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姆·乔姆斯基 魏文编译　

　　20年的单极世界现实留给我们什么教训呢？在考虑国际问题时，注意到一些普遍的原则及其重要性是有用的。强者做他愿意做的事情，弱者受苦像是一种需要。这带来一个重要的必然结果：所有强大的国家都有专家们赞颂它，其任务是表明强者所做的事情是高尚的和公正的，弱者受苦是他们的罪过。在当代的西方这些专家被称为知识分子，也有边缘的例外，他们履行分配给他们的任务，显得灵敏和感到有道德的优势，尽管他们的辩护词尽是胡说八道。这已经载入历史。
主要的设计师
　　有一点是不应当忘记的，那就是亚当·斯密的说法。他谈到了英国，当时最强大的国家，但是他的观察被普遍接受了。斯密看到，英国公共政策主要的设计师是商人和厂主，正是他们确保这些政策是为他们的利益服务的，不管这给其他人带来严重的后果，包括英国人民，其他地区的欧洲人得到的是野蛮的不公正待遇。斯密是这些少有的人物之一，他们脱离正常的实践，把英国描绘成一个天命般世界历史上唯一的强国，没有自私自利地服务于野蛮人的利益。密尔是一个有教养的西方知识分子，他认为英国完成征服印度是“为了纯粹的人道主义的目的”，那正是英国在印度实行残暴统治的时期，而英国真正的目标是更大的征服，使英国能垄断鸦片贸易，建立世界历史上最大的贩毒企业，然后用炮舰和毒品迫使中国接受英国生产而又是中国需要的商品。密尔的祈求是文化准则，而斯密的最高理论是历史准则。
　　如今，公共政策的主要设计师已经不是商人和生产者，而是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斯密最高理论的一个现代说法是投资政治，这被经济学家菲古森发展了，认为选举是投资集团为了控制国家的目的而联合起来的机会，从本质上说这就是收买选举。这一理论对于预测公共政治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是一个很好的机制。
　　对2008年发生的事情，我们应当指出，对奥巴马政府来说，金融业的利益被放在优先的地位。金融机构曾是他主要的资金提供者，他们更倾向于奥巴马而不是麦凯恩。《商业星期》周刊现在得意地说，保险公司赢得了关注健康的战斗，制造当前危机的金融机构显得安然无恙，在强有力的公共抢救以后得到加强，这是为下一次危机提供舞台。其他的公司从这些胜利中吸取了宝贵的教训，现在组成大公司以便阻止通过任何有关能源和环保的措施，他们完全了解阻止这些措施就是拒绝让他们的子孙有任何体面生存的可能性，当然不是因为他们是坏人，也不是无知的人。事实上这些决定是机构强迫做出的，他们决定不遵循被排斥的规则，有时是以非常明显的方式去做的。
　　在美国选举是非常壮观的组合，由庞大的公关业引导，在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如美国和英国一个世纪以来就很繁荣，在那里民众的斗争赢得了足够的自由，以便公众已经不再那么被武力轻易地控制。公共政治的设计师注意到必须控制公众的态度和舆论。其任务之一是控制选举。美国实施的是一种没有引导的民主，不像伊朗，那里候选人需要统治的教士通过。在美国这样的自由社会，通过候选人的是资本的集中，最后的选举结果几乎都是由竞选运动的开支决定的。政治操作者总是十分清楚，公众经常对公共政策设计师的某些事情深刻地持有异议。竞选运动避免在任何问题上深入，这对竞选口号、演说的流畅、人格和散布流言有利。每年广告业都奖励当年最好的推广运动。2008年这项奖给了奥巴马，甚至打败了苹果计算机，这使它的经理人员很气愤。广告业得意地公开宣称这是它从开始推举候选人以来最伟大的成绩，如同他是牙膏或与生活方式有联系药品，这项技术在新自由主义的时期首先在里根时代显示了力量。
　　在经济学领域，一个人会明白市场是建立在信息消费者的基础上的，正是他们合理地做出自己的选择。但是看到电视广告的人知道这些公司用大量的资金创造信息的消费者，由他们去做出合理的选择。就是这些人为了破坏市场选择破坏民主的目标，制造掩盖信息的传单，让人们做出不合理的有限的选择，这与两大党的利益是相容的，与它在一起的仅是一个企业家的党的竞争派别。
　　不论是在商界还是在政界，公共政策的设计师常常敌视市场和民主，只有当他们寻求临时的优势时例外。斯密的最高理论有一些例外，是很有教育意义的。在当代一个重要的例子是华盛顿近50年来对古巴的政策，美国是一个享有共性不多的自由的社会，人们可以去登记，这反映公共政策设计师的思想和计划。古巴革命胜利几个月以后，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就提出了推翻古巴政府的秘密计划，开始实施经济战和恐怖战的计划，肯尼迪时期其规模大幅度增加，以一些方式持续到今天。从一开始，美国明确的意图是严厉地惩罚古巴人民，推翻古巴政府。美国认为古巴的罪过是从1820年代就挑战美国的政策，当时门罗主义宣称美国统治西半球的意图，不能容忍外部和内部的任何干涉。美国两党对古巴的政策与斯密的原则是抵触的，如同是向我们提供对政策制定的特别观察。美国人民几十年来支持与古巴的关系正常化。美国忽视民众的意愿是正常的，但是在这件事情上世界上有实力的商业阶层也支持美古关系正常化：农业企业、制药企业、能源公司及其他一般确定制定政策的基础工作框架的人。他们的利益受到不接受承认学术条约的国际事务原则的挤压，这种原则可以称为“黑社会的原则”。教父不容忍任何人向他挑战，我行我素，甚至是也不能向他付保护款。这是很危险的。应当被取缔，另外一些人理解的是不服从不是选择。如有人挑战主人，可能变成散布传染性的病毒。基辛格在准备推翻阿连德政府时就使用过这类语言。
　　这是美国统治全球的时期美国对外政策中一个主要的理论，当然它有很多先例。另外一个例子是美国从1979年以来对伊朗的政策。美国有时间实现门罗主义提出的目标，其中一些目标继续被很多障碍掩盖。无疑最终的目标还在继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具有更大的意义，美国变成为一个统治全球的强国，取代了它的对手英国。例如，当华盛顿准备推翻智利阿连德政府时，国家安全委员会就指出，如果美国不能做到控制拉丁美洲，就不能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巩固秩序，也就是说，不能有效地将其统治强加给世界。正如基辛格所说，白宫的信誉已经受到破坏。其他的国家也企图在这场挑战中捞一把，如果智利的病毒在扩散污染以前不被破坏的话。因此智利的议会制民主必须结束，这就是1973年9月11日发生的事情，这在西方的历史上已被抹去，尽管这对智利带来的后果远远超过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主义罪恶。
　　黑社会的原则和斯密等人的理论没有注意到对外政策的所有决定，其范围很大，这也是知识分子发挥作用的必然结果，但不是智慧的结果。
　　现在的情况让我们看到的是单极的时期，这是从20年前苏联解体以来学术界和民众广泛讨论的问题。苏联的解体使美国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不是以前的第一个超级大国。关于冷战的性质和从那时以来事件的发展中我们学到很多东西。我们看到华盛顿对它的全球性的敌人的消失如何做出反应，如肯尼迪所说，这是一个独占世界的冷酷无情的阴谋。在柏林墙倒塌几周以后，美国入侵了巴拿马。美国的目的绑架一个重要的罪犯（诺列加），他被带到佛罗里达，对他所犯的罪行进行审判，而此人很长时间里从美国中央情报局领取薪水。他从美国宝贵的朋友变成了极坏的恶魔，因为他采取的态度是挑战性的，从支持里根政府在尼加拉瓜的恐怖主义战争中获利。美国在侵略时打死了数千名巴拿马人，在那里恢复了与美国有联系的银行家和贩毒分子的统治。这几乎只是历史篇章中的一个注解而已，但在某些方面却打破了趋势。其中之一是有必要拥有一个新的借口，而这很快就有了：寻求破坏美国的拉丁裔贩毒分子的威胁。尼克松已经对毒品宣战，但是这场战争在单极时期发挥新的重要作用。
在第三世界的“尖端技术”
　　需要一个新的借口也指导着华盛顿面对敌对的超级大国的停滞做出的正式反应。几个月以后，老布什政府制定了新的方向：总之一切都将同样保持，但是有了新的借口。我们还需要一个巨大的军事系统，但现在有了一种新的辩解：第三世界的大国有了“尖端技术”。我们必须保持防务的工业基础，高技术工业得到国家的支持。我们应当对能源丰富的中东保持干涉的力量，那里对美国利益的威胁不能让克里姆林宫负责，这与过去几十年的欺骗有区别。
　　作为一场干涉的借口，挑起一场反对毒品的战争是有用的，但是作为借口很勉强。需要一个更充足的借口。精英们很快承担了这项任务，并完成了使命。他们宣布一场规范性的革命将使美国有权以它选择确定的人道主义理由进行干涉，这被看成是“最高尚的理由”。南半球高级别的会议痛苦地谴责这种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的权利”。需要补充润色，于是设计出“保护的责任”观点。了解历史的人都会发现西方大国以很有选择的方式履行它们的“保护的责任”，严格遵循三条最高原则。事情的混乱是那么明显，以至需要知识分子阶层巨大的灵活性：以另一种方式解释历史。
　　在单极的时期，另一个应面对的问题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前途。这个组织存在传统的理由是对付苏联的侵略。在苏联解体以后，这个借口蒸发了。那些天真的人曾经期待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也会消失。可是事情完全相反，它迅速扩大了。苏联解体时，戈尔巴乔夫做出了令人震惊的让步：允许一个统一的德国与一个由全球性超级大国主宰的敌视的军事联盟相结合，尽管德国自己在20世纪几乎两次破坏了俄罗斯。美国老布什政府向戈尔巴乔夫承诺北约将不会扩大到东德，当然不会扩大到东方。北约将改造成一个新的政治单位。戈尔巴乔夫还建议建立一个从北冰洋到黑海没有核武器的自由区，作为走向消除任何对东欧和西欧威胁的和平区的一步。这项建议并没有人考虑过。
　　不久之后，克林顿上台。很快就打消了华盛顿的承诺。没有必要深化北约不会变成一个政治单位的承诺。克林顿将该组织扩大到东方，布什则走得更远。从表面看，奥巴马企图继续扩大北约。在奥巴马到俄罗斯的前一天，他的国家安全欧亚事务特别助理对媒体说，我们将不给俄国人安全，也不和他们交流有关北约扩大或导弹防卫的任何情报。这指的是美国在东欧的导弹防御计划，将使俄罗斯的两个邻国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变成为北约的成员国。这两点被西方的分析人士看成是对俄罗斯安全的威胁，因此可能加剧国际上的紧张。
　　现在北约的管辖权更大了。奥巴马的国家安全顾问琼斯将军要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向南扩张，同时向东扩张，这样将加强美国对中东能源储备的控制。他主张建立北约的反应力量，组成以美国为首的军事联盟，大力提高迅速地在远距离采取行动的能力和灵活性，这就是现在美国在阿富汗要实现的目标。
　　北约秘书长斯奇夫在该组织的会议上说，联盟的军队必须保护直接通往西方的输油和输气管道，以更广泛的方式保护油轮使用的海上通道和其他的能源系统的基础设施。这项决定更清楚地说明美国冷战以后的政策：改组北约使其成为一种以美国为首的全球的干涉力量，它特别关注对能源的控制。当然任务包括保护将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运到印度和巴基斯坦，经过阿富汗的坎大哈省，那里部署了加拿大的军队，管道价值达76亿美元。目标是抵制向巴基斯坦和印度提供来自伊朗的天然气的另一条管道，减少俄罗斯对中来能源出口的控制。
　　在冷战后最初的日子里，人们理解东欧可能选择一条独立的道路，也许具有欧洲戴高乐的视角，从大西洋到乌拉尔。这不是一种可能扩散的病毒，而是一种可能瓦解整个全球控制系统的流行病。至少北约企图反制这种严重的威胁。北约联盟现在的扩张和它作为新的组织雄心勃勃的目标对实现这一目标是一种新的推动。
　　事件继续穿越单极的时期，遵循着指导国际事务的原则。更具体地说，政策的制定非常接近美国的高级策划者在二次大战期间提出的世界秩序的理论。从1939年起他们就了解什么是战争的结果，美国变成了一个全球的强国，取代了英国。结果实施的计划让美国控制了世界的大部分，按照他们的说法，至少必须包括西半球、原来的英帝国、中东和西亚的能源资源。在这个广大的地区，美国保持着无可置疑的权力，具有军事和经济上的优势，它的行动是为了保障这些国家行使主权的界限，它可以根据自己的全球计划进行干涉。最初设计者们认为，德国将在欧洲占主导地位，但是俄罗斯开始摧毁纳粹的武装力量，并且在扩大，于是设计者寻求使这个广大的地区包括亚欧的大部分，认为这是可能的，至少是西欧，它是亚欧的经济心脏。他们实施了细致的和合理的全球组织计划，分配了每个地区的作用。一般来说，南部发挥服务的作用：提供资源，廉价的劳动力，市场，投资的机会，以后提供其他的服务，如接受废品和污染物的出口。那时美国对非洲没有那么大的兴趣，在战争的破坏以后让欧洲在那里开发和重建。众所周知，中东的石油储备是能源的重要来源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物质奖励之一：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战略地区（艾森豪威尔语）。设计者们注意到控制了中东的原油就是向美国提供了对世界基本的控制。
　　认为历史的连续性性有重要意义的人也许记得，一个世纪以前，美国对得克萨斯的呑并和征服半个墨西哥为美国可能垄断棉花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燃料提供了条件。这种垄断现在有了保证，把所有国家放在美国的脚下。美国可以避开英国人的说服，空前地扩大了它在国际上的影响。类似的观念指导了华盛顿的石油政策。艾森豪威尔时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解释说，美国应当支持粗鲁和残暴的政权，封锁民主与发展，尽管这可能引起对美国的仇视运动。
　　对于拉丁美洲，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设计者们的结论是，那些激进的和民族主义的政权是对美国利益的第一威胁，它们人口多，寻求满足民众立即改善低标准生活和需要实现国内发展的要求。这种倾向与要求为私人投资、适当地获取利润和保护原料提供政治和经济的气氛相抵触。以后的历史无疑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
　自由贸易条约，推荐的治疗法
　　墨西哥的特殊情况，成为美国实施对拉丁美洲的战略的车间，五角大楼1990年发现美国与墨西哥的关系是特别积极的，选举中的盗窃和国家的暴力，拷打或虐待工人农民的丑闻都没有扰乱这种关系。在地平线上看到一片乌云：在墨西哥对民主开放的威胁，他们担心一个可能更有兴趣在民族主义和经济的基础上向美国挑战的政府上台。美国推荐的方案是签署一项美国-墨西哥的条约，把邻国关闭在国内。在80年代美国向它提供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在经济政策方面以此捆住现在的和将来的墨西哥政府。总之，政府强加的北美自由贸易条约是违反人民意愿的。1994年该条约生效时，克林顿总统指示采取“保卫行动”，将与墨西哥的边界军事化。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神父不理解亚当?斯密论点：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是自由贸易的基石。美国使墨西哥成为后来高额补贴的美国工农业产品出口的前哨阵地，这迟早会破坏墨西哥的农业，墨西哥的企业不能与得到国家支持的美国企业竞争，而条约允许这些美国公司在墨西哥自由行动。后果之一是很多墨西哥人与中美洲国家的移民一起流向美国。边界的军事化是一道自然的手段。这些移民作为廉价的劳动力在美国提供宝贵的服务，容易受剥削。在美国，农业企业、建筑业和其他的工业主要就靠这些移民，他们为美国社会提供财富。另一方面，也唤起传统的反对移民的感情，在这个移民社会里，这是长期存在和根深蒂固的。而移民受到令人羞愧的待遇。而穷人和工人总认为移民威胁他们的就业、生活方式和生存。重要的是注意到今天那些进行愤怒抗议的人受到了现实的凌辱。他们是经济的金融操纵计划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受害者，这些计划的设计是把生产转移到外围地区，让工人在全球范围内相互竞争，降低工资和保险，同时为研究的专业工作者提供保护市场的力量。自从里根时期开始，这样做的后果是严重的，经常表现为很坏的极端的方式。美国的两个政党竞争看谁能更热情地要求从事于有性虐待狂的理论，即应当拒绝关注非法的外国人的健康。它的立场是遵守最高法院规定的原则，根据法律这些生灵并不是人，因此不是给予其人的权利的对象。此时，最高法院认为问题是这些公司如果应当有能力公开收买选举，而不是以更间接的方式去做:宪法的事情是复杂的，因为法院的决定与没有证件的移民不同，公司是现实的人，根据法律事实上他们有权利超越那些有血有肉的人的权利，包括被名声很坏的自由贸易协议神圣化了的权利。而法律却实是庄严和威严的事情。
　　计划的幽灵是密切的，但是允许做一些改变。小布什政府走得更远，走到了侵略性的军国主义的极端，傲慢地蔑视一切，包括对它的盟友。即使在舆论的主流内部，这种做法也受到严厉的谴责。在布什的第二个任期温和一些。他的一些极端分子被赶走：拉姆斯菲尔德、沃尔福威茨、费奇等。他们不能赶走切尼，因为他就是政府。政治开始更多地回到准则。在奥巴马上台时，赖斯曾预言他将继续布什第二个任期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这样做了，只是理论风格不同，好像他对世界的大部分着迷……
　　奥巴马采取了不同的行动。他和蔼地向世界的领导人和人民致以伙伴似的问候，而在私下里继续把他们当成副官和下属。外国的领导人倾向于这种立场，公众有时被这种立场催眠。他聪明地处理事情，不关注理论或是令人高兴的行为。因为常见的是事实讲述不同的历史。在美国也是这样。
破坏的技术
　　现在的世界体系属于单极，只有一个意义：力量的范围。美国的军费支出几乎是世界其余国家的总和，破坏的技术处于更先进的地位。它在全世界拥和被它占领的两个国家有数百个军事基地，这两个国家位于能源产品的关键地区。美国在这些地区建立超大型的使馆，每个使馆实际上是一个城中城，这清楚地表明它未来的意图。在巴格达美国超大使馆的成本今年将从今年的15亿美元增加到几年后的18亿美元。还不清楚它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使馆的成本，不清楚美国在伊拉克建立庞大的军事基地的支出。
　　现在美国全球性的军事基地体系开始在拉丁美洲扩散。美国被赶出了它在设厄瓜多尔的曼塔基地，但是美国最近又实现了在哥伦比亚使用7个新的军事基地的目标，美国企图待在洪都拉斯的帕尔梅罗拉基地，它在里根的恐怖主义战争中发挥了核心的作用。2008年3月在哥伦比亚军队入侵厄瓜多尔领土（轰炸设在那里的哥伦比亚游击队的营地）之后不久，美国恢复了20世纪50年代解散的第四舰队的活动，其范围包括加勒比和中南美洲以及附近的水域，美国海军的行动包括打击贩毒、安全合作的军事演习、军队之间的相互行动、双边和多边的训练等。恢复第四舰队引起巴西、委内瑞拉和其他国家政府的抗议和担忧，这是可以理解的。2009年4月美国空军移动指挥部发表的一份文件增加了南美洲国家的担心，困它建议将哥伦比亚的巴兰格罗基地变成安全合作的基地，从那里可以开展活动。从那里美国的军用飞机C-17可以覆盖半个大陆，而不必添加燃料。这可能成为美国实行的全球战略的一部分，有助实现地区打击的战略，并向非洲扩展。目前该基地对于满足在南美洲大陆的活动是足够的，但是继续探索利用补充的基地，将这一选择延伸到非洲，成为美国全球监视、控制和干涉系统的组成部分。
　　这些计划是美国更普遍的拉丁美洲军事化政策的一部分。最近10年对拉丁美洲军官的训练大幅度增加了，远远超过冷战时期的水平。警察接受轻型步兵战术的训练。它的使命是打击青年犯罪团伙和激进的民粹主义，后者在拉丁美洲是人们很容易理解的。借口是反对毒品的战争，但是很能严肃的看待它，就看我们是否接受美国有权领导一场在外国土地上的战争的特别超级地位。理由是众所周知的，今年2月底拉丁美洲关于毒品和民主的委员会再次阐明了这一点，该委员会是由巴西前总统卡多佐、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和哥伦比亚前总统加维里亚主持的。它提出的报告指出，反对贩毒的战争已经完全失败，要求激进地改变政策，远离在国内和国外采取武力的措施，采取成本更低和更有效的措施。美国政府和其他国家的研究表明，控制服用毒品成本更低和更有效的方式是预防、治疗和教育。而成本更高和效率更低的方法是在本国之外采取的行动，如喷药和暴力追踪。这种方法被优先采用，因为他们的反对毒品战争的目标不是他们宣布过的目标。他们把在国外打击反叛组织和在国内进行社会清洗的计划隐藏起来，将大量多余的人员，几乎所有的都是黑人送进监狱，这使美国从30年前就成为世界上被关押的犯人最多的国家。
　　尽管从军事层面说世界是单极的，但在经济层面并不永远是这样。70年代初世界在经济上回到三极时代，形成北美、欧洲和东北亚三个中心。现在全球的经济变得更加多样化，特别是在亚洲的经济迅速增长之后，它们挑战“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规则。拉丁美洲本身也开始摆脱这种桎梏。美国将拉美地区军事化的努力是对这些进程的一个回答，特别是在南美洲，自从欧洲征服南美洲以来这是首次开始面对充斥美洲大陆的基本问题。南美洲开始走向各国一体化的运动，而传统上它们是面向西方的，同时推动经济关系和其他国际关系的多样化。为了克服拉丁美洲的固疾也做出了一些严肃的努力，过去少数富的阶层在贫困的环境中治理国家，使富人逃避责任，自己发财致富。这种情况与东亚完全不同。在东亚花很大的力量控制资本外逃。比如韩国在迅速增长的时期，资本外逃可能招致死刑。拉丁美洲的这些进程有些时候是由强大的民众运动领导的，这具有重大的意义。传统的精英在西半球超级大国的支持下对这些进程做出痛苦的反应。他们设置了巨大的障碍，如果实现其目标，那结果将极大地改变拉丁美洲历史的进程，它的影响将超出拉美地区。
　　（《环球视野》摘译自2009年9月28日西班牙《起义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