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几年来的西方政客和媒体中，中印比较似乎已成“显学”，举凡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个领域，无不被他们拿出来评头品足一番，印度对中国的“瑜亮情结”又推动这种比较越发热门。据称，由于拥有“优越”的民主政体，由于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内需驱动而不是外需拉动，印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远超中国，诸如此类的逻辑在西方舆论和我国国内自由主义者中赢得了相当广泛的认同和宣扬。印度近几年经济增长业绩不错，与中国经济增速差距年复一年缩小，似乎正在验证上述判断；印度高级官员们的言论也越来越自信，有报导称前不久印度财政部发表报告，声称印度经济增速可望在4年内超越中国跃居世界榜首，财政部长慕克吉也预计印度经济不久便可实现两位数增长率。基于这些渲染，不少西方政客和媒体鼓动国际投资者背弃中国投奔印度。然而，4月6日一阵枪响，戳破了印度“繁荣”的画皮，印度中央后备警察部队和恰蒂斯加尔邦警察部队围剿纳萨尔派反政府武装不成，反遭伏击，70多名官兵丧生。经此一役，我们和国际商界对印度发展潜力、商业环境等可以作出更清醒准确的评判，我们国内也可以从中汲取不少教训。　　

这场战斗揭示的首要问题是印度国内社会阶级矛盾之尖锐，远甚于它最希望赶超的国家——中国，更不用说民族和宗教矛盾了。中国一些自由主义人士也给国人描绘了一幅印度贫困阶层享受完全人权保护的美丽图景，据说他们的贫民窟是“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但现实是印度众多反政府武装正是因为贫苦阶层无以为生、基本人权被剥夺而被逼上梁山。纳萨尔派武装兴起于1967年，目前活动范围已经覆盖印度40%国土，其控制的“红色走廊”地区面积广达9.2万平方公里。之所以能够在重重包围之中43年“红旗不倒”，反而发展壮大，就是因为广大贫苦阶层无以为生、基本人权被剥夺而被逼上梁山，纳萨尔派又实施了减租、惩处贪官污吏、建立“人民法庭”等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让广大贫苦阶层得到了斗争的实惠，并为其控制的“解放区”提供了更好的社会治理。　　

据中国学者温铁军在其《印度北方农民运动和“毛派”武装斗争考察报告》中总结，纳萨尔派的方针政策有几个基本特点：迫使地主减租50%，其中一半留给佃农，另一半分给穷人，并解除地主阶级私人武装，剥夺他们对群众横征暴敛、欺压无度的工具；他们逼迫贪官污吏交出25%—30%贪污所得，大部分用于救济贫苦农民，小部分用于自身开支；他们建立的“人民法庭”能够有效惩处刑事犯罪，特别是在其它地区极其严重的对妇女的暴力和犯罪，在他们的控制区大幅度下降……既然印度社会阶级矛盾如此尖锐，印度政治却基于压迫者、剥削者群体的支持，反政府武装又能如此深得民心，那么可以断言，印度国内和平将长期面临考验，而可持续发展只能是和平的产物。而且，印度近年实施的一系列旨在加快经济发展的措施，如建立经济特区等等，在扩大印度制造业产出和出口方面效果不彰，不少特区沦为便利企业和富有个人偷税漏税的“国内离岸金融中心”，却制造了大批失地农民，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　　

在“全球经济失衡”成为热门话题的背景下，近年来国内外颇有人认为内需、特别是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较多，这是印度经济相对于中国经济的一大优势。此说流传之广，以至于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先生2006年12月15日借来华参加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之机到中国社科院演讲时，也不忘向中国听众推销印度模式，要求中国“以印为师”扩大消费：“今天中国的GDP约有一半贡献给了投资和为世界其它国家生产净出口，仅有剩下的一半可用于消费，这其中还包括政府消费。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去年中国的消费仅占GDP的38%，比起2001年45%的水平下滑了。根据最新获得的资料进行对比，2004年印度的居民消费占到其GDP的60%。中国的消费占GDP的低比例对应于高比例的国民储蓄率。”然而，鉴于印度反政府武装兴起壮大的根源在于极度贫困和社会不公，印度自夸的内需主导经济增长模式成色几何，究竟能否与中国相比，殊堪质疑。须知2000—2009年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依次为9.7%、10.1%、11.8%、9.1%、13.3%、12.9%、13.7%、16.8%、21.6%和15.5%，2009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25343亿元，其中对应于可贸易品的批发和零售业为105413亿元，按2009年年末人民币汇率（中间价）1美元兑人民币6.8282元计算，折合15437.89亿美元，相当于当年我国货物贸易出口总额12017亿美元的128%，一般贸易出口总额5298亿美元的291%，中国对外部市场的依赖性并不如同某些人所描述的那样高。　　

通过这场战斗折射出来的问题，国际商界可以更加客观地评判印度投资环境，他们需要拿实实在在的金钱投资去冒险，而不是如同某些媒体那样无需成本信口开河，相信国际资本市场最终也会以某种形式将此纳入对印度的评估。而对于某些人热衷的此类中印比较，特别是那些褒印抑中的“评估”，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无须过分认真。由于印度在殖民地时代培育出了一个讲英语、思想感情与掌握国际霸权的盎格鲁—萨克逊国家接近的统治精英阶层，加之他们大体沿袭了英国人为他们安排的政治体制，在盎格鲁—萨克逊国家主导国际经济秩序和传媒界的格局下，在他们进行的中印比较中，中国方面的任何缺陷都会被成倍放大，印度方面则是任何成绩都会被成倍放大，无论是前几年在西方排行榜上印度上榜治理良好企业、杰出企业家数目远远多于中国，还是西方人对印度的金融体系稳定性、股市给予更高的评价，都体现了这一点。如果从印度独立和我国建国至今西方对两国的评价都验证了的话，印度恐怕应当比我们发达10倍才对。反倒是从这场战斗中折射出来的印度社会问题，我们本来已经通过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造予以消除了，希望不要在“改革”、“土地流转”、“物权”之类旗号忽悠下倒退，以至于贻祸深远，不要为某些资本的局部利益而牺牲整个国家的前途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