一个人物的瞬时创造;不是使一个内陆民族的特征得以传播的媒介，而是使这个特征消失的滨海地区;不是民族发展的传统核心，而是一个为进行世界性阴谋而精心选中的巢穴。通过迁都，彼得斩断了把老莫斯科公国沙皇们的蚕食体制与大俄罗斯种族天赋的才能和抱负连接在一起的天然纽带。通过把都城建在海边，他向俄罗斯种族的抗海本能提出了公开挑战，并把那个种族贬低到只是他的政治结构中的一个砝码的地位。从十六世纪以来，莫斯科公国除西伯利亚方面外没有取得重大扩展，而且在十六世纪以前，向西和向南的不牢靠的征服只是直接借助于东方才得以实现。通过迁都，彼得宣告了他打算反过来借助于西方来影响东方和各紧邻国家。如果对东方的借助由于亚洲各国人民的停滞特性和有限交往而大受限制的话，那末对西方的借助则由于西欧的活动特征和频繁交往而顿时变得毫无限制和无所不包了。迁都表明了这种对借助对象的有意识改变，而波罗的海诸省的征服为实现这种改变提供了手段。因为它立即使俄国在北方各邻国中居于优势地位;使俄国与欧洲所有地方保持经常的直接接触;奠定了同海上强国建立物质联系的基础，这些国家由于俄国征服了波罗的海诸省而开始依赖俄国供应造船材料;这种依赖关系，在莫斯科公国这个出产大量造船材料的国家没有自己的出海口，而原来掌握这些出海口的强国瑞典没有拥有这些出海口背后的土地时，是不存在的。[260]
马克思评论说：
波罗的海诸省，单是从它们的地理形势来看，就自然属于任何控制着它们背后的土地的国家。总之，彼得至少在这个地区只是夺得了对于他的国家的正常发展所绝对必需的东西。从这个观点看来，彼得大帝只是想通过他对瑞典的战争建立一个俄国的利物浦，并赋予这个俄国的利物浦一条不可缺少的沿海地带。[261]
马克思对彼得大帝建设彼得堡作为国都的评价也适合理解中国的地缘政治。在陆权时代，汉、唐两朝立国都于长安，使国家面向西塞，这促成了“丝绸之路”，加强了中国与中亚和欧洲的交流;而当历史进入海洋时代，元、明、清三朝和中华民国继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各代均将国都立于北京，这对于中央政府加强对东北平原的民族融合和国家对外开放，将中国带入近代工业化和推动中国的现代化，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不能否认，作为国都，南京与北京一样，也有助于中国向世界，尤其向海洋开放的地理优势。但是，这种优势随近代以来中国制海权的缺失及由此产生的台海分离，使南京容易受到海权强国的直接威胁和控制——比如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不久就受到东面来自海上英国和西面来自湘军的夹击并很快覆灭，而中华民国借助于南京的位势则很容易获得东南亚华人财团的支持，强化与太平洋国家的联系，但同样也更容易为海上强国比如日本所驱逐或控制。
西方海权国家看出了这一点，为了实现对中国的控制，1900年马汉在《亚洲的问题》一文中为入侵中国的列强出谋划策说：
对海上强国来说，也有一个明显的不利因素，即中国首都的位置。由于自身力量的特点，海上强国无力进行领土扩张，它们只能通过中国人来发展中国，只能激励而不能取代现存的统治权威。因此，它们希望中国政府的所在地能迁往长江流域，且就在长江沿岸，从而使后者成为中国发展的中枢地带。 [262]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国近代依附于西方海上强国的买办或傀儡政权，都喜欢在南京扎营。比如蒋介石愿意当买办，却不愿意作傀儡，在当买办时，他立都于南京;而为了避免当日本人的傀儡，他就跑到重庆;汪精卫则一头扎在南京，甘当日本人的傀儡。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在中国没有实现西太平洋制海权，至少在台海统一之前，南京无疑具有对外开放和台海统一的桥头堡的作用，但作为国都的选择，则不利于中国的独立自主外交的展开。
三、结语
至此，我们即将结束关于中国地缘政治特点及其变动规律的讨论。如果将上述特点综合起来，就会发现贯穿其中的主要是如下规律：
第一，与对称型碎化分布的欧洲各国不同，也与处于绝对主体地位的美国不同，中国在东亚相对主体的地位使中国天然地成为亚洲的重心。亚洲多国力量不对称向中心中国聚合的板块结构有利于以中国为主体的东亚合力的形成，并使亚洲——与欧洲美洲比较——聚集更多的稳定因素和由此形成更大的可持续发展潜力。这正是今天亚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快速崛起并将持续崛起的深层原因。
第二，中国主要由西面高海拔山地向东面低地呈阶梯形钳型包抄的地形组成，对中国国家统一起到了积极作用：广泛的山地及其复杂的地形容易造成中国的地方割据，其偏安位势既难在山岭间横向兼并，而自身又没有足够的资源以长期自保，这些地方割据势力最终必以夺取资源丰富的中原为结果;而中原一面临海三面环山，因而攻易守难的“四战”地形使其在中国成了最易被攻陷的地区。山地极多而平原极少的地理特征又大大提高了山地割据力量竞争的门坎：占据中原的一方必定是诸割据势力博杀后留下的力量最强且有余力由中原再向四方辐射的雄主，他们占据中原后便利用那里的丰富资源最终形成了最有实力实现中国统一的政治力量。这一特点产生的地缘政治规律则是中国在五千多年的历史中始终保持着版图的统一，其中尽管有边界的盈缩，但始终没有发生器质性裂变;欧洲、印度多平原少山地的地缘政治特点及由此产生的对称型破碎的政治结果则是中国统一规律的反证。中国地缘政治的这一规律甚至让欧洲哲学家黑格尔羡慕不已，他说：“假如我们从上述各国的国运来比较它们，那么，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征服无从影响这样一个帝国。”[263]
第三，“自古天下离合之势常系乎民心。”[264]不言而喻的是，中国地缘政治特点及其产生的规律还必须有人的因素才能发挥作用。“一方土地养一方人”，同一地理条件可以出现不同的政治结果，不同的政治结果也可产生于同一地理条件。此间的莫测变化取决于人的因素。
地缘政治的真正力量来自人民。人民是一个特定区域中居民主体或多数的概念，人民的政治需要是地理要素变迁的根本原因，中国多次从四分五裂的战国时代走向统一，其版图历经五千年而不能被分裂，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人民对国家统一的愿望和实现这种统一的能力。无疑，技术条件、地理环境的变化可以化解也可以制造某些矛盾，但解决不了作为终极表现的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矛盾。当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矛盾激化为敌对关系时，这个矛盾就基本无解。当阶级和民族压迫发展到如不与一切人为敌则不能罢休的地步，这时即使坐拥天下形胜，也没有不失败的。
[1] [南宋]辛弃疾：《美芹十论·观衅第三》，《中国兵书集成》(第7册)，辽宁书社、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64页。
[2] 《孟子·公孙丑下》，焦循撰：《孟子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51页。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星球出版社2011年修订版，第14页。
[4] [德] 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83页。
[5] 李安强主编：《世界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2010年版，第178页。
[6] 1海里=1 852米。
[7] [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17页。
[8] 《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3页。
[9] [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82页。
[10] [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82页。
[11] 原子在化学反应中是最小和最稳定的微粒。原子是由原子核和核外电子构成。原子核由质子和中子构成，而质子和中子由三个夸克构成。电子的质量为9.1091×10^(-31)千克，而质子和中子的质量分别是电子的1836倍和1839倍。
[12] 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11年版，第1491页。
[13]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D.C.萨默维尔编，郭小凌等译：《历史研究》上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32页。
[14] 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年)，法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主要代表作有《论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大革命》。出身贵族世家，经历过法兰西第一帝国、波旁复辟王朝、七月王朝、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法兰西第二帝国五个“朝代”。前期热心于政治，1838年出任众议院议员，1848年二月革命后参与制订第二共和国宪法，1849年一度出任外交部长。1851年路易·波拿巴建立第二帝国，托克维尔对政治日益失望，从政治舞台上逐渐淡出并专事写作。
[15] [法]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民主》，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43页。
[16] [法]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民主》，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17～218页。
[17] [法]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民主》，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93页。
[18] “边界安全”与“安全边界”是既有联系但又相互不同的两个概念。任何一个进入市场经济的国家都有主权范围内的利益和主权范围外的即融入世界的利益及其安全需求。国家“边界安全”是指国家对其主权范围内的领土的可控制和可保卫的程度;而国家“安全边界”则是指国家对其分布于主权范围之外的利益的可控制和保护的程度及其可达范围。详见张文木著：《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8页。
[19] 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56~前323年)，生于马其顿王国首都派拉城，曾师从古希腊著名学者亚里士多德，18岁随父出征，20岁继承王位。公元前327～前325年由波斯出发远征印度。
[20] 1903年底英国打拉萨，终因无法抵御天寒被迫于次年9月撤回印度。
[21] 大流士一世，波斯帝国君主(前522～前486年)。于前492年派兵入侵希腊，途中大部分舰船毁于飓风，被迫折返。前490年再次兴兵从海上进攻希腊，在马拉松之战中被雅典军击败。
[22] “武经七书”是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年)选编颁行的武学必读的七部兵书，它包括《孙子》、《司马法》、《尉缭子》、《六韬》、《吴子》、《三略》和《唐李问对》。南宋高宗时，“武经七书”为选拔将领考试内容之一。
[23] [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93页。
[24] 李安强主编：《世界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2010年修订版，第178页。
[25] [清]顾祖禹著：《读史方舆记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084页。
[26] 据《国际统计年鉴》(2004)第30页提供的数据计算。
[27]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185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52。
[28] 洪武二年(1369年)十月，明太祖致书元顺帝：“胡无百年之运，能顺天道，归我中国，故上策也。”[明]谈迁著，张宗祥校点：《国榷》第一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01页。
[29] 《孟子·尽心上》：“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 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30] 司马迁：《六国年表第三》，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一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47～248页。
[31] [清]顾祖禹著：《读史方舆记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02页。
[32] 黄土高原，是世界最大的黄土沉积区。位于中国中部偏北。北纬34°～40°，东经103°～114°。包括太行山以西、青海省日月山以东，秦岭以北、长城以南广大地区。跨山西省、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及河南省等省区，面积约40万平方公里，海拔1 500米到2 000米。除少数石质山地外，高原上覆盖深厚的黄土层，黄土厚度在50～80米之间，最厚达150～180米。黄土高原矿产丰富，煤、石油、铝土储量大。
[33] [清]钟广生：《新疆志稿》卷一。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第9页。
[34] 程广中：《地缘战略论》，国防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2页。
[35] 程广中：《地缘战略论》，国防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8～159页。
[36] 司马迁：《史记》卷七《本纪第七·项羽》，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一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12页。
[37] 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646页。
[38] 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646页。
[39] 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648页。
[40] 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649页。
[41] 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649～650页。
[42] 张作霖本人早于1928年6月4日被日军在沈阳西面的皇姑屯炸死，此指张学良势力。
[43] 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组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4页。
[44] 维特在回忆录中称：“既然亚历山大三世皇帝已把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全部工程，即把符拉迪沃斯托克同俄国欧洲部分连接起来的任务托付给我了，所以在大臣中只有我才能处理这个问题。因为，可以说，在这件事上，我要比别人更能起作用，对此事我最为操心，也最了解情况。”[俄] 谢尔盖·尤里耶维奇·维特著，张开译：《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维特伯爵的回忆》，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33页。
[45] [美]安德鲁·马洛泽莫夫著，商务印书馆翻译组译：《俄国的远东政策1881~1904》，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54页。
[46] [美]安德鲁·马洛泽莫夫著，商务印书馆翻译组译：《俄国的远东政策1881~1904》，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55页。
[47] [美]安德鲁·马洛泽莫夫著，商务印书馆翻译组译：《俄国的远东政策1881~1904》，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58~59页。
[48] 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68页。
[49] 诺门坎战役(又译“诺门罕战役”，或“哈拉哈河战役”)是1939年5～6月间日本与苏联为诺门罕以西，直至哈拉哈河这块呈三角形地区的归属问题在远东发生的一场武装冲突。冲突结果以日本关东军的惨败而告终。
[50] 参见梁之彦、曾景忠选编：《蒋经国自述》，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112页。
[51]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十，转引自军事科学院战略理论和战略研究部编：《安邦大略——中国历代国家安全战略思想论析》，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11页。
[52] 左宗棠：《遵旨统筹全局折》，载《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十。转引自军事科学院战略理论和战略研究部编：《安邦大略——中国历代国家安全战略思想论析》，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11～512页。
[53] 前376年，韩、赵、魏废晋静公，将晋公室剩余土地全部瓜分。因此韩、赵、魏三国又被合称为“三晋”。三家分晋是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它是中国奴隶社会瓦解，封建社会确定的标志。
[54] 关陇集团，亦称关陇六镇集团或六镇胡汉关陇集团，陈寅恪所提出的学说，用以阐释西魏、北周、隋、唐三代政权的特点。关陇和河东等地豪强地主的力量，在东、西魏的争夺战中，这些豪强地主都归附了宇文泰。为了把北方六镇武将和关陇豪族的力量统一起来，宇文泰组成了以八柱国为核心，以大将军、开府为主要成员，以府兵系统为基础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一般就称之为关陇集团。这是一个依靠武装力量建立起来、胡汉结合的集团。在西魏、北周、隋和唐初他们都占据着统治地位。其鼎盛时期在北周、隋，到武则天时期基本结束。
[55] 宋杰著：《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56] 邺城，古地名，邺城遗址位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13公里的漳河北岸，距邯郸市40公里。始筑于春秋齐桓公时。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先后以此为都，北周时为杨坚焚毁。
[57] 平城，今大同。
[58] 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魏书》(第二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2页。
[59]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十一·汉纪三》
[60] 司马迁：《六国年表第三》，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一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47～248页。
[61] 司马迁：《史记》卷七《本纪第七·项羽》，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一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10页。
[62] 顾祖禹(1631～1692年)字复初，江苏无锡人，居常熟，顾柔谦之子。著有《读史方舆纪要》，着重考订古今郡、县的变迁，和推论山川关隘战守的利害，附图要览，共134卷。
[63] [清]顾祖禹著：《读史方舆记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449页。
[64] 《明皇祖训》《四库全书存目·史部二六四》，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168页。
[65] 指四面平坦，无险可守，容易受攻击的地方。范晔：《后汉书·荀彧传》：“颍川，四战之地也，天下有变，常为兵冲。”
[66] “从军事地理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地理格局就象一个不规范的围棋盘。在这个不规范的围棋盘上，关中、河北、东南和四川是其四角，山西、山东、湖北和汉中是其四边，中原为其中央腹地。”饶胜文著：《布局天下：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67] 饶胜文著：《布局天下：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1页。
[68] 饶胜文著：《布局天下：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54页。
[69] 饶胜文著：《布局天下：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163页。
[70] [清]顾祖禹著：《读史方舆记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434页。
[71] [清]顾祖禹著：《读史方舆记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455页。
[72] [清]顾祖禹著：《读史方舆记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434页。
[73] [唐]杜牧：《樊川文集·第五·罪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87页。
[74] [清]顾祖禹著：《读史方舆记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436页。
[75] 饶胜文著：《布局天下：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175页。
[76] 甸，田也。《礼制·王制》：“千里之内曰甸。”
[77] [清]顾祖禹著：《读史方舆记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917页。
[78] 盛巽昌、欧薇薇、盛仰红：《毛泽东这样学习历史，这样评点历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9页。
[79] 齐州，今山东济南市。
[80] 阿，地名。即今山东省东阿镇。
[81] 鄄，古地名，春秋卫邑。汉为鄄城县。在今山东省鄄城北旧城。
[82] [清]顾祖禹著：《读史方舆记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459页。
[83] 直隶，明称直隶于京师的地区为直隶。自永乐建都北京后，又称直隶北京的地区为北直隶，简称北直，相当今北京、天津两市、河北省和河南、山东的小部分地区;直隶南京的地区为南直隶，简称南直，相当为今江苏、安徽两省。清初以南直隶为江南省，以北直隶为直隶省，辖境依旧。
[84] [清]顾祖禹著：《读史方舆记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916页。
[85] [清]顾祖禹著：《读史方舆记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916页。
[86] [清]顾祖禹著：《读史方舆记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09页。
[87] 建康，即今南京。三国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先后在此建都，六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原名金陵。秦置县，名秣陵。东汉建安十七年，孙权在此筑石头城，改称建业。西晋统一，仍名秣陵。太康三年，分秣陵北另置建邺县。后避愍帝司马邺讳更名建康。东晋南朝相承不改。
[88] [清]顾祖禹著：《读史方舆记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918页。
[89] [清]顾祖禹著：《读史方舆记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917页。
[90] 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一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
[91] 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中原野战军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今枣庄市薛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对国民党军进行的第二个战略性进攻战役。 淮海战役也是三大战役中解放军牺牲最重，歼敌数量最多，政治影响最大、战争样式最复杂的战役。
[92] 转引自王文泉、刘天路主编：《中国近代史(1940～1949)》，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51页。
[93] 转引自王文泉、刘天路主编：《中国近代史(1940～1949)》，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51页。
[94] [南宋]辛弃疾：《美芹十论·守淮第五》，《中国兵书集成》(第7册)，辽宁书社、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73～74页。
[95] 费正清、费维恺著，刘敬坤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88页。
[96] 袁刚著：《隋炀帝传》，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93～294页。
[97] 参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74页。
[98] “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国语·鲁语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13页。
[99] 关中，秦汉唐等定都长安的王朝，函谷关或潼关以西称关中。泛指自关以西战国末秦故地，有时也包括秦岭以南的汉中、巴蜀一带。
[100] 关东，秦汉唐等定都长安的王朝，均以函谷关或潼关以东地区为关东，以西关中。明清时称今山海关以东的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为关东。
[101] 傅筑夫著：《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0页。
[102] 傅筑夫著：《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0～51页。
[103] 转引袁刚著：《隋炀帝传》，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93页。
[104] 并州，古州名。相传禹治洪水，划分域内为九州。据《周礼》、《汉书·地理志上》记载，并州为九州之一。其地约当今河北保定和山西太原、大同一带地区。亦为太原旧称。
[105] 《隋书》卷三《帝纪第三·炀帝上》，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隋书》(第一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9页。
[106] 袁刚著：《隋炀帝传》，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3页。
[107] 袁刚著：《隋炀帝传》，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5页。
[108] 《隋书》卷四《帝纪第四·炀帝杨广》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隋书》(第一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78页。
[109] 《隋书》卷四《帝纪第四·炀帝杨广》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隋书》(第一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51页。
[110] [唐]皮日休著：《汴河铭》，载《皮子文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1页。
[111] 袁刚著：《隋炀帝传》，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81页。
[112] 参见葛胜全等著：《中国历朝气候变化》，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113] 转引饶胜文著：《布局天下：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59页。
[114] 袁刚著：《隋炀帝传》，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06页。
[115] 袁刚著：《隋炀帝传》，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37页。
[116] 汴水，此指京杭大运河。
[117] [唐]皮日休著：《汴河铭》，载《皮子文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19页。
[118] [南宋]辛弃疾：《美芹十论》，《中国兵书集成》(第7册)，辽宁书社、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67页。。
[119] 剑阁，位于四川盆地北缘，地处川、陕、甘三省结合部。
[120] [唐]李白：《蜀道难》
[121] 益州，今四川成都，蜀汉国都。
[122] 1937年中央军入川后被迫迁往成都。
[123] 陆大钺、唐润明编著：《抗战时期重庆的兵器工业》，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页。
[124] 李纲(1083~1140年)，字伯纪，江苏无锡人，宋代抗金名臣。
[125] [明]陈邦瞻编：《宋史纪事本末·卷六十·李纲辅政》，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622页。
[126] [清]顾祖禹著：《读史方舆记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094页。
[127] [清]顾祖禹著：《读史方舆记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097页。
[128] [清]顾祖禹著：《读史方舆记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5851页。
[129] [唐]李白：《蜀道难》
[130] [美]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60页。
[131] 饶胜文著：《布局天下：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238页。
[132] 饶胜文著：《布局天下：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239页。
[133]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08页。
[134] “建安二十三年，陆浑长张固被书调丁夫，当给汉中。百姓惮远役，并怀扰忧。民孙狼等因兴兵杀县主簿，作为叛乱，县邑残破。”[134] [晋]陈寿：《三国志·魏书十一·胡昭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26页。
[135] [晋]陈寿：《三国志·魏书十四·刘放传》引《资别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16页。
[136] [晋]陈寿：《三国志·魏书十四·刘放传》引《资别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16页。
[137] “及操自平汉中，欲因讨刘备而不得进，欲守之又难为功，护军不知进止何依。操于是出教，唯曰：‘鸡肋’而已。外曹莫能晓，修独曰：‘夫鸡肋，食之则无所得，弃之则如可惜，公归计决矣。’”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后汉书》(第二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142页。
[138] 宋杰著：《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18～319页。
[139] [晋]陈寿：《三国志·蜀书二·先主传第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18页。
[140] [晋]陈寿：《三国志·蜀书二·先主传第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18页。
[141] 宋杰著：《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19页。
[142] [晋]陈寿：《三国志·蜀书十一·杨洪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934页。
[143] 宋杰著：《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85页。
[144] 曹操占领汉中后，司马懿和刘晔 主张乘胜入蜀，曹感慨说：“人苦无足，既得陇，复望蜀邪。”[宋]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67，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140页。
[145] 张鲁，字公祺，东汉末群雄之一。割据汉中。公元215年(建安二十年)曹操出兵汉中攻张鲁，张鲁败而降，曹操一改以往“攻城略地，动辄‘屠之’”的风格，假借天之子命，竟对来降张鲁及其五子和功曹阎圃等皆封以列侯，拜张鲁为镇南将军。
[146] 西城，古县名。汉置。治所在今陕西安康西北，西魏移至安康。
[147] 上庸，古代地名。汉末至南朝梁有上庸郡，治所在今湖北竹山县西南。
[148] 房陵，古县名。治所今湖北房县。东汉末为房陵郡治所，三国魏以后为新城郡治所。
[149] 樊城，今湖北襄樊市樊城。
[150] [晋]陈寿：《三国志·蜀书十·刘封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914页。
[151] 余明侠著：《诸葛亮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30页。
[152] 吕思勉：《三国史话》风吹草动国三峡出版社2009年版，第65～66页。
[153] 夔门，又名瞿塘峡，雄踞长江三峡之首，西起重庆奉节县的白帝城，东至巫山县的大溪镇，全长8公里。在举世闻名的长江三峡中，它是最窄、距离最短的一个峡，瞿塘峡谷窄如走廊，两岸崖陡似城垣。
[154] 崤函，函谷关东端为崤山，故称。
[155] 饶胜文著：《布局天下：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137页。
[156] 荆州，汉朝为十三刺史部之一。辖境相当于湘鄂二省及豫桂黔粤一部分;汉末以后辖境渐小。东晋定治江陵(现属湖北)，为当时及南朝长江中游重镇。
[157] 宛，古时楚国地名，今河南南阳。
[158] 洛，今洛阳，时为魏都。
[159] 刘备三顾茅庐是建安十二年(207年)，这一年诸葛亮27岁。
[160] 毛泽东多次称赞叶剑英：“诸葛一 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据薄一波回忆：“五十年代末或六十年代初，江南体育app下载入口 指定我把北戴河会 议上的发言，修改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再讲一次，当我讲到旧戏中王佐断臂‘为国家尽忠心，昼夜奔忙’时，几位同志插话，江南体育app下载入口 突然站起来讲：剑英我送你一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薄一波接见广东叶剑英研究会等谈话记录》(1994 年 7 月 5日)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88996/89988/6038440.html。
[161] 庐州，隋置，治所在今合肥一带。
[162] [清]顾祖禹著：《读史方舆记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272页。
[163] 引自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68页。
[164] [晋]陈寿：《三国志·蜀书五·诸葛亮传第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59页。
[165] [晋]陈寿：《三国志·蜀书二·先主传第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26页。
[166] 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晋书》(第一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笔者认为，文中的“权”字，如理解为“权变”而不是目前译家理解的权力，可能更符合全句的内容。
[167] 薛泽石：《听毛泽东讲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0页。
[168] [宋]苏洵著：《权书》，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71页。
[169] 薜泽石：《听毛泽东讲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53页。
[170] 商纣在讨伐东夷之时，没有注意对西方族的防范，约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联合西方11个小国会师孟津，乘机对商朝发起进攻，牧野一战，商亡。 毛泽东在评价帝辛时说：“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统一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薛泽石：《听毛泽东讲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
[171] 长江三峡西起重庆市的奉节的白帝城，东至湖北省的宜昌的南津关。自西长江三峡向东主要有三个大的峡谷地段：瞿塘峡、巫峡和西陵峡，三峡因而得名。三峡两岸高山对峙，崖壁陡峭，山峰一般高出江面1000～1500米。最窄处不足百米。三峡是由于这一地区地壳不断上升，长江水强烈下切而形成。
[172] 1962年1月12日，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由顾问铃木茂三郎率领的访华代表团时说：“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54页。
[173] 1949年10月1日，北平改称北京，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中心，重庆、广州、南京、沈阳、鞍山、西安、抚顺、本溪、武汉被纳入中央直辖城市。
[174] 公元755年，唐爆发了“安史之乱”。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节度使的安禄山于年底攻占东都洛阳，756年6月再陷潼关，危及长安，唐玄宗西逃并最终由马嵬驿南下逃到成都。而太子李亨则从马嵬驿率队伍北上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南)。进入成都的玄宗如泥牛入海，只能被动地适应战局的变化，而北上的太子李亨部则反败为胜，迅速扭转战局并收复失地。
[175] 司马迁：《六国年表第三》，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一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47～248页。
[176] 司马迁：《六国年表第三》，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一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47页。
[177] 张国焘：《我的回忆》(下卷)，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83～384页。
[178] 张国焘：《我的回忆》(下卷)，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84页。
[179] 张国焘：《我的回忆》(下卷)，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86页。
[180] 张国焘：《我的回忆》(下卷)，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85页。
[181] 张国焘：《我的回忆》(下卷)，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84页。
[182] “川北苏区始终是被隔离着的。四川在中国地理形势上，偏处一隅，而‘通南巴’地区更是全省偏僻的地方。”张国焘：《我的回忆》(下卷)，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42页。
[183] 张国焘：《我的回忆》(下卷)，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85页。
[184] 懋功，旧县名，即今四川小金县。
[185] 西康，旧省名，辖今四川省西部及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1955年撤销。
[186] 《应在川陕甘三省建立苏维埃政权》(1936年6月16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58页。
[187] 两河口，村名，位于今四川省西部及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1955年撤销。
[188] 引自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68页。
[189] 转引自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68页。
[190]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62页。
[191] 左路军，下辖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五、第九军，红军第四方面军第三十一、第三十二、第三十三军。
[192] 康泸天芦雅名邛大，指四川康定、泸定、天全、芦山、雅安、名山、邛崃、大邑。
[193] 懋，指懋功。抚，指抚边，村名，位于今四川小金县北部。
[194] 毛儿盖，村名，位于四川松潘县西部。
[195] 磨西面，村名，位于四川泸定县南部。
[196] 绥，指绥靖，旧县名，即今四川金川县。崇，指崇化，村名，位于四川金川县南部。
[197] 卓克基，位于今四川马克康县南。
[198]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页。
[199]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451页。
[200] 《共产党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52页。
[201]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384页。
[202]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455页。
[203] 张国焘：《我的回忆》(下卷)，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470页。
[204] 张国焘：《我的回忆》(下卷)，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85页。
[205] 肖月、朱立群主编：《简明国际关系史(1945～2002)》，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26页。
[206] 毛泽东：《战争准备要放在两个可能上》(1965年10月10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28页。
[207] 毛泽东：《要很好地分析敌人怎样进攻我们怎样对付》(1962年10月5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51页。
[208] 20世纪60年代初，中共中央军委确定，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在北方一些地区要立足于顶住敌人，在南方一些地区同诱敌深入，把敌人放进来打。这一思想后来被概括为“北顶南放”。
[209] 毛泽东：《敌人很可能是中间突破》(1964年9月14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65页。
[210] 川汉铁路是清朝末年计划建设的一条铁路线，最初计划从成都起，经内江、重庆、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奉节、秭归、宜昌、至汉口，全长3000公里。此条线最终未能全部建成，只建成了西段的成渝铁路。
[211] 毛泽东：《在听取西南三线建设工作汇报时的讲话》(1964年11月26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76～277页。
[212] [宋]苏洵著：《权书》，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71页。
[213] 湘黔铁路是连接湖南和贵州的重要干线铁路。早在1936年国民政府就与德国签订修建湘黔铁路的借款协定，并进行初测，后因抗战爆发被迫中止。建国后，于1958 年至1960年曾两次复建又两度停工，1970年9月再次复工，1972年10月建成通车,前后历时37年。该路的建成增加了西南地区通往东部沿海地区的通道，缩短了云、贵、川三省到中南、华南、华东地区部分省市的距离。
[214] 张国焘：《我的回忆》(下卷)，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85页。
[215] 毛泽东：《在杭州听取计划工作汇报时的讲话》(1965年6月16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75～276页。
[216] 饶胜文著：《布局天下：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91页。
[217] [清]顾祖禹著：《读史方舆记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156页。
[218] [清]顾祖禹著：《读史方舆记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918页。
[219] 饶胜文著：《布局天下：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90页。
[220] [清]顾祖禹著：《读史方舆记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083～2084页。
[221] 陈光彦：《中国历史的地理枢纽》，信阳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年第1期，第90页。
[222] 施琅：《靖海纪事》，载《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六辑，台湾大通书局。
[223] 日本海军曾将中国海南岛视为“第二个台湾”。参见重光葵著：《日本侵华内幕》(中文版，原名《昭和动乱》)，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38页。
[224] 吴廷璆主编：《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72页。
[225] [美]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24页。
[226] [美]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58页。
[227] [美]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77-278页。
[228] [美]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35页。
[229] [美]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83页。
[230] 双方约定：“一、英国约定不在是中长城以北，为自己或为英籍臣民或其他人士争求任何铁路让与权，并且不阻挠——直接的或间接的——为俄国政府所支持的对这一地区铁路让与权的要求。二、俄国方面约定不在扬子江流域为自己或为俄籍臣民或其他人士争求任何铁路让与权，并不阻挠——直接的或间接的——为英国政府所支持的对这一地区铁路让与权的要求。”全文参见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338页。
[231] [清]顾祖禹著：《读史方舆记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516页。
[232] 沔，即沔水，古代通称汉水为沔水。据《水经注》，北源出自陕西留坝西一名沮水者为沔，西源出自今宁强北者为汉，二源合流后通称沔水或汉水。北源长而西源短，《汉书·地理志》：“汉水受氐道水，一名沔。”即以西源为正源;《说文》：“沔水出武都沮县东狼谷。”则以北源为为正源，《水经》同，而都称西汉水(今嘉陵江及其上游西汉水)为汉。又沔水入江以后今湖北武汉市以下的长江，古人亦得通称沔水。故《水经》叙沔水下游一直到入海为止。《辞海·地理分册(历史地理)》，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版，第127页。
[233] [晋]陈寿：《三国志·蜀书五·诸葛亮传第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42页
[234] 饶胜文著：《布局天下：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
[235] 武汉，是中部唯一的副省级城市。世界第三大河长江及其最长支流汉江横贯市区，将武汉一分为三，形成武昌、汉口、汉阳三镇跨江鼎立的格局，1927年，国民政府迁都武汉，首次将汉口、武昌、汉阳合并为京兆区，总称武汉，开三镇合并先河1949年5月24日，武汉市人民政府成立，暂由中央直辖，成为新中国新设立的首个直辖市。1954年6月19日，中央会议决定将武汉由中央直辖改为湖北省省会。
[236] “武汉会战的战线之长，时间之久，兵员之多，规模之大，牺牲之重，是抗日战争中其他任何战役所不能比拟的。在会战过程中，中国军队动员120多个师，约100万人，伤亡、散失约60万人。日军伤亡、失散、被俘人数20军，染病15万。以上数字，各家所说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无可怀疑的，即是抗战以来，遭受损失、付出代价最大的一役。”江涛著：《抗战时期的蒋介石》，华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86页。
[237] 1938年6月蒋介石在给第三十九军军长刘和鼎的电文中作出批示：“为了阻敌西犯，确保武汉，依据冯副委员长建议，决于赵口和花园口两处施行黄河决口，构成平汉路东侧地区间的对东泛滥，该军担任赵口之决口，限两日内完成。”江涛著：《抗战时期的蒋介石》，华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00页。
[238] 美国国务院编，张玮英等译：《美国外交文件·日本，1931—1941》(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Japan:：1931-194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页。
[239] [清]顾祖禹著：《读史方舆记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917页。
[240] 饶胜文著：《布局天下：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202～203页。
[241] 饶胜文著：《布局天下：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202～203页。
[242] “三藩之乱”， 三藩之乱是清朝康熙年间平西、靖南、平南三藩王发动的叛乱。康熙十二年(1673年)下令撤藩。康熙二十年(1681年)，这场历时8年，蔓延10省的三藩之乱才平定下来。
[243] 江涛著：《抗战时期的蒋介石》，华文出版社2005年版，199页。
[244] 1949年3月22日，蒋介石在奉化约见宋希濂、关麟征等作军事布署，蒋对关麟征说：“如果谈不成，共军必然过江，今后西南地区极为重要。现在湖南境内的几个军，于必要时，应叫他们退到湘西去，如共军向宜昌、沙市进攻。你所指挥的部队，可转移到鄂西一带山地。你的司令部以设在恩施为宜，因为那里有机场。陈明仁兵团将来可退到芷江、沅陵一带。这些部队，应归你统一指挥，以巩固川东门户。”6月21日上午蒋介石在福州南郊机场召开临时军事会议，会上表示：无福建即无台湾，决心固守福建以巩固台湾外围。他说：“台湾将是党国的复兴地，它的地位的重要性异寻常。比方台湾是头颅，福建就是手足，没有福建即无以确保台湾。以福建而言，守不住闽江以北，闽南也难以确保。”参阅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32期，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113、137～138页。
8月，蒋介石携蒋经国从广州飞抵西南重庆27日，约宋希濂等听取其对川、鄂、湘军事报告。29日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四川地广人众物丰，为我国西南之重镇。而西南各省，又为我抗日战争时期之最后基地;没有西南，抗战不会成功的。因为西南各省关系重大，所以，父亲对于川、滇问题的处理，亦特别重视与审慎。”9月6日，将蒋经国写道“此时云南问题乃国家存亡，革命成败之最后关键”。12月7日，蒋介石在重庆约张丘军、阎百川面谈，“对于中央政府驻地问题，曾经数度研究，其初，拟迁西昌，固守西南，俟机反攻，收复失土。到此乃知大势已去，无法挽回矣。因于晚间作重要决定，中央政府迁台湾台北，大本营设置西昌，成都设防卫总司令部。此时胡宗南部队已翻山越岭，跋涉长途，转到成都平原。”梁之彦、曾景忠选编：《蒋经国自述》，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212、213、228页。
[245] 梁之彦、曾景忠选编：《蒋经国自述》，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230页。
[246] [明]陈建：《建都论》，载陈子壮撰：《昭代经济言·卷九》商务印书館1936年版，第194页。
[247] 司马迁：《史记》卷四《周本记》，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一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37页。
[248] “五胡”指匈奴、鲜卑、羯、氐、羌;“十六国”指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前赵、后赵、前秦、后秦、西秦、前燕、后燕、南燕、北燕、夏、成汉。这个时期也被称为“五胡乱华”时期。
[249] [清]顾祖禹著：《读史方舆记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083页。
[250] [清]顾祖禹著：《读史方舆记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02页。
[251] 《史记•卷四•周本记》，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一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37页。
[252] 明成祖朱棣(1360年-1424年)死后原庙号为“太宗”，后由明世宗朱厚熜改为“成祖”。
[253] [清]顾祖禹著：《读史方舆记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04页。
[254] 盛巽昌、欧薇薇、盛仰红：《毛泽东这样学习历史，这样评点历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3页。
[255] 定军山位于陕西省汉中市勉县城南5公里，三国时期古战场，有“得定军山则得汉中，得汉中则定天下”之美誉。定军山以三国时蜀汉大将黄忠于汉中之战击毙曹魏大将夏侯渊闻名。根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的记载，诸葛亮遗命“葬汉中定军山”，所以定军山建有武侯墓。黄忠病逝之后也葬于定军山下，在清代由刘源迁葬成都鸡矢树。
[256] 张国焘：《我的回忆》(下卷)，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85页。
[257] 长城是古代中国在不同时期为抵御塞北游牧部落联盟侵袭而修筑的规模浩大的军事工程的统称。长城东西绵延上万华里，因此又称作万里长城。现存的长城遗迹主要为始建于14世纪的明长城，它东起横贯辽宁东虎山，经河北、天津、北京、内蒙古、山西、陕西、宁夏、至甘肃嘉峪关。全长8851.8公里，平均高6至7米、宽4至5米。
[258] 程广中：《地缘战略论》，国防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9页。
[259] 《史记》卷四《周本记》，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一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37页。
[260] 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185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23~324页。
[261] 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185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22页。
[262] [美]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35页。
[263] [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17页。
[264] [南宋]辛弃疾：《美芹十论·观衅第三》，《中国兵书集成》(第7册)，辽宁书社、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