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全球化陷阱 重树独立自主
——专访美国摩根大通银行副总裁黄树东
2010年04月14日 《董事会》
文/特约记者 丛亚平
如果说30年前，是过于封闭让中国经济增长停滞不前的话，那么30年后的今天，却是过度开放和缺乏保护让中国难以从不可持续的 “增长陷阱”走出来，无法走上产业升级和独立创新之路。中国的精英们，再不能像总担心赶不上时髦的乡下孩子一样，不断地变幻打扮追潮流，用别人的眼光打量自己，唯恐不被认同，却没有发现不知不觉中已丢失了自我，找不到自己的根基和回家的路。
在本刊酝酿“十二五”规划的封面报道之际，恰逢美国摩根大通银行副总裁黄树东先生回国探亲，记者借机对其进行了专访。数小时的访谈中，这位进入美国金融界高层的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满怀强烈爱国情怀地道出美元主导下的全球化真相，直陈中国摆脱陷阱之道。他一再强调，中国必须丢掉幻想和妄自菲薄，调整出口导向战略，将更大的注意力放在内向结构调整和内需发展上，走自强不息和独立发展之路，除此别无他途。
全球化：美元霸权的“秘密武器”
《董事会》：进入2009—2010年，中国在后危机时期的国际经济交往中频遇全球化逆流，裹挟着强烈政治意图的不合理贸易制裁、汇率政策干涉等现象屡见不鲜。在中国成为世界外汇储备头号国、美国国债主要购买国的情况下，如何认识博弈加剧的现阶段全球化实质？
黄树东：出口战略或者贸易盈余战略，曾经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大英帝国、美国都曾是世界工厂，拥有大规模的顺差。由此许多人迷恋上了出口导向，迷恋上了全球化，庆幸在全球化的体制下，中国不通过战争就可以大量进入海外市场，创造大规模的贸易盈余和顺差，认为这是一条和平崛起的道路。但中国这个世界加工厂与英美最大的不同是，英美“世界工厂”都建立在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和产业群的基础上，居于全球产业链的制高点，而中国则处于没有核心技术的产业链底端。
20世纪70年代至今，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在美国的多方推动下成了统治世界的意识形态。美国理想的世界模型是一个金融贸易自由开放的世界体系，资本货物要素能在国际间自由流动。在那个世界体系里，民族国家对自己经济的保护，各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经济中公共产业的成分都将被压缩到最低限度；美国在其间起主导作用，其金融体系作为世界金融体系的中心在制造财富分配财富的过程中起支配作用。在这个体系里，国际分工有一个巨大的特点，那就是发展中国家向美国出口资源货物和服务，而美国则向世界各国出口美元、金融产品，以及不影响美国安全与竞争力的低技术。美国通过玩弄金融手段，把全世界的产品和财富吸来为己所用。
可见，新自由主义并不是什么“普世价值”，它只对拥有强大资本并能操控美元及资本的一方有利，而发展中国家在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推动下，被解除了保护层和独立发展的空间，重新被置于受剥削和被控制的境地。全球化是美元“制度寻租”的基础，是美元霸权的经济支柱。全球化的实质是美国利益的强化，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利益的彰显，其背后推手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和资本利益。
《董事会》：披上美元外衣的金融全球化如何达到某些发达国家剥削、控制的制度寻租目的？
黄树东：以新自由主义理论推动全球化，以贸易全球化推动金融全球化，通过金融全球化形成了一个以美国金融体系为中心的世界金融体系。这个体系凌驾于其他国家的政府之上，成了没有边界的帝国，美联储成了全世界的中央银行。这种金融帝国，成了美国霸权的一根重要支柱。在这个金融体系中，国际资本的流进流出不再主要由民族国家的政府决定，而是由国际金融资本决定。民族国家被国际金融资本边缘化。金融资本主义开始重新居于统治地位。
金融越全球化，资本越自由流动，金融资本的统治越强，美国金融机构的权力越大，发展中国家在金融上就越从属于金融资本。金融全球化改变了美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金融全球化的结果，是民族国家金融主权部分丧失。国际金融资本在资本自由流动中拥有越来越多的决策权，而发展中国家政府则越来越被边缘化。金融资本的投机性质和金融资本自由流动的权力，极大冲击着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稳定，导致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出现危机倾向。而这种危机倾向又迫使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实施出口导向，进一步走向美元循环和恶性循环。因此，全球化是一种剥削体制，导致发展中国家的“虚拟增长和发展抑制”，使出口导向与内向发展竞争资源，导致发展受抑制、被掏空，大量产业、行业被外资所控制。这是民族之痛。
《董事会》：如此说来，全球化成了一场强手消灭、剥夺对手的经济战争？
黄树东：他们即使不这么说，实际上每天也都在这样做。美国为了走出这次经济危机，为了避免长期的停滞，必然选择保护主义和美元贬值。而受到保护主义打击最大的就是对美国依赖最深的国家和经济体；受美元贬值损失最大的就是拥有美元储备最多的国家。而这两种情况对中国都非常不利。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提出要实现国际经济的“平衡”，实际上就是已对中国宣战，意味着美国将对中国实施他们20世纪90年代初曾对日本实施过的经济战争，对此中国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全球化不承认国家的特殊性。在全球化的博弈中，所谓“平等自由的竞争”是不存在的。强权处于攻势，希望世界开放，希望它的实力运作和利益扩张没有国界的限制，希望利用自己的强势吸尽世界财富，希望其他国家的主权不要来干预它吸财的自由；而弱者处于守势，需要自我保护，希望自己的利益受到严格的捍卫，自己的主权受到严格的尊重。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强权和弱国共赢的自由，以及体现这种自由的经济政治体系。
世界越开放，竞争越自由，强权就越能攫取更多的权力和利益。一个开放的世界，符合强权的利益。不同国家发展战略应由每个国家自身的国情决定，有多大实力就有多大的开放。而全球化则推销同一个世界、同一种价值、同一种体制，认为全球化是世界不同国家走向繁荣的唯一道路。在这种“同一”的背后，是提倡这种价值和体制的强权利益。强者可以任意挥洒，弱者只能任人宰割。全球化已经成为特殊集团推销自己利益的工具，是强权实行国家博弈的手段。
“出口导向”误区
《董事会》：您先前提到，全球化、出口导向和金融自由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是虚拟增长和发展抑制，如何理解？
黄树东：在推行出口导向战略的经济体内，出口增长和内需发展进行着激烈的资源竞争。出口导向把经济资源从发展中国家导流出去，形成漫长的大规模的经济资源流失。在有些国家，由于政府推动偏好出口增长的政策，出口产业在这种竞争中占据优势，内部发展往往在竞争中失败。在出口高速增长的阴影下，内部发展得不到足够阳光。结果，出口的增长远远高于GDP的增长，越来越多的经济资源被出口产业占据，并在政策上享有越来越大的优惠(如出口退税等)，越来越多的产出为别人的市场所控制，越来越大的经济份额因别人的需求而存在，而内部发展获得的资源份额越来越小，最终陷入出口过度增长与内部发展严重不足的恶性循环。跑在别人市场轨道上的出口产业，已经不再是自己国家经济发展的引擎，而是以内向发展为代价的流失，自身产业实力相对下降。
而当出口导向产业主要是建立在“来料加工”基础上的“世界产业链底端”时，这种发展抑制就更加严重。比如世界计算机产业，跨国公司处于产业链的顶部，控制着开发、核心技术、核心部件、产业发展方向和专利等，中国实施装配，成为依赖廉价劳动力进行简单装配的基地。中国装配的计算机越多，微软等跨国公司越强大，核心技术越发展，而中国处于产业链底端的位置便越被固化，中国科技产业的创新发展便越被抑制，中国内部产业链越发扁平化，产业升级更加无望。
虚拟资本(外汇储备)的增值也导致实体经济抑制。推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因素是实物资本的积累、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开发。中国出口的高速增长，带来的是外汇储备高速增长。然而外汇储备不能为我所用，几乎全部回流到了美国，白给美国用，而美国通过美元贬值等手段让中国外汇资产的实际购买力逐渐消亡，这种虚拟资产(美元白条)越多，国民储备的流失越多，实体经济投资和人民福利就越少。
《董事会》：按这么说，从十多年前开始，中国全球化战略的实施又走到另一个极端？我们注意到，在资本密集型产业过载发展的情况下，很多地方政府相关的对外招商引资仍旧乐此不疲，而一些了解中国情况的英美人都说“中国是过度开放了”。
黄树东：反思中国三十多年来，不是开放少了，而是保护少了，没有在开放中保护好自己。中国开放三十多年，能开放的几乎都开放了，或者即将被开放。中国在出口导向政策引导下，建立了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然而中国市场的开放为中国引入了核心技术了吗？中国能用巨额的外汇储备买到核心技术吗？答案是否定的。
客观地分析一下，在所有开放的领域，中国曾经建立的自有技术几乎全面丧失，而且都是在“引进、合作”的口号下丧失的。中国现在能够更上一层楼的，都是那些受到保护的领域(如航天、核武)。我们那些真正奠定中国战略实力的技术和产业，哪一样不是在当年“闭关自守”的情况下从无到有，并在三十年来的开放过程中受到严格保护才发展起来的！中国在建国初期从无到有，在极短的时间内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有了自己的汽车，电子工业。然而今天，我们的国土成了世界汽车博览会，我们的计算机产业成了世界装配车间！我们的核心技术和优秀品牌呢？
有人讲“中国越开放，越安全，越强大”。不分条件？不看后果？这种绝对化的、几近迷信和崇拜的观点一定要破除。难道要不惜任何代价进入“国际农贸市场”吗？哪一个农民愿意进入一个“打白条”的“农贸市场”呢？持这类开放观点的人至少应当向农民学习。
《董事会》：这是否表明，我们已经落入了出口导向的误区，或者说全球化的陷阱？
黄树东 ：谁若不能感受全球化的魅力，请到中国沿海地区走一圈；谁若不能理解全球化的残酷，请到中国内陆和农村走一圈！沿海地区那些摩天大楼同中国内陆和农村30多年失修的农田设施之间，有一条无形的线。富裕和贫困、繁荣和凋敝是全球化创造的一对双生子。
为什么会这样？打个比方，一家企业出口创汇100亿美元，存入银行，换回600多亿元人民币，这相当于从其他地方吸走600多亿元人民币！因为央行为了避免通货膨胀，不能凭空多印600多亿元人民币，而是用别的地方存入银行的600亿存款兑给这家企业的。所以，沿海企业的经济高增长，是以其他地区的低增长为代价的！沿海地区吸引的外资越多，出口创汇越多，从内地或内需产业吸走的货币或投资便越多，内地发展越慢，内地人民就越贫困。鼓励出口的战略，实际上就是鼓励这种牺牲内向发展的战略。
30多年来，中国沿海地区的出口导向产业，通过这种方式从内地吸走了多少资金！那是一个巨大的天文数字！被出口导向吸走这些天文数字一般的资源，就是内地发展相对落后的真正原因。内地发展落后不是不搞全球化的结果，恰恰是内地成为发达国家圈走资源的全球化的受害者。考虑到中国为出口导向和贸易盈余，付出了环境、资源、劳动力、土地、国内资金流失、产业被分割等巨大代价，换来的是造成财富流失的外汇储备，这样的损失就更令人痛心。中国难道还不应该尽早纠正这种发展战略误区，放弃出口导向的战略吗？
也许有人认为，中国不走出口导向的道路，无法解决生产过剩的问题。然而生产过剩从来就是一个相对于分配的问题。中国要崛起，必须扔掉财富流失的包袱，丢掉对世界经济体系的幻想，开动自主创新的机器。只要中国走“以内为主”的发展道路，把政策优惠更多的给予内需产业上，能正确处理收入分配和贫富悬殊问题，改善收入分配体制，使大多数老百姓能分享经济增长成果，手中有钱花，那么，中国十几亿人口足以给中国经济的内向发展提供充分的市场容量，被解放了的广大的国内市场，将极大地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从而有利于中国社会的所有阶层。
丢掉幻想 独立自强
《董事会》：换一个视角分析，作为真正了解美国、了解国际金融业和全球经济运转的“内部人”，您怎么看待中国在美国战略版图中的定位？
黄树东：美国政府和智囊在许多文件中明白无误地指出，要把中国纳入到保障美国利益的格局里。要把中国纳入这样一个经济框架中，必须做到三点。第一使中国经济依赖美国，至少是依赖美国市场；第二，必须使中国经济走上低技术水平扩张的道路；第三，必须在金融上控制中国。美国对任何一个可能成为竞争对手的国家都从不手软。日本是美国的盟国，美国对日的打击和扼杀尚且毫不手软，对中国这样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又怎么可能不痛下杀手？！
为了达成这一战略目的，美国做了四件事：1.在中国入世文件中，迫使中国承诺开放银行，金融和资本市场；2.作为交换，美国开放了自己的低端市场，通过市场力量将中国经济引导到低水平扩展的轨道上；3.通过中国承诺的产业开放打击乃至摧毁中国的自主技术；4.严格限制具有竞争力的技术向中国的转移，完善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只要观察一下美国对中国经济政策的走向，就会看出，美国对中国经济遏制的重点从产品市场到技术知识产权，从金融体系到经济体制的轨迹。而逼迫中国金融体系的开放和经济体制的改革是美国对华经济政策的重点。
美国通过三个步骤，实现了“市场换财富”的战略：一是开放美国低端市场；二是通过官方和金融手段将赤字美元循环回美国；三是让中国持有的巨额美元储备沉淀下去，使其失去经济价值。对于中国手中持有的美国国债，美国政府的态度十分明显：永远不会从中国手中赎回这些债券。中国将只能用新债券换旧债券。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1万亿美元美国国债只是一个会计符号，根本没有经济价值。失去流通性的不仅是1万亿美债，还有5000亿美元的美国“两房”债券。当一个国家持有的美债数额太大时，此国就很难把美债变现了，因为它一卖，美债的价格就会塌陷，由于中国永远无法兑现这万亿美债，所以它基本已失去经济意义。而中国由于有大约1.5万亿美元的资产不能全额流通，不能收回来变成国内投资，中国的发展就被严重抑制。而中国的万亿美元资产，只能被美国通过通货膨胀和美元贬值等手段逐渐失去购买力。
由于中国最终的出口市场集中在美国，中国大量的外汇储备也集中在美国，导致中国在国家博弈中处于战略劣势。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如同一辆高速运行的火车，然而中国这辆经济火车的两根铁轨(美国市场和美元储备)却掌握在美国手中，成了中国经济的两个巨大的外生变量。假如美国动一动这两根铁轨，中国的经济火车就有可能翻车。不妨假想一下，美国只要把市场大门对中国关上，中国的GDP就会垮掉一半，大批企业就会倒闭，就会出现大量失业；只要冻结中国的外汇储备，中国的许多持有美元储备的金融机构和个人就可能破产，中国的经济秩序就会被彻底扰乱，使中国出现未战先乱的局面。而美国动不动，什么时候动，如何动，则完全取决于它自己的国家利益。这是中国发展模式面临的最大挑战。
世界上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很少有搞金融自由化成功的，而失败的例子倒是不少，拉美地区许多国家都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金融体系的安全关系中国经济安全，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也关系到政权的长治久安。在世贸条约中，中国被迫承诺开放金融市场，中国金融体系是国际金融资本期待已久的最后一块重要的开发地。对此，中国要百般警惕！
《董事会》：确实，在国家博弈中，在世界政治、经济、贸易、文化、交流中，只有牢记国家利益并自强不息的民族，才可能是成功的选手。
黄树东 ：是的。当代国家的经济竞争，主要是“资源-资本-技术”的竞争。而中国的成功崛起将从这三个方面动了美国的奶酪。从资源上讲，中国是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美国是3亿人口的大国，现在是世界上各种资源的主要消耗者。假如中国成功崛起，中国将成为世界资源的主要需求者，这是美国不能允许的！从技术上讲，假如中国成为自主技术创新的技术大国，将打破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技术垄断，从而彻底改变整个世界经济格局。美国将不再能通过“资本-技术-体制”这种三位一体的专政谋取垄断利润，这也是美国不能忍受的！从金融上讲，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债务国，美国建立在债务基础上的霸权，最害怕的就是其他国家同美国竞争世界资本。假如中国成功崛起而成为世界上同美国竞争资本的净资本输入大国，美国将面临利息上升，资本短缺的问题，美国的庞大赤字将把它压垮，这也是美国所绝对不能承受的！
因此，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中国若成功崛起，动的是超级大国的奶酪，美国一定会千方百计加以遏制！美国曾经通过保护主义而崛起，在成了超级大国后，却要通过全球化消除所有国家的自我保护，试图把竞争对手永远关在通向强国之路的大门外。所以，中国要崛起，不能对美国抱有任何幻想。
《董事会》：目前，我们仍处于战略机遇期。结合“十二五”规划，您认为中国要真正实现和平崛起，应如何转换思路调整战略，在应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的同时，增强内生性增长的后劲？
黄树东：和平崛起是依赖强权的善意，还是依赖自己的实力？显然是后者。一个大国的和平崛起，必须建立在能有效捍卫和平的实力上，而这个实力，就是独立自主的完整的经济体系和技术体系。让外国资本的掠夺式竞争在中国土地上横冲直撞，甚至还给予优惠政策让其把中国民族产业肢解得支离破碎，这是一种民族虚无的自杀政策，必将葬送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根基。中国一定要摆脱这种货物和财富流出的恶性循环的发展道路，走政府支持、关税保护、调动科技开发积极性、补贴资助科技产业化的道路，把它当作一项长期的国策，全力推行，艰苦开拓！中国应对这场全球危机的最佳方法是：去全球化，去出口导向，抵制金融全球化；制止货物的无偿外流，制止财富的无偿外流；去新自由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
有人动辄要与国际接轨，向美国学习。要知道美国在技术上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有一个由政府和企业资助的庞大的研究体系，是一个在许多方面瞄准世界前沿并寻求突破的国家。政府和企业资助的许多研究并不直接源于商业动机和盈利动机，而是国家的整体利益。如果真要向美国学习，就必须学习美国高举“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旗帜(中国曾经也高举过)。通过开放而提升技术的想法，是想走捷径，怕吃苦。然而在国家竞争中无捷径可走！在这方面，我们必须要有毛泽东主席当年的勇气、智慧和远见，要用“自力更生”加“自我保护”，重新建立起中国的经济基础和科技长城，没有保护就无法实施自主创新。
从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看全球化对中国的挑战，中国必须有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而且这个集权能以百姓的利益为依归，如此才能在这种国家博弈和软帝国体系面前，站稳脚跟，捍卫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注：以上观点仅代表受访对象个人看法，与其供职机构无任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