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金融霸权与新自由主义

2005年4月美国普卢托出版社再版了迈克尔•赫德森的著作《全球分裂》，赫德森为新版著作写了新的长篇序言。在序言中，他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对20世纪70年代以前第三世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努力的大逆转，它的实质是：美国利用自己的金融霸权在全球以金融手段摧毁第三世界国家自主发展的能力，并以金融手段接管这些国家，从而在全球重建以美国为中心的食利者经济。作者指出，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盛行表明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在全球政治经济生活中已取得前所未有的统治地位。金融资本固有的特征是食利性、投机性和腐朽性，因此它大力推动的金融自由化不是为了促进真正的创新或发展，它的兴趣不在于创造新财富，而是以金融自由化的名义接收第三世界己有的人民的财富如资源、不动产或者夺取水、电、交通等公共服务业的垄断权，以牟取暴利。作者还指出，苏联主要是被西方的金融手段瓦解的，而普京政府在俄罗斯反新自由主义的关键措施之—就是国家重新控制资源和垄断租金，就是看清了新自由主义金融投机的本质，这打中了新自由主义的要害。作者还提出了九条切实可行的超越新自由主义的建议。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债务国和原材料出口国在 20世纪 70年代曾致力于创建国际经济新秩序以改进原材料出口的贸易条件和建立农业和工业自立，最终避免贸易依赖和对外债务陷阱。
今天，这一计划已成为一段被遗忘的插曲。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1979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当选为英国首相和翌年罗纳德•里根赢得美国总统选举之后，该计划的积极面全被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的金融紧缩和私有化取代了。在过去的20年中，外国政府的国有企业被私有化，而国有企业的发展曾是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中心支柱。欧洲不仅没有找到一条出路来替代“华盛顿共识”及以美国为中心的发展模式，而且连欧洲自己也实施了迄今只有不幸的债务国才采纳的货币主义紧缩政策。再也没有类似戴高乐将军那样的欧洲和第三世界的领导人出来挑战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秩序。
一、世界经济哲学的十大转变
从最深的经济层面来看，美国政府代表着金融资本的利益。其对经济的支配可追溯到其在“一战”时期成为世界主要债权国的时候。后来，美国政府运用其影响和它在其所加入的所有国际组织拥有的否决权，将在“二战”后期提出的令人振奋的理念抛之一边。
当前，首要的积累模式已成为金融的，这使投资银行家能够取代政府规划者，从土地财产和工业资本那里夺取控制权。
前所未有的权力被置于金融阶级手中，该阶级的哲学绝不是民主的和进步的。该哲学最早应用于1974年以后法西斯主义的皮诺切特将军执政的智利。
债务国一直被迫放弃对其财政和金融政策的控制，允许外国投资者像兀鹰一样蜂拥而入，在货币崩溃时以跳水价占有其资产。
创建一个更好的经济秩序的主要障碍在于无力应对现代金融所造成的扭曲。银行家不是为新的生产能力融资，而主要是收购以不动产和公司股票及债券为代表的早已存在的财富和公共垄断权。自1980年以来，新资产最富裕的来源一直是公共领域，私有化已将公共部门转变为生产利率、分红和资本收益的金融工具。
最突出的是，美国在充当第三世界的债权国的同时，它对欧洲和亚洲实施截然不同的经济外交。美国本身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却拒绝遵循“华盛顿共识”对其他债务国的指令。为了支持自己的就业和增长，美国维持联邦预算赤字，使其资本市场膨胀，降低利率，并力图一再降低其汇率以使其生产者更具有竞争力。
当美元的价值在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相对于欧元、英镑和日元降低时，欧洲和亚洲国家的中央银行所持有的美元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美国财政部的美元债券相对于这些国家的货币不仅贬值了，而且这些国家持有的美元只有4%到5%的利息收益，这与阿根廷、巴西等赤字国家在80年代末不得不为美元债务支付45%的利息相差实在太远。
中央银行制度充当着现代国际金融的一种剥削手段。它是债权国和其他国家提出美国国库券本位的替代方案遭受失败的代价。同时，由于美国投资者不用为其政府的赤字融资，他们都将钱投入泡沫化的股票和不动产市场。
在20世纪70年代，作为一种协调的制衡制度，国际经济新秩序被认为将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出现。各国都旨在通过生产自己的粮食和制造品而不是继续依赖于进口以取得经济自立。还有，如果欧洲有替代美元的途径，那么美国人将不得不为其政府的预算赤字融资。美国的利率将提高，而其他国家的财政部就可以为本国融资，而不用依赖于作为“增长发动机”的美国的消费需求、投资输出和对外军事支出。
“华盛顿共识”推行的经济秩序的目标、原则和政策方针正好与国际经济新秩序相反，实际上，它还与前一代人所持有的秩序观恰恰相反。
（一）债务国从货币稳定走向汇率不断降低
1945年，美国反对货币贬值。货币稳定也被写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规定。美国维持很高的收支盈余，但不需要做出调整，也不允许其他国家的货币贬值。
但是80年代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迫债务国实行货币贬值，以降低国内的购买力。据认为，这将留出更多的产量用于出口以偿还外债。在实践中贬值的主要是劳动力的价格，因为原材料和技术设备的价格都是以美元计价的，外债也是如此。其影响是使出口更廉价，进口（尤其是粮食）更昂贵，因为出口获得的每一美元能够购买的进口产品越来越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划者称，这将把资源从国内发展部门转移到出口部门。
（二）从充分就业目标走向金融和财政紧缩
罗斯福的新政之后，战后的凯恩斯财政政策继续以预算赤字促进充分就业。
紧缩计划蓄意地制造了阻止工资水平提高的失业。这样做的目的是获得更多的出口以偿还外债，而没有想到发展国内市场和经济现代化。在货币主义的指导下，第三世界和欧洲都不能实现充分就业。据认为，它们需要依赖于美国消费者，而非自己的公民提供“需求”。充分就业只在美国得到保障。
为了使债务国成为“良好的投资市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债务国提高税收——不是对金融、不动产或其他行业，而是对劳动。
国内的高税收，连同低就业率和购买力，压缩了国内市场并减少了投资。压低工资水平的政策将放慢劳动力再生产的速度，因为劳动力再生产需要教育、卫生和饮食标准的不断提高。
（三）从预算赤字走向财政盈余（美国之外）
“二战”后，各国政府通过维持预算赤字向其经济注入购买力。但今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导各经济体维持预算盈余，以减少本地购买力和将产出转移到出口市场。
通货膨胀被认为是由国内信贷引起的，而不是由向外国借硬通货引起的。现实是政府将信贷交给私营银行造成了通货膨胀。实际上，公共信贷的发行往往能提高生活水平和促进就业。
金融部门称，中央银行“独立”，不对民选的政府、从而也不对选民负责是有益的。实际上，中央银行独立成为依赖于“华盛顿共识”的委婉说法。
（四）从新保护主义走向新自由主义经济
20世纪70年代，几乎没有人会想到“市场原教旨主义”将在80年代卷土重来。
然而，自1980年以来，世界银行一直毫不掩饰地要求实行私有化、通货紧缩等政策。当今，世界银行的货币主义哲学阻碍了政府提高生活水平，并破除了对外国金融资本的限制。
整个国家开始甩卖其土地和矿产权以及政府对铁路、航空、电、水、气、电话和广播等公共领域的垄断权，这些都被冠之为社会保障私有化。考虑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强制实施的金融紧缩，此类甩卖的买主必定主要是外国人，他们通过“汇走”其接手后的收益，将造成那些国家的国际收支枯竭。
世界贸易组织深奥的条文并不旨在加强政府的权力，而是旨在促进金融资本对政府的控制。从政治上看，金融对政府的限制、对公共企业和税收的监督已将公共计划权转交给了金融管理者。
（五）从平衡的国际法走向有利于美国的双重标准
贸易谈判一直是以美国的农业补贴和配额为前提的，而这阻止了第三世界发展自己的粮食生产。美国拒绝清除已“内在”于贸易协议中的农业保护主义，这使得谈判空间极其狭小，因为与之相比，其他的贸易问题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类似的双重标准也出现于对外投资领域。尽管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不断提高，美国还是阻止外国人收购其银行、航空公司、军事和技术公司。上世纪70年代，欧佩克组织成员国政府被告知，只能以其美元购买美国主要公司极少量的股份。80年代，日本被允许只能投资于估价过高的房地产、电影公司或有困难的公司，而美国要求其他国家出卖其关键部门的最高控制权。
自70年代以来，最突出的双重标准是美国具有同时推行债务国和债权国战略的能力。对于欧洲和亚洲，美国是债务国，而对于“发展中国家”，即落下作主债务陷阱和粮食依赖的经济体，美国仍然是债权国。正如《全球分裂》所描述的；“由于外国继续依赖于美国的谷物、军备和飞机，美国产品的出口价得到支持，为了支付进口，第三世界再次为了出口原材料相互竞争，不断降低其贸易条件。美国的经济战略是继续利用外国资源，以维持其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政府开支的增长。”
美国的主要担心是其他国家可能通过美国一直实施的凯恩斯式的预算赤字政策，来扩大其自己的货币和信贷体系。国内的货币和信贷制造将使外国不用依赖于美元这种外国资本，而土地改革和补贴将促进粮食生产的自立，这又会削减美国的谷物出口。
双重标准最终是使美国资本不劳而获。
（六）从对外贸易和投资走向货币投机
债权人在过去的年代里通过对外贸易和投资获利，他们如今把目光瞄准国民经济的全部公共领域。公共企业的收入正流入金融管理者的手中。
“资本自由流动”（即资本外逃和“收益汇回母国”）带来的后果是，每个交易日、每分钟的疯狂货币投机远远超过全年度的贸易和直接投资总量。
（七）从政府控制货币走向债权国控制
当今，剥削模式的特征不是通过雇用劳工寻求工业利润，而是推动政府促进生产利息和租金的食利者经济（并不向其征税）。
从而，1980年后的秩序一直主要是以金融为特征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是促使第三世界债务国以自己的货币发放信贷，而是迫使它们依赖于外国银行制造的、具体而言就是反映美国国家利益的美元信贷。
不发达国家被这样灌输：财富之路在于原材料单一经营的出口导向型发展。同时，信贷关系应以国外的“硬通货”加以控制，这一立论阻止了第三世界国家通过实施克纳普所称的国家货币理论走向自力更生。
（八）从冷战时的孤立俄罗斯走向以新自由主义与其领导人合作
70年代，随着美国销售谷物到俄罗斯，二者间形成贸易联系，冷战蜕变为缓和。俄罗斯向西方的开放导致1986年的公开性和改革，5年后苏联解体。在有史以来的最大的一次经济转型中，俄罗斯将其矿产资源、土地和企业分配给了主要来自原苏联干部和“黑手党”的圈内人。当尘埃落定时，俄罗斯发现其工业、农业和军事生产已瓦解。美国环绕着它，从中亚到外空布下军事基地，并正使用其窃国寡头的逃离资本买空其剩下的自然资源和其他资产。
过去的10年里，“华盛顿共识”已完全证明它不是促进增长的政策。新自由主义“改革者”为俄罗斯提供了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自由的“无形之手”，设法摧毁了可能成为美国潜在对手的俄罗斯。
新自由主义者称，新的财产所有者将对经济学教科书所描述的市场激励的逻辑作出反应，会把其收入转化为投资，促进生产。但这些财产所有者认识到他们攫取的资产的内在风险，因为他们在这些资产制造中未发挥任何作用。保护其收益的最安全的办法是尽可能多和尽可能快地将其财产转移出这个国家，远离税务和司法当局。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寡头们以每年250亿美元的速度向国外转移其财富，然后取得以色列、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公民资格，迁移到他们设立银行账户的国家。
到2001年，也就是苏联瓦解十年后，2500亿美元被以虚报出口清单和向外国投资者售卖所有权等手段转移出了俄罗斯。比这种资本外逃严重得多的是俄罗斯科学家和熟练工人的流失。随着俄罗斯社会陷入心理和经济上的衰退，俄罗斯人的平均寿命缩短，疾病蔓延，自杀率提高。
因此，苏联与其说是被军事征服的，还不如说是败在金融上，它瓦解为一个面对国际金融资本放弃政策控制的第三世界国家。
与此同时，1945年设想的世界和平年代正让位于美国军事基地组成全球网络乃至太空军事化。不过，征服的主要模式还是金融的，也就是拆除他国政府的规制经济权和征税权。
（九）从冷战走向阶级战争
1991年苏联的崩溃结束了冷战，美国成为世界上无可争议的军事和经济强国。由于不再受到共产主义威胁的制约，美国将其胜利描绘为如下观点的论据：政府计划、价格补贴、征税、收入再分配和公共信贷就其本身而言是破坏性的。即便社会民主党，也开始明显地怀疑公共管制和政府在社会中扮演的积极角色。
这提出了一个问题：美国将以其史无前例的权力做什么？帝国的逻辑是促进帝国中心而不是边缘的增长。罗马和美国可以类此。塔西佗是这样描述罗马政策的：“他们制造了一片野蛮，将之称为和平。食利者寡头运用其控制力将纳税负担转移到农民和手工业者身上，从而导致债务高筑、人口缩减和落入奴役制后对帝国中心不断加深的依赖。”
（十）从经验经济学走向自由市场宣传
数十年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金融管理者剥夺债务国急需提高的信贷和税收。这就好比一个食客主宰了主人的收支和思想，榨取其营养来供奉自己。食利者的行为一直被错误地认为会带动东道国的发展，而不是破坏东道国自身的投资需求。
当今，金融部门凌驾于政府之上这一点赤裸裸地体现于俄罗斯改革和欧共体中央银行家的行为上，前者在“攫取”以及随后的抛售中达到顶峰，后者反对以预算赤字提供扩大经济的必要信贷。
在受害人眼里，沿着新自由主义路线的“改革”已成为刺耳的字眼，它完全反对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原则和80年代以前的进步改革——建立国内市场、扩大预算赤字、促进全面就业、提高教育、卫生及生活水平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
二、走向后食利者经济秩序之路
不难看出，人们需要采取行动来消除当今新自由主义改革造成的两极分化。一个更好的世界秩序将允许政府提供信贷为预算赤字融资，从而促进投资和就业；以本国货币标价国际债务，将债务清偿控制在支付能力之内，就如在20世纪20年代道斯计划和杨格计划为德国战争赔款所做的；将纳税负担从劳工和工厂转移到土地、地下资源和垄断之上。
为了建成这样的世界秩序，有必要创建具有新的发展哲学的国际机构，以之取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协商美国财政部债券本位的替代物；学习美国式的关税和补贴，促进土地改革；限制美国军事扩张主义；创建后新自由主义理论，恢复劳动所得和非劳动所得的传统区别。
（一）政府提供信贷为预算赤字融资，促进投资和就业
各经济体并不必然需要外汇和储蓄为其劳工支付薪水和投资于国内其他生产要素。各国政府没有任何理由不做美国一直所做的——维持预算赤字，以保持劳动力充分就业的速度和扩大国内市场需求。虽然货币主义者声称政府信贷会必然造成通货膨胀，但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政府信贷比私人信贷会造成更高的通货膨胀。实际上，民主政权发放的公共信贷往往用在有利于长期提高生活水平的领域，而银行更愿意为资产泡沫、不动产和其他既有资产融资。
（二）以本国货币标价国际债务
过去的半个世纪的经验表明，应以本国货币而非美元的计价方式借款，因为这样就可以控制债务的价值。
美国外交官将金融均衡界定为外国中央银行必须购进的为美国预算赤字融资的美国国债总量，而贸易均衡似乎就是外国必须提供给美国以使美国公民能够维持其生活水平的产品总量，即便美国经济已非工业化和美国人已转变为食利者。
问题是，当今的贸易和国际收支体系旨在奖励食利者，而不是帮助国家发展。新自由主义逻辑的破坏性影响已最明显地体现在俄罗斯于90年代实施的国内市场通货紧缩和欧洲共同体实行的财政紧缩上。
当前，阿根廷正力图使美元债务转化为以其本国货币计价。这种需求是经过沉痛的教训认识到的，在十年的高度美元化时期，阿根廷每发行一笔国内货币，就必须贷给美国财政部同样一笔款子作支撑，似乎阿根廷是美国财政系统的组成部分之一，而不是一个主权国家，2002年阿根廷最终陷入债务危机。虽然国际债券持有人和放贷的银行表示反对，但阿根廷的谈判立场的先例不是由别人，正是由罗斯福本人做出的，当时他单方面地否定1933年前金融契约中的“黄金条款”（该条款使所有债务必须以黄金偿还）。
（三）向土地、地下资源和垄断权征收租金和资源税
当今全球金融攫取暴利的最主要途经是通过获得公共垄断、原材料和不动产，寻求得到资源租金（包括垄断利润），而不是投资于生产领域以赢得工业利润。
政府遏止此类资源攫取是相当容易的。它们需要做的一切是向已私有化的土地、地下矿产资源和自然垄断征税。该税种的好处是，它将削减工业和劳工承受的财政负担。这将改变税务制度，使工资和工业利润承受的负担转移到由自然（有利的地理位置或自然资源）或垄断权产生的租金收入。政府将为此公布那些想将攫取资产转移走的食利者的收入。
根据国际法，租金税和财产税是合法的，只要将之平等地应用于国内和国外所有者。该税种可谓源远流长，一直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关注焦点，古典政治经济学经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发展到鼎盛时期，后来得到19世纪重要经济改革家的拥护，他们包括德国社会主义者拉萨尔和马克思，美国的亨利•乔治和凡勃伦，英国的阿尔弗雷德•华莱士、萧伯纳和邱吉尔，中国的孙中山，古巴的何塞•马蒂和俄罗斯的列夫•托尔斯泰和亚历山大•克伦斯基。
租金税不涉及财产国有化，财产国有化要求根据国际法进行补偿。各国政府都能够以其选择的方式向收入和财产征税。
即便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其他新自由主义者也承认，租金税是最公平和最平等的税种。然而，由于认识到其货币主义理论的政治要求主要是保护财产所有者，他们没有推进这种观点。他们故意将利润和租金混为一谈，公开称租金这种“免费午餐”不存在，即便他们认为租金税优于其他税种。
不用任何直接的生产成本就得到的盈余不是古典意义上的“利润”。这是经济租金，或密尔时代的改革者所称的“非劳动增长”。普京在俄罗斯的反自由主义措施之一就是支持资源和租金税，就是因为他认识到全球主义已主要成为占有资源和租金的活动。
自“二战”以来，西方国家一直稳定地削减对财产征税的比率。纳税负担已转移到了劳工和工业资本上。这种趋势需要在如下的经济秩序中得到扭转：其目标是促进增长和发展，而不是奖励食利者。食利者使用借来的信贷获得财产控制权和提高物价的垄断权。
（四）以新的国际机构取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最初目标是支持汇率稳定和为经济现代化融资，但它们的经济教条现在支持食利者攫取资源和加重债务依赖。这两个机构需要被取代，因为它们是不可改造的。
各国都没有必要成为这两个机构和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世界贸易组织的立场就是反对国有企业和政府管制活动。
（五）美国式的保护主义关税和补贴
20世纪 50年代，联合国经济学家就认为，土地改革是粮食缺口国家必须实施的政策，这样才能为自己供应谷物，而不是持续地依赖于进口。这项政策要求抛弃国际性的贸易组织强加给除美国和欧洲外的国家的自由贸易原则。
美国和欧洲的农业受到高度保护，谷物缺口国家需要自己养活自己。自给自足要求彻底转变所有权为外国人占有的面向出口市场的农业生产。面对欧洲和美国在其工业和农业革命期间就采取的对投资的高度补贴，为了工业和农业现代化，这些国家需要做美欧曾做过的事情：提供保护性关税，以补贴所需的投资。换言之，他们应做美国实际上一直在做的事情，而不是按照美国外交官说的做。
（六）美国财政部债券本位的替代物
当前，维持国际收支盈余的其他国家不得不将其央行储备无止境地贷给美国财政部。这些储蓄成为美国金融系统的一部分，而不是用来建设这些国家自身的生产能力。随着美元相对于欧元、日元和其他经济体货币的贬值，那些贷款的价值没有任何硬通货的保证。以本国货币计价，中央银行持有的美元储备的价值是下降的。问题是如何约束美国无限地维持国际收支赤字，如何补偿其他国家由于央行积累美元储备所带来的外汇损失。在1971年之前，各国可以持有黄金形式的外汇储备，可以用黄金结算国际收支，这有一种强制性的约束力。当前，由于缺乏黄金之类的资产，也不能将其转化为欧洲和亚洲经济体发行的货币，各国只有消费掉其积累的美元储备才能解决问题。
最自然的和平等的选择就是向美国提出它强加给其他国家的同样要求：美元持有者可以购买工厂和高技术，以及森林和其他自然资源。一个相关的替代办法是各国使用其结余的美元收购美国公司的海外投资。
另一种替代办法就是仿照美国在1921年德国马克和其他欧洲货币竞相贬值时的做法。美国当时根据美国销售价格而不是名义上的进口价格执行关税，从而阻止金融波动破坏现行的成本计算模式。
（七）孤立离岸资本逃离中心和免税中心，管制账目转移
近些年，大量公司在逃税港注册虚设的分公司，以之作为手段，实现公司间的账目转移，从而逃税和躲避其他的法律制约，这削弱了各国税法和相关规章。
反制战略是简单的。各国金融系统和税务部门可拒绝承认那些中心，就如美国及其盟国孤立中国、俄罗斯、古巴、利比亚和伊拉克许多年一样。然而，可以预期，美国将反对根据上述路线创建一个更好的经济秩序的努力，它将施压阻止该秩序的形成。这就需要地区性协议，实现各国的联合。
（八）限制美国的军事扩张
正如查默斯•约翰逊在《帝国的悲哀》中所指出的：“根据五角大楼的年度不动产清单，也就是所谓的《基地结构报告》，我们在全世界132个国家部署有725个军事基地。美国这一庞大的基地网络构成了一种新式帝国——一个军事飞地组成的帝国，而不是以老的帝国主义形式存在的殖民帝国。为了控制全世界的海洋，我们维持了近13支航母打击大队，它们构成了流动基地。”最近，美国已开始利用卫星使太空军事化。
所有这些支出增加了美国国际收支赤字和国内预算赤字，在1971年前的越南战争期间，那时的金汇兑本位对美国的海外军事支出具有强制性的约束力，与之相比，当今的欧洲和亚洲的中央银行正以大得多的规模补贴美国双赤字。一直以来，在世界地缘政治中，一条颠扑不破的公理是，帝国的野心将使帝国陷入债务国地位从而牺牲其金融权力，正如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在“一战”后所发现的。然而，由于美国与黄金脱钩，这项对其海外军事支出的制约的公理也就不再奏效。
在现代世界，限制帝国野心的关键在于维持帝国的成本极高，考虑到现代军事技术的成本，没有任何国家能够以自身的力量付得起那些技术。
如果军事实力的关键在于帝国的成本被转移到了边缘（正如罗马所做的，在该过程中榨干了其殖民地），那么瓦解帝国的关键在于抵制这种转移。“没有代表权就不纳税”，世界各国要学习1776年美国革命的这一口号。由于美国有能力从外国中央银行得到无限的贷款并作为食利者总头目能够“不劳而获”，所以美国能够以维持国际收支赤字的方式向全世界征税。
（九）发展后新自由主义理论，恢复劳动所得和非劳动所得的传统区别
将高度保护外国食利者的现行制度称为“自由企业”显然是愚不可及的。在这些条件下，“市场原教旨主义”成为金融支配政府的委婉说法。它只是另一种形式的中央计划，而不是缺少计划。它正计划着强制推行依赖，而不是自立。
一个更平等与和平的世界秩序将扭转当今把计划性权力转交给金融机构的趋势。各经济体需要的是制造产出，而不是转变为制造利息、分红和资本收益的载体。迄今为止，债权国和投资者接管了政府的角色。
投资和就业融资既不必然需要外国贷款，也不必然需要以前的储蓄。国家信贷实际上是主权国家的一种特权，任何国家都可以制造国家信贷。需要发展的是国内市场，而不是依赖于美国的消费者和军事支出，使之充当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
中国可能走上一条可能被印度、甚至委内瑞拉、阿根廷和巴西仿效的自主发展道路；而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正征收资源和租金税，有可能复兴其工业基础。这些努力将使人类避免美国的罗马帝国式的、新封建主义的统治。
（《环球视野》摘自2006年第7期《国外理论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