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美国的全球意识形态渗透

美国国内经常就“硬实力”、“软实力”和应该更多使用其中哪种力量以及二者的关系问题进行争论。争论中的两个最大代表人物是克林顿和布什这前后两任总统。前者高举民主、自由的旗帜，但照样屡屡发起军事行动，所说和平定位于“美国领导”、“美国控制”、“符合美国利益”的和平。布什总统同样高举民主、自由，然而正如一篇美国杂志文章在评论2002年布什政府《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时所说：他的战略是把激动人心的词句和毫不掩饰的强权政治融合在一起，充满世界必将和平的豪言壮语，却主张“我们的最佳防御是有效的进攻”以及美国的“先发制人地单方面使用武力的特权”。布什总统自己承认，“在我们进入的这个新的世界里，通往和平与安全的唯一道路就是军事行动的道路。”因此该文认为：“不管用什么标准来衡量，今天的美国都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拥有超越任何大国或历史上任何帝国的至高权力。”
争论始终围绕世界霸权这一核心，始终不放弃任何一种力量来实现、维护和扩大这种霸权。而且一切手段都被美国用来实现、维护和扩大这种霸权。为此双方共同认可和确立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加强向剩下的共产主义和权威主义国家传播民主”。
尽管西方首先是美国主流舆论竭力把全球化归结为离开社会关系的贸易、金融、技术之类，但是他们心里明白自己到底在干什么。进入二十一世纪，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对此前10年全球化进程的一个主要的反思就是，到了公开地、赤裸裸地拿起政治武器的时候了。据说，“忽略全球化的政治方面已经造成了损害”。他们的所谓“损害”就是：在印度尼西亚，美国没有能够继续保得住，反而不得不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道抛弃一向靠近美国的总统苏哈托；在马来西亚，恰恰是在美国看来桀骜不驯的政治“铁碗人物”马哈蒂尔，使该国迅速地从亚洲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西雅图的示威，世界社会论坛的出现，说明第三世界已经意识到西方全球化不过是“一条单向行驶的街道”，人民要反抗了；全球化在中东、非洲、中亚和南亚的诱惑也“不大灵验”；欧洲的事实同样告诉他们，如果要继续推进他们的全球化，政治因素已经成为“关键”。
鉴于“全球化的经济方面情况很好，而政治方面却并非如此”以至于发生上述的“损害”，“美国的对外政策重点将必须较少地放在全球化的经济方面，而较多地放在政治方面。”具体地说就是：“只有实力——军事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充分发挥，才能应付新的威胁。”
这就使世界比较容易了解，为什么布什一上台，就扩大白宫的权利，把全球经济问题的控制权转交给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同时公开提出“全球经济政治化”的口号。
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另一个主要的反思是，不能把这种突出政治归结为仅仅使用硬武器的军事力量。他们把侵略伊拉克作为自己先进杀人武器的试验场和展览场。没有得意多长的时间就发现，他们的武器和杀人技巧的演练，所产生的并不都是艳羡、敬畏。恐惧和退缩不前，并不都是叛卖投降、屈膝磕头的和把自己主权、祖先和人民送上美国祭坛的竞赛。它在世界范围引出对于美国的怀疑、不满和愤怒，点燃起无所畏惧、无法平息的暴力反抗。民意测验显示，美国的声望在它的盟国大幅度下降，在第三世界特别是伊斯兰国家一落千丈。一篇美国报纸文章，就题为《一点更深层次的美国价值观—为什么说：“软实力”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至关重要》。文章认为，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战争“几乎丝毫没有减轻我们在恐怖主义面前的脆弱性。与此同时，就我国用以吸引他国的‘软实力’而言，这场战争付出了高昂代价”。
这种反思，同布什二任强调输出“民主”，有着直接的关系。
不是别人，而恰恰是前任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助理国防部长，现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院长的约瑟夫•奈，似乎更懂得这样一个道理：恶毒的舌头胜过枪弹。这位脱下鲜血淋漓的战袍、穿上温文尔雅的学者服装的人物，对美国征剿和统治世界的两手及其关系进行了引人注目的阐述，一方面说出美国军事实力的价值，一方面以“硬”、“软”区分美国实力，成为鼓吹“软实力”的最著名代表人物。这里讲述的，是如何集大棒与胡萝卜于一身的新技巧，而不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甜蜜故事。
此人2002年的一本新著，题为《美国霸权的困惑——为什么美国不能独断专行》。他的困惑不在于美国霸权本身，而是主张美国霸权的时候，身边需要拉上几个盟友来垫背，需要在轰鸣不已的大炮口涂抹更多的黄油，需要同时播出一种温柔悠扬的小夜曲。这个人了不得，就在于懂得使用“软实力”，懂得以“软实力”加大“硬实力”的分量。
在他看来，战争是国际政治扑克游戏中决定胜负的最后手段和一个国家相对实力的最后证明，因此“忽视武力的作用和安全的重要，就如同忽视氧气”。但是硬实力不能不依赖引诱（胡萝卜）或威胁（大棒）。这就引出了软实力的话题。在美国当权集团一如莽夫特别热衷于到处使枪弄棒、杀戮抢劫，结果到处树敌、空前孤立和遭到世人厌恶的时候，这一套软实力，合乎逻辑地被推到前台了。美国人出现于世界，袖管里可以揣着手枪，但是不能总是一脸杀气、呲牙裂嘴、满口血腥，有时候也需要燕尾服和香槟酒。用约瑟夫•奈在另一篇文章中的话来说就是：推行单边主义、使用军事力量，是布什总统第一任期的特征。鉴于美国的软实力急剧下降，“我广泛使用‘实力’这个词，因为比军事实力甚至经济实力更重要的是思想实力、同情实力和希望实力。”
关于美国软实力以及软实力的作用，《美国霸权的困惑》一书包括以下一些主要观点。
——一个带有定义性质的提法是，美国为达到自己“想达到的目的”，制定纲领计划吸引其他国家追随美国、崇尚美国的价值观、学习美国的榜样，让他们做美国“想让他们做的事”。此即他所谓“软实力”。
——这种软实力，“与通过威胁使用军事和经济手段迫使他们改变立场一样重要”。
——软实力“影响别人选择的能力”，是“影响的源泉之一”，是“引诱和吸引的能力”。
——软实力与美国文化、意识形态、制度相联系，特别是产生于美国的价值观。
——无论硬实力或是软实力，都是美国通过影响其他人行为实现自己目标的能力。这就需要加强两种实力以及二者的相互作用。
如果对约瑟夫•奈的美国“软实力”之说有什么重要补充的话，那首先应该想到一家美国报纸文章的创见。它发明了一个词，叫做“硬软实力”。该文批评约瑟夫•奈，指其“没有考虑到军用直升机和航空母舰也可以产生软实力”，“如今，美军是开展所有工作的工具—战争、外交、社会政策和人道主义救援，关键在于如何运用军队。软实力不一定是软绵绵的。”它应该是“披着坚硬外壳的劝诱”。这可以看作是美国进一步帝国主义化在所谓软实力问题上的新解释。
这位作者说得不错，“软实力不一定是软绵绵的”。这既是美国战略的一种更合乎实际的说法，也特别地反映出布什战略的新内容。演变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软实力”运用得相当精彩。这种软实力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有不断加码的军备竞赛相配合。在伊拉克，关于民主的声音震耳欲聋，但是选票箱旁边就是美军炸弹造就的死尸和残垣断壁，选民四周就是端着刺刀的美国军人。在这位作者看来，似乎报纸、艺术、麦当劳之类继续成为“软实力”已经不够劲，武装直升机和航空母舰应该成为“软实力”的主角了。在我们看来，这与其说明美国更强大，不如说明美国更虚弱。
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军事战略及其实施中，有时候强调硬力量，有时候强调软力量，但是从来没有完全放弃其中任何一种力量，总是两种力量相互交织渗透、同时使用又有所侧重。
美国正在讨论第四次世界大战的问题。
关于如何看待解体苏联、演变东欧和这以后发生的一些世界历史性事件，无论在苏联、东欧或是西方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几年前就已经有过各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解体苏联、演变东欧是第三次世界大战，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是第四次世界大战，“9•11”以后征讨所谓恐怖主义的战争是第五次世界大战。这种看法尚未取得全球共识，姑且存而不论。最近美国的讨论，承认上述第三次世界大战，只是跨过亚洲金融危机，而把“9•11”以后称为第四次世界大战。
我们的讨论，也从这里开始。
2005年3月，《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发表《即将来临的风暴——学者和评论家的黑暗预言，以及较高的期许》，劈头盖脸提出的问题就是：“第四次世界大战将怎样进行？文章由布什二任总统“美国又响起了新的恐怖警报”说起，指出“这么多的一流分析家们在这场冲突的性质上仍旧观点不一”。分歧不在于是否存在一场战争，而在于这场战争“同一场真枪实弹的战争一样”却又是“奇特的战争”：“一场激烈的意识形态战争”。分歧在于对战争根源的看法和美国应该怎样进行这场战争。
被视为“新保守主义重要思想家”的埃利奥特•科恩，还在“9•11”事件之后两个月就发表文章，把美国的对苏冷战看作第三次世界大战。他认为，把当前的冲突称为“反恐战争”过于含糊，而这就是第四次世界大战，“拥有与上一次世界大战一样的关键元素”。在他看来，是“9•11”的“恐怖袭击”引发了战争。他和他的支持者都拥戴布什，包括赞同布什的国家安全理论、先发制人的军事战略和将推行民主作为长期手段，“对第四次世界大战的模式给予高度评价”。
一种反对意见认为，导致战争的根源不是“9•11”袭击，而是此前 20年间“美国越来越依赖武力”，“9•11”事件之后美国发动了数次军事行动，这形同第四次世界大战，有效地让美国无须为之前的任何情况来承担责任。”
另一种反对意见认为，“美国对充足物质的追求所引发的军事行动是导致第四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原因”。
一种引申出来的意见是，美国如果想要打赢这场战争，不能只靠自己，而应该“拉拢其他的核心国家”，其中包括欧洲国家、印度和中国。但是必须让世界相信，“美国的安全等同于世界的安全”。
从这场讨论中可以看出，“9•11”以后，美国已经在进行而不是“即将”进行第四次世界大战，这场世界大战的“奇特”就在于它是“一场激烈的意识形态战争”。
“激烈的意识形态战争”，那么，是谁和谁的意识形态战争呢？
社会主义首当其冲。然而，这又不仅仅是征讨和剿灭社会主义的战争。
美国学者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传播甚广，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关于伊斯兰与儒教文明亦即“黄祸”与“绿祸”联合对抗西方的经典分析。他的所谓伊斯兰文明与儒教文明，几乎包括今天亚洲、非洲的绝大部分。但是俄罗斯的东正教本来属于西方基督教的一支，拉丁美洲是基督教的另一支天主教的天地，那里没有多少伊斯兰教和儒教的影响而和西方有同一个上帝，也照样被美国置于自己的炮口枪口之下。基督教系统中敢于造反的人们，更被美国垄断资本视为仇敌。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贫穷的基层天主教徒渐渐创造出了一种群众性的自我教育、组织自发抗议行动的宗教团体，后来这些团体有了一个共同的名称一基层宗教社团。它们构成了解放神学的群众基础。教徒们在对《圣经》的自发研讨中反复体会基督的一段话：“你们对我的最卑微的兄弟的所作所为就是对我的所作所为。”他们认定这是耶稣发出的呼吁：“穷人就是我。”爱穷人就是爱上帝——这句最普通的话，也许就是解放神学的旗帜。这个解放神学，当然是美国当局不能容忍的。
解体苏联、演变东欧极大地打击了拉美的进步运动。但是曾经担任尼加拉瓜文化部长的卡德纳斯，在发表于1993年的《天堂，请为我们降临大地》中，认为西方及追随西方的主流媒体得意洋洋地在全世界宣布社会主义失败，却不提资本主义的更大的、先于社会主义的失败。在他看来，失败的社会主义是虚假的而不是真实的社会主义，失败的资本主义是真正的而不是虚假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失败是因为没有实现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失败是因为实现了资本主义。他说：
基督教也产生过偏颇。历史上曾有过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任何歪曲可怕得多的对于福音的歪曲，有过更严重的罪行（如十字军、宗教裁判所），有过更骇人听闻的腐败（如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然而我仍然是基督徒。我也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仍然相信社会主义。
这种既为基督徒又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现象，更是美国当局不能容忍的。
美国当局高举的大旗，叫做反对恐怖主义。然而什么是恐怖主义呢？根据中国学者王小强《“文明冲突”的背后—解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复兴》引述的资料，关于所谓恐怖主义的定义，有108种和159种的说法。但是人们仍然困惑。美国往广岛、长崎丢原子弹，一次屠杀数十万平民；在以色列，刺杀总理拉宾；在巴勒斯坦，以色列空军用导弹“定点清除”居家过日子的哈马斯领导人；在拉美，美国支持智利的皮诺切特颠覆民选总统阿连德，美国兵跑到巴拿马逮捕人家的总统；两伊战争期间，美军帮伊拉克打伊朗，连民航客机都往下揍，290名乘客化为齑粉；现在美国侵略主权国家阿富汗、伊拉克，大开杀戒，包括向平民的婚礼扔炸弹；等等——都不叫恐怖主义。总之，谁反美，谁就是恐怖主义。今天想打谁，谁就是恐怖主义。明天不打谁，谁就不是恐怖主义。表里不一，信口雌黄，惟利是图，随心所欲。美国如此这般“反恐”，打了阿富汗打伊拉克，接着再打伊朗、也门、朝鲜，没完没了地忙活，理论上好像是在逐一剿灭恐怖主义的庇护所，结果几乎人人可以预见，来自弱者的反抗会因此更激烈、更极端。
同为耶稣的信徒，俄罗斯、东欧、拉美已经划入另册，因此以宗教区分“文明”，把美国在全球动手动脚、屠杀劫掠、巧取豪夺称为“文明的冲突”，实在不能自圆其说，也找不到一点“文明”的影子。第三世界第一倒霉，这已经不在话下，那么资本主义的西欧呢？——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种隐喻式的说法：“一个在文化、政治和经济上与美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松散的西欧联盟，不会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但是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和自我伸张的中国可能构成这种威胁。在必要时进行战争以阻止中国在东亚的霸权，是否符合美国的利益？如果中国的经济继续发展，这可能是二十一世纪初美国政策制订者面临的唯一最严峻的安全问题。”中国已经锁定在炮口之下也就罢了，为什么偏偏在这里扯上西欧呢？是不是在婉转地警告这个今天的盟友：你必须和我“紧密联系”而你们自己的联盟却只能是“松散”的，特别是决不允许像中国那样，统一、强大、发展经济，否则罪名现成，就叫做“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那就等着我“在必要时进行战争”吧。
在美国征服世界的日程表上，当然不是仅有它目前天天叫骂的朝鲜、伊朗、叙利亚、中国、俄罗斯、古巴、委内瑞拉这样一些国家。无论就政治、经济还是文化而言，如果彻底，那就应该说，问题的实质不在于哪一种宗教或文明，也不仅在于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而在于美国为首的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和它的全球霸权。这是至高无上的标准：不论何种主义或是宗教信仰，不论何样肤色或是国籍，凡顺从这个霸权的则存，凡有碍这个霸权的则亡。
滑稽的是，美国的硬力量绝对地超过任何对手，然而入侵阿富汗、伊拉克的战争，在一片自我吹嘘的胜利喧嚣中，既有开战借口纯属谎言而一个一个被自己剥落的尴尬，又有越来越普遍而激烈的军事抗争。于是这个世界上最不讲道德的国家，就祭起了道德的灵牌，把一场践踏人类道德的、货真价实的侵略战争，偷换为所谓反暴政、争自由、要民主的道德战争。
从布什二任，美国集中关注中东、中亚和东亚。在所有这些地区，都可以看到包围和遏止俄罗斯与中国的图谋。总题目叫做以“民主攻势”、“自由攻势”为主的“颜色革命”。美国的价值观，政府派来的非政府组织，美元、电台、电脑、复印机和帐篷，加上几个摇唇鼓舌的好汉，正在发挥飞机、导弹、航空母舰的作用。这场攻势，在几个原属于苏联尔后被肢解出来的小国家好像得手了；不过没有几天，新政权屁股没有坐热就摇摇欲坠。美国终归要继续“颜色”下去。下一个轮到谁，还要看一看。在这个意义上，称之为第四次世界大战，称之为激烈的意识形态战争，也并非没有根据。
但是世界面临的首先是一个最大的骗局。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美国，分明是民主、自由的最大敌人，是世界人民实现民主、自由理想的最大阻力，是一切最黑暗、最野蛮、最无耻、最腐朽行径的渊薮和历史倒退力量的发动机，却自封为“民主世界”、“自由世界”的旗手。在它的辞典里，剥夺国家主权和取消民族独立，收买、挑拨、暗杀、颠覆和肢解，制造和支持腐败专制，重兵劫掠能源、原材料和强占市场，炸得天昏地暗，杀得血流成河，只要鼓动几个人来一段“街头政治”和形同于在刺刀下磕头作揖式的投票选举，就一概叫做民主和自由。但是，有那么多被收买的人们和手握政治权利、舆论权利的人们为之奔走呼号，有那么多受害受骗者糊里糊涂地信奉甚至心甘情愿地随声附和，又有那么多受害受骗者放弃实际的抗争而奴隶般地忍辱负重，最大的骗局就成为最大的悲剧了。
民主、自由是进步的旗帜。但是这从来就是历史的、社会的、阶级的概念，从来就没有所谓“一般民主”、“一般自由”。当资产阶级同封建主义进行斗争的时候，它比较地喜欢民主和自由；即使在这样的时代，民主和自由也仍然是资产者欺骗和压迫工人阶级的手段。随着资产阶级进入垄断阶段，在它的手里，这两个概念就完全失去进步意义。对于工人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来说，民主和自由，只能意味着消灭阶级压迫、民族压迫和实现工人阶级的统治、实现人民的主人翁地位。
民主和自由属于人民。把它系于美国征剿世界的战车和屠刀，不啻于对人类文明的亵读。当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以如此美好的词语编织屠刀的装饰行其私利的时候，血腥、镣铐和铜臭，将成为人民觉醒和奋起的代价。
这使我们想起马克思的名言：“问题在于不让德国人有一时片刻去自欺欺人和俯首听命。应当让受现实压迫的人意识到压迫，从而使现实的压迫更加沉重；应当公开耻辱，从而使耻辱更加耻辱。应当把德国社会的每一个领域作为德国社会的羞耻部分加以描述，应当对这些僵化了的关系唱一唱它们自己的曲调，迫使它们跳起舞来！为了激起人民的勇气，必须使他们对自己大吃一惊。这样才能实现德国人民的不可抗拒的要求，而各国人民的要求本身则是能使这些要求得到满足的决定性原因。”
在今天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进程中，需要把马克思上述名言中的“德国”改为“世界各国”。可以设想而且事实已经出现的是，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发动他们的所谓意识形态战争，目的在于以不间断的洗脑运动，使世界成为他们的永久的奴仆，但是历史却再一次走到他们愿望的反面，走到对于人民的不间断的教育和动员。他们正在走着自我埋葬的路。
（《环球视野》摘自2006年第4期《社科党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