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顺差是个问题，但与美国的麻烦无关

———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斯蒂格利茨访谈

斯蒂格利茨

　　美国人可以不从中国进口纺织品，但美国还是得从孟加拉国、柬埔寨进口纺织品，因此贸易逆差的总额不会减少。美国的麻烦不是中国造成的，它应该强调自己的问题

　　2000年，在经历了7年的华盛顿生涯之后（4年的总统经济顾问，3年的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声称自己回到了学术界，一年后，他赢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有人开玩笑说，这是评委们对这位学术巨子回归的欢迎。

　　但是，斯蒂格利茨再也没有回归到象牙塔里的数理模型中去，他的足迹仍然遍及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他的声音仍然在各种顶级论坛的会场中回荡，他的身影仍然无数次地出现在各种媒体中。

　　2002年，斯蒂格利茨出版了《全球化及其不满》，在这本引起广泛争议的畅销书中，他毫不留情地抨击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其秉持的华盛顿共识，认为这些粗暴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把世界带到了崩溃的边缘，让本可使世界上所有人———尤其是穷人———都能受益的全球化变成了华尔街的盛宴和发展中国家的梦魇。

　　斯蒂格利茨的书让许多人大吃一惊，一些学术界人士甚至认为他正在用咄咄逼人的言辞毁坏自己的学术声誉，但更多的人却鼓掌欢迎。是的，他使用的不是学术语言，可这又有何妨？他已经在抽象的经济理论上花了25年时间，在剩下的时间里，为什么不能让更多的人分享这位天才的思考？

　　2003年，他又出版了《喧嚣的九十年代》，在这本同样畅销的书中，斯蒂格利茨激烈地批判了里根执政后在美国盛行的金融资本主义和CEO资本主义，他指出，华尔街的利益不等于美国的利益，如果一个国家把自己纳入到金融市场游戏规则的控制之下，那这个国家就走到了悬崖边。至于CEO中层出不穷的贪婪和罪恶，他称其可与最缺乏民主的政府所造成的恶果相匹敌，而这足以说明亚当·斯密理论的局限性———个人在追逐自身利益的同时并未增进社会的整体利益。

　　斯蒂格利茨承认，没有任何思想能够比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更有力量，但把这种理论意识形态化，认为政府越小越好则完全错误，而这正是里根—撒切尔夫人和布什父子所犯的错误，这种错误导致了日益扩大的国内贫富分化和不公正的全球化。

　　斯蒂格利茨认为，每一个成功的经济体的核心都是市场，但成功的市场经济需要政府和市场间的平衡，即使在美国，绝大多数人仍然相信政府不仅应该在管制经济方面，还应该在提供重要公共服务方面———教育、社会保障、医疗———扮演重要角色。

　　这两本书给斯蒂格利茨打上了批判者的烙印，但他绝不仅是一个批判者，他希望找到一条通往新的民主理想主义的道路，一条介于过分干预经济和最小化政府之间的道路，而这一理想建立在三大基石之上——社会正义、民主自由、个人与社区的协调。如果这听起来有些费解，那么简单的概括就是，斯蒂格利茨强调公平，无论经济增长还是全球化，而要实现公平，政府和国际组织的作用就至关重要。

　　显然，在谈论社会正义、机会平等、个人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时，斯蒂格利茨的思想已经远远越出了经济学的范畴，他声称关注穷人的困境是一个道德义务，而他自己成长于促使约翰·肯尼迪说出“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这一名言的时代，对他而言，关注穷人的困境更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美国式价值观。

　　作为信息经济学的开创者，斯蒂格利茨尤其重视新闻媒体的作用，他认为发达国家区别于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信息密度”，例如，美国新闻界在揭露公司丑闻、持续施压以推进改革等方面居功至伟。因此，“媒体、优秀的新闻报道对发展中国家具有极端的重要性”。

　　斯蒂格利茨对中国有着特殊的好感，他认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不遵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药方而取得成功的典范，在各种场合，斯蒂格利茨都不吝啬对中国的赞赏，而他本人也频繁造访中国，次数之多，在美国学界名人中也许仅次于摩根士丹利的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

　　3月18日，在北京出席第八届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间隙，斯蒂格利茨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话题涉及中美贸易、社会保障体系和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南方周末：中国商务部部长薄熙来本周一对中美贸易给出了一个新的解释：尽管去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超过了1400亿美元，但“去年美国在华投资企业生产产品在华销售总值，加上以中国为基地再出口到其他地方的总值是1100亿美元，再加上美国服务贸易的顺差，再加上货物贸易中的逆差，这几个值相抵，实际上中美之间在贸易利益上的关系是平衡的”。

　　你同意他的解释吗？

　　斯蒂格利茨：我不是很清楚那些具体数据。但首先，从经济学的角度，要关注的不是双边贸易而是多边贸易的平衡，因为我们处在一个没有边界的多边贸易系统中。就多边贸易而言，有可以对比的证据说明中国的多边贸易顺差增长非常快，这造成了对全球性失衡的担忧，它已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我曾建议中国开征出口税和环境污染税来调节贸易顺差，提高资源税也是一个办法，因为许多出口商品都是资源密集型商品。但是，我一直在强调，改变人民币汇率对美国的贸易平衡没有实质意义，美国人可以不从中国进口纺织品，但美国还是得从孟加拉国、柬埔寨进口纺织品，因此贸易逆差的总额不会减少。美国的麻烦不是中国造成的，美国应该强调自己的问题，美国的储蓄率太低了。

　　南方周末：你认为人民币汇率能维持在现有水平吗？

　　斯蒂格利茨：当多边贸易顺差太大的时候，汇率就需要调整，人民币汇率已经上升了5％，当然它还会继续升值，它是一种修正，但真正的问题是短期内的大幅上升会对经济造成很大压力。

　　南方周末：美国的贸易逆差已经持续了三十多年，这一逆差支撑了许多国家的经济增长，美国消费者则受益于廉价的进口商品和低通货膨胀率，为什么一定要改变这种格局呢？

　　斯蒂格利茨：因为美国人消费得太多了，虽然这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但从全球视角来看，更需要消费的是其他国家，尤其是穷人，这样才能保证全球经济持续地增长。问题出在全球金融体系之中，在我的新书《让全球化工作（Making globalization work）》中我提到全球储蓄体系需要改革，它是根本性改革需要的一个部分。

　　南方周末：在昨天的会议中，有演讲者提到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实际上是中国对美国的补贴，大部分中国学者和政府官员也同意，贸易顺差过大并不利于中国。另一方面，很多美国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坚持认为贸易逆差是对美国经济的威胁。如果对双方都没有好处的话，谁又是1400亿美元贸易差额的受益者呢？

　　斯蒂格利茨：问题显然有两点，美国制造业工人看到工作岗位在消失，他们会责怪某人，他们不会说企业的效率不高、竞争力降低，他们会说政府的宏观政策出错，他们会说有人受到不公平待遇。事实是，制造业的竞争力在转移，从美国转移到中国。在美国，人人都说要尊重市场，但一谈到竞争带来的结果，他们的脸就沉下来，不幸的是，那就是政治现实，政客要对选民做出回应，工人们说，我们要工作，政客们则避口不谈宏观经济政策的错误，而是说，应该谴责中国。另一个问题是美国的储蓄率过低（不到中国的1／30），如果美国人的储蓄增加十倍，贸易逆差就不会出现了。

　　南方周末：本次会议的主题是讨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我注意到，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发言者们对政府应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有比较大的分歧，相对于西方国家，您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在推动经济发展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吗？

　　斯蒂格利茨：是的，即使是先进的工业化国家，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例如创新，过去10－15年里最重要的创新是互联网，而它是由美国政府资助的，甚至浏览器，也是由美国政府资助的，石油生物科技的基础研究也是由美国政府资助的。因此，美国政府在美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小企业提供资金，通过小企业帮扶贷款计划向新创企业贷款，创造就业机会，这也是它对世界经济的重要影响的一部分。

　　一些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否认政府的作用，但他们没有提供准确的描述来说明市场力量是如何自我运转的。这个问题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更为重要，发展中国家在环境、创新、社会保障和社会公平等方面都存在巨大的挑战。因此，我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当然，这个作用是通过市场化手段实现的。（温翠玲对本文亦有贡献）

（编辑：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