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时调整中国的国际战略
2007-08-14
（本文刊载于《领导者》杂志第十六期）
文/潘维
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孟子
一、国际战略及其调整
“战略”原指对战争全局的总体部署。什么是“大战略”？大战略是为保障自己的生存与发展，联合其他各方力量，从而取得针对主要对手的力量平衡乃至优势。简单地说，大战略是在某个较长时段里（比如一、二十年，甚至二、三十年）关于“敌我友”的判断。诸葛亮的“隆中对”是个大战略，促成了天下三分。“统一战线”是个大战略，是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在不到三十年里，国民党先是友，后成敌，再变友，又成敌。
什么是国际战略？国际战略是国际政治战场上的大战略。即：为保障本国的生存与发展，联合其他国家的力量，取得针对主要对手的力量平衡乃至优势。国际战略的核心也是判断“敌我友”。
在国际关系中，“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准确地判断“敌我友”是事业成败的前提条件，是摆在决策者面前的最重要问题。正如战略家毛泽东所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国际战略与国际实力对比的变化密切相关。实力对比变了，有关生存与发展的环境也会相应变化，就影响到利益目标的范围和实现，就需要及时调整敌我友的判断，调整国际战略。就大战略而言，审慎、适当的敌友选择是国家兴盛的基础，而错误的判断导致国家的衰败乃至灭亡。
调整国际战略就是重新评估和判断敌我友。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由于科技进步和市场力量消长的加速，国际实力对比变迁非常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能否及时、准确地判断敌我友，会直接导致民族国家的兴衰。所以，调整国际战略应当适时、准确、勇敢。
二、国际战略与国家兴亡
下面举四个范例来说明关于“敌我友”的判断如何决定国家兴衰。
1. 齐国的“事秦谨，与诸侯信”
战国七雄，秦在西，另五国——燕、赵、韩、魏、楚——在秦国之东自北向南一线排开，齐国则在五国之东。六国中任何一国与秦修好，甚至图秦国攻击他国之利，称为“连横”。六国中，任何国家之间抵御强秦的联盟称为“合纵”。
因工商业繁荣，文化发达，齐国在六国中最为富庶强大。齐与五国“形势相资，表里相依”，若与任何五国之一联合，即足以制衡强秦吞并六国的目标。但齐国太后为齐王（田建）立下“事秦谨，与诸侯信”的“准”连横策略，从而给了秦国“远交近攻”的机会。秦国与五国背后的齐国修好，给齐国奉上“东帝”的空洞尊号，对五国实施各个击破。每吞并一国，秦的实力就大增一步。齐国“撤其藩篱以媚盗”，以为“盗将爱我而不攻”。唇亡齿寒，最终导致大势已去，齐国不战而降，在位四十年的田建成了亡国之君，“饿而死”。所以，史家将“事秦谨”鄙视为目光短浅的“亡国战略”。大战略家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偏安于小康者生于安乐，死于忧患。
2. 宋朝的“儿皇帝”
与其他被欺负的弱国结盟，平衡凌辱本国的强权，较弱的一方才能自保，这是维护安全的铁律。
宋朝打不过北方的强国，便“加入”对方，对强权称臣纳贡，自称“儿皇帝”，幻想靠依附强权而自安。尔后更欺软怕硬、为虎作伥——宋朝先与较强的金国结盟，击宿敌辽国（契丹），被金国吞掉半壁江山；后又与更强大的蒙古结盟打击宿敌金国，被蒙古完全吞并。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金强辽弱，宋应与辽结盟抗金；蒙强金弱，宋应与金结盟抗蒙。齐国与宋朝都幻想“搭便车”，巴结和“加入”强权，就违背了安全定律。尽管宋的偏安政策与社会经济繁荣联在一起，齐国也在五国与秦的混战中维持了“偏安”，两者在战略上同样愚蠢，下场也同样悲惨。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战略纵横
能适时、准确、勇敢地调整大战略的人被称为“战略家”。
在共和国的前二十年里，毛泽东两次调整大战略。我国初期的主要对手是美国，当然奉行“联苏抗美”战略。仅仅十年后，苏联对我之独立自主形成威胁，毛毅然调整大战略，自力更生，采取双抗战略。在双抗的十年里，毛一方面借助苏联力量压美国离开西太平洋，另一方面又借助美国力量钳制苏联，还分别在两大阵营中打楔子。又过了十年，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在西太平洋败局初呈，苏联乘势而入，成为世界霸主的趋势初现端倪，毛再次毅然调整战略，实行“联美抗苏”。在此后的十年里，“联美抗苏”还伴随那个进攻型的“三个世界”思想：联合亚非拉，修好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第二世界，反对世界霸权。二十五年后，毛泽东那梦幻般的弱势组合使我国转危为安，成为世界上最强大，最受尊敬的国家之一。
4. 苏联领导集团的“新思维”
及时、准确地调整国际战略也曾是列宁、斯大林时代的突出特点。“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是出色的大战略。《布列斯特和约》及《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则是缜密思考后的战略险招。灵活、准确的国际战略帮助苏联在短短二十年间就飞速崛起，从“帝国主义阵营最薄弱的链条”变成世界第二大强国。
自战略家斯大林死后，面对西方世界分化瓦解、点滴渗透、和平演变，苏联领导集团开始进退失据，甚至认敌为友。赫鲁晓夫时代提出“和平竞赛”，勃列日涅夫时代对“缓和”及“欧安会”起了幻想，以至堕落到戈尔巴乔夫的“国际政治新思维”。“新思维”强调“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美苏两国“除了领悟共同生存这一伟大真谛以外别无选择”。在这敌我不辩的“新思维”指导下，苏联社会政治价值观和政治体制迅速西化，仅仅6年，就败掉了74年的苏维埃政权，也败掉了一个超级大国。戈尔巴乔夫得到了敌人赠与的“诺贝尔和平奖”，而苏联人民陷入了内战和分裂的战火，失去了养老金、健康、寿命、安全、以及尊严，还被极少数权贵和金融寡头疯狂地掠夺。错误的战略导致了一场大悲剧。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判断各方实力对比的变化，准确定位敌我友，适时调整国际战略，是国家兴衰的关键。
三、中美关系十五年的得失
准确地评估中美关系的得失，是调整我国国际战略的前提。
1980年后，“联美抗苏”进入了如火如荼的第二个十年。到了这个十年的末尾，苏联骤然崩溃，美国独霸世界，中美关系的性质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此开始，美国在中美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美国的每次大选，甚至中期选举，都牵动我方神经。
美国独霸世界已经十五年了。在这十五年里，中美关系在风风雨雨中迅速发展。对于中国，中美关系已经成为“重中之重”，经常左右中美关系，乃至我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但对美国，我国渐成其独霸世界最大的潜在障碍。
由经济、政治、外交三个方面看，十五年后的今天，中美间的紧密关系由“得大于失”逐渐演变为“失大于得”。或者说开始向“失大于得”逆转。
笔者的评价未必正确，但提出和讨论这个问题是必要的。
1. 在世界市场分工体系中开始呈现失大于得
与美国的紧密关系是我国进入世界市场的门票。美国是这个市场里的超级运动员，也是“管委会主任”兼“公安局长”。中国为这个市场提供了35%以上的产品，却被市场钦定为总价值的7％。我国融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后就天然形成了这种“分工”。在市场机制的原理上，形成这种分工的原因被称为“比较优势”。因为这种“比较优势”，再加上飞机大炮的优势，资本主义市场每日每时都在制造着新的、更大的不平等。这也是社会主义者抵抗市场机制的主要理由。
尽管我国经济总量与美国经济总量的差距在逐渐缩小，但双方产业结构、经济效益、乃至国民人均收入的差距却在拉大。我国各主要经济部门，如能源、制造、金融、出口等行业，开始变得脆弱，对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敏感性和依赖性加强了。有了中国在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上的“双顺差”，美国才能维持“双逆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美之间拥有了经济结构上的“相互依存”。从这种所谓“相互依存”被经常转换成对我国的要挟来看，我国的依赖性昭然若揭。可以说，这种“分工”让美国和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基本满意。但对我国呢？
在世界市场上，我国期望获得五大项利益：（1）先进技术、（2）引进外资、（3）海外市场、（4）扩大就业、（5）管理知识。在总体上说，十五年的中美紧密关系让我们得到了除技术外的几乎一切。
十五年后的今天，我们发现，欲打破“比较优势”分配给我们的市场分工地位，靠的就是先进技术。美国在高新技术领域的绝对优势才是其强大的坚实基础。我们今天或许用8亿件衬衣能换回一架波音飞机，但若干年后还要用一百亿件衬衣换一个更先进的航空器吗？对美国的依赖，对世界市场的依赖，恰是我们获取先进技术的最大阻碍。
十五年后的今天，我们还发现，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奇特地成了世界第三大资本输出国，成为世界上最富有国家的“债权国”。我国政府无力支付高中义务教育，却在给美国政府发放事实上的巨额无息贷款。这不是我们的主观愿望，而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结构压力的结果。
十五年后的今天，我们还发现，对海外市场的依赖构成了我国经济安全的最大隐患。对海外金融和贸易市场的依赖，沿海地区出口加工市场的繁荣，是伴随着内地大型企业的下岗和失业的，是“三农”问题，房价问题的原因，也是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
十五年后的今天，我们还发现，那些“与国际市场接轨”企业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经常并且必然地包括野蛮的血汗工厂和计件工资，并不比“过时”的中国企业管理制度更人性、更有效。在西方国家普遍采取类似我国过去国有企业式的雇用劳动制度之际，我们却在重复初级资本主义的企业管理制度。这是世界资本主义市场驱动两级化社会的又一个例证。
总之，我国与美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结构，大体让美国和西方世界感到满意，却开始让我国感到“内虚”。
2. 在国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开始呈现失大于得
由于同美国的紧密关系以及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关系，我国的国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已经出现了深刻的变化。一潭死水，万马齐喑的局面被打破了，空前繁荣的社会多元化局面出现了。然而，十五年后的今天，我们开始遭遇棘手的社会管理危机。
政治上，社会主义原则遭到了严峻的挑战，社会主义信念被逐渐边缘化。腐败在我国党政官员中泛滥，“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共产党正在丧失广大劳动者的信任。党员质量迅速退化，严重制约着党的执政能力。这与中美之间的密切关系是连在一起的。
经济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劳动者正在丧失做人的尊严，遑论平等。然而，市场迷信却在持续蔓延。这与世界市场和中美密切关系也是连在一起的。
社会上，在美国官方势力的推动下，选举迷信已经成为我国的主流话语，直接向我国党政体制发动攻击。
文化上，文学和演艺界被市场资本牵着鼻子走，受荷尔蒙甚至外国资本指挥。我国文化市场出现的问题，同样与我国同美国的密切关系连在一起。
十五年的成就是巨大的，但十五年之后，问题也是明显的。我国繁荣了，价值观却随美国的意识形态起舞，社会变得非常脆弱，埋下分裂失败的伏笔。
提出“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和谐社会”是及时的，是向“可持续发展”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也是居安思危，解决“万历十五年”问题的号角。然而，我们还需要突破点。不调整国际战略，不明确孟子所说的“敌国外患”，我国各类问题其实都难以解决。
3. 美国成为我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
苏联解体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自由民主”国家把我国当成主要对手。美国联合其他西方国家，利用人权为借口和武器，利用政府的和非政府的组织对我国进行渗透，通过赴美国培训的机制对我官员进行“洗脑”和收买，甚至直接和公开地渗透我国的立法、行政、及军事机构。这些已经形成了对我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
美国还对我国实施直接的军事围堵。尽管“9.11”事件暂时延缓了美国的攻势，美国却也在利用与穆斯林世界的斗争迂回围堵我国。朝鲜问题，台湾问题，中亚问题，中东问题，日本问题，乃至直接干预我国的军费和发展海军问题，背后都是美国，矛头也间接或直接地指向我国。台湾问题涉及我国核心利益，关系国家兴衰，其不能解决，背后当然是美国。
美国的军事围堵花费巨大，却效果不彰，拳头打到了棉花里，因为我国影响力的扩大靠的是经济和道义，不是军事力量。同时，我国周边“群雄环伺，各怀异心”，有美国难以克服的地缘利益障碍。因此，我国似乎轻而易举地中和了美国在周边的军事压力，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这些进步集中体现在今年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与东盟的峰会，以及与非洲的峰会上。
然而，美国不会善罢甘休，反击是必然的。无论我们多么不情愿，美国已经成为我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主要对手。中国越强大，美国就越将无所不用其极地从内部和外部对我增大压力。在这方面，有丰富冷战经验的美国显然占据优势。
因此，中美持续的紧密关系，对我国将日益显出“失大于得”。倘若如此，我国应当认真考虑拉开与美国的距离，设法制衡美国的全球霸权。
四、国际战略调整的方向：由“连横”渐至“合纵”
从1921到1949，中国革命进行了二十八年。在那二十八年的狂风巨浪中，我国成就了一个大翻身的奇迹。从1950到1978，我国推行计划经济二十八年。在那二十八年的风风雨雨中，中国跻身于世界上最受尊敬的强国之列。从1978到2006，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迄今也已经二十八年。在这二十八年的曲曲折折中，我国渐离“革命”轨道，稳步跨入了世界经济的最前沿。
1. 战略调整的时机、原则、目标
作者无意比较我国三个二十八年成就的高低，而在指出，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已经二十八年了。二十八年后，总结改革和开放的得失，是理所当然的。实施一些重大的政策调整，也没什么可奇怪的。“我劝天公重抖擞”。审时度势，适时、正确、勇敢地调整我国的国际战略，是改革开放二十八年后不能回避的一个重大课题。“天行健”，所以“君子以自强不息”。因为“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所以“君子无所不用其极”。正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在此，笔者提出以“合纵”取代“连横”，重新构建国际均势的战略调整方案。其原则是：适当拉开“重中之重”的中美关系，拉近中俄关系，合中俄两国之力平衡美国的霸权。在笔者看来，通过这种新时代的弱国合纵，目标是制衡“单极”，削弱我国对国际市场的依赖；促成“多极”，促成大三角关系在新时代的回归，争取到比现在更有利的国际战略位置。
南北合纵，北合俄国，南联东盟直至印度、非洲，以至“远交”欧洲甚至拉美，这将使我国增强抵御美国寻求西太平洋霸权的能力，增大东部沿海地区的安全系数，并获得解决台湾问题的砝码。
2. 战略调调整的条件
（1）美国独霸世界已经成为现实，而且在可见的将来美国不大可能失去其超强地位。
（2）中国已经积累了独立于美国和世界市场的发展潜力，而且急需维护自己的独立自主。
（3）俄国已经走上了复兴道路，却在可见的未来无力恢复往昔超级大国的地位，故有与我密切合作的真诚愿望。以我国之人力和制造能力，加上俄国的技术和自然资源，应能在抗衡美国世界霸权方面大有作为。
（4）日本和西欧与美国的联盟并非铁板一块，并不必然全心支持美国对世界的独霸，并不必然对抗中俄的接近。
（5）广大亚非拉国家对美国的霸道已经久存不满，敢怒而不敢言。
3. 战略调整的内容
（1）迅速扩大与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教育等方面的交流，特别是在自然资源、科学技术、和军事装备上的交流。
（2）双方协调对美国政治、军事、文化霸权的批判，联手打破美国对金融、太空、和军事技术的垄断。
（3）双方在重大国际议题上，特别是中东问题上，相互协调立场，尽力保持一致。
（4）双方达成谅解，在各自与周边地区的矛盾中支持彼此的立场。
（5）双方携手合作，共同拓展与日本和欧洲的关系，拓展与印度的关系。
4. 战略调整思路的说明
（1）由于我国与美国及世界市场的紧密关系，上述战略调整当然只可能是渐进的。战略调整不能中断我国开放战略的延续性，也不能使我国比现在更被美国视为“潜在的竞争对手”。
（2）我们寻求建立国际均势，不是寻求建国之初的“中苏同盟”。中俄接近以平衡美国为限度，其最终目标是“等边三角”。若十几年后中俄合力大于美国力量，则中俄的疏远是不可避免的。
（3）我们寻求降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不是寻求闭关锁国。我们的目标是不受制于人，迅速发展科技上的自主创新能力，拓展国内市场，获得与美国平等的战略地位。
（4）我们疏远与美国关系，拉近与俄国关系，为的是借助国际均势解决台湾问题，阻止美国联合其他西方国家放纵台湾，如温水煮青蛙一样把台湾独立的事实强加给我们。
（5）我们调整国际战略，也为了团结我国社会，凝聚我国社会捍卫国家利益的共识。而今，我国的国际价值观已呈现混乱状态，比如敌我不分，正义与邪恶不分，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不分，用“人类共同利益”来批判爱国主义。这些思潮使我国其他层次的核心价值观（诸如民族观，政治观，社会观，集体观，科学观，人生观）处于危险境地，使我国出现了重蹈“万历十五年”或者苏联覆辙的可能。
居安思危，审时度势是我国战略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孟子说过一句很有哲理的话：“内无法家弼士，外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相关简介：潘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