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烈度内战及其贫困和社会矛盾根源
— 政府军兵败揭破印度软肋
商务部研究院 梅新育

引言
在近几年来的西方政客、媒体乃至投资银行中，中印比较、龙象之争似乎已成“显学”，举凡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个领域，无不被他们拿出来评头品足一番，印度对中国的“瑜亮情结”又推动这种比较越发热门。据称，由于拥有“优越”的民主政体，由于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内需驱动而不是外需拉动，由于印度服务业比重较大的经济结构优于中国制造业比重大的经济结构，印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远超中国；较为年轻的人口结构更将令印度如虎添翼，加快超越日益面临“人口红利”枯竭压力的中国；……诸如此类的逻辑在西方舆论和我国国内自由主义者中赢得了相当广泛的认同和宣扬，“印度龟终将超越中国兔”在这些群体中几成众口一词，有的西方大国官方报告甚至现在就将印度列为世界第三超级大国（参见后文）。印度近几年经济增长业绩不错，实际GDP增长率虽然还不如中国，但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高于同为热门新兴市场的越南等国（参见表~1），似乎正在验证上述判断。主要国际经济组织对印度增长的预期不断提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4月号《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对2010年印度经济增长的预期为8.8％，10月号《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就将预期提高到了9.7％。还有些西方投行和其它机构宣称印度经济增长率将迅速超越中国，其经济规模数十年内将赶超中国跃居世界第一，如美国花旗集团2011年2月的一份报告就宣称2050年印度GDP将跃居世界第一。印度高级官员们的言论也越来越自信，2010年3月，印度财政部发表报告，声称印度经济增速可望在四年内超越中国跃居世界榜首，财政部长慕克吉（Pranab Mukherjee）也预计印度经济不久便可实现两位数增长率。基于这些渲染，不少西方政客和媒体鼓动国际投资者背弃中国投奔印度，某些西方国家对中印投资确实也出现了此消彼长的态势。按日本财务省统计，2006~2008年，日本对印投资分别增长15.9％、27.1％和4.3倍，对华投资则分别下降29.6％、22％和3.7％（2008年中国统计日本对华投资微增1.7％），对印投资于2008年超过对华投资。日本国际协力银行以605家日资制造企业为对象实施的“2010年度海外直接投资”调查结果也显示，尽管中国仍然被列为今后三年前景最看好投资地，但印度超过中国被视为今后十年前景最看好投资地。
然而，2010年4月6日切蒂斯格尔邦（Chhattisgarh）丹特瓦达（Dantewada）一阵枪响，戳破了印度“繁荣”的画皮，印度中央后备警察部队（Central Reserve Police Force）和切蒂斯格尔邦警察部队围剿印度共产党（毛泽东主义）反政府武装不成，[1] 反遭伏击，80多名官兵丧生。此后几个月，印度军警又屡遭印共（毛）武装打击。经此一役，可以判定，印度现行政治秩序将长期面临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宗教矛盾等尖锐复杂的国内矛盾威胁，近年的“经济增长”和政策还在某些方面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反政府武装已在政治理论和社会治理实践方面对现行政治秩序构成了严峻挑战，而印度政府非但缺乏有效镇压反政府武装的能力，其霸权主义色彩浓郁、超越国力的外交政策反而可能引火烧身，加剧和制造矛盾。我们和国际商界藉此可以对印度发展潜力、商业环境等作出更清醒准确的评判，我们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也可以从中汲取不少教训。
表~1：1990年代以来印度与其它国家和地区实际GDP增长率对比

数据源：印度内政部（the Ministry of Home Affairs），转引自英国广播公司（BBC：“more than 6,000 people have died during the rebels" 20-year fight”，http://www.ploughshares.ca/libraries/ACRText/ACR-IndiaAP.html；http://news.bbc.co.uk/2/hi/south_asia/8507525.stm）。
在其控制区，印共（毛）武装建立了税收、司法、学校等行政机构乃至报刊出版发行机构，俨然已成国中之国。印共（毛）政治局2009年9月发布的一封党内通信自豪地列举了过去一年他们取得的成就：
在丹达卡冉亚，[24] 我们的革命人民委员会（janathana sarkars）— 已出现的人民政权及其组织得到了巩固和扩展。人民政权机关已经扩展至新的数百个村庄并且在该地区和不同部门得到综合加强。革命人民委员会增加了商业和工业的多个部门，反映出人民政权机关的职能不断扩大。一份名为Lokur Adhikar的岗德语（Gondi）杂志也在2009年5月代表我们人民政府开始宣传工作。……
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印共（毛）等反政府武装树立了可观的权威，对不少公共事务施加了重大影响。一方面，他们对选举等活动的抵制影响范围相当广大，他们提出的强制性要求有着广泛的威慑力。2007年6月，印共（毛）宣布对中部和东部六邦实行“经济封锁”，结果这些邦立即爆发了一系列暴力活动，有些邦经济活动陷入瘫痪。特别是选择武装斗争路线的印共（毛）及其前身一贯认为印度所谓“民主选举”只是一个昂贵的骗局而已，因此抵制选举成为他们显示现政权缺乏合法性、虚弱的常用斗争手段。根据印共（毛）政治局2009年9月发布的一封党内通信，该党在2009年5月落幕的人民院第15届大选期间组织了大规模抵制活动，对国家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印度中央和地方政府虽然派出警察部队重兵驻守毛派活跃地区三个多星期，印共（毛）及其武装力量、外围组织仍发动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政治宣传攻势，除了对持枪挟持人民去投票的政府军实施战术性反击外，他们的宣传也相当有效，以至于丹达卡冉亚几乎没有任何政党参加竞选，在比哈尔、恰尔肯德（Jharkhand）、奥里萨邦（Orissa）等不少其它地区也发生了全面抵制。2010年5月18日，印共（毛）武装勒令奥里萨、比哈尔、西孟加拉国（West Bengal）、恰尔肯德、切蒂斯格尔五个邦所有企业、机构和运输部门罢工两天，印度内政部部署了大量安全人员警戒，但切蒂斯格尔邦和奥里萨邦仍大面积停工。
另一方面，他们也会有选择地支持一些公开活动的政党和政界人士。在印共（毛）武装活跃的邦，多年来主流政党要想竞选获胜就必须赢得毛派支持，至少是不抵制，用亚洲时报在线2005年1月25日报道的话来说，在比哈尔、恰尔肯德、切蒂斯格尔、奥里萨、安得拉等邦的郊区和一些小镇，没有毛泽东主义者首肯就什么也干不成。[25]
正由于接二连三赢得军事和政治胜利，印共（毛）信心和勇气大增。此前，在他们为了扩大影响而向外界发布的电视录像中，成员都是蒙面以免被认出，这几年来发布的训练、作战等宣传片中战士们已经基本上不蒙面了。
而且，印度毛派已经建立了相当的国际联系，一方面增强了他们的实力，放大了他们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加大了印度政府镇压、剿灭他们的难度。2001年7月1日，来自印度、尼泊尔、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的毛派革命者组成名为“南亚毛泽东主义者革命武装组织协调委员会”的组织，以协调他们在南亚地区的活动，便利他们之间的跨国技术交流、武装训练和武器流通。据称印度毛派武装从尼泊尔获得枪支，同时向尼泊尔毛派武装提供从印度采石场和军工厂取得的炸药。近年，印共（毛）前身之一人民战争集团还走出亚洲，与欧洲、非洲、拉美和中亚的马列∕毛泽东主义者革命武装组织建立了关系，其定期接触对象包括秘鲁、巴西、墨西哥、乍得、塞内加尔、尼泊尔和菲律宾的类似组织。
二、印度近年的“经济增长”和政策在某些方面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
本来，推动经济增长与改善收入分配并举，把国民收入的“蛋糕”做大，是解决上述贫困等社会问题的根本出路；但由于社会制度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从引进国外“新技术”到招商引资、设立经济特区，印度近年实施的许多旨在加快经济发展的措施固然在一时一地取得了某些正面效果，却同时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1995年以来，印度政府批准美国转基因棉花进入印度市场，十余年来，开发生产转基因棉花种子的美资孟山都公司和他们资助的少数“科学精英”虽然大发其财，转基因棉花的固有缺陷、孟山都公司诱人入彀和索取垄断高价的商业手法、印度盛行的高利贷相结合，却把千千万万印度棉农推向债务深渊和破产，数以万计的棉农被迫自杀。[26]
引发社会震荡更大的是引进外资和建立经济特区。对于印度这样面临资本和外汇缺口的国家，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引进外资是必要的，但印度引进外资工作本身存在结构性的缺陷，招商引资工作中的错误做法更引爆了一系列暴力冲突。
印度引进外资的结构性缺陷在于引进外资总额中流动性、投机性强的组合投资多于直接投资，从而有损印度宏观经济稳定性；在直接投资中来自离岸金融中心的投资太多。印度从1991年起积极引进外资，1991年8月~2009年3月，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累计45364.7亿卢比（约合1065.24亿美元）；2008/2009财年，吸引外资12291.9亿卢比（约合273.09亿美元），同比增加25％。按照账面统计，印度洋上的离岸金融中心毛里求斯是印度第一大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国，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新加坡也是离岸金融中心，尽管新加坡在工业和商贸服务业等实体经济部门具备较强实力，与英属维京群岛、开曼群岛、毛里求斯等纯粹的避税港型离岸金融中心不同，而且被金融稳定论坛列为与国际监管比较合作的离岸金融中心。2000年4月~2009年3月，对印累计投资最多的国家依次为毛里求斯（44％），新加坡（9％），美国（8％），英国（6％），荷兰（4％）。[27] 离岸金融中心包揽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前两名，且所占比重高达53％，表明印度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很大一部分属于内资外流然后回流的返程投资，这部分返程投资和很大一部分“真正的”外资都非常看重税收优惠和避税目标，投机性较强而生产性不足。
正是印度账面“外商直接投资”的上述特点和相关制度的缺陷，使得印度的招商引资和建立经济特区等措施在扩大印度制造业产出和出口方面效果不彰，不少特区沦为便利企业和富有个人偷税漏税的“国内离岸金融中心”，却制造了大批失地农民，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为反政府武装造就了大批潜在新成员和同情者。
印度之所以要提出发展制造业、发展经济特区，本意是如同中国那样，通过发展印度目前相对滞后的制造业创造尽可能多的就业机会。然而，印度《经济特区法案》对特区征用土地的具体用途规定过度“温柔”，仅仅规定被征用土地四分之一需用于加工业，其余部分可以用于任何目的，其执行更加软弱无力而常常沦为具文。结果，截至2007年初，印度已设立经济特区一半以上是面向印度已有一定发展的IT业、基于IT的服务业和制药业，而非他们当初所期望的制造业。更有甚者，在印度房地产泡沫火爆火发的背景下，一些经济特区实际上成为享受政府税收优惠的房地产特区，已批准经济特区多达65％的土地被用于建设住宅或写字楼、大型购物中心和医院等。最富有“空手道”色彩的是，某些企业还拿低价圈占的土地向银行高价抵押获取贷款。印度前总理维·普·辛格曾猛烈抨击过北方邦达德里电力工程项目，该项目征地数量远远大于实际需求量，而且向农民征地的补偿价格是每英亩150卢比，信实集团获得土地后未作任何开发就定价为5700卢比计入资产，并以此为抵押从银行获得巨额贷款，工程则延期开工。[28] 在这种情况下，失地农民没有多少机会以非农业部门就业形式获得非现金补偿。相比之下，中国开发和征地项目中虽然也存在种种压榨、掠夺和欺诈现象，但由于制造业项目居多，就总体而言能够为失地农民提供较多的非农业部门就业补偿。
因为经济特区数量太多导致失地农民太多，潜在补偿负担甚重；由于经济特区在很大程度上沦为避税、圈钱和房地产游戏，所以不可能通过就业的方式补偿失地农民；志在避税、圈钱和攫取房地产暴利的商人们多半没有足够实力、更不可能有意愿提供足够的现金补偿；……所有这一切结合起来，导致印度开发区热成为掠夺农民耕地热。尽管在印度享有崇高威望的国大党主席索尼娅·甘地（Sonia Gandhi）发出了严厉警告，主张应保护农民免受贪婪开发商侵害；尽管印度前总理维·普·辛格提及这个问题时甚至激烈地表示想成为一名“毛主义者”；尽管2006年末、2007年初印度政府一度暂停批准304份建立经济特区的计划，直至农民征地补偿等问题得到解决；但农民遭受的大面积损害已成事实，而且一贯以步履蹒跚闻名且深受官商利益集团掣肘的印度政体对此也没有表现出太强的纠错能力。
上文已经提及，印共（毛）活跃的几个邦矿产资源丰富，2002年启动、至今仍在持续的这一轮全球性初级产品牛市行情提高了这些资源的价值（中国钢铁行业就对印度铁矿石价格和市场地位的上升感受深切），也刺激了对这些地区的投资开发，相应带来了占据农民和部落土地、环保、破坏宗教圣地等问题。印度联邦政府试图对地方人民抗议作出响应，加强保护环境和部落财产权，或者对受损群体给予更公平补偿，如旨在确认部落或个人祖传耕作土地权的2006年《森林权利法》。然而，这类举措往往成为地方官僚腐败或办事不力的牺牲品，合法的申诉往往被驳回或不了了之。印度社会有建议修改《开采及矿产法案》，将26％的矿产利润交给地方（中国与此相似的举措是业已通过实施的提高资源税税率），却招致了矿产业加紧开展政治游说狙击，这项拟议中的法案能否通过、即使通过后能否执行，均在未定之天。
正因为如此，《印共（毛）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2007年2月1日）激烈抨击道：“三百个计划内的经济特区事实上就是建立了三百块外国领土，这些外国领土劫掠我们大量的良田，这些外国领土里充斥了无数国内外的政治骗子。与此相配套的是市中心成了精英阶级的私宅，它铺就了财阀们的零售渠道，这一切都是以残忍的毁灭与无情的驱逐为代价的，他们摧毁贫民窟，甚至那些永久性房屋也遭到铲除。……”而在深受失地之害却一无所获的人们当中，印共（毛）九大关于人民尽一切可能捍卫土地与房屋、坚决打退毁灭性野蛮“资本游牧部落”的呼吁将会产生何种感染力，可想而知。
事实上，印度某些开发项目引起的征地纠纷当时便发展成为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乃至暴力冲突，造成了较多伤亡，典型如奥里萨邦努阿贡村钢厂征地纠纷、西孟加拉国邦的南迪格拉姆征地纠纷和辛古尔事件：
2006年1月2日，奥里萨邦贾吉普尔选区努阿贡村五百多居民抗议塔塔公司在当地征地开辟经济特区兴建钢厂，与警方发生暴力冲突，12人死亡。
南迪格拉姆村（Nandigram）属于西孟加拉国邦哈尔迪亚选区，西孟加拉国邦政府原计划在此征地4050公顷开辟一个经济特区，引进萨利姆公司建设石化工厂。当地约四万名将因经济特区计划而失去土地的农民竭力阻止，毁坏公路，设置路障，与政府人员数次暴力冲突，拒绝其进入该地区达三个月之久。2007年3月14日，政府出动约二千警力驱逐示威者，与当地农民爆发冲突，警方使用了催泪瓦斯、橡皮子弹和燃烧弹，造成14名农民死亡，数十人受伤。3月18日，西孟加拉国邦政府宣布取消南迪格拉姆经济特区计划，萨利姆公司计划中的石化工厂迁往别处。
辛古尔村（Sigar）属于西孟加拉国邦胡格里选区，西孟加拉国邦政府原计划在此征地997公顷，引进印度著名家族企业塔塔集团设厂生产微型汽车，引起大规模抗议活动。2006年12月2日，西孟加拉国邦地方警察开进辛古尔村强行圈地，与当地村民发生冲突，警方使用警棍等强行驱散人群并逮捕了60多名示威者，其中包括18名妇女和两名儿童。西孟加拉国邦最大反对党草根国大党主席玛玛塔·班纳吉迅速宣布绝食抗议，一些人权组织也纷纷指责当地政府和警方滥用权力，项目最终被迫撤出。
……
接连发生的征地纠纷迫使印度中央政府一度冻结特区发展计划，南迪格拉姆征地纠纷和辛古尔事件更将印度国内关于征地纠纷的争议推向高潮，直接导致印共（马）领导的邦政府陷入困局。本来，左翼阵线从1977年开始就在西孟加拉国邦连续执政至今，是印度执政时间最长的地方政府，2000年出任首席部长的巴塔查吉上台后大力招商引资，成效颇着，2001~2006年西孟加拉国邦经济增速为7.3％，高于全国平均值，也提升了印共（马）和同样主张走议会道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印共的政治力量。2004年，印共（马）和印共在国会选举中获得巨大成功，二者及其他左翼力量所获选票之和超过了60张，这个数目虽然还不足以组织政府，却对欲组成政府的大党联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2006年西孟加拉国邦选举中印共（马）更是胜利空前，左翼四党在西孟邦议会294个议席中收获235席，印共（马）独得176席。但巴塔查吉颇有新自由主义色彩的“亲商”政策在印共（马）党内一直就有争议，2007年以来接连发生的征地纠纷等事件更极大地损害了印共（马）和印共与基层群众的关系，成为印共两大主流派在2009年5月落幕的人民院第15届大选中遭受空前重创的主要原因。在这次选举中，印共（马）只赢得了543个议席中的16席，比上届锐减27席，甚至比1967年首次参选时还少三席，在全国性政党排名中从第三大幅下滑至第八；印共也从2004年的十席减少到四席。
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只能是和平的产物，尽管在某些战争期间，某些局部地区出现过长足的经济增长，如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和二战时的美国，但这些局部地区经济之所以能够在战时出现增长，前提也是这些局部地区内部保持了和平。印度国内社会阶级矛盾既然已经尖锐到暴力冲突乃至兵戎相见的地步，而且纠错能力较差，对其经济增长的威胁可想而知。
三、缺乏自主统一历史的印度面临广泛、复杂、深刻的民族和宗教矛盾威胁
（一）印度国内民族构成差异根深蒂固
不仅如此，印度在民族构成、语言文字方面的一致性远远不可与中国相比，在这方面的风险远远高于中国。中国人口中汉族占绝对多数，而且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均遥遥领先于少数民族，虽然经历了近30年对汉族逆向歧视的少数民族优惠政策，但从1953年人口普查到2000年人口普查，汉族人口所占比例仍然保持在90％以上（从93.94％下降到91.59％）。[29] 而且，新中国成立以来，汉语在边疆少数民族中的普及率、普通话在全国的普及率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巨大增长，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拥有了一种全国各地平民和精英在日常生活中广泛使用的共同语言，在新疆等地拨乱反正重新推进双语制教育，将进一步扫清全国普及这种共同语言不力的死角。与昔日多半局限于精英阶层的中原雅音和官话相比，这样一种共同语言将更有力地维护、巩固这个国家的统一。从周朝开始牢固确立的世俗政治传统，统一的语言文字，不仅降低了商业成本，更令中国在长期内保持着较高政治稳定性。
相反，印度本土民族历史上不曾建立过囊括当今印度全境的统一国家，目前的统一国家是英国殖民者留给他们的遗产；而且印度至今仍是一个缺乏主体民族的多民族国家，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占据绝对多数，人口超过2600万的大民族就有十个之多，最大民族印度斯坦族也仅占全国人口的46.3％，泰卢固族占8.6％，孟加拉国族占7.7％，马拉地族占7.6％，泰米尔族占7.4％，古吉拉特族4.6％，坎拿达族3.9％，马拉雅拉姆族3.9％，奥里雅族3.8％，旁遮普族2.3％。[30] 相应地，印度的语言文字异常繁杂，宪法承认的语言有十多种，登记注册的达1600多种，语言文字高度不统一，虽然英语和印地语同为印度的官方语言，但作为本土语言的印地语使用反而不如外来语言英语广泛，而作为一种外来语言的英语天然又迫使印度人要付出更多的语言成本，并在印度社会制造了深刻的阶层鸿沟。某些论者将英语技能列为印度的发展优势，对于输出海外、为人作嫁的印度IT业劳动力而言，英语技能确实是一种优势，但整个印度社会为取得这种“优势”而付出了何种机会成本，两者孰大孰小，明智者不难辨别。
不仅如此，由于印度少数民族在经济等不少方面比最大民族印度斯坦族还拥有一定优势，印度民族构成和语言文字的一致性很难显著提高，显著的差异将长期存在，印度奉行的西式代议制民主政体、西式民族理论和政策还将人为地维持、强化而不是消弭这种差异。
如印度经济中心孟买贡献了全印10％的工人岗位、40％的所得税、60％的关税、20％的中央征收特许权税、40％的对外贸易，以及四百亿印度卢比（90亿美元）的社团税，又是印度文化娱乐产业中心，印地语电影业中心宝莱坞及其最大摄影棚、印度大部分重要电视和卫星网络以及主要出版社的总部都位于孟买，孟买南区云集了众多印度金融机构总部，包括孟买证券交易所、印度储备银行、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印度政府造币厂，以及许多商业性金融机构和外资银行分支机构，但这座城市不是坐落在印度斯坦族主导地区，而是第四大民族马拉地族主导的马哈拉施特拉邦首府。1950年代，印度各邦按语言重组，原孟买邦分割为马拉地人主导的马哈拉施特拉和古吉拉特人主导的古吉拉特两个语言邦，两大民族当时就曾为孟买市归属而爆发大规模骚乱和流血冲突，其间发生过警察开火击毙105人的惨剧。即使没有这样的流血争夺历史，拥有如此实力的当地主导少数民族也会力图永久把持相关利益，而不是与国内其他民族分享机遇，西式代议制民主政体和上述流血争夺历史又加剧了这种动机。因此，我们才看到，与中国大规模国内移民促进了普通话推广不同（如大陆改革前的十堰和三明、改革后的深圳和东莞等移民城市及解放战争后的台湾），在吸引了其它邦大批劳动力涌入、又是印地语影业中心的印度“梦想之城”孟买，不仅政府工作人员必须说马拉地语，当地政客还时常通过、或扬言制定一些法律，强制要求出租车、电影等行业从业者说马拉地语，1966年成立的湿婆神军党更是开宗明义要捍卫“土地之子”（马哈拉施特拉邦本地人）的权利，由此造成了一系列深刻社会矛盾，包括严重暴力事件。
与此相似，台湾地区90％以上居民是汉族，而且本来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经普及普通话（国语），但在推行民主化改革、引进民选制度后，本已解决的语言问题重新成为焦点话题之一，国语和闽南话、客家话等方言之间的关系经常成为政客操弄的题材，由此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撕裂。
（二）错综复杂的印度宗教矛盾及其破坏力
不仅如此，宗教对印度社会影响力巨大，且印度居民宗教信仰极端芜杂，约80.5％的居民信奉印度教，其次为伊斯兰教（13.4％），基督教（2.3％），锡克教（1.9％），佛教（0.8％）和耆那教（0.4％）等，[31] 而印度各宗教之间的历史和现实恩怨错综复杂，给印度社会埋下了众多“炸弹”。从延续数十年的克什米尔动乱到2008年11月震动世界的孟买恐怖袭击案件，我们已经一次又一次看到了印度民族、宗教冲突所潜藏的巨大破坏力。
居民以穆斯林为主的克什米尔数十年来一直是印度的伤口，也是印巴之争的焦点，这已是世人皆知。1989年，反政府武装“查谟和克什米尔解放阵线”绑架内政部长穆夫迪之女，引爆大规模武装冲突，最终造成4.7万人死亡，其后动荡司空见惯，以至于一家常驻印度的西方媒体内部规定，克什米尔死伤十人以上才能做一条短新闻。[32] 2010年5月当地军警开枪打死一名穆斯林少年后，当地反印示威几乎无日无之，9月11日伊斯兰教开斋节本来是传统上较为“安全”的日子，印控克什米尔首府斯利那加却爆发了1989年以来规模最大的分离主义暴乱。政治动乱、武装冲突重创了这个昔日印度最富裕地区至关重要的旅游业，并损害了整整一代人的教育，“动乱 — 贫困∕教育打断 — 动乱加剧”的恶性循环已经形成。
克什米尔暴乱虽然暴烈，但那里毕竟是印度边疆地带，但像孟买这样的印度腹心地带、全国金融中心自1980年代以来也爆发逾40次恐怖事件，仅1993年和2006年两次袭击就造成数百人丧生、一千多人受伤致残，其中2006年7月11日孟买火车连环爆炸案一次就造成逾二百人丧生，2008年11月26日伊斯兰极端组织“德干圣战军”武装袭击孟买，造成数百人死伤，更是震动世界，也更让人看到印度民族宗教冲突的广泛、深刻。即使在印度共产党执政多年的卡拉拉邦，多年来一直被视为印度繁荣、教育程度最高的和平绿洲，2010年7月4日也发生了伊斯兰极端组织印度人民阵线残忍袭击一所基督教大学教授T. J.约瑟夫的案件，受害者右手被砍掉。
而且，印度的民族、宗教冲突深深植根于历史，又因现实人口结构和国际斗争背景而强化，因此，解决起来分外艰难。虽然印度次大陆最早的穆斯林社团是在今日印度南部沿海定居的和平通商者，但伊斯兰教得以在印度次大陆跃居第二大宗教，却主要是拜阿拉伯、突厥、波斯、蒙古、阿富汗等外来侵略者近千年间不断发动“圣战”征服所赐，伊斯兰教和穆斯林也因此在很多印度教徒眼里背负上了不可宽恕的“原罪”。本来地域广大的东南亚印度教社会遭到伊斯兰教侵蚀征服而大面积改宗，进一步加重了印度教徒眼里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这种“原罪”。印度次大陆大部分穆斯林是13~15世纪改宗伊斯兰教的本地居民、前印度教徒后裔，其中原来的低种姓印度教徒居多；[33] 加上1947年印巴分治期间教派冲突，50万人被杀，1400万人无家可归，印巴两国迄今仍视对方为最大死敌；种姓歧视、国际政治斗争和宗教之争纠结在一起，使得矛盾越发复杂、深刻。
在漫长的伊斯兰统治时期，异族穆斯林统治者对印度教社会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数不胜数。莫卧尔王朝奥朗则布（1658~1707年）统治时期，对印度教实施赤裸裸的歧视、迫害政策，众多印度教寺庙或被改建为清真寺，或被夷为平地，所属土地转赐穆斯林封建主，穆斯林封建主欠印度教徒的债务一概免除。1668年，奥朗则布宣布取消对穆斯林商人的关税；1679年，恢复阿克巴大帝（1556~1605年）取消的异教徒人丁税，占农村人口绝大多数的印度教农民捐税负担一夜之间猛增三分之一；……[34] 这一切在印度教社会中深深播下了仇恨的种子，直至今日仍能不时爆发，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围绕阿约提亚的巴布里清真寺屡屡爆发大规模骚乱，震惊世界，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究其根源，该地本是为了纪念印度大神罗摩在此降生而于11世纪兴建的印度教寺庙，莫卧尔王朝建立之初的1528年，来自中亚的异族穆斯林军队在巴布尔下属巴奇率领下拆毁印度教寺庙，在原址建起巴布里清真寺，从此埋下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围绕该地争斗近五百年的火种：
1853年，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冲突造成75人丧生。
1857年，一位印度教祭司在巴布里清真寺院内一角竖起印度教圣坛，吸引了大批印度教徒祈祷，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在祈祷时虽未公开冲突，但始终怒目相视。
1859年，英国殖民政府在印度教圣坛与清真寺之间筑墙隔离印度教徒和穆斯林。
1934年，印度全国爆发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冲突，巴布里清真寺部分墙壁和圆顶遭破坏。
1947年印巴分治后教派冲突期间，印度教徒利用自己教徒众多的优势，不时在阿约提亚挑起纠纷。1949年，一些印度教徒强行进入巴布里清真寺，并在那里竖起了罗摩像。印度政府宣布阿约提亚为有争议地方，关闭了那里的建筑，在周围架起了铁丝网。
1980年，印度教色彩浓厚的印度人民党正式成立，并提出“一个民族，一种宗教”的口号。1983年，世界印度教大会倡议在巴布里清真寺地址上建立印度教庙，在印度教徒中引起了热烈反响。1984年，解放罗摩诞生地委员会正式成立，其宗旨就是在此地建立印度教庙，主要组织者、印度人民党头面人物阿德瓦尼后任印度内政部长。
1986年，北方邦法伊扎巴德地方法官命令打开巴布里清真寺院门，让印度教徒进去朝拜罗摩神像。
1989年，拉吉夫·甘地政府允许在无争议的沙兰亚斯建立印度教庙，沙兰亚斯就在巴布里清真寺旁边，引起穆斯林强烈不满，随后的宗教冲突导致五百多人死亡。同年，世界印度教大会发起运动，在巴布里清真寺附近为罗摩庙奠基。
1990年，印度人民党主席阿德瓦尼乘车演说，号召印度教徒支持重建罗摩庙，约十万志愿者在阿约提亚集会，有些印度教极端分子冲进巴布里清真寺，警察开枪射击，30多人死亡，随后的冲突又导致数百人伤亡。
1992年7月，印度教徒举行罗摩庙开工仪式，但并未骚扰巴布里清真寺。1992年12月6日，巴布里清真寺被印度教徒极端分子捣毁，电视现场直播的捣毁活动引发全国宗教冲突，二千多人死亡，震动世界。
2002年1月，世界印度教大会宣布，尽管印度最高法院禁止在阿约提亚兴建印度教庙，他们依然要动工兴建，当时有1.5万志愿者到场。2月27日，一些印度教徒举行宗教仪式后乘火车返回古吉拉特，在戈德拉火车站遭到穆斯林极端分子袭击，极端分子纵火烧毁火车，55名印度教徒死亡。在纵火案引发的古吉拉特邦骚乱中，又有七百多人死亡。
2010年9月30日，印度北方邦高等法院认定阿约提亚巴布里清真寺所在场所确是印度教神罗摩出生地，裁决将阿约提亚宗教遗址一分为三，穆斯林、印度教徒和当地教派各得一部分，期望借此彻底解决阿约提亚寺庙之争，但印度政府当天便派出大量安全人员在当地和孟买等城市强化戒备，却表明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两大教派之争何其根深蒂固。在重重戒备下，当年12月7日，正在举行日常宗教活动的北方邦瓦拉纳西城一座庙宇外仍发生炸弹爆炸事件，引发踩踏，造成一名两岁女童死亡，约20人受伤，伤者中有至少两名外国人，新德里、孟买等重要城市当天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印度恐怖组织“印度圣战者”则向多家媒体发送电子邮件，宣称自己制造了瓦拉纳西恐怖袭击事件，目的是报复上述关于巴布里清真寺的裁决。
锡克教兴起于穆斯林入侵印度次大陆通道和最早据点之一的旁遮普，创始人那纳克（1469~1539年）原属印度教商业种姓，所创宗教本身就是对伊斯兰异族异教统治的反抗。从二世始祖安格德（1504~1552年）起，锡克教就开始严厉排斥伊斯兰教，拒绝使用流行于旁遮普语里的阿拉伯文字体，而是采用古印地语和旁遮普语的混合语布道说教。从五世始祖阿尔琼（1563~1606年）时代起，锡克教徒就不断举行暴动，反抗穆斯林莫卧尔王朝统治，仅1705年爆发的旁遮普锡克教徒起义就持续十年之久。与此同时，英迪拉·甘地夫人下令进攻金庙以及其后被锡克族卫兵刺杀，又在印度教和锡克教之间播种了敌对情绪。
……
（三）民族构成、语言文字和宗教信仰严重缺乏一致性的巨大政治性风险
民族构成、语言文字和宗教信仰严重缺乏一致性不仅提高了商业成本，更从国内、国际两个方面大大提高了印度在长期内的政治性风险。因为与单一民族聚居或单一民族占压倒多数聚居相比，多民族混居相互摩擦和激化的几率天然较高，不仅语言不同容易造成误解，宗教和风俗不同可能产生摩擦，而且单一民族聚居情况下个体之间的摩擦此时也容易上升到群体冲突、乃至民族冲突的层次，甚至可能进而转为对分疆裂土的诉求。特别是阿萨姆邦等少数民族聚居区拥有数百年、上千年独立国家历史，与印度本土人种、语言文化传统均大相径庭，直到晚近时期方才被英印殖民政府武力征服，强行纳入当代印度版图，与印度本土至今缺乏紧密的人文和经济联系，昔日作为主人的土著又受到印度本土移民歧视，甚至被印度本土种姓社会中最低贱种姓首陀罗视为更加等而下之的贱民，更是民族独立和分离运动的天然温床。
事实上，在阿萨姆邦、“东北边区”（包括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印占中国藏南地区）、印缅边境等地区离心力一直较强，某些非暴力地方民族主义运动已有逾百年历史，并在国外赢得了一定同情和支持，而且多年来始终存在活跃的少数民族反政府武装，已经超越“星星之火”阶段，属于汉藏语系的那加族反政府武装尤为活跃，使印度军警日益疲于奔命，以崇拜核弹、导弹、航母而闻名的印度强硬派前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在下台前不得不提议在尼泊尔、印度边境驻兵设营，企图返回传统的“低科技”对策。由于近年来印度人口中印度教徒所占比重下降而穆斯林占比上升，也加大了印度爆发民族、宗教冲突的风险。
与此同时，在存在跨境民族的情况下，一个跨境民族在某一聚居国内遭遇的冲突会在另一聚居国的本民族同胞中激起共鸣和骚动，这本来是正常情感所致，假如这个跨境民族在未爆发冲突的聚居国中为数甚微，该跨境民族完全没有可能将这个聚居国拖进对本国不利的邻国冲突之中，但假如这个跨境民族在未爆发冲突的聚居国中为数甚多，其政治影响力就有可能将这个聚居国拖进对本国不利的邻国冲突，从而虚耗国力。这一点，我们从印度卷入斯里兰卡民族冲突遭受重大损失中已经可见一斑。更有甚者，在本国民族构成、语言文字一致性低下的情况下，印度政府仍然对邻国、特别是对综合国力远远超过自己的大邻国不断操弄民族矛盾武器，进一步大大提高了引火烧身的风险。
四、印度政府无力消灭反政府武装并争夺民心、铲除其发展土壤
（一）印度政府军不堪任用
任何国家都存在种种社会矛盾，武装力量是维持秩序的终极手段；面对已经公开交战的反政府武装，武装力量的战斗力更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秩序。印度政府已于2009年6月将印共（毛）列为非法组织，与伊斯兰恐怖主义组织并列；2009年10月底，新任印度内政部长帕拉尼亚潘·奇丹巴拉姆[35] 更宣布在全国实施全面清剿印共（毛）武装的“绿色狩猎”计划，计划投入三百亿美元更新武器装备，五年内肃清印共（毛）武装。但通观2010年4月6日切蒂斯格尔邦丹特瓦达之战全程，[36] 可以得出结论：印度武装力量的战斗力和战斗意志不堪信任；换言之，该国政府维持秩序的能力很成问题。
隶属内政部的印度中央后备警察部队号称全世界最大安全部队，而作为安全部队高官护卫连队，2010年4月6日丹特瓦达之战中参战的印度政府军当属精锐，何况其中还有一部分眼镜蛇特种部队官兵，其装备优势也显而易见。伏击者兵力优势则并不大，政府军有一百余人，而根据以印共（毛）丹特瓦达特区政治局书记科萨名义发布的公开信，参战的“人民解放游击军”为三百人。但政府军一战阵亡86人（包括战斗结束后救治无效死亡的九人），被当场击毙的眼镜蛇特种部队就有15名，对方则仅有八人战死，而且伤员和遗体全部带回，以至于外界起初以为印共（毛）此战无阵亡，表明无论是单兵还是小部队作战能力，印度政府军相对于反政府武装均无优势；围剿部队反而落入对方包围圈，表明印度政府军指挥和侦察能力低下；军营与战场相距仅仅四公里，救援部队竟然足足五个小时之后方才到达，表明印度政府军相互救援的军纪、战友情谊和勇气严重欠缺；……从这些表现来看，这样的军队已经堪与抗战末期豫湘桂战役大溃败和解放战争中的国军相提并论。丹特瓦达之战后印度《每日新闻与分析》[37] 等媒体对当事军营的一系列直接采访也让人们对印度政府军士气低落、设施陈旧、后勤不良、官兵关系恶劣的破败景象一览无余，其军纪之废弛更令人震惊：一座刚刚经历了震动国内外败仗的军营，记者居然可以未经预约就靠指挥官个人好恶而大摇大摆进入，随意走动、观察，还可以与士兵随意接触﹗[38] 对比西汉周亚夫的细柳营到现代强军的一系列案例，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可想而知。
与中国革命时期红军和解放军称国军为“运输大队长”类似，印共（毛）等反政府武装相当大一部分装备也是来自缴获。丹特瓦达之战缴获装备包括21支AK~47、七支SLR步枪、六挺轻机枪、一支卡宾枪、一门迫击炮，以及38件其它武器。前两年印共（毛）一次战斗占领了一座小城镇戈拉布德，更一夜之间就从警察局军火库缴获了268支AK~47步枪和1.7万发子弹。
当然，丹特瓦达之战中参战印度政府军大部分不是野战军而是安全部队，但考虑到印度军队在后勤、军纪等方面丑闻不断，[39] 我们对印度野战军的战斗力也不应估计过高。事实上，根据英国广播公司2004年的报道，印共（毛）武装2003年还曾经伏击了接受美国特种部队高原山地战训练的印度陆军山地战特种部队，用弓箭射杀了他们好几个哨兵，吓得他们次日一早便乘直升机逃离。
而且，印度武装力量拙劣的作战表现并不始于对印共（毛）的战斗，在2008年11月26~28日孟买恐怖袭击案中，印度军警的无能在对付伊斯兰恐怖分子时就已经暴露无遗，在孟买这座仅1980年代以来就遭受40多次恐怖袭击、即将召开大型国际会议“欧盟~印度会议”的印度第一大城市，号称“黑猫突击队”的印度国家安全卫队（NSG）居然需要九个多小时方能投入实战，被外界讥为“病猫”；不少政府军警还手持1895~1956年间作为英军制式装备的李~恩菲尔德步枪（Lee-Enfield），无法与恐怖分子的火力匹敌，连孟买反恐特种部队司令也死于恐怖分子枪下。结果，区区十名恐怖分子就在孟买市中心横行三天之久，仅丧生者就有166人。
在与反政府武装的作战中，印度军警不仅表现得战斗力低下，战斗意志也相当衰败，从许多公开报道中我们都不难看到这一点。据《印度时报》2010年4月12日报道，以往清剿毛派武装时都是由当地警察带路，印度中央后备警察部队负责作战，但在丹特瓦达之战遭受重创之后，印度武警备受“震慑”，[40] 一度停止作战，不敢继续随当地警察参加扫荡。另外一些有关报道则表明，印度不少警察部队镇压印共（毛）武装屡败之余，已经丧失了作战的斗志，警方每隔两周左右就对丛林放空枪以交差，而不是投入实际战斗。更有甚者，印度很多地方腐败不堪的军警系统还走上了“养寇自重”的道路，他们将受命镇压反政府武装视为向政府索取大量装备的良机，其中一部分装备又被他们卖给反政府武装以“创收”。这般景象，在中国通常是王朝末年才能见到。军队战斗意志和战斗力如此状况，印度政客和媒体却仍然喜好张大其词，动辄挑衅别国，更给印度的未来投下了难以言说的忧患。
在井冈山时期写作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毛泽东指出，由于当时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持续不断，小块红色政权得以发生、存在并日益发展；与此类似，印度的联邦制政体给印共（毛）等反政府武装提供了众多可供利用的缝隙。在印度的联邦制政体下，各邦自主权较大，配合不甚紧密、高效，而对反政府武装的清剿又主要由各邦具体执行，中央后备警察部队仅对各邦的清剿行动提供支持和帮助，其结果是各邦清剿行动步骤和力度不一，为反政府武装灵活运用“敌进我退”的游击战术创造了便利。由于各邦主政者对此三心二意，这类漏洞越发增多。
置身这样的环境，面对这样的对手，无怪乎印共（毛）人民解放游击军被越剿越多，势力和活动范围越来越大，近年还提出了建立根据地的中心任务，并努力将游击战转化成运动战、将人民游击军转变成人民解放军。
（二）印共（毛）等反政府武装在政治理论和社会治理实践方面挑战现行政治秩序
军队战斗力虚弱，各邦政府配合较差，尚且可以通过整顿增强；但假如对手不是打家劫舍的草贼流寇，而是拥有成熟政治理论、能够提供更好社会治理的政治力量，这样的反政府武装就很难扑灭了，印度现行政治秩序面临的正是这样的挑战。
尽管行动不无偏颇之处，而且被印度政府乃至美国政府蓄意污名为“恐怖组织”，将极右武装、穆斯林武装和虔诚军等组织制造的暴力事件和死亡移花接木安到印共（毛）头上，[41] 尽量随着力量壮大不可避免会有投机分子和渣滓混入，但与被印度中央政府乃至美国政府列入恐怖组织的其它党派和武装不同，印共（毛）并非一介草莽，其前身本来就是在相当系统的政治理论指导下问世的，在吸取中国革命成熟理论的基础上，积自身数十年实践之功，逐步发展形成了完整的指导武装斗争的理论框架。2007年1月，印共（毛）在秘密召开的全国第九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指导该党今后工作的五个纲领性文件 —《高举马列毛主义的光辉旗帜》、《党纲》、《党章》、《印度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以及《关于当前国内外形势的决议》。在《党章》中，印共（毛）决心以“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作为其指导思想，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在此基础上，印共（毛）将自己的奋斗目标划分为三个阶段：近期目标是建立一个紧凑的红色革命区域，这个区域从尼泊尔边界到比哈尔再延伸到安得拉邦，同时寻求人民民主；中期目标是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在印度继续开展已在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以“间接统治、剥削和控制”为形式的新殖民主义；终极目标是通过长期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在印共（毛）政治局2009年9月发布的党内通信中，称他们建立的政权组织“革命人民委员会”（janathana sarkars）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以人为本和基于当地资源的新型权力运作模式”；该党在提供更好社会治理方面的许多实践确也令人刮目相看。通称“纳萨尔巴里运动”的印度毛派农民革命战争游击运动兴起于1967年，之所以能够在重重包围之中43年红旗不倒，反而发展壮大，就是因为广大贫苦阶层无以为生、基本人权被剥夺而被逼上梁山，印共（毛）不仅拥有系统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武装，在实践中又实施了减租、惩处贪官污吏、建立“人民法庭”等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让广大贫苦阶层得到了斗争的实惠，并为其控制的“解放区”提供了更好的社会治理。
据中国学者温铁军在其〈印度北方农民运动和“毛派”武装斗争考察报告〉中总结，印共（毛）的方针政策有几个基本特点：迫使地主减租50％，其中一半留给佃农，另一半分给穷人；解除地主阶级私人武装，剥夺他们对群众横征暴敛、欺压无度的工具；他们逼迫贪官污吏交出25~30％贪污所得，大部分用于救济贫苦农民，小部分用于自身开支；他们建立的“人民法庭”能够有效惩处刑事犯罪，特别是在其他地区极其严重的对妇女的暴力和犯罪，在他们的控制区大幅度下降；……在他在印度农村地区召开的座谈会中，上述情况得到了一致公认。[42] 持公正客观立场的印度国内外观察家们都承认，在印共（毛）等毛派组织活跃的核心地带，他们被视为正义与平等的化身而广受尊重和敬畏，在实地考察中，当地不同背景和阶层的受访者一致表示，毛派“人民法庭”的惩罚是正义的，他们只针对罪有应得的罪犯。
不仅如此，印度几乎所有政党都以某些种姓或群体为固定票源，印共（毛）武装和印度其它主流共产主义组织则体现了跨种姓和群体的特点：成员来自各个种姓和群体，领导人一般出身于高种姓和富裕阶层，[43] 但他们与印度众多种姓中的最低种姓群体同甘共苦，没有表现出任何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不管政治立场如何，持公正客观立场的印度国内外观察家们都不能不对这一点表示赞赏。
相反，支持印度政府镇压印共（毛）武装的地主阶级不仅横征暴敛，他们建立的民团对低种姓村民、妇女和儿童的残酷杀戮更是罄竹难书；印度政府机构则是贪污腐败横行，军警扰民成性。印度媒体有报道称2010年4月6日丹特瓦达之战之所以爆发，直接原因就是印度中央警察预备部队前一天在附近村庄抢夺当地农民的鸡和碗而不给钱，当地农民的怨声又很快传到了印共（毛）武装耳里；而根据丹特瓦达之战后以印共（毛）丹特瓦达特区政治局书记科萨名义发布的公开信，印度政府军在扫荡中采用了烧杀抢掠和强奸妇女等暴虐手段驱逐根据地群众，仅此次扫荡中就有十个村庄的76名妇女遭政府军强奸。
支持印度政府镇压印共（毛）武装的地主武装和政府军警杀害、驱逐平民总体情况如何，就笔者所见，目前还没有公开的系统、全面的调查统计，何况印度从来不以社会基础设施完备、政府高效而闻名，几乎大部分统计数据准确性都值得怀疑，媒体报道也不完全。印度报纸对反政府武装的歧视性报道自不待言，由于印度是“民主国家”，所以多年来把持国际舆论话语权力的西方媒体也只报道印度警察和安全部队如何遭到袭击，却不报道他们如何镇压农民（毛派与农民结成一体），遑论报道印度平民在政府军警清剿行动中的死亡人数了。印度知名女作家阿兰达蒂·罗伊在美国演讲中称在近年的清剿中印度已经死亡六万人，[44] 虽然这个数字未必准确，可能夸大也可能不足，但结合多方面信息，可以确定的是，就总体而言，印度平民在政府军的清剿行动中蒙受了可观的生命和财产损失。
两相比较，无怪乎印共（毛）武装不仅在农村和中小城镇基层群众中赢得了广泛支持，而且在高级知识分子、官员等社会中上层人士中也不乏明确的同情者。正由于这一点，印度执政党与政府对印共（毛）的态度颇富讽刺意味：一方面，印度政府明确将印共（毛）列为非法组织并发动了全国性围剿，现任总理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称之为“国内最大安全威胁”，军警部队和各级政府在镇压行动中也不乏极端行为。印共（毛）及其同情者方面指责印度政府每年仅秘密处决的印共（毛）党员、人民解放游击军战士、同情者甚至无辜者就高达600~1000人，到2009年6月共秘密处死近5600多人，这个数字还不包括交战过程中的伤亡和抓捕后经过法律程序的。
另一方面，印度历届中央政府及其执政党深知印共（毛）已经赢得了广泛支持，担心动用野战军镇压印共（毛）武装会导致自己流失草根阶层选票，也害怕会因此戳破他们对外精心炮制的“印度大放光芒”（India Shining）形象，在国内外经济界引发巨大震动，因而一直反对全面动员国防军野战部队打击印共（毛）武装。虽然印度内政部长奇丹巴拉姆于2010年5月提出希望动用国防军野战部队围剿印共（毛），但在6月11日的内阁安全委员会会议上，[45] 总理辛格、财政部长穆克吉、国防部长安东尼等要员均反对奇丹巴拉姆的提议，连派遣野战军建立前沿指挥部、培训警察部队等建议也没有采纳，仅同意雇佣退伍军人参与排雷等部分军事行动。在地方政府层次，决策者们对镇压印共（毛）更不得不三心二意，左右摇摆，因为如上文所述，在印共（毛）武装活跃的邦，多年来主流政党要想竞选获胜就必须赢得毛派支持，至少是不抵制。[46]
这种广泛的支持、特别是基层群众的支持令印共（毛）及其武装力量得到了多方面好处：首先是如同中国革命战争中那样令革命武装如鱼得水，耳聪目明，丹特瓦达之战前政府军一举一动尽在印共（毛）眼里，镇压革命军的政府军则寸步难行，闭目塞听。其次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印度政府，使之无法全面动员野战军全力镇压，尽管印度特种部队等正规军曾先后与印共（毛）武装小规模交手。
既然印度社会阶级矛盾如此尖锐，印度政治却立足于压迫者、剥削者群体的支持，反政府武装又能如此深得民心，那么可以断言，虽然印共（毛）之类反政府武装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太容易夺取全国政权，但印度政府也难以消灭他们，更无法铲除反政府武装“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土壤。印度国内和平将长期面临考验，而可持续发展只能是和平的产物。
五、造就反政府武装的极度贫困和社会不公同样威胁印度内需主导经济增长模式
在“全球经济失衡”成为热门话题的背景下，近年来国内外颇有人认为内需、特别是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较多，这是印度经济相对于中国经济的一大优势。此说流传之广，以至于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先生2006年12月15日借来华参加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之机到中国社科院演讲时，也不忘向中国听众推销印度模式，要求中国“以印为师”扩大消费：“今天中国的GDP约有一半贡献给了投资和为世界其他国家生产净出口，仅有剩下的一半可用于消费，这其中还包括政府消费。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去年中国的消费仅占GDP的38％，比起2001年45％的水平下滑了。根据最新获得的数据进行对比，2004年印度的居民消费占到其GDP的60％。中国的消费占GDP的低比例对应于高比例的国民储蓄率。”印度官方声称印度拥有三亿中产阶级，这种说法也被中国某些学者用作论据抨击中国经济社会的“缺陷”。
然而，且不提储蓄和投资过去、现在、未来都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发展中国家尤其需要具备较强的积累和投资能力方能赶超发达国家，也不说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经常项目顺差是一国宏观经济稳定的关键要素之一，鉴于印度反政府武装兴起壮大的根源在于极度贫困和社会不公，印度自夸的内需主导经济增长模式成色几何，究竟能否与中国相比，殊堪质疑。
（一）低收入削弱了印度消费拉动经济的力量
前文已经提及印度居高不下的贫困人口比重和全部人口营养不良发生率，即使是印度所谓中产阶级，其收入、生活标准和人数也不可与中国同一阶层居民相提并论。印度应用经济研究委员会是印度中产阶级标准的制订和发布者，其发布的印度中产阶级标准是：年均税后收入在3.375万卢比到15万卢比（约合700~3000美元，目前美元对卢比的比价为1兑48.5左右）的家庭即算是中产阶级家庭。按此标准衡量，2001年印度已有六千万个家庭跃升为中产阶级家庭，以一家五口计算，印度目前有中产阶级三亿人。按2000年美元对卢比汇率期末价1兑46.75、2001年人民币兑美元年均汇率为8.2770元近似折算，[47] 人民币1元约合5.6482印度卢比，五口之家年均税后收入5975~26557元便可算中产阶级家庭，换言之，人均税收年收入达到人民币1195元即可算作印度中产阶级家庭。而在2001年同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6859.6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2366.4元，[48] 若按印度标准衡量，估计中国95％以上居民都可算作中产阶级了。2005年，印度应用经济研究委员会的一项报告将中产阶级年收入区间提高到9~100万卢比；[49] 而到2008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达15780.8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4760.6元。[50]
测度亚太区域中产阶级的统一标准中影响较大的是亚洲开发银行2010年度《亚太关键指标》（Key Indicators For Asia And Pacific）报告拟定的亚太地区中产阶级（middle class）标准，该报告将亚太区域中产阶级界定为日均消费2~20美元（按2005年购买力平价折算）者，根据该机构计算，2005年中国人口62.68％列入这一群体，印度这一群体仅占总人口的25.05％，与乌兹别克斯坦、老挝、尼泊尔、孟加拉国国名列该机构测算的亚太区域21国中中产阶级人口比重最低的五国（参见表~3）。进一步考察按这个标准测算的中产阶级内部构成，中国的构成也优于印度。与中国相比，无论是按照绝对人数、占总人口比重还是占中产阶级总人数比重衡量，印度中产阶级中都是划入中下阶层（日均消费2~4美元）者多，划入“中中”（日均消费4~10美元）和“中上”（日均消费10~20美元）阶层者少。
收入水平过低极大地限制了印度居民的消费能力，使之无法为很大一部分（即使不是绝大部分）现代制造业产品提供足够规模的消费市场。按2000年不变价计算，2006年中国人均住户最终消费支出为651美元，印度为374美元，相当于中国的57％；世界平均为3486美元（2005年数据），低收入国家为279美元，高收入国家为1.7238万美元。[51] 按照亚行测算，就作为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最重要消费者群体的中产阶级而言，2005年中、印这两个群体按购买力平价折算的消费额分别为6412.5亿美元和1724.6亿美元（参见表~3），中国是印度同一指标的3.7倍。
表~3：亚洲开发银行中印中产阶级对比，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