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的“中国免费机票”

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是一个穷国，我不能给中国增加负担

本报记者 张庭宾

中国机票欧洲出

在纪沫的眼中，斯蒂格利茨教授（以下简称教授）再次来到中国的35个小时是按分钟来计时的，她常常拿出教授的时间安排表，一项一项地赶着进度，从而能赶上5月15日晚上11：48分的班机——教授将飞回美国。
这是一趟短促而疲劳的出行，教授在上海落地的时间恐怕和他在空中飞行的时间相差无几，这点时间可能连倒时差都来不及，教授却参与了上海市长韩正的市长咨询会，参加了陆家嘴论坛并发表了重要的演讲——美国金融体系已经失败了，中国应该吸取教训——这个演讲通过媒体迅速地传向世界，其中还穿插着多次会见和采访。在教授接受CBN的英语采访时，纪沫才能够歇一口气，谈一谈她眼中的教授。
纪沫是一位兰花般气质的东方女子，她是教授的博士生，在过去的4年中，是教授中国行的助手。当聊到近期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中国之行的20万美元的出场费时，她相当地吃惊，她说，据她所知，斯蒂格利茨教授从未收过出场费，“不要说出场费，就是教授每次中国之行的机票都不是中国出的，这次他来中国的往返机票，一张是意大利的学术机构，一张是德国的学术机构赞助的。他以前来中国的机票也没有花过中国政府的钱”
“我也曾经很奇怪教授为什么这么做，曾经问过他原因。”她说：教授的回答是，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是一个穷国，我不能给中国增加经济负担。
这真的很让CBN记者感到意外。斯蒂格利茨2001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公共部门经济学领域最著名的专家。在中国政府征询国际经济学界意见时，他总是座上宾。在2008年3月份的中国发展论坛上，温家宝总理会见了斯蒂格利茨教授，仅仅6个月后，温总理赴纽约会见美国经济金融界知名人士时，教授还是座上嘉宾。
对于这样的中国贵宾，会议主办方出来回的机票，那是情理之中的义务，但是教授婉拒了，他宁愿自己出面去找赞助买来回的机票——这是一个过去无人知晓的小秘密，如果不是这次十多分钟的闲聊，或许这个小秘密永不为人知。

良知、勇敢和坦率

相对于这个鲜为人知奇怪得有点执拗的小习惯，教授广为人知的是他的良知、勇敢和坦率。
教授并不是一个会顺着主人意图说法的客人。2006年3月，他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警告说：在十一五期间，中国将会继续向市场经济转型。而“在走向
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中国要防备利益集团的作用，要把利益集团对经济的影响限制在最小程度。”他还认为，目前在能源价格等领域，利益集团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已经显现。
教授也不是一个顺着本国政治家意图说话的学者，在小布什政府热衷于中东石油，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后深陷泥沼，却觊觎伊朗时，在2008年3月，伊拉克战争5周年的纪念日，教授与哈佛大学的琳达·比尔梅斯合著的新书《耗资3万亿美元的战争》出版，该书揭露，“战争将耗费美国3万亿美元的巨资，另外还有3万亿美元的代价要由世界其他国家来埋单———这比战前布什政府的预期要高出许多”。他严厉地批评布什政府——不仅在战争可能的代价问题上对世界进行了误导，而且随着战争的不断深入一直试图掩盖代价惨重的事实。
教授更不是一个顺着老板的意图说话的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张明博士曾经写过《斯蒂格利茨：失败的官员和成功的学者》一文，文中有两个故事，一个是讲他与大学“老板”的关系——他为人飘逸不群，很少在一所大学任职五年以上，而是像侯鸟一样不停地在美、英的著名大学经济系中迁徙，他在每所大学都获得终身教授荣誉。他为人我行我素，令他工作过的大学经济系又爱又恨——从有关他的一个笑话中即可见一斑：据说他在耶鲁大学担任教授时，学校和他签订的聘用合同中居然包括这样的附加条款：在课堂上必须穿鞋子；必须开具自己已经租房的证明——他经常工作到深夜而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以至于人们认为他故意蹭公家的房。
更众所周知的是，教授与他最知名的老板——世界银行的冲突。1997年，他出任了世界银行的高级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很快世界上相继爆发了东南亚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和巴西金融危机。IMF与世界银行“适逢其时”的出现，他们都带着同样的“四剂药方”，要教授去推销：
第一剂：私有化。受援国领导人只要同意贱价出让国有资产，他们就将得到10%的佣金，且全部付到瑞士银行的秘密账户上。
第二剂：资本市场自由化。这意味着资本在当地市场可以自由地流入和流出，而往往流入的自由资本会向房地产市场、股市和汇市汇集，从而形成资产价格泡沫，而当危机来临之际，这些流入的投机资本会最先逃跑。这使得受灾国的外汇储备在几天甚至几个小时之内就被抽干。紧跟的IMF的“帮助”——包括紧缩银根，将利率提高到30%、50%、80%的荒谬程度，这样高的利息只会无情摧毁房地产价值，破坏工业生产能力，吸干社会多年积累的财富。
第三剂：市场定价。当受灾国被IMF拖到半死不活之时，IMF会伺机提出对食品、饮用水和天然气等老百姓日常必须的产品大幅提价，使得社会动乱，投资环境恶化。投资资本逃离四散，留下一片便是极其低廉的资产等待着早已垂涎三尺的外资张开血盆大口。
第四剂：缩减贫困策略——自由贸易。斯蒂格利茨将WTO的自由贸易条款比作“鸦片战争”，尤其对“知识产权”条款感到愤慨，以这样高的“知识产权”“关税”来支付西方国家制药厂所生产的品牌药品，无异于“将当地人民诅咒致死，他们(西方制药公司)根本不在乎人民的死活”。
这些药方与教授的研究成果刚好相反。他认为，由于存在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市场运转有时会失灵，因而绝对不是万能的。因此斯蒂格利茨一贯强烈地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市场是万能的，政府干预是多余的，因此应该实施彻底的私有化和市场化。教授认为这恰恰是全球化时代最危险的敌人。

尊严拒绝收买

与老板的冲突意味着选择：要么妥协顺从，要么愤然离开。
这实际是教授要在学术尊严和地位金钱间做出选择。如果他选择了妥协，并以行动否定自己的理论——哪还有比反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学界领袖自食其言更令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如获至宝的呢，作为回报，他很可能成为最受西方主流经济学界最推崇的大师和真正的掌权者。
这样的事情并非没有先例。1966年，40岁的格林斯潘出版了《黄金和经济自由》一书，他写道：“在没有金本位的情况下，将没有任何办法来保护（人民的）储蓄不被通货膨胀所吞噬，将没有安全的财富栖息地”。但他在投入了IP摩根的怀抱后，再也没有提过黄金的货币地位，并从此平步青云，于1987年成为美联储的主席，并在其后18年成为美联储最辉煌的掌权者，西方经济世界的金融沙皇。
可是，教授选择了说“不”，身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和资深副行长的他对“华盛顿共识”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华盛顿共识“往好里说，它是不完全的；往坏里说，它是误导的”。身为“华盛顿共识”机构之一世界银行的重要成员，而又公开批评“华盛顿共识”，显然开罪了IMF和世界银行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世界银行已经容不下他了。他一度受到主流经济学界的围攻。因此，他很快被要求辞职。
　　作为一个学者的斯蒂格利茨是成功的，但是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斯蒂格利茨是失败的。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界中仅有的几位敢于替发展中国家正当利益说话的正直学者之一。他维护了自己的道德和良心，但不得不离开。此后，他进入哥伦比亚大学重新开始教学和研究。
重新归为学者的教授更加犀利勇敢，因其良知和勇气赢得了世人的信任，也赢得了大众领域内的更大话语权。他出版了著名的《全球化及其不满》一书，是公开声讨IMF的檄文。他在书中倡导国际经济金融政策制定的民主性和公开性，要求改革主要国际金融组织。更为重要的是，他向权威的经济学家和国际政策的制定者发出了道德挑战，指出了他们将华尔街金融资本利益置于贫穷国家利益之上的错误行径，呼吁经济学和经济政策向人性回归。其后，他在《喧嚣的90年代》一书中进一步预警：如果国际经济金融界不做出改变，未来更大的危机很难避免——可谓一语成谶！
在当今华尔街金融大危机后一切欺诈和谎言水落石出的时候，诸多经济学家金融学家随之声誉扫地，只有教授等很少的学者获得了世人更多的尊敬和信赖，他们的存在为经济学捍卫了最后的尊严，也成为世人在巨大财富灾难后的寒冬中最后不熄炉火，最后不灭的蜡烛——正是这个微弱的火苗为点燃人类新的光明未来保留了最后的火种。
作为一个青年经济学家的张明在电话采访中表达了对教授的敬仰，他说：斯蒂格利茨虽然在政治斗争中遍体鳞伤，在书籍出版后引来骂声一片，但是他“九死而不悔”。他的经济学成就固然值得敬仰，他坚决捍卫真理和良知与不向强权妥协的作风，更值得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经济学家们尊重和警醒。他对社会公众尊重而亲和的打交道的方式也值得我们借鉴。
他的最后一句话提醒了我，和教授面对面，肩并肩的时候，教授没有台上演讲时的严肃，圆圆的脸上络腮胡子花白，圆圆的眼睛里充满了慈祥。
两张机票，又给了中国人认识斯蒂格利茨的新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