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与资本主义发展模式
刘林海
《国外理论动态》 2008年第3期
美国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在美刊《每月评论》2007年5月号发表题为《帝国主义世界体系——50年后看保罗•巴兰的〈增长的政治经济学〉》的文章。福斯特结合马克思和巴兰关于第三世界国家的相关论述，对照近50年来的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指出发展中国家在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大国控制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下不再可能沿着资本主义道路得到发展，它们必须采取另外的发展方式。文章内容如下。
今天占主导地位的帝国主义世界体系概念意味着中心对边缘实行极端经济剥削，并由此造成穷国和富国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这种含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见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的。这种观点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随着50年前保罗•巴兰《增长的政治经济学》的出版而出现的。巴兰的著作有助于启发马克思主义者的依附论和世界体系理论。但巴兰的贡献核心在于以一种新的方式审视资本主义。半个世纪过后，重要的问题是，这种新方式是什么？它与当时流行的主导观念有何区别？我们对资本主义认识的进一步变化有哪些是必要的，是对20世纪中期以来变化了的历史条件的反应？
经典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关系在世界范围扩展的认识常常被表述为一种粗略的线性发展阶段理论。这类解释经常会引到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里的著名篇章。马克思在其中试图向其德国读者解释，尽管其分析是以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列颠为基础的，但它注定会适用于德国。马克思在这里引用了罗马诗人贺拉斯的话：“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资本论》，《马恩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8页）第二和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则把它视为适用于一切历史条件的普遍规律。
然而，马克思本人却在其他历史情境下指出了多样的发展道路。马克思曾经论述新的国际劳动分工把世界上的一部分地区变成农业国并向工业国供应原料的情况。他在19世纪60年代及其以后的著作中，详细讨论了我们现在称作依附状况的那种强加给爱尔兰和印度等国的状况，他在1882年俄文版《共产党宣言》的序言中，描绘了一幅世界革命从基本上是边缘国家俄国开始的图画。他在给维拉•查苏利奇的信中提出了以俄国农村公社为基础的革命有可能绕开资本主义的观念。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最著名的是列宁和卢森堡，他们在分析资本主义时，也承认某些方面的依附和非线性发展。
巴兰与不发达
承认有一个更为基础的发展问题——我们现在所说的“不发达的发展”，这种观点即便是在社会思想家那里，也是慢慢才出现的。的确，欧洲国家在资本主义初期的几个世纪里殖民了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但是经济发展方面系统的、持续的差异并不像后来那么明显。19世纪30年代即马克思的少年时代，第三世界国家占工业潜能的60.9%，到了19世纪60年代即《资本论》问世的时代，这一数字下降到36.7%，到1953年即巴兰写作的时候，则降到6.5%。中国占世界工业的比重在1800年为33.3%，1900年下降到6.3%，1953年则降到2.3%。正如历史学家大卫•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指出的：“20世纪的第三世界的含义在1750年并不存在，当时的第三世界国家占全球工业产品的75%。到20世纪末，还不到15%”。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殖民体系崩溃，新的国家迅速出现。在冷战的压力下，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有必要保证这些新获得自由的国家的发展。1949年的中国革命对资本主义体系提出了重要挑战。一套全新的发展经济学和政治—社会学现代化理论出现了，取代了旧的殖民文明话语。
二战后初期最著名的关于发展的主流著作是W.W.罗斯托（Rostow）的《经济发展阶段》，它有一个很醒目的副标题——《非共产党宣言》。罗斯托描绘了所有国家必经的5个发展阶段。（1）传统社会，（2）起飞的前提条件，（3）起飞，（4）走向成熟，（5）大众高消费阶段。起飞的前提条件阶段和起飞是关键阶段，前提条件为工业革命奠定文化和技术基础，起飞则是储蓄由5%增加到10%。罗斯托认为，通过西方的文化、知识和资本的扩散，起飞的条件可以加速形成。
保罗•巴兰的《增长的政治经济学》对这种主流观点提出了挑战。他提出，帝国主义向不发达国家渗透的方式毁坏了它们早先的社会构成并扭曲了它们后来的发展，造成了持久的依赖条件。根据这种理论，不发达国家在国际劳动分工中体系性地从属于发达国家。巴兰当然不是最早提出这种理论的人。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中已经有这些观点的蛛丝马迹。秘鲁马克思主义者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José Carlos Maritegui）在20世纪20年代发展了这些观点。20世纪40年代末的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和20世纪50年代的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UN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则是自由主义的拉美依附论的系统发展者。
巴兰对有关发展的资产阶级经济意识形态进行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批判，但同时也偏离了早先的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先入之见。他追问道：“为什么在落后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沿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出现进步，而这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史上是显而易见的？为何向前的运动要么非常缓慢，要么根本就没有？”在亚洲和欧洲，前资本主义秩序在近代初年就已经“解体和衰退”，发展运动的总体方向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巴兰认为，如果不是帝国主义影响的扭曲，那么事情就会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资本论》，《马恩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8页）
不过，令人眩目的事实是，处在边缘的民族和领土并没有沿着自治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前进。巴兰的答案是，这是由“西欧自身发展的性质……西欧资本主义渗透到外部世界的影响所决定的”结果。这种渗透并非在所有地方都是一样的。它有两种形式：（1）欧洲在美洲和澳洲定居殖民地类型的渗透，其结果是自治的发展，（2）拉丁美洲、非洲、亚洲类型的渗透，这些地方有着更为广大的、大众化的和常常更为发达的本土文化。西欧各国在这些地区直接或以贸易为遮羞布进行掠夺，在它们渗透的地区掠得大量财富，导致资源的洲际流动，对从属地区造成巨大伤害。这些“捐赠”国家的经济培育了欧洲的工业革命，而它们自己却被置于制度性的不发达状态。资本主义向边缘地区扩张的性质本身以及自我永续的帝国主义世界制度的出现，为发展竖起了巨大障碍。
巴兰分析的力度源于他引入了经济剩余的概念，以便反击主导意识形态的老调重弹，诸如认为缺少资本和技术知识以及人口过剩是不发达国家经济表现不佳的原因。巴兰是从某一特定经济下的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差额来定义经济剩余的。他引入了三种具体的经济剩余概念：实际的经济剩余、潜在的经济剩余和计划的经济剩余。实际的经济剩余是“社会的实际的当前产出与其实际的当前消费之间的差额”，这是经济理论中通常所谓的剩余或储蓄。在这种意义上，实际实现的剩余在发展中国家是非常小的，导致出现资本短缺或用来投资的剩余或储蓄的持续性匮乏等观念。
与此相对，潜在的经济剩余被定义为在一定的自然和技术环境下，借助于可利用的生产资源所可能生产出来的产出和所谓的基本消费之间的差额。实际的和潜在的剩余的区别在统计方面的线索有：（1）社会的过度消费，（2）非生产性工人的存在导致的产出损失，（3）现存生产机构中的非理性及浪费性组织的存在导致的产出损失，以及（4）公开或隐蔽的失业导致的产出损失。问题的关键在于，虽然不发达国家的实际剩余通常很小，但通过一系列激进的社会再组织可以动员起来的潜在的经济剩余却常常是巨大的。
计划的经济剩余则指处于非常不同的形势下的社会主义。它是指在有计划的对所有可用生产力“最优”利用的条件下，在历史上形成的既定的自然和技术环境下，可实现的社会“最优”产出，同某些经过选择的“最优”水平的消费之间的差额。有计划的剩余可能比潜在的剩余小得多，因为最优的产出可能比潜在的产出小得多，而最优的消费却比“基本消费”大得多。计划性的剩余被视为一种理性的“保护人和自然资源”的科学政策。
巴兰承认不发达世界的条件差异巨大，但同时认为这些国家还是有共同之处的。它们的共同特征有：（1）经历过帝国主义的渗透，（2）人均收入和经济发展水平低，以及（3）由殖民主义或帝国主义而致的相同的内外发展障碍。因为所有这些国家都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要实现急速赶上的目标，只有工业起飞是不够的，还要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实现8%—10%的年均经济增长率（美国在19世纪80年代下半期为8.6%，俄国在19世纪90年代为8%，日本在1907—1913年为8.6%，苏联在1928—1940年达到两位数），而不是历史上平均的3%。
巴兰进而分析了控制不发达国家社会潜在剩余的使用和滥用的阶级和帝国环境，他称之为“落后形态学”。他在这里集中关注的，是潜在剩余的四个主要泄漏点与不发达国家社会的主导阶级（及阶级内部）结构的关系，主要集中在：（1）半封建地主阶级，（2）各种商业利益集团和各种金钱放贷者的增加（3）严重依赖外国企业的小的、实行垄断经营的工业资产阶级，（4）外国资本，（5）国家。这样出现的整个被扭曲的阶级结构倾向于浪费：富人进行奢侈消费，对生产的不合理的、浪费的组织和长期失业造成产出损失和对剩余的不当配置。国家机器经常被这些体现寄生性的阶级关系的发展所扭曲。巴兰指出，“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一个由富有的买办、强权垄断者和大土地所有者组成的政治社会联盟致力于捍卫现存的封建—商业秩序。”不发达国家中居于统治地位的人倾向于把他们掌握的大部分剩余投资到国外，作为防备国内货币贬值的屏障或作为拥有者在国内社会或政治动荡时全身而退的储备金。因此，动员剩余用作新的投资就处处受到阻碍，导致出现可怕的经济形势和贫困恶性循环地扩大。
边缘资本主义国家的脱节性的外向型经济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它满足外国资本和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的要求而不是满足其自身的内部需要。这种依赖的形势多种多样，包括把剩余汇给在国外的外资投资者，以及由跨国公司对一些剩余进行再投资。巴兰写到，从其经济的利润回报或由外国投资者抽取的利润数量来看，不发达世界在整体上已经持续不断地把一大部分经济剩余以利润和分红的形式输送到发达的国家。然而，更加糟糕的是，对于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很难说下面哪一种情况更加邪恶：是外国资本卷走它们的经济剩余还是由外国企业对其进行再投资。
此类投资通常指向的是出口经济，是围绕出口原材料或半成品的农产品、矿物及其他初级商品而展开的，这容易削弱而非增强不发达国家的内部发展联系，因此会阻碍任何可能的“投资雪球效应”。
虽然第三世界经济的某些部门的剥削率非常高，但这是以低工资和非常高的失业和不充分就业状况为基础的，这意味着该经济体的国内市场基本是不存在的。典型的不发达国家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附属物”，它阻断了对生产出来的经济剩余进行合理的分配乃至保留。贪婪的帝国主义仅仅为了追求资本的积累，大肆掠夺，毁坏了不发达国家土地再生产的条件，造成生态毁灭，其规模远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自己环境的毁坏。
帝国主义和不发达国家的辩证关系在主要的第三世界资源出口国家表现得最明显。巴兰就当时委内瑞拉的情况写道：“在当前的公司支持的专制统治下，花在经济发展上的钱比政府掌握的钱要少得多，而且这种花销的目的不是由委内瑞拉人民的最佳利益来决定，而是由国外资本的要求来决定。”
那些第三世界国家试图通过对立性国家机器的增长摆脱这个陷阱，其目标是按照民主或者独裁主义的路线动员潜在的剩余以求发展，但它们面临着美国和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直接或间接的干涉。美国为了帝国主义阵营的利益，经常通过公开或隐蔽的军事干预阻止它们的发展，无论挑战是来自民主运动或国家（诸如委内瑞拉、危地马拉和英属圭亚那）、土著民众的斗争（肯尼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还是民族主义—独裁主义政府（伊朗、埃及、阿根廷）。“行动杀手”因而强化了“行动扼杀”，死死地把不发达国家固定在原来的位置上。不发达国家庞大军事开支的浪费恰恰是帝国主义控制体系的一部分，其主要目标是便于买办政权压制国内民族，而不是防止外来的危险。
巴兰指出，这确实有点希腊戏剧的悲剧色彩。在希特勒的灭绝集中营里，牺牲者在被纳粹屠杀之前被迫给自己挖掘坟墓。在不发达国家的“自由世界”里，人们被迫用一大部分本来能使他们摆脱污秽和疾病现状的钱财去维持雇佣军，后者所做的是为他们的帝国主义主子提供炮灰，支持政权永保这种污秽和疾病的现状。
巴兰确实考虑过某些国家有可能沿着日本明治国家勾勒的独裁主义—统制主义（他认为纳赛尔的埃及是可能的候选国）或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他指出尼赫鲁的印度有这种可能性，假如该国能够沿着打破强大的资本主义依附的路线动员其剩余）的道路发展。但这些道路在不久的将来得以成功并取得经济飞速发展的机遇非常不好。原因在于整个体制是对抗这些可能性的。他写道：“我们这个时代帝国主义的主要任务是阻止——如果不可能阻止——或减缓并控制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此类的减缓和控制意味着这些国家将被保留在资本主义阵营中，并继续从属于帝国主义的剥削和统治。
巴兰指出，非常需要作出更加革命性的回应。在不发达国家里，实际与可能之间的差距非常大。其结果大为不同：无底的污秽与体面的生存，可悲的无望与欢快的进步，数亿人口的生与死……要在不发达国家取得经济与社会的进步，建立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的确不可或缺的条件。中国是这方面最好的例子。
《增长的政治经济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并引发了拉美马克思主义的和激进的依附理论分析的突飞猛进，古巴革命更是促进了这一理论的发展。
虽然依附理论经常被缩小为一个无力的论点，遭到主流发展理论家和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的严厉批判，并经常被宣告死亡，但巴兰和其他人引入的“第三世界主义者”对帝国主义的深层批判却一直持续到现在。
20世纪70年代对依附论的最初批判指出了巴西、墨西哥和东亚的“经济奇迹”。20世纪70年代，对一些人来说，依附论一度似乎遭到了经济发展的强力反驳。当20世纪80年代由依附理论的自由主义流派倡导的进口替代工业化被认为遭到失败时，依附论也被认为在这一点上失败了。与此同时，众多的革命失败了，这意味着激进依附分析极力鼓吹的切断与帝国主义体系的联系，在这个时期实际上是不可能的。随着世界经济整体停滞的重新出现以及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金融化的高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成为霸主，取代了激进观点。
新的巨大差距
虽然在意识形态上离开了依附理论，但巴兰和其他人引入的对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总体批判——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系统地、持续地剥削位于全球等级最底端的国家——还是得到历史进程的强有力支持。如果说“二战”后立即到来的增长期在短期内使得水涨船高的话，那么很明显这种状况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已不复存在。第三世界的债务危机在20世纪80年代初全面爆发，那时候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导致美国实际利率的急剧上升，从而给南半球的债务依赖国带来灾难性后果。对拉丁美洲的发展来说，20世纪80年代是“迷失的十年”。非洲经济则一落千丈，没能恢复。
东亚的部分地区持续快速发展，特别是7个国家或地区（中国、中国台湾、南朝鲜、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的增长率在1973—1999年间平均为5%。在世界经济整体放缓的同时，这些经济体却在加速发展。所有这些高速增长的经济体都能够动员潜在经济剩余，因而能够启动高水平的投资。但这些国家或地区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资本主义的市场决定的发展道路，试图创造更为统制主义的发展模式，包括中国、韩国、中国台湾。中国从革命中崛起，韩国和中国台湾则凭借其作为美国遏制中国、称霸太平洋的关键前哨国的地缘政治因素，获得发展。
这样，一个新的增长极在亚洲开始出现，冲破了亚洲的世界经济边缘地位的境况，尽管没有完全打破它。印度是新起之秀，其人均经济增长率在20世纪90年代首次突破3%，但仍然表现出持续的不发达状态。
随着亚洲经济体在20世纪80和90年代不断向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中心的帝国主义金融体系开放，它们发现自己的金融依附状况严重，非常脆弱，这在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展现得一览无余。
可悲的事实是，尽管有一些有限的成功，在巴兰的《增长的政治经济学》出版后50年的今天，世界经济的中心—边缘的总体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加大了。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说：“世界各区域之间的等级自从亚当•斯密时代起始终没有改变，但它们之间的收入差距已经加大了。”从过去的两个世纪来看，“富裕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能够甩开其他国家，非西方国家能够赶上的只是个别特例。”1820年最富和最穷国家的人均GDP比为3∶1（保尔•贝罗什［Paul Bairoch］的估算为2∶1），但到1992年已经上升到72∶1。
米拉诺维奇指出，世界发展在过去25年里最为显著的事实是“西方作为富人俱乐部的地位”得到强化。与此同时，“非西方国家赶上的希望被击碎”。为数不多的由不发达步入富裕或准富裕状态的国家或地区，从人均收入的角度来说，1960年到20世纪末只有韩国、中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如果说在资本主义垄断的“黄金时期”世界富裕地区和贫穷地区的人均收入差距从15∶1降到13∶1的话，到20世纪末，又加大到19∶1。20世纪60年代以来，非西欧、北美和富裕的大洋洲国家（WENAO）的国家已经被清洗出富裕国家的竞争者行列，造成了一个“向下流动的世界”。与之相伴的还有一个急剧膨胀的“第四世界”，即那些在现有条件下，没有真正的发展希望的国家。
毫无疑问，中心与边缘之间不断加大的差距是帝国主义世界体系整体动力学的一个结果。阿明（Amin）指出了由中心保持的五种垄断来解释出现这种差距的原因：（1）技术垄断，（2）对世界范围的金融市场的垄断控制，（3）对地球自然资源的垄断利用，（4）对媒体与通讯的垄断，（5）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其他先进毁灭方式的垄断。此外，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国家还直接或者间接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和世贸组织（WTO）施行权力。资本主义全球化进一步侵蚀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民族国家发展的可能性，造成不发达国家日益依赖由既得利益国家控制的世界市场的局面，世界金融更是如此。正如在巴兰的时代，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严重依赖初级产品的出口。在拉美所有国家的出口产品中，这类初级产品占大多数。边缘经济的脱节因而一直持续到现在。
资本主义运动的规律主要是从体系的中心发出的，周围是一个卫星轨道。20世纪7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增长率在整体上都放缓了。巴兰和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在《垄断资本》中主张，发达资本主义经济有停滞的趋势，仅靠着军事消费、销售努力和金融的增长勉强拖延时日。而在20世纪70年代初，各种刺激因素已经式微，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年人均增长率从1950—1973年的3.7%下降到1973—1998年的2%。停滞的重新出现，使得大量的剩余无法找到有利可图的投资出口，培育了发达资本主义和世界经济的金融化。缺少了“实在的”经济投资机会，金钱资本开始寻求投机性的金融出路。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资本主义的重心向金融资产和金融投机的积累转移，这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增长的中心现象，这需要一个更加强有力的世界剥削体系，同时使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问题更加复杂。不发达国家被迫向着更加不平等的方向调整经济，但并没有产生预期的增长。新自由主义体制的目标并不是生成发展，而是要创造“新兴的市场经济”以增大世界的中心的资产积累。其结果是经济剩余加速从穷国流向富国。2007年3月25日的《纽约时报》报道说，根据联合国的统计，2006年穷国向富国转移的净资本是7840亿美元，2002年为2290亿美元。即便像撒哈拉以南非洲最穷的国家，现在也成了向富国输出金钱的国家了。
停滞的开始还与美国霸权的衰落相一致，因为美国丧失了一些原先的生产优势，不再是世界制造业的统治者。为了应对这个挑战并利用苏联解体留下的地缘政治真空的良机，华盛顿已经试图利用军事手段重新恢复并扩大自己的权力，更富侵略性地干涉第三世界以及原先苏联的势力范围或其边缘地区。尽管哈特（Michael Hardt）和内格里（Antonio Negri）在2000年出版的《帝国》一书中还把越南战争描述为最后一次帝国主义战争，但美国战争机器卷入阿富汗和伊拉克，并在全部处于边缘的三大洲进行扩张，这些都驳倒了他们的说法。当前美国侵略性大战略的一个关键动机在于，在一个资源日益短缺的时代控制重要的战略资源（尤其是石油）。
第三世界新复苏的起义是所有这一切的后果。帝国主义战争机器试图控制伊拉克，遭到民族主义者和宗教势力的激烈抵抗。拉丁美洲是寻求替代的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阵地，尤其在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古巴则出现了社会主义的复活。南非出现了反抗经济和生态种族隔离的民众抵抗运动。全球正义（反全球化）运动在世界范围内持续发展。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体制处处受到攻击。
巴兰曾套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一般批判。
［刘林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