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及西方媒体鲜为人知的一面
漫天雪 整理
文章1：卡罗尔·奎格利（Carroll Quigley）与《悲剧与希望》(theTragedy and Hope)
本文由慕峰（bilderberg.blog.hexun.com）译自Wikipedia的Carroll Quigley词条，并未逐一考证
（原文地址：http://en.wikipedia.org/wiki/Carroll_Quigley，转载本文请说明出处。图片系网络图片，并非原文附有）
Carroll Quigley（卡罗尔·奎格利）
卡罗尔·奎格利（以下简称“奎格利”），生于1910年11月9日，卒于1977年1月3日，著名历史学家、博学者，文明进化论学者。
1.生平
奎格利生于波士顿，在哈佛大学取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他先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此后任教于哈佛大学，自1941至1976年任教于乔治城大学外交事务学院（School of Foreign Service，以下简称“外交事务学院”）（译注：乔治城大学位于美国首都Washington D.C，以其外交事务学院最富盛名）。
奎格利与其巨著《悲剧与希望》
自1941年至1969年，奎格利在乔治城大学讲授一个关于文明发展的两学期课程。根据刊载于Washington Star（译注：见下附图片，一份在1852年至1981年期间发行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报纸，奎格利曾在该报纸上发表书评）上的讣告，许多外交事务学院的学生均表示奎格利的上述课程在大学期间对他们最具影响力。
除了其学术工作外，奎格利还于20世纪50年代担任美国国防部、美国海军、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及美国众议院航空探索委员会（the House Select Committee on Astronautics and Space Exploration）的顾问。奎格利还曾是Washington Star的书评家，以及当代史（Current History）的资助者和编委会成员。早在多样性(diversity)的观念被广泛接受之前他就已经强调“包含多样性”(inclusive diversity)是西方文明（Western Civilization）的价值之一，他认为柏拉图的理论对这一观念有致命的偏离因此对其加以贬低，而赞成托马斯·阿奎那的多元论（pluralism）。奎格利说他自己是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的保守的辩护士。他较早地并且激烈地批评了越南战争，并且反对军工联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MIC）的活动，因为他认为MIC将在未来使美国衰落。
奎格利于1976年6月从乔治城大学退休，次年逝世。
对比尔·克林顿的影响
在外交事务学院度过新生一年纪时，未来的美国总统克林顿修习了奎格利的课程，并在两个学期都拿了B。
克林顿1991年在乔治城大学进行的一场竞选总统的演讲中提到，奎格利对他在（从政）的渴望及政治哲学方面有重要的影响。克林顿于在1992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致辞中再次提到了奎格利，他说：“当还是十几岁的少年时，我听闻了约翰肯尼迪对公民的召唤。而当我在乔治城大学就读时，我听到了卡罗尔奎格利教授的精解，他对我们说，美国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家，因为我们的人民一直有两个信念——明天会比今天更好，以及我们每个人都有道德义务去实现前者。”
奎格利和秘密社团
奎格利史学著作的一个鲜明特点是他坚持秘密社团在近代世界历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尽管这一论题并非奎格利众多著作的焦点，但他对这一论题的叙述使他在相信阴谋论的人群中获得了很大的声誉。奎格利的观点之所以特别引人注目，是因为绝大多数知名历史学者都对阴谋论抱持怀疑态度。
奎格利关于Milner集团的论述
在奎格利的著作The Anglo-American Establishment: From Rhodes to Cliveden（著于1949年但直到奎格利逝世后，才于1981年出版）中，奎格利致力于追寻一个由Cecil Rhodes（译注：出生于英国，南非政客，建立了钻石帝国De Beers，建立了罗德西亚（即后来的津巴布韦））和Alfred Milner（英国政客，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对英国内政外交有过重大影响）建立于1891年的秘密社团的踪迹。这个社团由一个内环Society of the Elect，和一个外环The Association of Helpers组成。这个社团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名字。根据The Anglo-American Establishment: From Rhodes to Cliveden，“这个社团曾被认为是Milner花园、圆桌会议集团、Rhodes团、The Times团、All Souls集团及Cliveden set…而我称其为Milner集团。那些使用其他表述的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些不同的表述其实意味着同一个集团。外人很难去记述这类集团的历史，但是，由于没有内部人去做，外人就必须加以尝试。正如本文将展现的，这个集团（的历史）是20世纪最为重要的历史事实之一。”
罗兹，罗德西亚的建立者，钻石王国De Beers的创始人
米尔纳，英国政客
奎格利认为该集团主要地或全部地对以下历史事件负责：Jameson Raid，第二次布尔战争，建立南非联邦，以英联邦取代大不列颠帝国，及一系列20世纪的英国外交政策。
1966年，奎格利出版了一卷本的关于20世纪历史的著作——《悲剧与希望》。该书也论及了Milner集团。进一步，奎格利表示他已与该组织取得了直接联系，他还将该组织与右翼阴谋论进行了对比（见Tragedy and Hope）：“这个目前已被美国许多群体所普遍接受的极右翼神话，将美国近期的内政外交的历史描绘成一个由极左翼精心策划的阴谋……这个神话像其他所有寓言一样，仅有少数真实之处。国际亲英（Anglophile）网络确实存在并且已经存在了一代人的时间，其运作方式如同极右翼认为Communists所运作的方式那般。事实上，这一我们可以称之为圆桌会议集团的网络，并不反对与Communists或其他任何集团合作，并且经常如此。我知道这一个网络的运作因为我已经对其研究了20年，并且于最近2年，即20世纪60年代初被允许查阅其文件及秘密记录。我并不讨厌它及它的大多数目标，并在我一生中大多数时间里已经接近它。我过去及现在都反对它的一些政策……但大致来讲，我的主要不同观点在于，它希望保持神秘，而我相信以它在历史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它理应被人们所知晓。”
根据奎格利的研究，这个集团的领导，自1891年至1902年是Cecil Rhodes和Alfred Milner，Milner单独领导至1925年至其逝世，自1925年至1955年是Lionel Curtis，自1955年至1963年是Robert H.(Baron)Brand，从1963年至奎格利写作该书时是Adam D. Marris。这一组织也通过一些松散的下属“前端组织”去运作，包括皇家国际事务协会（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太平洋国际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及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在1963年之后，这一组织的活动“急剧减少了”。
此外，其他的秘密社团也在《悲剧与希望》中加以了概要介绍，包括多个国家央行领导人的联合组织，其组建了国际清算银行，其目的是“建立一个由私有者控制的世界金融体系，并能够控制每个国家的政治体系和全球经济。”
文章2：威廉•恩道尔谈奎格利
节选自《《金融海啸——一场新鸦片战争》》
斯特朗个人是亲英国的。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每一年他都与英格兰银行的诺曼在英国和法国南部度假，直到1928年去世。他明确赞同诺曼的观点，即“世界应该被一个私人控制的世界金融体系管理，这个体系有能力控制所有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整个世界的经济。”这正是已故的美国权势集团圈内人物卡罗尔•奎格利在他不朽的著作《悲剧与希望》里所描写的。
奎格利曾经担任过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的教授，后来他在20世纪60年代任教于华盛顿的精英大学——乔治敦大学时，当过比尔•克林顿的老师。据报道，他有查阅纽约对外关系理事会的秘密文件和档案的特权，目的是方便他研究和写书，但是有一个条件：在他的书里不能触及洛克菲勒家族的核心作用。他信守诺言，不过他可以集中力量曝光当时已经被削弱了的J.P.摩根集团：大萧条之后它再也没有恢复过来。
根据笔者从奎格利在乔治敦大学的一个学生那里得到的第一手材料，奎格利在临终前担心他是不是揭露了权势集团太多的内幕和成果，尽管在他的这部1300页的著作中居然没有提到洛克菲勒的核心作用。摩根-斯特朗-蒙塔古•诺曼重回1914年金本位制背后的理念，正如奎格利所述：“这一体系将被世界上各个（国家的）中央银行以一个封建的方式控制，采取一致行动，背后是频繁的私人会晤达成的秘密协定……在每个国家里，中央银行的权力就是它对信贷和货币供给的控制。整个世界上的中央银行都因为控制了贷款和黄金流动才有实际权力。”
文章3：西方媒体鲜为人知的一面
——评《权力的声音：美国的媒体和战争》
作者：谢文波
http://www.people.com.cn/GB/14677/21963/22065/2775632.html
不久前，美国以报道名流内幕消息著名的《名利场》（Vanity Fair）杂志（2004年4月号，332-335页）在报道曾拥有《耶路撒冷邮报》、《加拿大国家报》及《纽约太阳报》等媒体的世界媒体大王康拉德·布兰克（Conrad Black）的沉浮史的时候，很简短的提到了一件看似无关实际上却意味深长的事情。
这篇长篇报道说，“1981年的时候，他（布兰克）首次参加了由商界和政界人士组成的秘密组织比尔德堡团体（Bilderburg Group）的会议。在那里，他加深了和美国保守主义者如亨利·基辛格，里查德·玻尔以及英国《经济学家》主编安德鲁·奈特等人的关系。”该报道撰稿人还提及曾和布兰克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进行过交谈。
那么，这个名叫比尔德堡团体的秘密组织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呢？为何象基辛格和《经济学家》的主编以及世界媒体大王布兰克都是该组织的成员呢？这又和被称为实际统治世界的“对外关系委员会”有何关系呢？
从2004年6月3日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一篇报道中，我们也许可以看出有关比尔德堡团体的一些蛛丝马迹。BBC的这篇报道是在比尔德堡团体纪念其成立五十周年之际播出的。该报道说，比尔德堡团体“也许是世界上最有权力的圈子”；“由西方思想家和当权者们组成的精英圈子比尔德堡团体一直被指责在幕后操纵世界的命运。在该组织成立五十周年之际，此种传言更嚣尘上。” BBC报道说，“在四天的时间里，西方的一些主要政治运行者，商界领袖，银行家，工业家和战略思想家们将在意大利北部的一个五星级宾馆里谈论全球问题。”但会议的内容却属绝密：“比尔德堡团体会议中的哪怕一个字眼也不会传到外界。没有记者被邀请，虽然有会议的秘密记录，但中间不提人名。”
BBC的这则报道说，参加比尔德堡团体会议的人包括亨利·基辛格，英国议长肯尼思·克拉克，英国石油公司总裁约翰·布朗，美国参议员约翰·爱德华兹，世界银行总裁詹姆士·沃尔芬森和比尔·盖茨的夫人。总之，这个组织的使命，行事方式和和与会者们的影响力等，都使它蒙上了浓重的神秘色彩。
刚刚由三联出版社新出的《权力的声音：美国的媒体和战争》（张巨岩著，三联书店2004年8月出）中有两章内容恰好和《名利场》和BBC提到的这些事实遥相呼应。这本书提到了另外三个类似而且紧密相关的组织，揭示了美国媒体和权力关系中鲜为人知的一面。
《权力的声音》一书在论及“文化帝国主义”时，介绍了一个和比尔德堡团体性质相似的神秘组织：源于英帝国的“罗兹会社”。实际上，这个会社最先是由被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称为启蒙之师的美国历史学家卡洛尔?奎格利在1949年著书披露的。奎格利在他的《盎格鲁-美利坚权势集团》一书中说，成立于1891年的罗兹会社是一个对20世纪的世界历史有着巨大影响而又鲜为人知的秘密组织，这个组织成立的目的正是“通过宣传来统治世界”。
根据奎格利的研究，“罗兹会社” 是由曾是世界上最富有的英国人塞西尔?罗兹（1853-1902）首先创立的，其目的是“将英帝国的统治扩张至全世界；完善英国向外殖民的体系；由英国国民对有所有可资生存的地方进行殖民；将美利坚重新纳入英帝国；在帝国议会实行殖民代表制度；将分散的帝国成员统一起来，从而奠定永无战争，符合人类福祉的世界。”为实现这一目标，罗兹通过遗嘱，将他所有的财产用于在全世界建立一个为英帝国服务的类似耶稣会的由“宣传家”组成的秘密组织，而且该组织至少在二战后仍然存在。奎格利曾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及乔治敦大学等名校任教，并担任过美国国防部顾问等职，因此，以这些身份披露的内幕的可信度应该是不容质疑的。
奎格利说，罗兹会社由三个同心圆圈子构成。最外圈由《历史研究》的作者阿诺德?J. ?汤因比的叔父阿诺德?汤因比和金融家米尔讷勋爵主导的知识分子团体组成，称为“汤因比小组”。第二圈是由迪斯累利首相主导的政治社会权势人物组成的团体“塞西尔小组”。第三个也即最核心的是由罗兹本人主导的拥有庞大财产、希望永保英帝国的人组成的“罗兹秘密会社”。第二个圈子对英帝国的教育及宣传有着巨大的影响。它控制着《泰晤士报》长达有半个世纪，并通过奖学金而对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的万灵学院而有着主要的影响。这样，汤因比团体提供意识形态的支持；迪斯累利的团体施加政治影响；“罗兹秘密会社”则提供财力支援，形成三位一体的影响英帝国命运的秘密组织。至1938年，“罗兹会社”已成为英国最有影响的政治势力，其成员均为富有的上层社会的人士。
罗兹会社的核心成员会甄选牛津大学优秀年轻的学生进入万灵学院。如果通过考验，则将他们送至“王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泰晤士报》，《圆桌》杂志，外交部或殖民办公室。当然，这些人至多只能到第二个圈层，比如大名鼎鼎的伊赛亚?柏林就曾进入过第二圈层。《历史研究》的作者阿诺德·J·汤因比则从早年就进入王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除了学术界，该会社通过新闻媒体来引导并影响舆论。但是该会社影响的主要对象是政治社会中的精英人物。因为只要影响到这些人，他们自然就会去影响更多的人。
奎格利说，罗兹会社在美国，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等英国殖民地都有分支机构。它在美国的分支就是有名的“国际事务研究所”和“对外关系委员会”。这个会社在英帝国的各个自治领不定期举行秘密会议，其首要目标是由英国以联邦的形式统一以英语为主要语言的世界，然后再统一全世界。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则主要是从幕后施加政治和经济上的影响，同时“操控新闻，教育，和宣传机构。” 奎格利说，罗兹会社利用其掌控的媒体煽动了布尔战争；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控制着牛津大学的三个学院；它控制了1919年赴法国参加巴黎和会的英国代表团，是“国际联盟”的主要设计者，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主导着英国对爱尔兰，巴勒斯坦及印度的政策。“英联邦”的概念就是由它提出并广为宣传，从而变为现实的。
这个会社的影响舆论的手段鲜非常独特。奎格利说，如果有一个重要议题，罗兹会社就会让各个成员分头准备，然后见面讨论，著书立说或巡回演讲。此外，会社通过控制的罗兹信托基金，《泰晤士报》及《圆桌》杂志，向政治，教育和新闻等方面渗透。同时，会社招募有才干的人，许以权力和地位，把他们纳入会社。另外，会社通过把成员以尽可能隐蔽的方式安置在权力位置，对公共政策施加影响。例如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米尔讷小组”的人占有英国五分之一的内阁位置，并对内阁总理的人选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该团体还对英国的《经济学家》等杂志有重要影响。
由于这个会社拥有众多分支，又在外人看来互无关系。因此，当各分支就同一问题发表意见时，影响力就会倍增。一个出自该会社的政治家宣示一项政策，王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和牛津大学的同人会就同一主题发表他们的研究，《泰晤士报》会予以评论，《圆桌》杂志则对该政策表示赞同。会社还会组织人去美国和罗兹奖学金的获得者进行非正式的交流，或者由一名退休政客发表一些言论。外人看似各无关系，而不知有一个团体在后面运作。如果会社对某一政策不表赞同，这些分支会保持沉默而使之销声。
前面提到大名鼎鼎的以赛亚·柏林曾进入罗兹会社的第二圈（柏林声名鹊起和冷战直接有关，其大名正是首先由美国对苏进行文化冷战的杂志《碰撞》（Encounter）树立起来的。可以参看英国《新政治家》杂志编辑弗郎西斯?桑德斯的著作《文化冷战》一书）。《权力的声音》一书进一步提到柏林和罗兹会社的关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罗兹会社的人员主要分布在英国外交部的研究与信息部与驻美使馆和信息部工作。它的原来的研究与报刊部并入外交部的研究与信息部，由汤因比在1939-1946年整个二战期间主管。在二战时，该组织有一大批成员赴华盛顿工作。这些人大都毕业于牛津大学万灵学院，包括以赛亚?柏林。柏林于1932年获罗兹奖学金进入牛津万灵学院，加入‘米尔讷小组’。1941年，柏林和其他米尔讷的重要成员一道，至英国信息部美国分部工作，并于1942年成为英国驻美大使馆的一秘。战后，柏林赴英国驻莫斯科使馆工作，后以俄国问题专家在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
罗兹会社从1920年起就致力于和美国建立一种亲密联盟。奎格利在他的《悲剧与希望：我们时代的世界历史》一书中说，美国和英国之间存在着一个“盎格鲁-美利坚权势集团”。这一集团在美国主要通过五份报纸来塑造舆论，包括《纽约时报》，《纽约先驱论坛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华盛顿时报》和《波士顿晚讯》。其中《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主编曾是英国《圆桌》杂志的美国联络人，而《圆桌》杂志的原主编洛田勋爵曾任罗兹信托基金的秘书长。当他担任英国驻美大使时，曾是《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撰稿人。在华尔街鼎鼎有名的多个金融家都曾任美国驻英国的大使。奎格利还认为，“盎格鲁-美利坚权势集团”至少在二十世纪早期还影响着美国重要大学的决策权。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摩根集团基本上控制着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决策权；美国标准石油则控制着耶鲁大学的决策权。普天寿保险公司则掌控着普林斯顿大学。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还有，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和前北约总指挥克拉克将军都曾获得罗兹奖学金并在牛津大学学习。这似乎是奎格利所说的“盎格鲁-美利坚权势集团”存在的一个证明。
不过，奎格利说，虽然这个“美利坚权势集团”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它还是未能控制美国政府。20世纪初叶，美国政府在“进步运动”的压力下通过了几条对该权势集团不利的税收法律，尤其是财产继承税，使这些集团逐渐将由华尔街主导的巨额私有财产向免税的基金会转移。
那么，这一切有和刚开始提到的神秘的“比尔德堡团体”有何关系呢？
由于罗兹会社和比尔德堡团体都属西方的秘密社团，对二者之间的具体关系我们也许永远都无法知晓。但是，从其使命，运行方式和参加者的背景等方面看来，比尔德堡团体很有可能就是罗兹会社的一个分支。布兰克是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成员，而对外关系委员会刚开始时就是罗兹会社旗下英国王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分支。如果比尔德堡团体是另一个排它的以“操控世界命运”为目的的团体，那么，它就不可能和罗兹会社及其分支拥有象基辛格和布兰克这样的共同的成员。
此外，根据6月3日BBC的报道，比尔登堡团体的四个成立者之一是目前任英国工党官员的丹尼斯?黑利（Denis Healey）。他们在1950年代成立这个神秘组织的宗旨是“在二战后促进跨大西洋的（欧美）合作”；还有一个宗旨就是为了防止战争：“如果让掌权者们以非正式的方式秘密聚在一起，就可以防止未来发生战争。”由这两个主要目标可以看出，比尔登堡是一个和罗兹会社极其相似或相关的社团，而就其“防止世界战争”这样的宏远目标而言，说它是一个影响世界命运的组织并不为过。
《权力的声音》在介绍了罗兹会社后，用了三个案例探讨了它是否在今天的世界上仍然存在的问题。这三个案例分别是英国媒体对津巴布韦事件的报道，一个是裴棱山学会，还有一个就是美国的对外关系委员会。
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多姆霍夫认为，“对外关系委员会”是目前美国已知的最大的政策机构，拥有3200多名成员。其成员主要包括金融家，律师，管理人员，记者，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在“对外关系委员会”会中成员最多的公司主要包括摩根信托基金，大通银行，花旗银行和国际商务机器公司（IBM）等。
《权力的声音》说，“对外关系委员会”和英国罗兹会社之间的关键联系是对二十世纪的美国留下了深刻影响的美国政治评论家和政府顾问沃尔特·李普曼。李普曼是罗兹会社的成员，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创立者（具体时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威尔逊总统赴巴黎和会期间），也是从威尔逊到尼克松美国历届总统重要的良臣谋士。李普曼的经典著作就是广为人知的《舆论》一书。美国在一战和二战时期的心理站战略都是在李普曼参与或主导下形成的；著名的重建欧洲的马歇尔计划也是他最先草创的。
和罗兹会社一样，对外关系委员会也拥有自己影响政策的旗舰刊物《外事》（Foreign Affairs）杂志。该杂志是美国对外决策集团的重要喉舌。美国对外政策的重量级谋士都是《外事》杂志重要的撰稿人，包括李普曼，乔治?凯南，布热津斯和基辛格。以赛亚·伯林在冷战时也曾是该杂志的最重要的作者之一；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也是最先发表在该杂志上的。因此，《权力的声音》一书认为，无论其成员背景还是使命，无论是其影响世界舆论的方式还是它对美国的意义，对外关系委员会都是英国罗兹会社的美国翻版。
第二个案例是被称为二十世纪最重要却鲜有人知的西方政治意识形态智囊团“裴棱山学会”。《权力的声音》一书说，这个学会最先是在哈耶克的领导下创立的，其使命是“通过思想辩论及对西方文明中的合理价值的肯定，去迎击（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运动。”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创始人之一沃尔特·李普曼也是该学会的第一批成员之一。裴棱山学会1996-98年的会长是美国最重要的保守右翼智囊团总裁艾德文·J·富尔纳，而富尔纳曾担任过美国“公共外交顾问委员会”的主席。所谓“公共外交”，其实就是国际宣传。所以，这个学会的使命勿庸质疑的是为了影响世界舆论。
裴棱山学会是个小而精的团体，其成员包括西方主要国家的政治家，思想家，经济学家及记者，其中包括六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的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罗纳德·科思，路德维格·米塞斯，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意大利前总统埃纳尔第，前西德政府总理艾尔哈德等人都是该学会的成员。裴棱山学会之所以鲜为人知，原因正在于它和罗兹会社采取相似的手法来影响舆论。按照它成立时的宪章，“学会不寻求为公众所知，但也不会极力保持隐密和匿名。”因此就这一点而言，裴棱山学会和罗兹会社有某种学习和继承关系。
这四个（也许还有更多）相似而且互相有某种关连的西方神秘社团，即比尔登堡团体，罗兹会社，对外关系委员会和裴棱山学会，对中国的读者而言显然是相当陌生的，但它们在世界历史的走向上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尽管据说在这些会议中不会有任何直接的决策，但其中精英人物之间的讨论和交流显然不可能对政策没有影响。
BBC在2004年6月3日的报道中说，英国前记者戈斯林正在领导着一场反对比尔登堡的攻势，因为他认为“那么多拥有那么大权力的人秘密聚集在一起，我们需要有一个解释。” BBC报道说，戈斯林从比尔德堡前成员，英国经济学家（Will Hutton）那里获悉，比尔登堡就象“世界经济论坛”：“在那里，达成共识，在此背景下世界范围内的政策得以形成。” 戈斯林还说，“我最先得悉美国决定进攻伊拉克的消息来自2002年比尔德堡年会的一个泄密。”BBC的报道足证这个团体的重要性。
比尔德堡和罗兹会社这样的由西方最重要的的精英人物参与的秘密社团是西方政治文化中一个重要而鲜为人知的现象。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上台后，他在耶鲁大学时代参加过的秘密社团“骷髅社”就被媒体广泛报道，但人们仍未得其详。而2004年和布什角逐总统宝座的约翰·凯利也出身于同一社团。因此，二人的争夺战被一些媒体称为两个“骷髅人”（Bonesmen）之间的争夺。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著名的“60分钟”节目专访布什的时候，主持人戏问布什那个神秘的耶鲁“骷髅社”就竟是怎么一会事情，布什笑称“太秘密了，不能讲。”一带而过。2004年7月号的《名利场》以“巨大的秘密”为题，详细报道了耶鲁的这个秘密社团。这篇报道说，“骷髅社是美国最强大、最成功的校友网之一……其成员计有三位美国总统，两位最高法院大法官，数十名内阁成员，参议员和众议员。”
这个秘密社团也和媒体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有大量的骷髅社成员在中央情报局和《时代》公司帝国（《时代》杂志的创建人亨利·卢斯（Henry Luce）和布雷顿·哈登（Briton Hadden）都是骷髅社成员），这些机构很乐意招收‘骷髅人’。”获得普利策奖的传记作家戴维·麦克劳（David McCullough）和《纽约时报》的总经理爱默里·布拉德富德（Amory Howe Bradford）都是该会社的成员。此外，摩根斯坦利的创建者哈罗德·斯坦利（Harold Stanley）和洛克菲勒财产管理人里查德逊·迪尔沃斯（J. Richardson Dilworth）及很多军队领导人都是该社团的成员。
和前面提到的一个比尔登堡团体的一个成员所说的那样，在这个会社里可以无所顾忌，畅所欲言。“许多变为中央情报局成员和政府官员的‘骷髅人’会回到‘坟墓’（指耶鲁骷髅社所在地），谈论高度机密的事情。”
可以看出，耶鲁“骷髅社”实际上是类似罗兹会社的一个“青年组织”。根据《名利场》的报道，类似的组织在耶鲁大学有六个。
那么，如何看待这种我们很难知晓其内幕但却极为重要的团体呢？BBC 6月3日引用的一名研究阴谋论的专家评论比尔登堡的话也许是对这种“精英的聚会”的最好评价：“那种认为一个秘密团体操控世界的说法没有什么新奇。几百年来人们都相信世界是由一帮犹太人统治的。”“（但）我们早该想到，有权有势者和富人们是按照自己的利益来做事的。这就叫资本主义。”
文章4：一部颠覆美国媒体形象的力作——《权力的声音——美国的媒体和战争》
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5-03/22/content_2727002_4.htm
辛 涉
《权力的声音——美国的媒体和战争》一书是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博士、美国蒙默斯大学助理教授张巨岩先生撰写的一部揭露美国媒体如何与政府、权力相勾结，竭力为富人利益和美国谋求世界霸权服务的言实之作。读完此书所带来的震撼力、冲击力超乎想象，不但进一步认识到美国新闻自由是虚伪的、骗人的，而且看清了美国的媒体是多么的“舆论一律”，进而强烈感到主张中国应以美国为样板搞新闻自由的人是多么荒唐可笑。任何一位关注中美关系和国际政治，希望了解美国宪政民主和新闻自由真相的人都不能不读此书。
作者在书中以大量确凿的原始材料和当事人、知情人提供的材料为依据，揭露了美国媒体在平日尤其是每临重大国际矛盾和对抗时，是如何与美国政府沆瀣一气，相互联手，遵从政府和权力的意志来传播主流意识形态，控制和引导国内舆论，进而影响世界舆论，改变别国人民的意志和看法的。
一、战争与美国媒体
1、在对外战争中散布假消息，假新闻，推动舆论支持政府；进入敌国后制造“虚假事件”歌颂美军，美化美国政府
美国媒体和政府、权力的关系，往往在战争中才会显现出前者对后者亦步亦趋的真实图景。在对外战争中为了制造发动战争的理由，美国媒体散布假消息，捏造“伪事件”，成功地推动美国舆论支持政府进行战争。可以说，美国政府在战争舆论动员期间，媒体的议程基本上是由政府来设定的。所以，美国主流媒体与政府的战争政策和外交政策从来都是一致的。在与敌国交战过程中，美国媒体用“支持军队”的措辞来代替“支持战争”，并且广为播报假战果、假新闻，依靠谎言来鼓舞士气，涣散敌军军心，瓦解敌军斗志。美英联军在入侵伊拉克时，通过美国媒体，散布了不少假新闻。如美军在乌姆斯盖尔遇到猛烈抵抗时，美国媒体却报道说该地的8000名守军全部投降。这一则假新闻，第二天立即被世界各大媒体跟风报道，中国的《中国日报》和新华社网站也根据美国新闻机构的报道发表了消息。为了夺取世界舆论，限定全球媒体报道，美国以各国记者随美国记者和美军一起采访的形式，将各国记者“嵌入”美国媒体，使其报道“议程”和口径完全被美军设定。所谓将外国记者“嵌入”美国媒体，是指美军总部以“提供便利”的方式使别国媒体的记者附庸于美军，在行动上完全受制于美军，没有自己的任何自主性，从而使自己的战争报道口径被美军设定。伊拉克战争中，包括中国新华社记者在内的100多名记者被嵌入了美军，即同意遵从美国政府“关于嵌入”的指示和命令，以美方的指示、命令和管理来进行报道。登上小鹰号航空母舰并与美军“签下生死状”的新华社记者胡晓明，报道了67则新闻，虽然他掩饰不了自己的沾沾自喜，但这些报道，都是从美军的角度去报道“小鹰”号，很像是一个美军随军记者的报道。就这样，中国国家通讯社的议程被美国彻底的设定了。美国记者进入敌国后以精心设计的电视画面，制造“虚假事件”，歌颂美军，美化美国政府，连续播放美军人道主义援助的新闻和电视画面，使美军的行动被赋予了道义上的合理性。（如平民如何竭力抢夺美军运送水和食物的画面等）。
2、捏造敌对国家、敌对组织和其领导人的所谓暴行、丑闻，封锁压制对方媒体声音，有效地“妖化”敌人，动员国内士气，误导世界舆论
在历次对外战争中，美国媒体在“妖化”敌人方面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上个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的几场战争中，美国媒体更是发挥的淋漓尽致。
在科索沃战争中，北约的战争宣传自始至终向受众传送的最重要的一个信息是塞尔维亚在科索沃的暴行，例如，塞族在“强奸营”集体强奸阿族妇女和对阿族的“种族清洗”。本来，科索沃的冲突在北约介入之前，就有极其复杂的历史、政治和种族原因。塞族武装力量在冲突中，确曾使不少无辜民众丧失性命。但是，阿族解放军作为一个武装分裂组织，对科索沃境内的塞族人和吉普塞人同样地施行了很多暴行，杀害了很多人。但在美国的媒体宣传中，这种冲突变成了塞族武装力量对阿族民众单方面的施暴和杀戮，而这种大量的传言事后均没找到实证。美国主流媒体中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新闻周刊》等，都是采取捏造事例，夸大数字的方式详细报道有关塞族的暴行。比如，在欧盟的调查团只采访到4个受害人时，便报告说有2万人被强奸。但这些被大量报道的消息，后来被证明根本就是未曾发生的事情，不但至今没发现一个所谓的“强奸营”，而且大量穆斯林妇女被强奸的报道，也完全拿不出证据来支持那些耸人听闻的数字。更为离奇的是，后来甚至发现那些被媒体报道已被杀害的人依旧安然无恙地活着。美国国务院曾说多达10万的阿族人在科索沃被屠杀，但在此后三年内连2000具可能死于当时危机的人的尸体也难凑够，最终阿族科索沃最高法院不得不承认“科索沃没有发生种族灭绝。”这一所谓种族灭绝的指控，正如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位教授所说，“完全是一种美国媒体将敌人妖魔化的程序……。”尽管美国在制造“伪事件”的同时，有效压制了敌方声音，但它仍然丝毫不许提及自己在战争中的残暴野蛮，如在索马里维和行动中，18名美军被打死传的沸沸扬扬，但同时有1万多索马里人被美军为首的西方维和部队射杀，却没有一个美国媒体提及。即便如此，美国还嫌不够，甚至以武力（如声称要炸毁敌方电视台）相威胁，要求敌方宣传工具为自己宣传。美国媒体就是这样蛮横霸道地封锁对方声音，有效“妖化”敌人，动员国内士气，误导世界舆论的。
二、美国媒体与政府、权力的关系
1、把媒体视为第四权力是美国自由主义者编造的三大神话之一，美国媒体与政府之间更重要的关系是二者的“共生”的“情人”关系
据作者披露：美国的某些最有名望的新闻学者早就指出：把媒体视为第四权力是美国自由主义者的三大神话之一（另外两个神话分别是“人民有知情权”和“人民有接触媒体的权利”）。《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确实赋予了美国媒体享有广泛的自由，但是，宪法只是保证了媒体免于政治权力干预的自由，却没有限定媒体和政治权力之间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也没有规定政治权力不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去影响媒体，更没有规定媒体必须一直站在政治权力的对立面，对权力予以监督。美国媒体对政治权力的批评和监督仅仅是美国媒体与政治权力的一个方面，媒体和政府之间更为重要的关系是二者“共生”的“情人”关系。在现实中，那种媒体和政治权力之间不断冲突，媒体对政府总是监督批判的情况是比较少见的。因为不管媒体多么独立和自由，记者总是要和新闻消息来源维持一种稳定而持久的关系，以保证自己有源源不断的新闻线索，而政府几乎总是新闻媒体最重要的消息来源。作者指出，当美国总统在白宫的南草坪上对着大批记者的摄像机和采访话筒讲话时，他是通过媒体实施统治的。所以，作者认为，美国媒体在战争中是政府进行舆论动员的利器，而在和平时期美国媒体则是政府和权力实现对现代社会进行控制的重要手段之一。
2、美国的民主是有领导的民主，是少数精英组织和引导大众的民主，对大众舆论有意识的操控是西方民主一个重要因素，在民主政治中，精英对大众的统治是通过“制造认同”实现的
作者认为，不理解公共关系及理论和社会起源，就无法理解美国媒体的运行，也就难以理解美国媒体和权力的关系。正是通过公共关系和媒体的共同作用，政治权力才能实现对现代社会的有效统治。
公共关系作为行业出现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一时期，美国社会剧烈变革，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社会不公正现象日益增加。这使美国统治阶级深感不安，担心由于人民大众的强烈不满而引发剧烈的社会震荡和动乱。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由美国最重要的政治评论家和记者沃尔特•李普曼及贝奈斯等人的控制社会的舆论学说及塑造舆论的公共关系理论和实践应运而生。所以，公共关系是在严重社会危机之下，为了有效实现对大众社会的控制而产生的，根本不是如今天许多人认为的那样，公共关系仅仅是经济领域处理公司和消费者关系的学问和技巧。公共关系政府的创始人从一开始，最关心的就是如何在大众社会和民主体制下，通过公共关系有效地实现社会控制，以维护经济和政治统治者的权力。
美国的“公共关系之父”爱德华•贝奈斯把专门用于改变和塑造大众舆论的公共关系变成了一个学科。此后，公共关系对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外交和战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今天，公共关系在美国已经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行业，美国的一切政治经济活动都离不开公共关系。贝奈斯认为，无论今天所做的事情多么重要，都必须借助宣传的力量去实现，“宣传是一个无形政府的行政手臂”，领导者进行领导的唯一手段就是“对宣传的炉火纯青的运用”。只有通过对宣传的灵巧的运用，政府才能维持和公众的关系，而这对民主至关重要。那么什么是民主呢？贝奈斯说：“我们的民主必须是领导的民主，即由智慧的少数来组织和引导大众的民主。”“民主社会的一个重要要素就是对大众舆论及大众积习有意识的灵巧的操纵。”“在我们这个时代，对政治家而言，重要的不是如何取悦公众，而是如何去塑造公众。”
贝奈斯称公共关系的专家为“舆论工程师”。他说，这些人是少数智慧之人，他们不仅懂得新闻的价值，而且知道如何制造新闻，制造事件。
那么，舆论塑造如何与民主社会相适应呢？贝奈斯说：“对大众舆论与习惯有意识的机智的操纵是民主社会的一个重要成分。那些操纵社会的看不见的人构成无形的政府，那才是统治我们国家的真实的权力……我们被统治，我们的头脑被塑造，我们的口味被定型，我们的思想被暗示，这一切，都是由一些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人来施行的。这是我们民主社会组织方式的一个必然结果。……不管是在政治还是经济领域，我们平日生活中的几乎每一个行动，我们的社会行为和伦理想法，都被相对少数的一些人主宰着……正是他们牵着控制大众头脑的那些线。” 他认为，“只要我们理解了群体意识的机理和动机，那么我们就有可能按照我们的意志控制和左右大众，而他们对此却毫不知晓。”
作者指出，研究李普曼等人的思想，就会发现，美国的民主的确在实质上是 “有领导的民主”。这种民主成功而有效地平衡了精英的权力和大众的力量，但又使政治权力最终掌握在精英的手中，媒体则在这种动态的均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李普曼之所以赞同精英统治，是由于他认为，美国历史表明，大众在关键时刻总是错得一塌糊涂，但他们又是那么强大，政治家就不得不抚慰、贿赂、引诱或者操纵他们的选民，其结果就是民主制度的堕落。这也就是说，“民主必然导致腐化”。所以，李普曼是不信任所谓民意和民主的。而当民意不可信任时，“制造认同”就是一个必然结果，因而，权力通过各种手段，使大众的意识和主流意识形态相一致。在民主政治中，精英对大众的统治必须通过“制造认同”去实现。
3、美国媒体与权力之间不是简单的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美国媒体不是政府的哈巴狗，而是美国现存社会制度的“看门狗”
由于媒体在尼克松总统辞职下台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水门事件”中的媒体被说成为“第四权力”对政府监督的神话原型。这样，人们常常把“水门事件”称为美国媒体政府关系的“分水岭”，把“水门事件”解读为美国主流媒体是监督政府的“看门狗”的典型例子，似乎媒体代表公众舆论，扮演着为公众监督政府，曝光政府不当行为的角色，甚至连总统也能被赶下台。但实际上“水门事件”本身的扑朔迷离，一些重大谜团至今没有被揭开，表明了 “水门事件”远非媒体自我宣传的那样。对“水门事件”深层原因的一个比较令人信服的解释是美国政府内部的权力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一方将秘密泄露给媒体，利用媒体掀起的舆论，把尼克松逼下了台。“水门事件”背后至今也查不清的“泄密者”故事，告诉人们，美国媒体和权力之间的关系是微妙复杂的，远不是被简单化的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可以用一个比较贴切的比喻来形容美国的媒体和权力的关系：美国媒体不是完全沦为权力附庸的“哈巴狗”，也不是替大众监督政府的“看门狗”，而是美国现存社会体制的“看门狗”。这就是说美国的媒体和政治权力一般都保持着密切的“情人”或“共生”关系，而不是流行观念中的总是对政治权力制衡和监督的“看门狗”。就政坛言论而言，媒体扮演的角色更像是“诤臣”和“谏士”，它们往往对政府在大流上予以认同，但在细节上提出批评和异议，在内政上会有指责，但在外交和国际上几乎和政府亦步亦趋，基本认同。这一方面是由媒体作为追求利润的行业本性决定的，另一方面也和媒体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载体有关。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中的反共意识形态把共产主义作为根本的恶，这是美国媒体报道冷战甚至冷战后世界事务的基本视角。在美国的现实中，并非所有的言论在所有时间和所有条件下都受保护，言论自由是有限度的，不同言论在法律面前并非都是平等的，在言论之间存在着一个等级。表面上，政治言论和学术自由是最受保护的，但实际上，最受保护的是符合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东西，宣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言论得不到相同的保护。
总之，作者认为，美国媒体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而游离于政府的直接控制之外，但却又和政治权力如影随形，与权势集团息息相关。它以公正的监督者和批评者的面目出现，同时又对金钱追逐无厌。它在白天声称公意，却又在夜间偷偷去塑造它。
三、媒体是新兴的权力中心
1、金钱和权力左右着美国的新闻媒体，媒体首先是为广告商的金钱而在市场中存在，在市场的金钱驱动作用下，媒体会自动向政治权力和社会中上层靠拢和认同，成为精英权力的一部分
据《福布斯》2000年9月13日公布：美国最富有的400人中，57人的财富主要来自媒体。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教授麦切尼斯认为，“这（媒体集团）是一个紧密联系的企业主集团，由一帮世界上最富的人组成”。因此，今天的媒体几乎就意味着金钱。
美国媒体也许是世界上享有最多自由的媒体。它可以把总统称为“骗子”，也可以把议员称为“猪”，它们可以窥探包括总统在内的政客的隐私，制造“水门事件”，这样的民主神话，而不必过分担忧受到直接的报复和惩罚。但是，媒体首先是私人企业，它们对于政治的监督只是“业务爱好”而已，因为，事实一再表明，金钱和权力影响着美国的新闻，它们决定什么是新闻，什么不是新闻。它们把异见边缘化，并把政府和主导性的私人利益（公司）的信息传递给大众。今天的媒体首先是为了广告商的金钱而在市场中存在的，它与任何私人公司一样，为利润所驱动，为了追逐金钱才参与生产、交换和竞争。只不过它的市场和产品显得非常特殊，常常不被人们注意罢了。广告对于媒体生死攸关，因为绝大多数的媒体的主要收入并不是来自受众的直接购买，而是来自广告商。这样，广告商可对新闻内容产生影响，以取消广告相威胁，要求媒体消除对它不利的言论。所以，对媒体影响最大的人除了投资者和所有人，就是广告商。因此，由于市场压力，为了追求收视率和发行量，美国新闻变成了“市场驱动的新闻”，新闻变成了产品，只替富人讲话，不替穷人讲话，社会责任感很差。为什么在追逐金钱的过程中，媒体会有意识地向处于社会中上层的人群靠拢。因为，一般说来，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群，收入越高，消费能力也就越高。广告最需要的就是这样的群体。只有媒体的内容及读者群满足广告商这一要求时，后者才会把广告投放到该媒体。这就使媒体有意识地笼选其内容，吸引中高收入人群，进而吸引广告商。这样，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上处于弱势的阶层就渐渐和新闻媒体变得无关了，而媒体的内容和目标读者群也会渐渐向社会中上阶层靠拢，媒体所表达的观点也会逐渐向社会的中上阶层看齐。这就是为什么不用政治力量强制，媒体在市场力量的驱动下，自动会向拥有财富和权力的阶层靠拢的基本原理。总之，由于市场驱动的媒体本质上是势利的，所以市场自动会驱动媒体向权力靠拢。媒体由于市场驱动等原因，自动向政治权力靠拢和认同，并与政治权力一道，构成了精英权力的一部分，形成了权力精英层内部的“共生”关系。
2、现代政治最重要的是控制大众舆论，宣传的实质就是对大众传媒进行操控，媒体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载体，影响着意识形态和政治运行，成为一种主宰性权力
作者指出，李普曼认为，现代政治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控制大众舆论。宣传对控制大众舆论有庞大的力量，宣传的目的，就是去影响人的头脑的图景。在现代社会中大众传媒是大众赖以构建他们头脑中的图景的最重要的途径。人们每天看电视、读报纸、听广播，认为自己所看到和听到的，就是“现实”。所以宣传的实质就是对大众传媒进行操控，并通过对它所塑造的图景的输送，使人们头脑中的图景也相应地改变。
作者认为，媒体本身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权力中心。美国的媒体拥有极为庞大的经济资源，它是美国盈利最高，最富有的行业之一。今天，美国的媒体变得愈来愈集中，在全球媒体市场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高，拥有的经济权力越来越庞大。但媒体更重要的权力在于，它是主导意识形态的载体。
今天，媒体已成为一种携裹着庞大的经济实力和意识形态塑造能力的新兴权力，成为不同于政治、经济和军事等传统权力的新的权力载体。对大众而言，“制造现实”是媒体的最大的权力。由于媒体深刻影响着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运行，是意识形态的主要载体和统治现代社会的重要政治工具，使其已成为持续影响现代社会的最深刻的复合力量，成为超越传统权力形式的新兴权力中心。完全可以说，媒体已经成为我们所在世界的一种主宰性的权力。
四、美国媒体怎样影响世界
1、媒体集中是当代美国媒体产业最重要的现象，美国媒体的集中使代表跨国公司利益的意识形态（私有化、市场万能、政府不应干预经济、强调增长而忽视社会公正）有了更加有力的传播工具。
私人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必然会造成企业的集中的结果，作为私人企业，美国媒体在竞争中也同样出现了集中。媒体集中是当代美国媒体产业最重的现象，美国媒体已成为跨国媒体集团，这些跨国媒体公司已经成了美国资本向全球扩张的主要载体之一。美国学者认为，代表跨国公司的意识形态主要含有如下成分：市场万能；政府的一切干预都对经济发展不利；私有化；以及忽视社会公正而一味地强调增长。作者指出，庞大的跨国公司正是这种意识形态的“赞助人”，因为这种意识形态对它们这样的强势的既得利益者有利。如果世界媒体市场的主要份额由美国的媒体集团占有，那就意味着代表庞大的跨国公司利益的意识形态在全球获得了更加有力的传播工具。今天，由市场竞争形成的媒体集中所带来的这种强大的舆论塑造能力，正在美国变为现实。美国媒体的集中不但意味着它所代表的声音倍增，也意味着美国在世界的声音将无所不在。这样，美国媒体依靠它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在意识形态上所必须具有的党性，对世界舆论形成了强大的“议程设定”能力。这就是说，不但世界舆论被美国的声音淹没和边缘化，而且世界其他地区的媒体的“议程”也会由美国的媒体来设定，从而使美国媒体在实现美国的国家利益中扮演了特殊角色。
2、公共外交——这种由政府进行的国际性的“信息传播”的目的是影响世界舆论，而其主要目标是国外公众
作者认为，美国是一个庞大的帝国，但这个帝国不是古典的“殖民主义帝国，而是一个通过它的文化意识形态、金融和军事上的决定性优势来操纵世界的帝国。美国不必像古典帝国主义那样主要靠攻城掠地来实现帝国的利益，而是以政治与武力为后盾，以意识形态和文化力量为前锋，以盟国为仆从，向世界推进，为美国的利益拓土开疆。
美国最重要的国际关系理论家之一汉斯•摩根索曾说，文化帝国主义是一切帝国主义中最微妙，也最成功的帝国主义政策，它不必去征服领土，不必控制经济生活，而是通过征服和控制人的头脑，来改变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他认为，如果一国的文化或者政治意识形态征服了别国的决策者的头脑，就会取得对别国的完全的胜利，“就会建立比在军事和经济主宰之上的更为稳定的优势。”
作者指出，美国政府很早就在世界事务中有意识地运用它的“信息的加工和传播能力”为其国家利益服务，这种由政府进行的国际性的“信息传播”，被称为不同于传统外交的“公共外交”。“公共外交”的目的，就是影响世界舆论。美国国务院把“公共外交”定义为由政府资助以影响他国舆论的项目，其主要手段包括出版、电影、文化交流，及电视广播。因此，“公共外交”的对象除了传统外交的对象——国家政府外，主要目标是国外的公众。克林顿政府的国务卿奥尔布莱特说，“公共外交是美国外交的核心”。它是美国对外关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工具，在美国的对外“总体宣传”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冷战开始后，美国建立的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等170个基金会，就担负起了向对外文化宣传输送资金的职能。
尽管“公共外交”本质上是国际宣传，或者政府的跨国公共关系，但是它们的称谓却使其活动带上了中性甚至正面的效果。“公共外交”运用了现代公共关系的很多重要概念和技巧，包括“第三人认同”的做法，例如，“美国之音”等广播虽然属于政府机构，但它在名义上还保持着新闻自由和新闻独立的价值，因为这样使它看起来是中立的机构，更有可信度。“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亚洲电台”虽然由国会拨款，但名义上是私营的，所以它的报道就似乎是独立的第三者的声音，从而显得客观独立和可信。
3、“信息自由流动”使美国生产信息及信息设备的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可以无阻拦的扩张，使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失去了文化自主权，完全为西方文化意识形态所主宰
作者认为，“信息自由流动”很少是由抽象的道义上的追求来推动的，而往往是以经济利益及政治意识形态斗争为动力的。
自197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早期，“信息自由流动”一度是第三世界国家和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行辩论的核心论题之一。当时，刚刚获得独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现，它们不但在政治和经济上没有获得真正的改善，反而在信息时代来临之际进一步失去了文化上的自主权，因为国际信息的流动基本上是以美国为首的工业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控制的单向流动。
美国对“信息自由流动”的支持固然与它对自由民主政治社会追求相一致，但这不是主要的动因，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美国生产信息及信息设备的跨国公司需要在世界范围内实现没有阻拦的扩张，所以，信息的流动本质上是资本流动的一部分。
但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意识形态世界主宰地位的形成并不只是由经济力量单一地自发形成的，而是得到政府积极的“对意识领域有意识的控制”的补充。
作者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物质贸易往来处于结构性的巨大不平等的条件下，要求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庞大信息产业开放国内市场，当然是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这只能意识着它们在信息流动中被彻底解除自我设防，而沦为西方发达国家信息生产和输出链条的下游的附庸，其结果就是这些国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被西方国家的文化意识形态所主宰。
4、美国媒体成为“全球化”时代主导意识形态的塑造者，使得富国主宰了穷国的文化和意识形态
美国媒体和权力的情人般的“共生”关系，对于美国以外的世界意味着，美国媒体成了世界信息单向流动的干渠；美国媒体成了美国被指为“文化帝国主义”的主要原因，也是美国对外施展“公共外交”（国际宣传或跨国公关）的利器。美国媒体也已成为“全球化”时代主导意识形态的塑造者。
美国媒体生产着人们每日消费的绝大部分的新闻和娱乐，但在这种信息和娱乐全球均享的表象后面，是核心国家（发达国家）对边缘国家（落后国家）实行的信息产业和文化意识形态的主宰，这种主宰造成了世界物质性贫富差别之上的更为严重的信息和知识的贫富差别，使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之间，存在着一个深广的“信息鸿沟”。
这表明，当今“信息世界体系”的主要特点是：富裕国家掌握着绝大部分的传播工具和机构，信息在国际间不平行地流动。落后国家在富裕国家媒体中的形象被扭曲，它们的文化被富裕国家的霸权文化所主导。这也决定了信息的“全球化”实质上也是世界体系中核心国家（西方发达国家）的信息产业在“信息自由流动”的旗帜下，向世界市场进军的过程。这就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所主张的“信息自由流动”的真实含义。
5、美国媒体表面上的非政治性，使它有别于僵硬的政治宣传而能够无所不在，四处渗透
作者指出，美国媒体是采用“整合型宣传”和“社会宣传”的渐进方式使其主流意识形态通过整体社会环境（包括广告和电影等一切媒体），对人们的意识进行灌输，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改变自己的态度和行为，而与主流意识形态相符合。这种“社会宣传”和“整合型宣传”是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向社会逐渐渗透，影响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主要方式。“整合性宣传”的主要特点是不以僵硬的意识形态面目出现，表面上是非政治性的，并因此而使它无所不在。正是由于“整合性宣传”或“社会宣传”这种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要宣传方式，不同于直接而僵硬的政治宣传，它是以渐进的、间接的方式，来塑造社会意识的图景，反而使它无所不在，弥漫和渗透在几乎一切社会角落，使大众在不知不觉中被塑造了自己头脑中的图景。正因为如此，作者认为，虽然美国媒体没有像前苏联和中国那样被直接置于政治权力和管理之下，但它仍然负载着宣传的功能，只不过它的宣传方式主要是具有着间接性和渐进性的“社会宣传”罢了。
五、英美舆论为了影响世界舆论而存在的秘密阴谋组织
1、美英之间早就存在一个企图“通过宣传来统治世界”，拥有巨大财富的、秘密的“盎格鲁——美利坚权势集团”
美国一些学者认为，美国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主宰基本上是市场力量的结果，而不是阴谋的结果。但另一些学者的研究结果却不赞成这一观点。美国历史学家卡洛尔•奎格利（该人被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称为“启蒙之师”）在其历史著作《盎格鲁——美利坚权势集团》中，揭示了一个对20世纪的世界历史有着巨大影响而又鲜为人知的秘密组织，这个组织成立的目的正是“通过宣传来统治世界”。奎格利认为，早在1891年塞西尔•罗兹（曾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是他所在时代的比尔•盖茨）、威廉•史泰德（当时英国最有名的记者）、雷吉那•布莱特（维多利亚女王的密友和心腹），三个核心人物就组织了一个秘密会社。这个会社没有标志，没有仪式，但在英帝国的各个自治领不定期举行秘密会议。这个秘密会社的目标，就是要统治世界。按照罗兹的设计，这一目标最好由若干相互忠诚，愿意为共同事业献身的人通过秘密结社去实现。实现的手段则是从幕后施加政治和经济上的影响，同时“操纵新闻、教育和宣传机构”。这了实现这一目标，罗兹通过他的第一个遗嘱将所有财产用以在全世界建立一个为英帝国服务的类似耶稣会的由“宣传家”组成的秘密组织。从1910—1915年的短短五年中，该组织在美国、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建立了分支机构。它在美国的分支即有名的“国际事务研究所”和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
这个秘密会社影响世界事务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是宣传。它对英国的政治和政策施展其影响的方法是：首先通过它控制的大学、基金会、杂志及《泰晤士》报，向政治、教育和新闻三个方向渗透。其次，招募有才干的人，通过许以权力和地位，把他们纳入会社。第三，通过把会社的成员以尽可能隐蔽的方式安置在权力位置上，对公共政治施加影响。
除了学术界，该会社还通过新闻媒体来引导并影响舆论。
由于这个会社有多个分支，又看来互无关系，当各分支就同一问题发表意见时，影响力就会成倍增加。
奎格利认为，从1920年起，罗兹会社就致力于和美国建立一种亲密联盟的关系。美国最重要的智库的“对外关系委员会”在1919年成立之初，即成为“罗兹会社”旗下的“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美国分支。1941年2月，“对外关系委员会”正式成为美国国务院的一部分。1942年，该委员会对美国战后对外政策的一项重要建议是，建立一个仿照罗兹会社在一战后所策划的类似“国际联盟”的组织。目前，“对外关系委员会”作为美国最重要的智囊团，最大的政策机构，拥有3200多名成员，纳入了财界、学界和政界最有影响的精英人士，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这个委员会的三位领导人分别是大名鼎鼎的战略家布热津斯基、银行家戴维•洛克菲勒和外交官温斯顿•洛德。从这三位兼有学界、政界和财界关系的影响非凡的人物可以看出，该委员会远不是一个它自己所谦称的“研究机构与出版人”。
“对外关系委员会”对美国的对外政策和世界舆论有很大的影响。它的旗舰刊物《外交》杂志既是讨论对外政策的平台，也是对外政策决策集团的重要喉舌。它登载的文章常常设定全球“议程”，对引导世界舆论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冷战结束后，对世界政治舆论影响最大的两部著作恐怕非《文明的冲突》与《历史的终结》莫属了。而这两部著作都与“对外关系委员会”紧密相关。2001年9•11袭击之后，“对外关系委员会”给美国政府提交的一则报告表明，它对世界舆论非常关心，并就此向美国政府提出了如何改变世界舆论的建议。2002年由35名“对外委员会”成员起草的一份研究报告建议，美国政府应全面检视其国际交流和国际广播项目，以更好地促进“跨文化理解”，推销美国的对外政策。它还建议白宫应成立一个形同公共广播公司（CPB）的“公共外交机构”，向海外传播美国的信息。奎格利透露，美国和英国之间存在着一个“盎格鲁——美利坚权威集团”。这一集团在美国主要通过五份报纸来塑造舆论，包括《纽约时报》、《纽约先驱论坛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华盛顿时报》和《波士顿晚报》。这一权势集团至少在20世纪早期影响着美国重要大学的决策权。后来，这些权势集团将巨额私有财产向免税的基金会转移，通过这些基金，把华尔街、某些著名大学和美国政府紧密连接起来。
总之，奎格利以非常权威的身份，以详实的史料为人们揭示出了一个旨在以媒体和宣传来影响世界事务的最先在英国形成，并进而延伸到美国和其他英联邦国家的神秘组织。这个组织以金融力量为依托，操纵或影响着舆论和学术界，并进而影响着国内和国际的政治事务。
2、裴伦山学会是美国当今媒体和权力紧密结合、学界、政界、财界建立广泛联系，影响世界政策和舆论的重要秘密团体
作者指出，要了解强势国家为了精心操控舆论，创造和固化的对自己有利的神秘组织，就不能不提到裴伦山学会。
裴伦山学会是一个20世纪后半叶对世界产生过极为重要影响，但却鲜为人知的旨在影响世界舆论的社团。
成立裴伦山学会的最初想法产生于1938年，当时，26位英美学者来到巴黎，讨论李普曼的著作《良好社会原则的探究》，参加者包括李普曼、哈耶克、未塞斯等人。哈耶克的名著《通向奴役之路》的主要思想即从这次集会中产生。同时，这个集会产生了成立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裴伦山学会的最初想法。该学会后来成立于1947年，其第一位领袖是哈耶克。
裴伦山学会是以瑞士的一个高山命名的会员组织，目前已经拥有500名会员。这些会员包括主要发达国家的高官乃至元首，诺贝尔奖获得者（已有六位）、记者和学者。该学会虽然自己宣称不从事宣传，但其性质正是一个从影响精英知识分子开始，进而影响政府政策的有着浓厚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智慧团，只不过它的这种宣传极为隐秘罢了。
为什么要成立裴伦山学会呢？按照该学会1947年成立时的章程，是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处境危险”。其原因之一是在于一种否定绝对道德标准的史观（指马克思主义和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及其计划经济）的出现，二是在于对私有财产和竞争性市场的信念的衰落。所以，必须通过思想辩论和对西方文明中合理价值的肯定，去迎击这种意识形态运动。
裴伦山学会的重要性可以从美国官方对其1996—1998年的会长艾德文•J•富尔纳的态度和评价看出来。1980年代美国总统里根授予富尔纳“总统公民勋章”，表彰他作为“保守运动的领导人”的贡献。里根在授勋致辞中说，“他（富尔纳）通过建立一个致力于理想及其结果的机构，帮助塑造了美国政府有政策，他一直是理性与价值的声音，为他的祖国和世界的自由事业作出了贡献！”
裴伦山学会作为政治与舆论影响力汇合点，与学界、政界和财界建立了广泛联系，采取尽量不为人知的低调的独特方式来影响着世界的舆论。
大量确凿情况表明，西方国家确实存在影响世界政策和舆论而又鲜为人知的秘密团体。这种组织是英美国家中媒体和权力的最紧密结合。
总之，《权力的声音——美国的媒体和战争》一书告诉人们，美国媒体和政治权力之间是一种情人般的“共生”关系，而不是流行观念中所谓的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美国媒体在战争中是政府进行战争动员和影响世界舆论的重要工具，是现代战争“总体宣传”的一部分；美国媒体在向全世界传播代表美国跨国公司利益的意识形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且它在对外宣传中始终保持着强烈的民族性和以美国国家地位为依托的霸权意识；一句话，美国媒体是由美国政府和权力操制的，并且是其削弱敌手，征服全球，谋取世界霸权的最重要的工具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