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析全球金融危机　维护中国经济安全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杨斌

《中国教育报》 记者刘好光

当前，西方金融风暴正演化成一场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这场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究竟具有怎样的性质？美国通过上万亿美元救市究竟能不能缓解这场危机？这场来势凶猛的危机的深层原因是什么？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有什么影响？ 我们应当从这场危机中吸取哪些教训？记者就此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杨斌。

美国巨资救市难以奏效 中国不应坐视危机升级

记者：当前的金融危机愈演愈，这是自上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以来发生的最严重、危害最大的危机。对于这场危机人们似乎感到很突然，没有想到会有这样一场危机爆发。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场危机？

杨斌：“二战”后西方确实有一个社会改良的时期，那时西方实行的经济政策与现在美国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政策是截然相反的，西方很多国家包括西欧、法国、意大利、韩国等，都实行国有化和金融管制化而不是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对外经济普遍实行保护与开放相结合的政策，很多国家普遍制订政府经济计划，采取与新自由主义截然相反的社会改良经济政策，这些政策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大的金融危机的发生。当时世界各国还普遍实行严格的金融管制化政策，严厉限制外汇、股票、期货等金融投机活动，以确保当时匮乏的的外汇、资金和物资资源，能够集中用于战后经济恢复和重建而不被投机活动浪费。资本主义只是在强大的“冷战”政治压力下，实行社会改良并缓解了社会矛盾，因此“二战”后几十年没有发生类似大萧条的经济危机，但是，随着新自由主义复辟政策的回归，旧自由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弊病必然会重演。

记者：在您看来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与以往相比，这次危机有什么特点？

杨斌：这次金融危机与以往任何一次危机具有截然不同的特点，就是通过所谓金融创新吹起高达天文数字的金融衍生品泡沫，具有摧毁全球经济的巨大能量。金融衍生品坏债其实是脱离实体经济的投机赌博债务，世界各国只有正确认识这种坏债的巨大危害和性质，采取果断措施将其冻结、注销才能化险为夷，否则就像置身于一个巨大的火山或定时炸弹之上，将会不断遭受一轮轮金融海啸的袭击并难逃毁灭的厄运。

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承认资本贪婪是酿成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但是，他竭力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取消政府监管的金融自由化政策，放纵资本贪欲已造成了各种金融投机泡沫的无限制膨胀，美国的金融衍生品规模高达六百八十万亿美元，比较美国十四万亿的国内生产总值高出近五十倍，比较世界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之和还高出十多倍，不断引爆的金融衍生品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引发破坏威力更大的新一轮金融海啸。

记者：为了挽救这场危机，美国前总统布什和现任总统奥巴马先后出台了上万亿美元的救市计划，试图挽救美国经济于既倒。你认为这些救市计划或措施能奏效吗？

杨斌：10年前我写的专著《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中，提出美国面临着整个货币金融体系崩溃的危险，以及由此带来的全球大萧条的危险。尽管美国10年前一直在采取同今天性质类似的救市方案，但是，危险非但没有化解反而不断积累到今天的巨大规模。我在书中举了两个美国救市的例子。1998年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基金面临崩溃，当时美国政府花费了几十亿美元救市，第二年老虎基金濒临破产，美国政府救市的代价一下增加了七、八倍，花费了几百亿美元。现在美国注资救市金额动辄高达成千上万亿美元，美国银行金融体系的问题反而越演越烈，充分表明美国这种挽救危机的办法治标不治本，虽然能取得暂时掩盖矛盾和稳定金融市场的作用，但最终会促使掩盖的矛盾以更加猛烈的方式爆发。

美国注入巨资挽救华尔街金融资本的各种救市计划，本质上是华尔街金融资本挟持政府和公众，为继续获取超额利润进行的一种新的剥削形式创新。美国华尔街金融资本以公众银行存款和养老金等为人质，要挟政府和央行为自己疯狂投机酿成的苦果买单，还以世界各国的外汇储备为人质要挟参与共同救市，收获丰厚赎金的效应已经产生了严重的道德风险。动辄数百亿的救市注资远远超过正常经营收入，美国获诺贝尔奖的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将美联储的抵押贷款注资批评为“以现金换废纸”。

记者：您认为美国的这种救市行为不可能挽救危机，那么，这种救市对中国会有什么影响呢？中国应如何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

杨斌：美国这种救市方式对中国和全世界构成巨大的威胁。近年来中国的出口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困境，原因之一是美国向中国施压迫使人民币升值，虽然我国正在努力稳定人民币汇率，但是美国如此肆无忌惮地印发钞票，本身就意味着美元的剧烈贬值。前两年人民币升值的时候，我国的中小企业还能勉强支撑着，现在外向型企业开始出现大规模垮掉的势头。我国近年来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依靠出口和房地产，现在这两方面都出了问题。倘若美国的这种救市方式再持续下去，会对世界经济包括中国经济产生更猛烈的冲击。

美国财团控制的主流媒体正掩盖这种危机的严重程度，蒙蔽世界人民误以为现在的救市办法能够度过难关，这样可借机堂而皇之地向金融财团输送巨大利益，而不去采取真正能挽救危机但却触动金融财团利益的办法。美国政府和央行不断采取注入巨资的办法救市，将会导致全球经济从“衰退通缩”转变为“ 衰退膨胀”，最终出现经济崩溃与恶性通货膨胀并存的“崩溃膨胀”灾难，导致世界各国拥有的外汇储备蒙受惨重损失甚至化为乌有。

世界各国只有正确认识这场全球危机的性质和严重程度，才能避免被一时蒙蔽盲目乐观而最终陷入无法挽救的悲观境地。中国不应坐视美国金融衍生品的定时炸弹不断爆炸，引发一轮轮金融海啸并且最终导致“崩溃膨胀”灾难，而应主动联合世界各国拆除金融衍生品的定时炸弹，争取不待其爆炸并造成破坏就先行将其全部冻结、注销，金融衍生品债务是脱离实体经济的投机赌债，彻底废除这类债务不会影响实体经济的运行。

新自由主义：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

记者：金融危机的发生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上世纪70年代以来，以里根为代表的美国共和党执掌美国，放弃“罗斯福政策”，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价值观及其经济政策。此次危机与新自由主义政策是一种什么关系？

杨斌：当前美国发生如此严重的金融危机，同新自由主义恢复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有关，可以说，新自由主义是造成今天的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新自由主义认为不受政府干预的金融市场效率最高，从而为格林斯潘推行金融自由化并取消政府监管提供了理论依据。美国获诺贝尔奖的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指出，“华盛顿共识的政策有时也被称为‘新自由主义’政策，它是建立在‘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基础上，是自由放任政策的一种复兴，这些政策在十九世纪曾为当时的统治阶层所竭力推动”，同时还指出新自由主义“是一种与金融界的利益有着广泛一致的意识形态”。

最近，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也撰文指出，“新自由主义是酿成全球金融危机的祸首”，“事实证明，新自由主义及其所伴生的自由市场至上主义,不过是披着经济哲学外衣的个人贪欲”。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也承认华尔街的贪欲是酿成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但是，正是新自由主义致使华尔街的贪欲能享有不受约束的充分放纵自由，结果导致了金融衍生品泡沫膨胀到足以摧毁全球经济的庞大规模。美国金融危机的严重性充分证明了新自由主义的危害性，就连曾竭力主张金融自由化和取消政府监管的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国会议员责难下也被迫承认新自由主义市场理论“有缺陷”，他还称“我不知道漏洞有多大多深，但我对这个事实感到非常沮丧”。有些欧盟国家如法、德领导人开始反思当前的国际货币金融制度，提出主张建立新的布雷顿森林国际金融体系，但是，现在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都是建立在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政策基础上，必须彻底抛弃新自由主义才能革除旧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弊端。

记者：新自由主义在世界上不少国家流行，其造成的危害已举世皆知。我们到底如何认识新自由主义？

杨斌：西方媒体普遍将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全球范围的流行，归之于撒切尔夫人、里根总统等右翼保守派执政后，推动的反对二战后社会改良的“世界保守革命”。英国撒切尔夫人执政后曾明确无误地宣称，其奉行的政策目的是要重新回到“亚当· 斯密时代”，充分暴露了她领导的“世界保守革命”的本质，乃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复辟极端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自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长期以来，在西方国家仅仅是一种边缘学派，其骤然时来运转，首先是因为代表美英垄断财团利益的右翼势力，将其作为了谋求全球霸权利益的战略工具，其次是作为了打击社会改良思潮的意识形态，再其次是作为抨击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

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显示，1980年到2005年的25年间，105个发展中国家平均经济增长率只有0.8%，远远低于二战后社会改良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无论是亚洲、非洲和拉美的发展中国家，还是拥有所谓最权威、最发达金融制度的美国，都证明新自由主义这条路是根本走不通的。

记者：金融危机爆发后，马克思于1867年撰写的分析资本主义的巨著《资本论》，经历了长时间的沉寂后，如今一跃成为西方的畅销书。从政界到商界、学界，似乎都想从《资本论》中找到解决危机的答案。马克思学说在西方的复活说明了什么？

杨斌：《资本论》在爆发金融危机后重新畅销美欧和日本，充分说明人们对新自由主义理论贫乏变得日益失望，同时也重新证明了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强大生命力和预见力。马克思曾深刻分析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引发经济危机的必然性，凯恩斯主义和西方社会改良思潮借鉴了马克思理论，因而有可能缓和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并延缓经济周期。但是，新自由主义全面否定马克思、凯恩斯和西方社会改良，鼓吹私有化、金融自由化和取消政府经济干预，必然加剧贫富两极分化和生产无政府状态，加剧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的基本矛盾，必然重现类似旧自由主义时代大萧条的经济危机，任何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中外学者都不难预见。但现实中大多数中外经济学家未能预见到美国金融危机，恰恰说明新自由主义流毒在全球范围影响之深。

记者：在我国，也有不少人很推崇新自由主义政策，对此，你是怎么看待的？

杨斌：令人遗憾的是，某些中国的经济学家似乎对此茫然不知，至今仍然盲目地坚持着新自由主义的改革观，明确表示赞成“华盛顿共识”的非国有化、全球化和自由化政策，认为“华盛顿共识”政策“是为了帮助解决世界各国的问题的”，是中国推进“改革开放和国际接轨的长期目标”，金融界某些人士称称中国即使在全球金融危机下仍应该加快金融自由化的改革步伐。这是必须引起高度警惕的。新自由主义同马列主义经济理论存在着尖锐对立，盲目信奉新自由主义不仅会排斥马列主义理论作为改革指导思想的地位，而且也会妨碍借鉴相对客观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新研究成果。不排除“华盛顿共识”政策观念的影响，中国改革也没有成功希望。

记者：面对日益严重的金融危机和日益衰退的经济，有人主张帮助美国救市或者到美国去抄底，您认为可以这样做吗？

杨斌：我认为，无论是帮美国救市还是抄底，对中国来说都是万万不可的。因为，美国金融泡沫破灭形成的坏账根本就是一个无底洞，高杠杆投机金融衍生品规模高达数百万亿美元，中国买2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是杯水车薪。如果中国要帮助美国救市，首先得要求美国彻底改变“华盛顿共识”的政策观念，观念变了危机是很容易避免的，但是如果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观念不变的话，任何救市计划都只能暂时掩盖矛盾。此外，中国要做的是，应积极推进改革旧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过程，制止美国用滥发美元的方式挽救金融投机不良资产，这样才能保护持有的外汇储备和美元资产的正当权益。

“经济杀手”：金融政策背后的国家阴谋

记者：前不久，美国情报机构发表报告称，全球经济危机是美国现阶段面临的头号安全威胁，而恐怖主义的威胁退居到了第二位。这一方面说明金融危机的严重性和危害性之程度，另一方面说明美国在吞吃自己酿成的苦果。我要问的是，美国推行的经济和金融政策是不是为其国家战略服务？

杨斌：加拿大作家诺米·克来因所著《休克原则——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提供的大量资料表明，新自由主义同美国政府的国际战略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数十年来，拉丁美洲一直是中央情报局进行经济文化渗透的重点。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美国在拉美推行新自由主义初期遇到很大抵抗，在智利、阿根廷等国都是由中情局策划政变开路，通过大规模暗杀的“肮脏战争”清除社会抵抗，然后在独裁军政权支持下推行新自由主义，充分表明新自由主义根本不是中性的学术理论。

2004年底，美国出版了一本引起轰动的畅销书《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清晰地揭露了美国策划经济金融战争破坏别国的内幕。该书作者约翰·帕金斯的公开身份是经济学家、国际金融顾问，但他实际上是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秘密雇员。美国国家安全局(NSA)是比中央情报局(CIA)规模更大、更秘密的庞大情报机构。CIA和NSA招募经济学家来充当“经济杀手”，然后把他们派遣到跨国银行、金融咨询公司、国际贸易公司、跨国制造企业等。约翰·帕金斯以国际金融顾问的冠冕堂皇身份，穿梭往来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向当地的政府、银行和民间企业提供金融咨询，暗地里却是扮演着美国“经济杀手”角色。帕金斯揭露，“经济杀手”的目标和任务就是采取一切手段，千方百计建立和维护美国的霸主地位。

记者：“经济杀手”一词，使人想起了血刃刀枪的战争。通过“经济杀手”达到控制世界的霸主地位，是不是另一种看不见硝烟的战争？

杨斌：事实上，传统军事战争越来越多为隐蔽的经济金融战争所替代，采用武器越来越多从坚船利炮变成了误导性的经济金融手段，包括经济杀手惯用的经济模型骗术、游说公关、贿络等；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提供的经济援助和贷款，美国政府和国际权威机构达成并竭力推荐的“华盛顿共识”，特别主张取消政府金融监管的金融自由化政策，诱迫发展中国家盲目开放为国际热钱进入的大门，通过培育泡沫经济蓄意酝酿金融危机，趁机打击和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金融命脉，等等。由于美国花费大量金钱作为隐蔽经济、金融战争的伪装，通过各种基金会慷慨资助文化交流和经济研究项目，人们很容易误以为当代资本主义已改邪归正发生本质性变化，列宁关于帝国主义、金融寡头和战争的理论已过时了。实际上，倘若人们揭开经济杀手和国际货币基金提供贷款援助的伪装，认识到国际货币基金推荐的所谓规范改革方案和贷款援助，其实就是当代美国谋求全球霸权的软战争武器，隐蔽经济金融战争乃是当代帝国主义谋求霸权的新战争形式，也是垄断资本谋求超额利润和掠夺财富的新剥削形式，就会更加体会到马列主义理论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记者：西方有的人将这次危机的原因归于中国的高外汇储备和高储蓄率，指责中国应对这场危机负责。你是如何看待这种观点的？

杨斌：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当年就制造了中国高储蓄影响美国经济的论调，为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后将罪责推脱给中国埋下伏笔。２００５年美国大金融财团深知次贷泡沫繁荣正逐步走向破灭，就加紧施压中国推行金融自由化并推销各种有毒资产，通过施压中国金融开放，打开输出、转嫁金融危机的大门。美国财长、前高盛总裁保尔森指责中国存在“反金融改革力量”，策动公关力量压制中国反对金融自由化的声音。直到美国金融危机猛烈爆发后的今天，美国政府高官还竭力将金融危机的责任推脱给中国，警告中国不要背离金融自由化的改革道路，指责中国操纵汇率并继续施压迫使人民币升值，高盛雇佣的经济学家还公开撰文表示中国不应放弃金融自由化和资本主义改革道路。

金融自由化是美国推荐的危害性极大的误导政策，稍微受其影响就会产生极为致命的恶果。普京在国际政治上对美国保持高度警惕，但误将金融自由化看作中性的经济政策，结果深为私人企业、银行欠下的五千亿美元外债拖累。东欧国家更因金融自由化丧失了金融主权和银行控制权，现在正面临着整个国家陷入破产的危险局面。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困境充分说明新自由主义的代价绝不是“短期阵痛”。中国金融改革必须排除新自由主义的干扰和误导，绝不能以金融自由化作为深化金融改革的方向。

记者：你对中国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有何建议？应采取怎样减少外来冲击并维护中国经济金融安全？

杨斌：中国应联合世界各国，要求美国抛弃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政策，恢复西方社会改良时期严厉打击金融投机的政策，拆除不断引爆的金融衍生品定时炸弹，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很快就可以得到有效遏制。社会改良政策是西方曾有效遏制金融危机的真正成功经验，事实表明新自由主义是频繁引发金融危机的失败教训。

保护我国现在持有的外汇储备和美元资产价值。中国应联合世界各国，要求美国停止无效的注资挽救金融赌债的做法，采取措施有效保障世界各国拥有的美元资产价值，如果现有外汇储备和美元资产价值受到威胁，中国必须考虑相应的制裁筹码。许诺购买美国国债或称其为中国的唯一选择，就会鼓励美国滥发美元威胁中国外汇储备，丧失同美国谈判以维护中国利益的有力筹码。

全球金融危机面临扩散和升级的危险形势下，我国银行存款面临着坏账增加和输入通货膨胀两方面的威胁，应趁通货膨胀压力暂时缓解的有利时机，尽快制定和出台人民储蓄存款保护和保值制度。倘若中国没有明确的人民储蓄存款保护和保值制度，一旦国际形势恶化导致美元急剧贬值和恶性通货膨胀，迟疑、商讨之间人民的储蓄存款转瞬就可能化成泡影。

维护中国金融安全的着眼点不能局限于金融领域，必须落实到确保中国的产业安全和主要贷款企业的正常运转，众多产业遭受全球经济衰退冲击必然危及金融安全。中国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升级和出口造成更大冲击的危险，应准备更加强有力的刺激经济预案，并考虑借鉴比罗斯福新政更为有效的局部动员经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