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内外政策是对立还是一致?
叶劲松
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其国内政策与国外政策,本质上是对立的还是一致的？我国不少学者似乎认为,它们间存在对立性矛盾,是分别处于矛盾的两极。具体讲,美国国内民主而对外霸道,对内好而对外坏。这种说法,最近十余年常可见到。1999年美国轰炸我驻南使馆后，就有学者，害怕我国民众因气愤而“不能正确认识”美国，撰文谈美国在国外的坏,不能抹掉它国内的好、国内的民主。甚至一些专门研究美国的学者也这样谈。这儿仅举两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付主任达巍就写道，“研究美国的学者常对美国怀有‘爱恨交织’的复杂情结。美国国内成熟的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多元社会让人心生艳羡；其时常霸道粗鲁的外交政策又让人难以接受。‘对内立民主,对外行霸道’构成一对张力极大的矛盾。”（《美国为什么不纠错》《世界知识》2005年第3期）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的副研究员袁征也写道，“与在国内推行民主相反,美国在对外政策领域推行霸权政策……美国利益全球化是其积极干预国际事务的深层次因素。”（《美国人打仗的原动力》《世界知识》2003年第8期）
达巍、袁征一致认为,美国对内、对外政策是相反的,国内好,国外坏。但二位学者对美国坏的对外政策产生原因有不同看法。达巍认为,当有“精英”来“纠错”时,美国的外交航船就会驶回“正确”的航道；反之,美国外交会在错误航道上继续行驶。达巍讲述了从建国初“华盛顿力挽狂澜”纠错,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大学校园”里精英“反对越南战争”的纠错（似乎美国建国头两百年,外交总体是好的）。而最近30年,精英要纠错,但“无法阻挡”“普通、保守民众”反纠错,使精英纠错达不到纠错效果,所以美国外交就一直坏。而袁征不认为是否纠错是决定美国外交好坏的原因,他认为“美国利益全球化”是美国推行“霸权政策”的“深层次因素”。可解读为,全球各处的利益,驱使美国在各处威胁或侵略。在关于美国对外坏的原因方面,袁征更接近正确,因为他提到“利益”（当然,他的缺陷是,“美国利益”到底是美国哪个阶级的利益）。而利益的确是某人、某企业、某团体乃至国家实施或不实施某行动的原因。而达巍不将对外行为原因归于利益而归于少数精英的纠错,本身就是唯心主义的；而将不能纠错归于“普通、保守民众”的错,更使他对美国外交坏的原因解读错上加错。难道普通民众能在美国成为决定外交政策走向的决定性力量？
另外,达巍和袁征关于美国因为国内民主,所以美国这个国家对内好,只是对外坏的认识是错误的。原始社会没有国家。当出现私有财产,出现阶级和阶级冲突之后才有国家。国家机构（军队、警察、法院、监狱等）不过是统治阶级保护自己特权，镇压其他阶级的工具的组织。经济上的统治阶级只有依靠国家,才能成为政治上的统治阶级,才能保住在经济上的统治地位。因此,国家（包括美国）不过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政治组织,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上层建筑,它的性质被该国的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总和）所决定,它首要任务是为经济上的统治阶级服务。美国这个国家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都是经济上的统治阶级──资产阶级的政治组织。它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性质,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人剥削人的关系所决定,必须保护产生这种人剥削人的生产关系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这种所有制是资产阶级根本利益所在）。它作为美国资产阶级的政治组织,必须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为此,美国国家机关高级领导和美国政策,不是民主决定,而是由垄断资产阶级决定。所以,达巍、袁征抽象谈论似乎超阶级的国家、民主、法律,并得出美国国内政策好的结论,既与事实不符,也将抹杀国家、民主、法律的真正社会本性,它的物质的、经济的根源,它的阶级本质。
曾执教美国多所大学,讲授社会学和历史学的美国资产阶级学者劳伦斯.肖普写道,美国“全国性权力结构的心脏,仍然是那个以纽约为中心的……‘东部权势集团’。这一由华尔街商业和投资银行、有声望的律师事务所和主要工业公司结成的联锁网,仍然矗立在美国资本主义金字塔的顶端。”他们控制哈佛、耶鲁等知名大学,他们成立对外关系委员会、经济发展委员会、三边委员会、布鲁金斯学会等“制定政策”的组识。“这些制定政策的组织,其正常作用不仅是预先制定出美国内外政策,而且还挑选和培训到时进入政府去执行这些政策的人士。他们通过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宣传并促进他们所支持的政客的事业,在国内创造有利于执行其政策的舆论气氛。”（肖普《卡特总统与美国政坛内幕》时事出版社1980年版第30、31页）
当年卡特受东部权势集团支持竞选总统,但公开场合他要与垄断资本拉开点距离,说一点与美国老百姓感受差不多的,与现实较符合的话。他在竞选演说中指出,在美国,“存在着一个政治的和经济的贵族。决定由他们作出,但是他们从来不对错误承担责任,从来没有从那些不公正现象中受到过损害。在他们手里受过难的人,实在太多了。”“金钱和政治结成邪恶的、持久的联盟,而普通老百姓却被置于彼此疏远的境地。这种事太多了。”（转引自张海涛《吉米.卡特在白宫》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4页）卡特承认了美国不是民主政治,而是持久的金钱政治,因此,拥有大量金钱的资产阶级作决定,并使老百姓受难。达巍、袁征着迷于竞选、三权分立等表象,未能看出由资产阶级对重大事项作决定的金钱政治下,老百姓受难。如他们能象肖普那样撇开表象,探索出表象下垄断资本事先制定内外政策,确定出执行这些政策的国家机关领导（例如,2004年,他们让小布什、克里等人竞选,小布什连任,是小布什、切尼、拉姆斯菲尔德、赖斯等拥有大量大公司股份的资本家上台。小布什如连任失败,则是亿万富翁克里上台,还是资产阶级执政。英国学者帕克说,这是统治阶级装出两副面孔让民众选。）等“政坛内幕”（即美国“民主政策”的实质）,可能就不会得出美国国内政治民主，国内好的结论。实际上,这种政治只是对资产阶级来说,挺好。
由于金钱的力量、经济的力量必然要转化为政治力量,经济上的统治阶级──资产阶级也是政治上的统治阶级。国家机关必须为政治上的统治阶级──资产阶级服务。资本主义金钱政治的实质就是如此。民主政治不过是掩盖罪恶金钱政治的假像。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等高校教过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美国学者希尔,在其所著的名为《尼克松以后的美国──跨国公司时代》一书的前言中写道：“本书的基本论点是：公众的政治作用已不再能够左右这个国家……几百家超级跨国公司正在替我们作出关于我们前途的根本决定,而它们本身则不受控制。……政府制订规章人员、外交官、国内收入署官员，与其说是作为管理公众事务的人员,还不如说是作为各大公司的特约秘书来执行职务的。……在本书其余部分送交排字工人之后,一项哈里斯民意测验发表了……根据这一民意测验,4个美国人当中有3个人认为,制定税法的目的在于帮助富人而不是帮助普通人；78%的人认为,特殊利益集团从政府那里得到的好处多于人民所得到的；79％的人（几乎是每5个美国人中有4个）现在认为,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了。再加上其他一些主要民意测验的类似结果,这些数字就意味着,关于公司美国是个越来越平等和民主的社会这一战后的美梦是一去不复返了。”（见该书第1、2、3页,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虽然达巍说“美国国内成熟的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多元社会让人心生艳羡”,但实际上,“民主政治”不过是掩饰占人数极少数的垄断资本决定一切的遮羞布；“市场经济”不过是为自由剥削劳动者,富人越富和穷人越穷辩护的辩护词；对“多元社会”,台湾资深评论员南方朔写道,美国“以‘利益团体多元主义’的形式而掩护‘商人主宰一切’的实质”（《巨富统治美国》《编译参考》1995年第6期）。所以,从民意测验来看,美国普通民众根本没有让外人“心生艳羡”的幸福感。美国学者也认为“关于公司美国是个越来越平等和民主的社会这一战后的美梦是一去不复返了。”希尔认为美国“公众的政治作用已不再能够左右这个国家……几百家超级跨国公司”对国家政策作决定。南方朔认为“巨富统治美国”。而达巍硬说是“普通、保守民众”的态度决定了美国对外政策的走向。
2001年4月27日的英国《卫报》刊登了该报记者撰写的题为《总统回报所有企业家》的文章,揭露了小布什任总统后的最初几个月是如何为资产阶级效劳的。该文章第一个小标题是：《白宫里：企业是唯一的声音》；第二个小标题是：《企业界：完全控制了政府》。仅从两个小标题,就知道资产阶级控制着美国政府,从而决定美国政策、法规；而从文章标题就知道,美国政府必须为资产阶级服务、效劳。这是民主政治的政府？这是能让普通民众决定政策走向的政府？
由于我国一些研究西方,研究美国的学者,并没有掌握科学的方法论,认识多停留于表象,不能象肖普、希尔、南方朔和英国《卫报》记者这些资产阶阶级学者那样揭示出一些实质，因此才会得出美国政府对内政策好,对外政策坏这样一种不能自园其说的结论。
我国的一些学者看到美国很多表象（其中不少是假象）,他们被这些表象所迷惑,所陶醉,并陷入对美国的迷信。这种迷信常常使他们无视事实。当某事发生,大家公认这事暴露了美国的“坏”或错时,对美国迷信使他们力图从此事发掘出美国正确或合理的因素。
例如,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使上千美国人死亡。之后,大家都谴责美国漠视穷人,对灾民救助不力。其中一种指责是,美国政府忙于侵略伊拉克,不能派较多军人参与救灾。美国“许多评论指出：2004年古巴遭受了一次和‘卡特里娜’同样级别的飓风,然而,古巴政府事先安全转移了150万人,结果是虽然飓风摧毁了2万间房屋,但没有1人死亡。更有一部分言论,揭露了飓风带来的灾难和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之间的内在联系：布什政府热衷于对外战争与其对本国民众疾苦的冷淡同是新保守主义统治逻辑的结果。”（童小溪《美国知识界讨论飓风灾害的三种阐释框架》《国外理论动态》2006年第1期）以上指责都与达巍所说,美国国内“让人心生艳羡”形象不符。达巍替美国政府辩解说,“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个制度（美国制度──笔者注）确实也是高效的。例如在去年夏天的一次飓风中,海地死了3000多人,美国只死了3个人……美国的职业军人从来不投入国内危机管理……这也有利于美军把全部的精力放在提升战斗力上。……假如说这次飓风损失不是这么大,而联邦政府又主动进入灾区救援的话,美国媒体又会如何反应呢？我可以肯定,多数媒体会批评联邦政府干涉州权,侵犯个人自由。假如美国政府动用了正规部队去救灾的话,美国老百姓的反应就会更加强烈。”（《科技、制度与社会和谐──“卡特里娜”退潮之后的对话》《世界知识》2005年第19期）美国国内的批评者拿古巴与美国遭受同样级别灾害比,说明两国政府对普通民众关心不同产生不同的结果；达巍却用美国与海地相比较，说明美国还很好。对美国迟迟不派部队出现在救灾现场的指责,达巍用美国政府保护州权和个人自由,以及职业军人不投入国内危机等理由来辩护。看来,那些批评美国政府的美国人水平真差,不了解国内情况,不懂这些事由；被批评的小布什、他的顾问班子及美国政府也一样差水平,他们极力辩护,却不知用达巍的理由来辩护。但是,小布什他们不用这些理由辩护,是这理由根本不成立。美国问题上，由于达巍未把握住美国社会本质,所以他“肯定”,但事实将否定的不会太少。例如,达巍所说“美国的职业军人从来不投入国内危机管理”,就与事实不符。这儿可略举几例。19世纪末,“在工人们反击大企业巨头专横统治的斗争中……科克西的失业大军向华盛顿进发,结果很快被武装的联邦部队驱散了……大企业寡头们动用了他们所支配的一切暴力手段──平克顿公司的大批私人侦探、警察,甚至联邦军队来对付工人。”（〔美〕科.齐尔格《杜邦在尼龙幕后》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62、63页）
1932年夏天,2.5万名一战退伍军人“携家带口,身无分文”来到华盛顿,请求政府立即发给“1945年才到期”的退伍军人补偿金。因为按原规定放发,大危机时期的、“身无分文”的许多退伍军人及家属都会远不到1945年就死去。对这些请愿的退伍军人及家属,“胡佛总统宣布,部队将要‘对闹事和违抗民政机关命令的人实行镇压’”。在陆军参谋长麦克阿瑟指挥下,除步兵外,“第三骑兵团由佩顿少校率领,一个个挥舞军刀,跃马而来……六辆坦克隆隆推进”,“军刀砍来,刺刀捅来,那越来越猛的南风又吹来呛人的毒气,吃尽苦头的退伍军人朝着安纳科斯夏河退却了,狼狈异常。老婆抱着婴孩,丈夫提着破箱子,一路走一路还不断受到瓦斯弹的袭击。”“金是一个退伍军人的儿子,年仅7岁……小孩还来不及走,步兵就一刺刀把他的小腿戳穿……两个婴孩被瓦斯毒死”（〔美〕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5、17、19页）
1968年,民主党要在芝加哥召开代表大会,反对越战的团体决定在会场外游行示威。为此,除在芝加哥市出动1.7万警察和国民警卫队士兵外，“白宫命令由得克萨斯州的胡得堡空运来的7500名美国陆军部队严阵以待。”1971年4、5月份,美国反战群众在华盛顿举行反战示威。5月初，“警察、国民警卫队和正规陆军部队用催泪弹和警棍驱散大规模集聚的示威群众。……第1天的大搜捕,有7200人被捕,其中有许多是和平的纠察队员和旁观者。这是创纪录的。4天当中,总共有12614人被拘留。监狱里容纳不下,关不下的人就被置于罗伯特.肯尼迪纪念体育场中用栅栏围起来的露天牢营中”（《光荣与梦想》第1604、1722、1723页）
1992年,一原籍台湾的美籍华裔科学家写信给何新（因怕在“民主的美国”受迫害,要求何新发表该信时不要写出其姓名）,信中写道,“美国洛杉矶发生了黑人和贫困白人暴动,至今已44人死亡,2000多人受伤,6000人以上被捕。布什总统已派4000人的防暴队、陆军、海军陆战队进城帮肋戒严”（何新《为中国声辩》山东友谊出版社1996年版第506页）因此,不是“美国的职业军人从来不投入国内危机”,而是不投入危害普通大众而不危害资产阶级的危机。当普通大众要争取自己的权利,反抗资产阶级统治时,资产阶级政府完全可以动用联邦军队的职业军人进行镇压。达巍对这些是毫不所知？(《光荣与梦想》可是国内印刷最多的、讲述美国现代史的著作之一)还是知道也要遮掩，以维护美国国内“让人心生艳羡”的光彩照人形象？
实际上,正如肖普所说,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下属的“制定政策的组织…… 预先制定出美国内外政策”,那么,美国国内外政策,都必然服从于维护和扩张资产阶级利益。因此,对内：维护给资产阶级带来巨大利益的剥削制度；镇压劳动大众反抗剥削、压迫的行动；以自由经济名义放任资产阶级自由剥削劳动大众；以社会福利水平过高养“懒人”,工资过高损害企业竞争力为名,大肆削减福利,支持资产阶级打压工人工资,通过向劳动大众的生活水平进攻来增加资产阶级利润；以减税刺激富人和企业投资积极性为名,增加资产阶级利润。对外政策是对内政策的继续、延续（所以,它俩不可能是根本对立的）。美国资产阶级不满足在国内压榨劳动者获取利润,它还要在国外通过侵略、压迫和剥削攫取利润。因此,对外：对不听的国家广泛采用施加经济压力,威胁，以及实行颠复乃至侵略（而这就要扩军备战,发展大量新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利军工集团）,并以此威慑被迫听话的国家继续依顺美国，这样可以更多夺取国外包括原油等各种燃料、原料产地,夺取更多投资和商品市场,以利于美国资产阶级获取更多利润。虽然美国（包括其它西方国家）政府为了欺骗群众,把维护、扩张统治阶级的狭隘私利的行为用漂亮的言辞来掩饰,但通过看对谁有利,就知道国内国外政策是由统治阶级──资产阶级利益所决定的。美国内外政策根本不是达巍所说美国国内、国外纠错机制是否起作用决定的。纠错的玄学,忽略了决定国家内外政策最重要的、有决定意义的因素,把国家内外政策与国家的统治阶级的地位和决定性作用割裂开来（在达巍的几篇文章中,没看到他讲述美国统治阶级对内外政策的作用）。没看清统治阶级决定性作用,说明他对这个国家的本质并不清楚。反之,掌握美国社会、美国政府的本质,就很容易解释美国内外政策的一致性。美国一些学者也揭示出美国内外政策的一致性。例如,他们“揭露了飓风带来的灾难和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之间的内在联系：布什政府热衷于对外战争与其对本国民众疾苦的冷淡同是新保守主义统治逻辑的结果。”即美国对外侵略和对内漠视乃至损害普通民众利益,同是维护和扩张资产阶级利益的逻辑结果。可惜,我们一些专门研究美国的学者,他们看不出这种内在逻辑联系,而迷失在表面现象中,最后只能得出美国国内很好（“让人心生艳羡”）,而国外很坏的极矛盾的结论。而这就如列宁所说：“把‘对外政策’与一般政策分开,或甚至使对外政策与对内政策对立起来,是根本不正确的,是非马克思主义的、非科学的思想。”（转引自〔苏〕库达科夫《现代国际关系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