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在眉睫的危机：威胁与机会
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 ） 着 方闻 译
作者简介： 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 ）是麻省理工学院讲座教授、语言学荣休教授。这篇文章是根据作者2006年5月12日在贝鲁特的一次讲演写成的，两个月后，7月13日，以色列对黎巴嫩开战。本文收入《黎巴嫩内幕：随诺姆和卡萝尔·乔姆斯基同游一块被摧毁的土地》一书（该书刚由每月评论出版社出版，可通过网站www.monthlyreview.org或拨打电话1-800-670-9499订购）。
很遗憾，称得上迫在眉睫而且非常严重的危机实在太多了。某些危机应该受到每个人的高度关注，因为它们对人类生存造成了实实在在的威胁：发生致命核战争的可能性日渐增加，环境灾难可能也日不在远。然而，我想集中讲一些范围更狭窄的问题，这些问题是西方此刻最为关切的。我将主要谈美国的情况，对此我知道得最清楚，而且，由于美国势力庞大，所以它的情形最为重要。不过，就我所知，欧洲的状况也并无太大分别。
中东是最受西方关注的地区。这无足深怪。我受邀演讲，往往得提前数年就把题目定下来。如果有人问我选什么题目，我提出讲“目前的中东危机”，总不会有错。这有其道理在：60年前，华盛顿就认识到，该地区蕴藏的丰富能源是“战略力量的巨大源泉”，是“全世界最重要的战略要地”，是“世界历史上罕有的珍宝”。[1]从那时起，控制这个稀世珍宝，就一直是美国政策的主要目标，有危及美国控制中东者，自然会引起极大的关注。
美国政府与媒体连手编造谎言愚弄民众
美国多年伪称威胁来自俄罗斯，常用此借口在世界各地施加暴行和进行颠覆活动。就中东的情况来说，我们不必考虑这个借口，因为它已被官方抛弃。柏林墙倒塌时，老布什政府发布了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表示一切都将照旧，只是换了一套新的说辞。大规模的军事系统仍然必不可少，不过现在是因为“第三世界强国的技术精密”（至少这一点接近事实）；在世界范围内，本土的民族主义已经成为主要的威胁。这份官方文件进一步解释说，美国将维持针对中东的干预武力，在那里， “对我们利益的威胁” 使我们不得不介入，这种威胁“不能归咎于克里姆林宫”；这种说法，与美国编造了数十年的借口完全相反。[2]一如常态，所有这一切的反复都没有任何解释就这样过去了。
至今在美国民众的心目中，当前最严重的问题是伊拉克。而如果让美国人选择最害怕的国家，伊朗轻易便可中选，这并不是因为伊朗确有严重威胁，而是因为政府和媒体连手大肆宣传鼓动的结果。这是常见的惯用手法。最近的例子是伊拉克。实际上，2002年9月就已经宣称要入侵伊拉克。我们现在知道，美英两国的侵略行动早已秘密着手进行。就在那个月，华盛顿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宣传战，康多莉莎·莱斯（Condoleezza Rice）和其它人耸人听闻地警告说：萨达姆·侯赛因下一步就会对纽约市进行核攻击。只用了几周的时间，政府和媒体连珠炮似的宣传，就让美国人的看法与国际社会的认识完全脱节。世界各地真把萨达姆当回事的几稀，但只有在美国，多数民众为他明天可能对他们采取的行动而吓得胆颤心惊。毫不奇怪，美国人支持战争和他们的这种恐惧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在里根时期，就曾经以令人惊异的方式达到这种效果；早前的长期历史中还有诸多很能说明问题的例证。不过，在对伊拉克问题稍加讨论之后，我将紧扣主题，分析当前这个由教条体系精心构筑起来的丑怪大物。
对伊拉克的评论连篇累牍，但却没什么事实的报导。新闻记者通常只在巴格达的占领军防区内活动，或者缩在占领军里头。这不是因为他们胆小或懒惰，而完全是因为，到其它的任何地方都太危险了。此前的战争都不是这样的。令人震惊的是，美英两国在控制伊拉克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麻烦，比纳粹占领欧洲时，或俄罗斯在其东欧的卫星国所遇到的麻烦还要多；纳粹占领欧洲或俄罗斯控制其东欧的卫星国时，那些国家由当地的文官和安全部队管理，一旦出现任何问题，纳粹和俄罗斯就会握紧铁拳，蓄势而动，但通常都待在幕后。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环境要好得多的情况下，美国却已经无法在伊拉克建立一个顺从的附庸政权。
美国侵略者有责任向伊拉克人支付赔偿
撇开那些遮蔽我们视野的教条，在伊拉克应该做些什么呢？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应当明确一些基本原则。主要的原则是，侵略者没有权利，只有责任。第一位的责任是支付赔偿。第二种责任是按受害者的意愿行事。实际上还有第三种责任：将罪犯送上法庭，但是，这种责任离西方文化的帝国心态太遥远了，因此，这里先不谈它。
侵略者有责任向伊拉克人支付赔偿，这不仅仅是因为侵略罪行及其带来的可怕后果。美英两国已经折磨伊拉克人很长时间了。刚刚过去的历史上，在萨达姆·侯赛因犯下最严重罪行的时期，从头至尾，以及两伊战争结束很久之后，美英两国政府都大力支持他的恐怖统治。最后，伊朗屈服了，它认识到没有能力与美国作战；那时，美国公开参与伊拉克的侵略活动——这些事情，即使西方人忘了，伊朗人也肯定不会忘记。罔顾历史对手持大棒的人总可省掉麻烦，不过，受害者通常更愿意直面真实的世界。在两伊战争之后，华盛顿和伦敦继续向它们的朋友萨达姆提供军事装备，包括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系统的方法。1989年，也就是萨达姆最残酷的暴行和伊朗屈服过去很久之后，伊拉克的核工程师甚至给带到美国，教他们如何发展核武器。
1991年的海湾战争结束后，美英两国马上恢复了对萨达姆的支持，当时，它们实际上准许他动用大量军事装备，镇压什叶派穆斯林的暴动；那场暴动很有可能彻底推翻萨达姆这个暴君。曾有人公开解释两国这样做的原因。《纽约时报》报导说，在美国及其盟国（英国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看法惊人地一致”：“无论这个伊拉克领导人犯下了什么样的罪行，对西方和该地区来说，他比那些被他镇压的人更能维护他们所要的伊拉克的稳定”；“稳定”就是“遵守秩序”的代名词。[3]《纽约时报》首席外事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解释道，对华盛顿来说，“最理想的状态”是，由一个“强硬的军政府”像萨达姆那样统治伊拉克。但是，这种选择无法实现，华盛顿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接受萨达姆本人。不管是那时还是现在，都没有考虑这样的一种选项：伊拉克人应该不受美国控制，独立自主地管理伊拉克。
接着，美英两国对伊拉克强制实施了残酷的制裁，这夺去了数十万人的生命，毁灭了伊拉克的平民社会，强化了萨达姆这个暴君的统治，迫使民众依靠他活命。制裁或许挽救了萨达姆，使他没有遭受其它凶残暴君那样的命运；在那些暴君中，有一些人完全可以与萨达姆相提并论，尽管美英两国大力支持他们，直至其血腥统治的最后一刻，但是，他们都被从内部推翻；那些暴君包括齐奥塞斯库、苏哈托和别的一大批无赖之徒，常常会有新的名字加入这批人的行列。对于手持大棒的人来说，所有这些，也都是令人厌烦的“古代史”，但对于他们的受害者和愿意了解这个世界的人来说，并不是那样。所有这些，以及更多的行为，都要求美英两国作出大规模的赔偿，而且，最好对其他受害者也负起责任。但是，帝国文化中深刻的道德—精神危机，使得人们全然不去思考这类问题。
权势者对民主怀有天然的恐惧与厌恶
第二种责任是听从民众的意愿。英美两国的民意调查，为此提供了充足的证据。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87%的伊拉克人希望有“明确的美国撤军时限”，比2005年时有所增加，当时这一数字是76%。[4]如果像他们所说，这些报导确实反映了伊拉克人的看法，那么，这意味着，实际上，在部署着美英军队的伊拉克阿拉伯人聚居区，全体居民都希望有一个严格的撤军时间表。就是在纳粹占领下的欧洲或俄罗斯控制下的东欧，恐怕也找不到可与此相比的数据。
然而，布什—布莱尔和他们的盟友宣称，不可能有撤军时间表。这种立场，部分地反映了权势者对民主所怀有的天然的厌恶，而又常常天花乱坠地提倡民主。美国在伊拉克没能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后，不得不为侵略编造一个新的借口，于是乎提倡民主就变成了中心议题。2003年11月，在位于华盛顿的“全国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布什总统宣布了民主的教条，博得众人喝彩。他宣称，入侵伊拉克的真正原因，并不是此前华盛顿和伦敦所坚称的萨达姆的武器计划，而是布什肩负在伊拉克、中东和其它地方推进民主的救世主使命。媒体和著名学者深深被这些话打动，就像主要自由主义评论家所宣称的那样，他们发现“解放伊拉克”也许是有史以来“最高尚的”战争，为此而大感宽慰——甚至连持批评态度的人都附和这种观点，他们反对的理由是，那个“高尚的目标”恐非我们力所能及，而且，我们要馈赠民主大礼给他们的人太落后了，无福消受。几天后，美国在巴格达进行的民意调查，证实了这种结论。在被问到美国为什么入侵伊拉克时，一些人赞同西方知识分子所极力称赞的民主的新教条：1%的人同意是为了促进民主；另外5%的人说是为了帮助伊拉克人。[5]剩下的多数人理所当然地认为，显然，美国是为了上流社会所难以说出口的战略—经济目标；我们毫不迟疑地指称敌人之所图在这些目标，如俄罗斯侵略阿富汗或萨达姆侵略科威特时，可是，说到我们自己时，这些目标就难以启齿了。
但是，对权势者来说，排拒伊拉克民众的意愿，远远不止是出于对民主的天然的恐惧。只要想一下，一个独立的、多少有点民主的伊拉克，可能推行什么样的政策。伊拉克人或许并不喜欢伊朗，可是，无疑他们愿意与这个强邻保持友好关系。在伊拉克人口中占多数的什叶派穆斯林，与伊朗存在联系，而且正采取行动加强这种联系。此外，甚至伊拉克获得有限主权这样的情况，也已经激励了在沙特阿拉伯边境地区惨遭镇压的什叶派穆斯林努力谋求基本的权利，乃至自治权。而那里恰巧是沙特阿拉伯石油储量最丰富的地方。
美国恐惧出现独立而民主的伊拉克
这样发展下去，可能导致一个松散的什叶派穆斯林联盟控制世界主要的能源资源，而且不受华盛顿的掌握，对华盛顿来说，这是最大的梦魇——若这个什叶派穆斯林联盟加强与中国的经济联系，甚至军事联系，那是更糟的情况。美国能够胁迫欧洲：华盛顿一挥动铁拳，欧洲的主要企业就会撤出伊朗。但是，中国有3000年的鄙视野蛮人的历史，不会被威胁吓倒。
这是华盛顿在战略上关注中国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它构成了军事威胁，而是它的独立自主带来了威胁。如果像古巴或越南这样不听美国使唤的小国都是不能接受的威胁的话，那么，世界最具经济活力区的核心的独立自主，肯定更是如此；中国的外汇储备刚刚超过日本，在全球占据重要份额，也是全世界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根据正确的测算标准，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达到美国的近三分之二，如果现在的增长速度能够持续下去，那么，中国可能在大约10年的时间里赶上美国——当然，是绝对数，而非人均值。
中国还是亚洲能源安全网和上海合作组织的核心，上海合作组织包括了中亚各国，仅仅数周前，印度、伊朗和巴基斯坦作为观察员国加入该组织，也许不久就会成为正式成员。印度正在与中国共同实施一项重要的能源计划，而且有可能加入亚洲能源安全网。伊朗也可能这么做，如果它得出结论说：欧洲已经被美国吓倒，不能独立行动。假如伊朗转向东方求助，会发现很乐意合作的伙伴。去年9月，在德黑兰召开了一次重要的能源会议，伊朗、中国、巴基斯坦、印度、俄罗斯、埃及、印度尼西亚、格鲁吉亚、委内瑞拉和德国的官员与学者会聚一堂，计划在整个地区建立一个覆盖面广阔的管道系统，并加强对能源资源的开发。布什最近访问印度，以及他同意印度的核武器发展计划，都是操纵这些全球重要力量合作方式的部分措施。一个拥有主权、部分实现民主的伊拉克，可能为严重威胁美国全球霸权的这种发展趋势再添助力，因此，毫不奇怪，华盛顿带着“为美国统治下的和平卖命的小喽啰”（迈克尔·麦圭尔在英国最重要的国际问题杂志上这样形容布莱尔统治的英国）[6]，使出浑身解数防止这种结果出现。
二战以来美国取代英国成为统治世界的强权，控制中东这块“全世界最重要的战略要地”成为 其最高的外交政策目标之一，如果美国被迫允许伊拉克拥有某些主权，而随之发生上述的任一结果，那么，华盛顿的决策者就得遭逢这项政策的失败。对美国的计划来说，最重要的是“控制”，而不是“有机会利用”，这两者有重大的差别。远在美国依赖中东石油之前很久，它就奉行同样的政策；即使以后它依靠太阳能，这些政策也会继续下去。正像战后初期有影响的决策者所说的那样，这种控制使得美国对工业上的竞争对手拥有“否决权”；最近，在伊拉克问题上，这样的情形又一次重演，正如美国决策圈中的重要人物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所指出的，顺利征服伊拉克，会给美国“关键的杠杆”以凌驾欧洲和亚洲工业上的竞争对手。美国副总统迪克·切尼也持同样的观点，把控制石油供应称为“胁迫与勒索的工具”——一旦被别人使用时。[7]他继续敦促中亚的独裁政府（它们是华盛顿所谓的“民主典范”）同意铺设油气管道，以确保这些工具控制在华盛顿的手里。
这绝不是什么创新的思想。大约90年前，在石油时代刚刚开始的时候，英国海军大臣沃尔特·休姆·朗（Walter Hume Long）就表示：“如果我们能牢牢控制全世界现有的石油供应，那么，我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8]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也知道这一点至关重要。威尔逊把英国赶出委内瑞拉（1928年时已成为世界主要石油出口国），接着由美国公司控制该国的石油。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威尔逊和他的继任者支持委内瑞拉凶残而腐败的独裁者，确保他不给英国石油开采权。这段时间，美国继续在主要被英法两国控制的中东要求并得到了石油权利。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事件说明了西方知识界所盛赞的“威尔逊理想主义”的真正含意，以及“自由贸易”与“门户开放”的真实含意。有时甚至连官方都会承认这一点。在华盛顿塑造二战后全球秩序的时候，国务院的一份关于美国石油政策的备忘录，要求保持美国对西半球能源的绝对控制，“与此配合，坚决主张门户开放原则，以便在新的地区为美国公司获得同等机会”。[9]这是对“实际存在的自由市场学说”的很好说明：我们已经拥有的，我们要保住，而对别人关上大门；我们还没有的，根据门户开放原则，我们要得到。所有这些，都说明了国际关系中惟一真正重要的原理，那就是修昔底德斯（Thucydides:）的格言：强者为其所能为，弱者受其所不得不受。
美英敌视拉美独立、民主的左翼政权
至于今天的伊拉克，讨论“退场战略”没有什么意义，除非解决这些现实情况。还很不清楚华盛顿的决策者将如何处理这些问题。他们在别的地方也面临类似的问题。情报部门对新千年的设想是，美国会控制中东的石油自不在话下，不过，它自己将依赖大西洋盆地（西非独裁国家和西半球）更为稳定的石油储藏。但是，美国战后以来对南美从委内瑞拉到阿根廷的控制，正遭到严重削弱。美国两个主要的控制手段是施加暴力和经济压制，但是，每个武器都在失去效力。美国最近一次尝试赞助军事政变是在2002年的委内瑞拉，但是，由美国支持上台的政府迅速被民众的抵抗所推翻，而且拉美爆发了骚乱，美国因而不得不撒手，拉美对待民主的态度比西方要认真得多，推翻民主选出的政府已经不再被平静地接受。美国的经济控制也在日渐失效。南美国家正在清偿欠“国际货币基金会”（IMF）的债务——该会基本上属于美国财政部的分支机构。对华盛顿来说，更可怕的是，这些国家在接受委内瑞拉的援助。阿根廷总统宣布，该国会“摆脱“国际货币基金会””。阿根廷严格遵守“国际货币基金会”的规则，导致了经济灾难，在彻底违背这些规则后，才获得经济复苏。巴西也摆脱了“国际货币基金会”；玻利维亚大概也会这么做，它也得到了委内瑞拉的援助。美国的经济控制正在严重削弱。
华盛顿主要关注的是西半球主要产油国委内瑞拉。美国能源部估计，如果油价保持足够的高位，使得开采委内瑞拉昂贵的超重原油变得有利可图，那么，该国的石油储备可能会超过沙特阿拉伯。美国的极度敌视和颠覆，促使委内瑞拉更加注意推动出口和投资的多样化；中国迫不及待地接受这个机会，就像它和拉美其它资源丰富的输出国开展合作一样。南美天然气储量最大的国家玻利维亚也走上了与委内瑞拉大致相同的道路。在别的方面，这两个国家也给美国带来了难题。它们都有民选的政府。委内瑞拉领导拉美支持民选政府，由于查韦斯（Chávez）的影响，在过去短短几年内，这样的政府急剧增加。因为查韦斯坚持独立自主并获得了大量民众支持，他遭到美国的痛恨。玻利维亚刚刚进行了一场民主选举，这种选举也是西方几乎无法想象的。民众对一些重要问题有非常深入的了解，民众普遍积极参与，他们从自己的阶层中，从占人口大多数的土著居民中，选出某个人。民主总会引起权力核心的恐惧，当它超出单纯的形式太远，而包含了实际内容时，尤其是这样。
对所发生的事情的评论，显示了这种恐惧的性质。伦敦的《金融时报》警告说，玻利维亚总统埃沃·莫拉莱斯（Evo Morales）正变得日益“威权”和“不民主”。这对致力于在各地推进民主和自由的西方列强来说，不能等闲视之。莫拉莱斯施政专断和背离民主原则的证据是：他按照95%的民众的意愿，将玻利维亚的天然气资源收归国有，并削减公职人员薪水和消除腐败而深得民心。莫拉莱斯的政策越来越像可怕的委内瑞拉领导人。似乎查韦斯民选政府的普获支持，还不足以证明查韦斯是个反民主的独裁者，他正努力把自己在委内瑞拉推行的计划推展到玻利维亚：帮助“玻利维亚推动消灭文盲的进程，为数百名被派到玻利维亚穷人中工作的古巴医生发工资”，《金融时报》丧嗒然若丧地这样说。[10]
布什政府2006年3月发布的最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把中国说成是对美国控制全球的最大的长期威胁。这种威胁不是来自军事方面，而是来自经济方面。这份文件警告说，中国领导人不仅“扩张贸易，而且，表现得好像他们能够用某种方式‘封锁’世界能源的供应，或者试图引导市场，而不是开放市场”。[11]几周前，在华盛顿举行的中美会议上，布什总统警告胡锦涛主席，不要试图“封锁”全球供应。布什责难中国依赖苏丹、缅甸和伊朗的石油，指控中国反对自由贸易和人权——不像美国，它只从尊重人权的纯粹民主国家那里进口石油，如赤道几内亚（最凶残的非洲独裁国家之一）、哥伦比亚（迄今为止，它的人权纪录是拉美最糟糕的）、中亚各国和其它在道德方面堪称典范的国家。在美国推行传统的“门户开放政策”，并公然发动侵略，以确保控制全球的能源供应，牢牢抓住“胁迫与勒索的工具”之际，没有哪个体面人物指控华盛顿“封锁”全球供应。也许很有意思的是，美国的这些言行不一在西方没有引人嘲笑，甚至也没人注意。
《纽约时报》关于布什和胡锦涛会晤的头条新闻报导说，“中国对石油的欲望，还影响到它对伊朗问题的态度……（中国试图‘封锁’全球供应的）的问题，可能因伊朗而变得特别紧急”，中国的大型国有石油公司与伊朗签了一项700亿美元的协议，以开发亚达瓦兰的大油田。[12]这个问题很严重，再加上中国甚至插手沙特阿拉伯，问题就更大了，从二战中英国被赶走到现在，该国一直是美国的附庸。如今，这种关系受到中国和沙特阿拉伯王国之间日益加强的经济（甚至军事）联系的威胁，现在，沙特阿拉伯是中国在西亚与北非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或许，这进一步证明了中国不关心民主和人权。胡锦涛主席访问华盛顿时，美国拒绝为他举行国宴，这是一种有意的侮辱。他愉快地作出回应：直接去沙特阿拉伯，给了华盛顿一记重重的耳光；对这一点，肯定不会有人误解。
对于美国在伊拉克的所作所为的相关全球背景，这是最简略的概况。但是，目前在对美国人最关注的问题的争论中，这些关键情况被一个僵化的教条排除掉，几乎没有人提到。人们不能接受说自己的国家有战略—经济方面的理性计算，自己的国家一定要由自由、公正、和平和其它美好事物的良善理想指引。这又得再说到西方知识文化非常严重的危机，当然，这在历史上并非第一次出现，然而却是个危险的兆头。
我们能够确信，尽管这些情况在公共讨论中被排除在外，但它们引起了决策者的关注。政府惯常的做法是，视国民如主要敌人，让他们浑然不觉自己正遭逢何事，然后为他们做主安排。然而，我们可以推测。合理的推测是，华盛顿的决策者可能在试图鼓动分离主义运动，然后，美国就能“保护”分离主义者，让他们反对自己的祖国。伊朗主要的石油资源在波斯湾附近的阿拉伯人居住区胡齐斯坦省——完全可以确定，当地有一个不知道怎样兴起的阿瓦兹阿拉伯人解放运动，要求获得没有明确内涵的的自主权。在附近，伊拉克和海湾国家为美国的军事干预提供了基地。
美国正大幅增加在拉美地区的军事力量。委内瑞拉的石油资源集中在靠近哥伦比亚（它是美国在该地区可靠的陆上基地）的苏利亚州，该州反对查韦斯，并且已经出现了自治运动，这个自治运动同样不知道是怎样兴起的。玻利维亚的天然气资源在欧洲后裔的精英分子控制的东部富裕地区，他们强烈反对由占人口大多数的土著居民选出的政府，并且威胁要从玻利维亚分离出去。附近的巴拉圭也是美军剩下的少数几个可靠的陆上基地之一。现在，美国军事和警务援助的总和已经超过了经济与社会援助，这大幅逆转了冷战时期的援助模式。如今，在拉美，美国的军事人员比最重要的联邦文职机构所有人员加起来还要多，与前些年相比，这也是一个急剧的变化。美军的新使命是抗击“激进的民粹主义”——这个词经常用来指不听话的、独立自主的民族主义。军事训练原来由国务院掌管，现在正转由五角大楼负责，这样，在人权和民主问题上，就可以不受国会监督的制约——国会的监督总是很软弱，但是，在限制行政部门滥用权力方面，会有一些效果。
美国视不听命的独立民族国家如寇仇
美国是个全球强权，对它的政策和对大英帝国的政策一样，都不应该孤立地观察。半个世纪前，艾森豪威尔政府认为，主要有三个全球性问题：印度尼西亚、北非和中东——这些地方都盛产石油，都信奉伊斯兰教。在这三个地区，美国忧虑的都是争取独立的民族主义。法国结束对阿尔及利亚的统治，解决了北非问题。1965年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发动政变，用大屠杀为美国排除了独立自主带来的威胁；美国中央情报局把这次大屠杀与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罪行相提并论。对这场《纽约时报》所称的“令人震惊的大屠杀” 西方毫不掩饰自己的欣喜和宽慰，表示欢迎。[13]军事政变摧毁了惟一有广大群众基础的穷人的政党，屠杀了大量的无地农民，使西方可以毫无阻碍地开采这个国家丰富的资源，而大多数人却悲惨地挣扎着勉强维持生活。两年后，以色列摧毁美英两国所憎恶的埃及纳赛尔政权，中东的主要问题也解决了；美英担心，俗世的民族主义势力可能会想把这个地区大量的能源资源用于国内发展。在此数年之前，美国的情报部门就警告说，当地民众普遍认为，西方通过武力强加的不公平协议，开采石油这种“民族遗产”。以色列为美国、沙特阿拉伯盟国和各家能源公司的效劳，证实了美国情报机构1958年的判断：为了反对阿拉伯民族主义，“合乎逻辑的推论”是，除了土耳其外，还要依靠以色列作为“中东惟一强大的亲西方势力”；在美国的战略框架内，1958年土耳其和以色列结成了紧密的军事同盟。[14]
美国—以色列联盟在世界事务中是独一无二的，它可以追溯到1967年以色列的军事征服[①]， 1970年叙利亚可能干预约旦，以保护在“黑色九月”[②]惨遭屠杀的巴勒斯坦人，以色列阻止了叙利亚，美─以联盟因而更加紧密。华盛顿认为，叙利亚的这种干预，对它的盟国约旦构成了威胁，而且，更重要的是，对它那些出产石油的附庸国构成了威胁。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大约增加了三倍。此后，这种模式持续不断，以色列的助美国为虐还扩展到中东以外的地区，特别是在拉美和非洲南部。这种支配体系对那些有重要影响力的人很有利。能源公司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利润。高科技产业（包括军事工业）因以色列而获利丰厚，主要的金融机构也是这样，实际上，以色列成了美国的一个海外军事基地，为美国人提供设备和训练。可能有人认为，采取其它的政策会更有利于主要决定政策的国内各掌权集团势力；但是，他们似乎认为这些政策还是很可以接受的。如果他们不这么想，可以轻易地终止这些政策。而且，实际上，当美国和以色列的国家权力发生冲突时，以色列必然会让步；最新的例子是以色列向中国出口军事技术的事件，起初，以色利不愿听从美国（以色列时事评论员阿卢夫·本说，对以色列来说，美国是“被称为‘伙伴’的老板”）的命令，随后，布什政府就故意羞辱了以色列。
美国的霸道是核武战争危机的根源
让我们接下来看伊朗和它的核计划。1979年以前，华盛顿一直强烈支持该计划。当然，在那些年，美英两国策动军事政变，推翻了统治伊朗的议会政府，扶植了一个残忍的暴君上台[③]。如今，标准的说法是，伊朗不需要核能，因此，它一定是在从事一项秘密的核武器计划。亨利·基辛格解释说，“像伊朗这样的主要产油国，发展核能是在浪费资源”。30年前，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指出，“采用核能，既可以满足伊朗经济日益增长的需要，又可以节省石油，把剩余的石油储藏用于出口或转化成石化产品”，美国还采取实际行动支持伊朗国王努力发展核能。小布什政府的主要当权者，迪克·切尼（Dick Cheney）、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和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当时竭力向伊朗国王提供“完整的核燃料循环”——以核燃料为动力的核反应堆和可以自动再生的裂变材料。今天，现任美国政府设法阻止伊朗获得的，恰好正是这种能力。美国的大学曾安排训练伊朗的核工程师，无疑这要不是由华盛顿推动的话，也得到了首肯；比如说，包括我所在的麻省理工学院都参加了这项工作，尽管绝大多数学生表示反对。有人问基辛格，为什么观点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用惯常令人欣赏的坦率方式回答道：“他们那时是我们的盟国。”[15]因此，在1979年之前，他们真的需要核能，但是，现在不需要了。
就我们现在所知，伊朗发展核计划，属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四条所规定的权利，该条约允许无核国家为开发核能而生产核燃料。然而，布什政府坚持说，应当强化《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四条的规定，我认为这是有意义的。1970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生效时，在为开发核能而生产核燃料和为制造核武器而生产核燃料之间，有着相当大的鸿沟。但是，在今天的技术条件下，这个鸿沟已经变小了。然而，根据当初的协议，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四条的任何这类修订，都必须确保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不受妨碍。国际原子能总署署长穆罕默德·巴拉迪（Mohamed ElBaradei），提出了一项合理建议：对于那些用于制造核武器的材料，把它们的全部生产和加工过程，都置于国际控制之下；同时，“保证那些迫切希望合法利用核能的国家能够获得原料供应”。[16]他提议，这应当成为全面履行联合国有关决议的第一步——1993年，联合国通过决议，号召国际社会缔结《停止生产核武器用裂变材料条约》；该条约禁止各国生产核武器用裂变材料。巴拉迪的建议无法付诸实施。美国的政治领导人以他们现在的立场，当然决不会同意这种主权让渡。到目前为止，据我所知，只有一个国家接受了巴拉迪的建议：那就是伊朗今年1月接受了它。这表明，有一种方法可以解决当前的危机（实际上，这场危机相当严重）：各国继续生产核武器用裂变材料，可能最终导致人类毁灭。
华盛顿还拼命反对有核查措施的《停止生产核武器用裂变材料条约》，按照普林斯顿大学武器控制专家弗兰克·冯·希佩尔的说法，专家认为那是“最重要的核武器控制方案”。[17]尽管美国反对，2004年11月，联合国裁军委员会还是投票支持有核查措施的《停止生产核武器用裂变材料条约》。投票结果是，147票赞成，1票反对，两票弃权：以色列和英国投了弃权票，以色列这样做是自发的，英国的情况则更有意思。英国大使约翰·弗里曼解释说，英国支持这项条约，但不能投票赞成这个版本，因为它“造成了国际社会的分裂”——把国际社会分成了147：1。[18]后来，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中，179票赞成，两票反对，以色列和英国再次弃权。帕劳（Palau，帛琉）与美国一起投了反对票。
缓和核武战争危机的方法
在霸主国及其跟班的领导人所优先考虑的事项中，人类生存占据什么样的地位？对这个问题，我们有了一些了解。
2004年，欧盟和伊朗就核问题达成一项协议：伊朗同意暂停其合法的铀浓缩活动，而欧盟则同意向伊朗提供“在安全问题上坚定的承诺”。每个人都知道，“安全问题”指的是，美国—以色列的的确确在威胁并准备攻击伊朗。这种威胁严重违背了《联合国宪章》；对于一个被全球超级大国一刻不停地折磨了50年的国家来说，这种威胁不是小事；这个全球超级大国现在占领了伊朗的邻国，更不用说那个地区性超级大国的附庸国了。
伊朗履行了协议中对自己这一方的规定，但是，在美国的压力下，欧盟拒不实行原有的承诺。伊朗最后也放弃了这项协议。西方希望出现的情况是，伊朗违反协议，证明它对世界秩序构成了严重威胁。
2003年5月，伊朗提出愿意与美国讨论所有安全问题，美国拒绝了，它想把以前对付朝鲜的办法故技重施一次。2001年1月，刚刚就职的布什政府，收回了早先美朝协议中规定的“不敌视”朝鲜的条件，继续对朝鲜进行严重威胁，同时，抛弃了向朝鲜提供燃料油与核反应堆的承诺。朝鲜还以颜色，重新开始发展核武器，这是当前另一场危机的根源所在。这一切全都可以预判，而且本是意料中事。
有一些方法能够缓和并可能结束这些危机。首先是放弃实际上推动伊朗（和朝鲜）发展核武器的威胁策略。华盛顿曾经表示，对那些无力自卫的国家，它想攻击哪个就会攻击那个，随后，以色列最重要的军事史学家之一马丁·范·克里韦尔德（Martin van Creveld）马上写道：如果伊朗不发展核武器，那它就是“疯了”。[19]因此，结束危机的第一步就是放弃威胁策略，威胁策略可能会引发想要发展威慑力量以资抵抗的目标——而唯有核武器或核恐怖是行之有效的威慑力量。
第二步是，运用各种方式，使伊朗重新融入全球经济。第三步是，与世界其它国家一起，接受有核查措施的《停止生产核武器用裂变材料条约》，并与伊朗共同接受巴拉迪的建议或类似的东西——我再说一遍，这里的问题远远超出了伊朗的范围，已经牵涉到人类的生存。第四步是，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四条付诸实施，它规定，核国家有义务作出“真诚”的努力，消灭核武器；正像国际法院在判决中所说的那样，这是一项必须遵守的法定义务。没有一个核国家履行了这项义务，但是，美国遥遥领先地带头违反它——这又是对人类生存的极其严重的威胁。只要美国有意朝这个方向迈进，就会缓解即将到来的美国—伊朗关系危机。首先，重要的是注意巴拉迪的话：“这种状况无法用军事手段解决。那样做是无法想象的。惟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进行谈判。”[20]而且，这是可以做到的。与伊拉克战争时的情形相似：似乎美国的军队和情报部门都反对与伊朗开战，但是，布什政府中的文职决策者很可能这么做，包括切尼、拉姆斯菲尔德、赖斯和其它少数几个人，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组合。
迫在眉睫的核战争威胁
杰出的战略分析家广泛认为：核战争的威胁非常严峻，并且正在日益增加；通过采取人们普遍认可、而且事实上是法律所强制规定的措施，可以消除这种威胁。他们警告说，如果不采取这样的措施，“核武交战终将无法避免”，我们也许会面临“最后归于毁灭这样一种极大的风险”，面临“我们自己制造的世界末日大决战”。[21]这些威胁人们都深切理解，但有人仍在有意增加这种威胁。入侵伊拉克，只是一个最突出的例子。
在克林顿时期，军队和情报机构的决策者要求，“控制军事行动的太空场域，以保护美国的利益和投资”，大致像早些年美国的陆军和海军所做的那样；但是，现在只剩下了一个霸权国家，它必须发展“以太空为基地的攻击性武器，（以确保）可以从太空、以太空为目标和通过太空精确地使用武力”。他们说，有必要采取这样的措施，因为“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将导致“经济差距扩大”，“经济萧条、政治动荡和文化隔阂更为严重”，并因此在“穷国”引发骚乱和暴力，其中很多都是针对美国的。所以，美国必须准备规划 “从太空发动精确打击，对付”难以控制的力量“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22]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全球扩散，可能正是决策者所建议的军事计划造成的后果；就像“（经济）差距扩大”，是特定形式的国际一体化可以预见的后果——在教条体系中，这种国际一体化，被错误地称为“全球化”和“自由贸易”。
对这些概念，还应该补充点看法。“全球化”和“自由贸易”，都是宣传用语，而不是描述用语。“全球化”这个词，用来指某种特定形式的国际经济一体化，并不奇怪，这种国际经济体系是为了维护设计者（即跨国公司和与它们联系密切的少数几个强国）的利益而设计出来的。远比它们更能代表世界人民的一些团体，正在追求一种完全相反形式的全球化，即大规模的全球正义运动，该运动最初出现在南方国家，但是，现在，北方国家的民众组织已经参加进来，每年在“世界社会论坛”召开一次会议；“世界社会论坛”衍生了出大量区域性、地方性的社会论坛，尽管这些论坛与“世界社会论坛”在同样的大框架内，但它们主要关注自己的问题。全球正义运动是一个全新的现象，也许，现代工人运动和左翼从诞生之日起就希望实现的那种“国际”，从这里可以找到萌芽。在如今盛行的教条体系中，全球正义运动被称为“反全球化”，因为该运动所追求的全球化，是为了维护人民利益，而不是为了集中经济权力——遗憾的是，全球正义运动也常常采用“全球化”这个荒谬的术语。
主权与国家干预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官方推动的全球化信奉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也是一个很容易误导人的用语：这种体制既不新，也不自由。实际上，新自由主义主要是18世纪以来用武力强加给殖民地的政策，而如今的富国当时根本不遵守这些准则，它们广泛依赖国家干预经济，援用现在的国际经济秩序已经禁止的一些手段。英国是这样，那些学步其后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和国家干预政策的国家，包括日本，也是这样；日本在南方国家中是个没有被殖民而且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这些事实广被经济史学家承认。
许多颇能阐释问题的例子证明，主权和大规模的国家干预对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比较19世纪初的美国和埃及就可以提供这样一个例证。从英国统治下解放出来以后，美国可以采用英国式的国家干预措施，获得发展。而在此期间，英国的力量可以禁止埃及采取任何这类措施；为了防止地中海东部出现竞争对手，英国伙同法国，强制实施帕麦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④]提出的原则——“绝不应该让公正对待穆罕默德·阿里（Mehemet Ali） [⑤]的想法妨碍这种巨大而至高无上的利益”。[23]帕麦斯顿表现了他对胆敢着手发展经济的“愚昧的野蛮人”的“憎恶”。历史上的场景再度重演：今天，在美国的压力下，英国和法国要求伊朗中止所有与核计划和导弹计划相关的活动，包括研发活动，这样，伊朗就被禁止发展核能，而且，全世界可能受到最严重威胁的国家就没有了对付攻击——所谓“正义力量”的攻击——的威慑手段。我们也可回想一下，在以色列发展核武器的过程中，英法两国发挥了关键作用。实际上，帝国的神经是很脆弱的。
假如埃及享有主权，那么，它可能在19世纪就发生了工业革命。埃及与美国有许多共同的有利条件，但缺了独立；国家独立，使得美国可以征收很高的关税，阻止质量更好的英国商品（纺织品和钢铁等）涌入。实际上，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是世界上头号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国家，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的经济力量远超过其它任何国家，才容忍“自由竞争”。二战以后，严重依赖政府部门的积极协助成为美国经济的核心组成部份，这种依赖程度甚至超过了战前，并一直持续到现在。而且，只要对美国有利，美国也仍在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最极端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出现在里根时期——与这种政策相伴的，照例是为别人实行（贸易）自由主义大唱赞歌。里根实际上加倍筑高了贸易壁垒，并求助于通常都会采取的手段，即利用五角大楼来克服管理方面的失败，并实行商业媒体所提的“美国再工业化”的口号。此外，高度的贸易保护主义已构成了所谓“自由贸易协议”的一个部分，设计这样的协议，是为了用行之已久的方式保护势力强大和拥有特权的一方。
一个世纪以前，英国也是这样玩弄“自由贸易”的，当时，推行了150年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国家干预政策，已经使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自由贸易看来是可行之道，修改一下人们熟知的比喻来说，假如运动场已正确 “命名”，那么便可开赛。但是，英国仍然两面下注。它继续依靠受保护的市场、国家干预，以及经济史学家还没有考虑到的其它手段。全世界规模最大的鸦片走私业，就是一个这样的市场；英国蓄意走私鸦片，是为了闯入中国市场，创造利润，来向皇家海军提供经费、为管理被占领的印度提供资金，并购买美国的棉花——美国的棉花促成了工业革命的发生。举一个与当前的新闻事件相关的例子，美国的棉花生产，同样完全建立在国家干预的基础上：实行奴隶制、实际上灭绝了土著居民、实施军事占领——占领了墨西哥的几乎一半领土。1932年，当英国无力再与日本竞争的时候，它就实行锁国政策，其它帝国主义列强也跟着这样做，这是构成第二次大战背景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自由贸易和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形与公开宣称的教条，只有很少的相似之处。
新自由主义是民主与发展的共同敌人
在整个近代史上，民主与发展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主权的丧失。在一个由国家组成的世界上，的确，主权衰亡，民主的希望必然坠地，推行经济社会政策的能力也随之下降。这接下来又会对发展造成损害，数个世纪的经济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结论。在这方面，经济史学家M·沙希德·阿拉姆（M. Shahid Alam）的著作特别发人深省。在当前的术语中，那种强加的体制叫“新自由主义”，因此，说民主与发展的共同敌人是新自由主义，并不为过。对于发展，人们可以就因果关系展开争论，因为对经济增长的原因，现在理解得还很少。但是，相关性则是相当清楚的。那些曾经最严格地遵守新自由主义原则的国家，如拉美和其它地区的一些国家，与前些年相比，宏观经济指标都出现了急剧恶化。而那些不理会新自由主义原则的国家，如东亚的一些国家，则得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新自由主义损害民主，这很容易理解。由于显而易见并且众所周知的原因，从私有化到资金流动自由化，新自由主义一揽子提议中的几乎每一项，都会损害民主。
我们所面临的危机，确实存在，而且迫在眉睫，每一项危机，都可以找到克服的方法。第一步是进行了解，然后组织起来采取适当的行动。在过去，人们常常走这条路，创造了一个比以前要美好得多的世界，至少给部分人留下了一笔遗产，能够享受较多的自由和基本权利，这可以成为继续前进的基础。如果不这么做，几乎肯定会发生令人绝望的后果，甚至生物界仅有的一项高智慧实验都会就此结束。
（译自美国《每月评论》2007年6月号）
注释：
--------------------------------------------------------------------------------
[①] 指第三次中东战争，1967年6月5日至11日，在美国的支持下，以色列对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发动大举进攻，占领了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埃及西奈半岛、耶路撒冷旧城和叙利亚戈兰高地。又称“六·五战争”和“六天战争”。——译者
[②] 1970年9月，约旦国王侯赛因残酷镇压流亡该国的巴勒斯坦游击队，并将其赶出国境，史称“黑色九月”——译者
[③] 指1953年8月，美英两国策动政变，推翻以主张石油国有化、坚决维护民族利益的摩萨台为首相的政府，扶植伊朗国王巴列维执掌大权。——译者
[④] 帕麦斯顿（1784—1865），即中国近代文献中的巴麦尊，曾两度出任英国首相，三度出任外交大臣。——译者
[⑤] 穆罕默德·阿里（1769—1849），1805年至1848年间埃及的最高统治者。——译者
--------------------------------------------------------------------------------
[1] See Aaron David Miller, Search for Security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0); Irvine Anderson, Aramco, the United States and Saudi Arabi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Michael Stoff, Oil, War and American Securi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0); Steven Spiegel, The Other Arab-Israeli Conflic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51.
[2]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The White House, March 1990).
[3] Alan Cowell, “Kurds Assert Few Outside Iraq Wanted Them to Win,” New York Times, April 11, 1991.
[4] Nina Kamp and Michael E. O’Hanlon, “The State of Iraq,” New York Times, March 19, 2006.
[5] Walter Pincus, “Skepticism About U.S. Deep, Iraq Poll Shows; Motive for Invasion Is Focus of Doubts,”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2, 2003; Richard Burkholder, “Gallup Poll of Baghdad,” Government & Public Affairs, October 28, 2003.
[6] Michael MccGwir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NPT,” International Affairs 81 (January 2005): 134.
[7] Zbigniew Brzezinski, “Hegemonic Quicksand,” National Interest 74 (Winter 2003/2004): 5-16; Stefan Wagstyl, “Cheney Rebukes Putin on Energy ‘Blackmail,’” Financial Times, May 4, 2006.
[8] See Ian Rutledge, Addicted to Oil (London: I. B. Tauris, 2005).
[9] See Multinational Oil Corporation and U.S. Foreign Policy, Report to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U.S. Senate, January 2, 1975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5).
[10] Hal Weitzman, “Nationalism Fuels Fears over Morales’ Power,” Financial Times, May 2, 2006.
[11]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The White House, March 2006), 41.
[12] David E. Sanger, “China’s Rising Need for Oil Is High on U.S. Agenda,” New York Times, April 18, 2006.
[13] Editorial, New York Times, August 25, 1966.
[14] Mark Curtis, The Great Deception (London: Pluto Press, 1998), 133.
[15] Darna Linzer, “Past Arguments Don’t Square with Current Iran Policy,” Washington Post, March 27, 2005.
[16] Mohamed ElBaradei, “Towards a Safer World,” The Economist, October 16, 2003.
[17] Frank von Hippel, “Coupling a Moratorium To Reductions as a First Step toward the Fissile-Material Cutoff Treaty,” in Rakesh Sood, Frank von Hippel, and Morton Halperin, “The Road to Nuclear Zero,” 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of India, 1998, 17.
[18] See Rebecca Johnson, “2004 UN First Committee,” Disarmament Diplomacy 79 (April/May 2005), and Jean du Preez, “The Fissban,” Disarmament Diplomacy 79 (April/May 2005),http://www.acronym.org.
[19] Martin van Creveld, “Sharon on the Warpath”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August 21, 2004.
[20] Jeffrey Fleishman and Alissa Rubin, “ElBaradei Asks for Restraint on Iran Sanctions,” Los Angeles Times, March 31, 2006.
[21] Michael MccGwir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NPT,” International Affairs 81 (January 2005), 127; John Steinbruner and Nancy Gallagher, “Constructive Transformation,” Daedalus 133, no. 3 (Summer 2004): 99; Sam Nunn, “The Cold War’s Nuclear Legacy Has Lasted too Long,” Financial Times, December 6, 2004.
[22]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Global Trends 2015 (Washington DC, December 2000); U.S. Space Command, Vision for 2020 (February 1997), 7; Pentagon,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May 1997.
[23] See Afaf Lutfi al-Sayyid Marsot, Egypt in the Reign of Muhammad Ali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240; Harold Temperley, England and the Near East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