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制定了软件业的行业标准，全世界的IT软件和硬件都要按这个标准来做，谁是老大，谁就拥有行业标准的解释权。“普世价值”是由西方制定的，中国要打破西方价值观的垄断，必须另起炉灶，要拥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并开动媒体机器向全球推行，否则中国将永远失去全球事务的话语权。
近一段时间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有一个重要的现实背景，它不完全是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改革与反改革的博弈，而是美国所引发的金融危机或称经济危机的连带影响。简单说，危机发生后，美国所倡导的一切，是否具有普世性和永久正确性，便遭到了质疑。而一些人出于多年的熏陶，不愿承认美国的失败，其实也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失败，总是力图淡化美国的危机，认为美国跨过危机后，依然会健康蓬勃。但至少在目前状态下，沿着美国的“普世价值”指导方针，他们已经显得底气不足。事实上，这种争论并不是纯理论可以辩出胜负的，它需要时间和实践来验证。
“普世价值”这个词具有强烈的宗教含义，其源头也确实是欧洲宗教。欧洲历史上，对于这种宗教“普世价值”的强制统一与自由改革，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变革，最终造就了今天的世界格局。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凡是强制性坚持宗教“普世价值”的，最终都比较落后和贫穷；凡是大胆变革宗教“普世价值”的，最终都成为强国。这对于理解和对待现代美国版“普世价值”有重要的意义。
基督教曾经是一整套社会管理和道德价值的准则，深入到欧洲各个国家以及社会各个阶层的生活细节。基督教的核心就是经典著作《圣经》。《圣经》在基督教看来是一本不能改动的书，甚至是一本自诞生以来就没有改动过的书。基督教对于社会各个层面的统治，实际上就是掌握了对于《圣经》的解释权。因此，基督教实现社会统治的主要方式，就是通过少数专业神职人员来解读《圣经》，并据此对现实社会的诸多事务做出是非评判。这种状况实质就是教会垄断、掌握了对于《圣经》的解释权，对于基督教“普世价值”的解释权。其他人对于《圣经》“普世价值”的解释，如果与教会相悖，就会被教会视为大逆不道。
由于文化普及有限，基督教垄断“普世价值”解释权的统治方式延续了很长时间。说白了，就是大多数人都不懂，只能听少数人的。一旦文化普及，人们对外部世界了解增多，便开始有自己的思考，垄断“普世价值”解释权的武断方式就出现了危机，其结果就是人们摆脱教会的垄断，自由解释《圣经》的“普世价值”。
自由解释《圣经》“普世价值”的第一个形态是语言。基督教会对于《圣经》“普世价值”垄断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语言，拉丁文长期是教会的官方语言。在欧洲各国演变为主权国家的进程中，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所起的作用的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将《圣经》翻译为各国语言。在这种语言翻译过程中，教会靠拉丁文垄断解释权的方法，就难以继续发挥作用。各个国家的语言形成不同版本的《圣经》，必然造成宗教权威地位的下降。更为具体直接的表现是某些国家的教会开始独立，例如英国。
自由解释《圣经》“普世价值”的第二个形态就是民众自由解读。欧洲各国的语言各不相同，拉丁文对于欧洲各国百姓来说，普及程度还不如今天英语在中国的普及程度。因此，《圣经》翻译成各国的语言，立即使得很多人可以直接阅读《圣经》，并可直接产生自己的见解，而不像以前那样，只能从教士那里间接获得解释。人们自由阅读《圣经》，自由解释《圣经》，恰似中国的一句老话，“人皆能成佛”，因此必然造成人们对于《圣经》“普世价值”解释的多样化。这种多样化的基础就是从自己出发，让经典、让“普世价值”为我所用，为我服务，而不是因循别人的观点。
“普世价值”不过是一个“行业标准”

上述两种对《圣经》“普世价值”强制统一性的消解，最重要的影响就是宗教改革，产生了所谓新教。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的观点，实际上就说明了新教对于教会曾经垄断的“普世价值”有了自己的解释权。从结果上看，最坚守教会“普世价值”的西班牙、葡萄牙最先衰落了（作为教廷的驻地的意大利也一样落后别的发达国家）；最先自由对待《圣经》“普世价值”的荷兰后来居上；最先由于地理等原因而独立于欧洲教会的英国，长期领先世界；处于教会传统与新教交错状况的法国，失去了曾经欧洲第一的地位，再也没有成为世界的领袖；彻底远离欧洲教会的美国，则终于达到了今天的地位。而且，美国也是宗教派别最多的国家，它对以《圣经》为中心的基督教“普世价值”的解释，显示出比欧洲更加随意和自由的状态。
结论很简单，拘泥于欧洲教会“普世价值”强制性解释的国家，都没有很大的出息。独立自主，基于自己的现实，自由解释教会“普世价值”的国家，都获得了良好的发展。这样一个历史，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极具启发意义：拘泥于当今发达国家对于“普世价值”的解释，膜拜于当今发达国家对于“普世价值”的定位，等于给自己套上了紧箍咒，将难以成为一流国家。
在这里，有一个现象看起来颇为矛盾。“普世价值”其实是削弱国家主权的，为何美国还要强化和大力推广其“普世价值”？既然中国未来要向世界贡献新的价值标准，为何我们还要强调对于“普世价值”的自由解释？因为，在现阶段，与西方主权国家相比，中国的国家主权不是太强了，而是太弱了。如果中国不像西方国家曾经做的那样，对“普世价值”拥有自由解释权，中国的主权就容易被削弱，就难以强大。如果这种方式被认为是以西方为榜样，那西方也只教会中国一件事情－－从来就没有榜样。
美国作为当今第一强国，一再推行它自己的“普世价值”，其实就是在推行有利于它自己的国家标准，其本质与微软成为计算机操作系统的行业标准的道理是一样的。由此看出，美国版的“普世价值”其实是国家主权和“普世主义”的混合物。宣扬“普世价值”的人，有时候试图用“普世价值”来强化国家主权，例如，他们认为采用了“自由、民主、平等”等“普世价值”，国家就能强大。而事实上，国家主权的强大，恰恰是“普世价值”的反面；他们有时候又反过来用国家主权反对“普世价值”，例如，因为要国家主权强大，所以要反对孔子和儒家学说，而儒家学说恰恰具有“普世”的意义。这种自相矛盾的产生，充分暴露了美国版“普世价值”的双重标准本质。而鼓吹美国版“普世价值”能使国家强大的人，要么是糊涂，要么是故意欺骗。中国现在要拥有对于“普世价值”的自由解释权，是为了现阶段的尽快强大。中国将来要树立自己的价值标准，并成为全世界的榜样，是为了让中国的强大保持更长的时间。不同的是，中国的价值标准不会像美国那样，靠武力来逼迫他人接受，但我们必须有足够的力量，保证我们的价值标准不被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