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中东剧变以来，海湾国家一改过去相对低调的外交政策，配合西方高调干涉阿拉伯邻国内政。在利比亚问题上，正是海湾国家的竭力推动，才使联合国顺利通过若干制裁决议，由此为西方发动空袭、武力推翻卡扎菲政权提供便利，卡塔尔和阿联酋甚至还出兵参与“围殴”卡扎菲。在叙利亚问题上，海湾国家积极向巴沙尔政府施压，扶植叙反对派，并呼吁联合国加大对叙制裁。[1]5月25日叙利亚胡拉镇发生屠杀平民事件后，沙特、卡塔尔等海湾国家更是借机加大推动叙利亚政权更替的决心和力度。[2]沙特国王大学一位政治学教授称，“从开国的阿卜杜拉·阿齐兹国王算起，沙特从不曾在一场革命中如此起劲地反对一个阿拉伯国家。”[3]卡塔尔更是“几乎在所有阿拉伯世界的冲突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4] 海湾国家当前外交举动让不少人颇感意外。仔细探究可以发现，这些国家的外交举动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有着特定的背景和原因，其影响更是不可低估。
一
有人将卡塔尔等海湾国家的“大外交”举动，归结为“拿破仑情结”(Napoleon complex)，[5]即身材矮小的人(或国家)由于自卑感作祟，而力图在其他方面强过别人。用这种说法解释海湾小国当前的外交政策固然形象，却失之简单。实际上，当前海湾国家的外交行为与中东剧变的大背景密不可分，正是中东剧变引起的区域内力量消长，为海湾国家推行“外交新政”提供了契机。
肇始于2011年的中东剧变，使不少中东共和制国家陷入政权危机，如埃及过去一直是阿拉伯世界的“领头羊”，但在穆巴拉克政权垮台后，该国各派力量纷争加剧，政治动荡加剧，政治转型前景不明，由此使埃及等阿拉伯非产油国政府财政捉襟见肘，外汇资源日趋枯竭。如埃及外汇储备2011年初时为360亿美元，而到当年10月已降至220亿美元，GDP增长从过去年均5%降至1%。[6]有学者称，埃及经济正以“自由落体”态势加速恶化。[7]在这种背景下，埃及等阿拉伯共和制国家无暇在地区事务中发挥主导性作用。这就给海湾小国在阿拉伯世界大显身手提供了难得“机遇”。
与埃及等国相比，海湾君主国凭借厚实的家底及西方扶植，安然度过政权更替潮，并使其传统优势凸显，政治经济影响力水涨船高。中东剧变初期，海湾国家为避免政权垮台而出台种种惠民政策，截至2011年9月已花费1500亿美元，[8]但地区局势紧张造成的油价持续飙升，又使其经济损失一定程度得到弥补。据统计，2012年海湾六国石油收入有望达到5720亿美元，预计到2013年，海湾六国海外净资产将达到2.1万亿美元。[9]这使其相对于共和制国家的财富效应更加凸显。同时，外部政治环境对海湾国家日益有利。2011年3月以来，西方不断加大对中东国家尤其是区域内激进国家的干预和打压力度，同时对海湾君主国坐大态势网开一面，甚至竭力扶助，这种外力干预加剧了地区力量对比的消长，也为海湾国家在地区发挥影响力提供了便利。此外，海湾国家的组织优势更加明显。相较于分散无力的阿盟，由海湾6国组成的海湾合作委员会(海合会)是中东地区内聚力更强、整合度更高的地区性组织。在中东剧变中，海合会国家“抱团取暖”并接纳约旦和摩洛哥为成员国，加大了海湾国家在地区舞台中的权重。中东力量格局发生的几十年不遇的变化，为海湾国家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提供了难得契机。当前沙特、卡塔尔等海湾国家外交空前活跃，显然是要借机填补地区权力真空。[10]此外，海湾国家的外交行为还被视为是中东君主制国家对共和制国家发动的一场“阿拉伯新冷战”。[11]
从深层看，海湾国家当前联手西方(实际是追随西方)干预阿拉伯邻国的外交举措，乃是阿拉伯世界“小国林立”地缘破碎格局所致依附性生存方式的结果。拿破仑曾指出，了解一个国家的地理就懂得了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12]不同国家地理疆域和国家规模的差异，决定了其国际行为方式的巨大差别。琼·戈特曼曾将国家分为“亚历山大式”和“柏拉图式”两类，前者主要是通过征服以及觊觎全球而获得庞大领土的国家，后者往往是由一个城市加上其腹地组成的小国。前者是领土型的，夺取和统治领土对它至关重要。后者最关注的则是将自己并入一个更广阔的体系之中。[13]大国由于拥有更大实力和潜质，通常会谋求自立、自主、自强，乃至具有影响和主导国际秩序的外交抱负。[14]而小国能力有限，无论政权生存还是经济发展，都离不开外部环境，在外交上更是依靠超级大国。[15]在海合会六国中，除沙特外，其他5个国家总面积才42.5万平方公里，堪称典型的“柏拉图式”的国家。这些海湾国家(除沙特外)国小力薄，处在世界最重要的能源走廊，但又缺乏同地区大国较量的实力，因此怀有一种持久的不安全感。[16]为确保自身安全，它们除了强化地区合作(如成立海合会)，唯有引入第三方势力，借助外部强援平衡地区大国影响。因此，“阿拉伯小国准备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寻求安全保障，以此防范他们的阿拉伯兄弟。”[17]海湾国家的这种依附性生存方式，体现在安全、经济乃至价值观等各个领域。
在安全问题上，海湾国家基本将安全事务“外包”给了西方大国，尤其在冷战结束、西方世界在国际体系中一枝独大的背景下，海湾国家在安全问题上更加依靠西方(特别是美国)。1990年萨达姆入侵科威特，科威特正是靠美国出兵才得以复国。海湾战争后，阿曼、卡塔尔、巴林、阿联酋、科威特等先后与美国签署《防务合作协定》，允许美国使用本国的军事基地。目前，美国在海湾小国均有军事存在，如在阿曼有锡卜空军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前沿总部设在卡塔尔;巴林是美国第五舰队的总部及母港。阿联酋还将法国拉入到海湾地区。2008年，阿联酋允许法国使用该国军事基地。法国总统萨科齐也投桃报李，曾在访问阿联酋时声称： “当你们的安全受到威胁时，法国将坚定不移地站在你们一边。”[18]近几年，海湾国家由于担心伊朗崛起的威胁，在安全上更加依附西方大国，购买美国军火、部署反导系统、配合“中东版小北约”计划等，都是要通过引入“美国因素”来防范伊朗。美国国务卿希拉里2012年4月1日公开表示，“在海合会国家建立地区导弹防御系统是美国的优先任务”。[19]在当前中东动荡中，海湾国家帮助西方打压叙利亚，实际上是试图借西方之力抵消、削弱伊朗的地区影响力。
在经济上，海湾小国不具备实现进口替代的基本条件，因此从一开始就高度依附西方经济体。据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的2011年度《全球经济自由度报告》，巴林、卡塔尔、阿曼、沙特、阿联酋、科威特等海湾国家的“经济自由度”在中东北非地区(MENA)17国中均位居前列，这表明海湾国家与西方已形成一种不对称的经济相互依赖。同时，海湾国家大部分海外资产也投向西方市场。据估计，海湾国家“主权财富基金”(SWFs)大约有6000亿-10000亿美元，其中60-85%投向欧美市场，特别是美国和英国。[20]因此，海湾国家与西方经济体休戚相关。有学者认为，海湾国家在中东剧变中之所以与美、欧结成三角同盟，一个关键原因就是海湾国家无论石油出口还是剩余资本投资，都明显依托美欧市场。[21]
这种依附性还体现在价值观领域。海湾小国不能自行承载政权安全、经济自立、军事自保等对主权国家至关紧要的诸多重任，因此其价值观甚少在“霸权/反霸”、 “安全/独立”、“民族/国家”等宏观层面叙事。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号称阿拉伯世界新锐媒体，标榜自由、宽容和独立报道，西方也不时指责其煽动反美情绪，[22] 但该电视台所使用的话语体系基本上是“民主/独裁”、“自由/压制”等西方主流媒体惯用的叙事方式。这种话语体系的流行很容易使阿拉伯民众的政治诉求偏离其真相，也容易掩盖西方干涉中东事务的霸权实质。有媒体认为，“半岛新闻节目的目的好像就是为惹恼其他阿拉伯国家”。[23]中东剧变后，半岛电视台抱着一种“站着说话不腰疼”和“看热闹不怕事大”的态度，不断进行鼓动性报道，助推“阿拉伯之春”蔓延。[24]由于它在叙利亚问题报道偏颇，愤怒的叙利亚民众在该台驻叙办事处外墙刷上“谎言，谎言，还是谎言”的标语，以嘲讽它自我标榜的“真相，真相，只有真相”。 2012年3月，该台多名记者因不满这种歪曲报道愤而辞职。但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却赞赏该台报道的是“真正的新闻”，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称对其在“阿拉伯之春”中的表现感到“自豪”。[25] 这种反差从侧面说明，半岛电视台日趋成为西方话语霸权的传声筒。
二
当前中东正处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任何变量都可能影响未来中东格局的重塑。而海湾国家与西方里应外合干预中东政治转型，改变了中东原有政治生态。
首先，海湾国家的外交干预进一步重挫了阿拉伯世界的内部整合进程。中东频频成为西方的权力竞技场以及“动荡、冲突、战争”的代名词，很大程度上正是源于地缘版图破碎及由此导致的各行其是，内讧不止。阿拉伯国家要想真正摆脱这种历史宿命，唯一办法就是像欧洲那样，走团结、联合乃至统一的道路。20世纪五六十年代风靡一时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国家合并潮，某种程度上就是重新整合中东地缘版图的积极尝试。而西方为维护在中东的霸权利益，更希望中东继续保持四分五裂状态，因而总体上一直排斥、打压阿拉伯国家的团结联合诉求。而当前海湾国家联手西方干涉阿拉伯邻国的外交行为，与近一个世纪来几代阿拉伯政治家和有识之士谋求联合自强的大方向背道而驰，反而与西方大国一贯奉行的“以阿制阿”、阻挠阿拉伯世界联合趋势的霸权主义路线不谋而合，由此极大损害了阿拉伯世界的自我整合进程。
一方面，它进一步清除了有关阿拉伯世界团结联合的价值理念和政治遗产，使阿拉伯世界联合自强变得越来越不可能。当前海湾国家外交干涉的重点对象——利比亚和叙利亚，恰好是主张或曾经主张阿拉伯联合的阿拉伯共和制国家。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堪称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的最后一位“政治遗老”。卡扎菲1969年上台后，积极倡导阿拉伯民族主义，推进阿拉伯国家间联合和合并，尽管这些外交努力相继失败，卡也在后期将外交重心转向非洲，但其政治话语中仍保留了诸多“阿拉伯联合”等许多真理颗粒和思想闪光点。只要这种思想火种保存下来，其就有可能孕育、转化为新的政治运动。但在这次中东剧变中，海湾国家联手西方“围殴”卡扎菲，并使其最终战败身死，意味着阿拉伯民族主义残存的政治象征已被清除，标志着阿拉伯民族主义时代彻底终结。[26]而叙利亚一直被称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摇篮”[27]，该国执政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基本宗旨之一，就是实现阿拉伯民族统一。在卡扎菲政权被推翻的背景下，阿萨德政权已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时代遗留下来的最后政治遗产。一旦该政权在外部干预下被颠覆，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民族解放运动时期留下的有关阿拉伯联合的政治理念和历史遗产，将被彻底清空。2011年开始的“阿拉伯之春”原本内含谋求民族复兴的因子，但如今利比亚政权更替和叙利亚陷入危机，使阿拉伯民族复兴再次失去破土发芽的机会，阿拉伯世界的联合自强更加希望渺茫。
另一方面，它催生、激活了被干涉国家内部的分离意识和分裂势力，加剧了阿拉伯世界地缘版图碎片化的趋势。近些年，由于西方干涉中东的力度不断加大，阿拉伯世界地缘版图碎片化趋势日益显现。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伊拉克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人三大势力分据南部、中部和北部，分离迹象明显，北部库尔德地区俨然已成“独立王国”。在西方势力插手下，苏丹南方于2011年2月通过公投宣布独立，使苏丹这个非洲面积最大的阿拉伯国家被一分为二，且南北冲突至今未停息。这次中东剧变发生后，海湾国家联手西方干预利比亚等国内部事务，强推政权更迭，催生或加剧了这些国家的地方主义和分离主义。利比亚原本是由互不隶属的三大地区(西部黎波里塔尼亚、东部昔兰尼加和南部费赞)构成的半现代国家，过去卡扎菲靠强人统治勉强将各部分拢在一起，而卡扎菲政权垮台使利比亚各部族拥兵自重，地方主义和部族意识日趋抬头。2012年3月，该国石油资源丰富的东部昔兰尼加地区宣布高度自治，由此对盛产天然气的南部费赞地区和柏柏尔人的西部地区形成诱惑。目前，利比亚继南部赛卜哈发生骚乱后，西部祖瓦拉、朱迈勒和莱格达林地区的柏柏尔部族和阿拉伯部族也发生流血冲突，利比亚分裂风险加大。[28]但海湾国家并未汲取教训，反而试图在叙利亚移植“利比亚模式”。而叙利亚社会政治结构比利比亚更复杂，地缘位置也更敏感。如果巴沙尔政权由于外部强行干涉而垮台，势必引发更大的地缘政治灾难，导致阿拉伯世界的更大分立和动荡。
其次，海湾国家配合西方的外交干预，加剧了阿拉伯世界的“软政权化”和政治退化趋势。中东剧变使许多中东国家进入政治转型期，选择何种政治制度直接关涉国家兴衰。理论上说，理想的政治制度应该既具有较强行动能力的“强政府”特性，又具有普遍代表性的“广政治参与”特征;或者说至少二者居其一。但海湾国家联手西方强行干预中东政治转型，使这两类目标一个也未实现，反而朝着加剧“软政权化”和“政治退化”的方向发展。
一方面，这种外部干预加剧了中东政治本就存在的“软政权化”[29]趋势。阿拉伯国家积弱积贫的特定处境决定了其政治转型的首要任务，就是建立一种可以有效进行社会动员、具有强大行动能力的“强政府”制度结构。而在中东政治实践中，符合这类特征的政体恰好是伊拉克(伊战前)、利比亚、叙利亚等实行的共和/威权政体，尤其伊拉克、叙利亚等国实行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一党专政，社会动员和资源整合能力非常强，它对掌权者也具有令人生畏的纪律约束，因此能在政治上动员国内民众支持其改革性目标，并可以在不依靠西方支持的情况下维护国内安全。[30]在中东现当代史上，只有这类国家真正有能力推进本国工业化和提高大众福利，敢于向西方叫板。而西方国家出于掌控中东的战略需要，一直不遗余力地抹黑并伺机用 “民主化”削弱中东的“强政府”制度。美国在2003年占领伊拉克后，迅速解散了伊拉克的军队和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使伊拉克政府由此沦为半瘫痪的“弱政府”，丧失了国家复兴、自强的政治行动力。
在当前中东政治转型中，阿拉伯国家要想借政治转型实现繁荣富强，建立或重塑类似过去伊拉克和现在叙利亚的“强政府”制度，才是必经之途。但海湾国家与西方结成当代版的“神圣同盟”，重点打击和削弱的恰好是这类共和/集权式国家，并由此导致被干涉对象的国家能力遭到极大削弱，使中东“软政权化”趋势加剧。例如，利比亚卡扎菲的强人统治虽然被西方指责为“独裁专制”，但正是这种威权统治确保了利比亚政令统一，并成为非洲福利水平最高的国家。这种威权政体被推翻后，接管最高权力的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软弱无力，根本没有能力统合全国各派力量，使该国很快陷入群龙无首、群雄割据的混乱无序状态，使其未来不得不高度依附西方，再无能力像卡扎菲时期那样敢于对西方强硬。叙利亚也是如此。由于西方和海湾国家不断施压，叙利亚不得不开放党禁，实现多党选举，使该国“强政府”根基遭到削弱。如果西方推翻巴沙尔政权，相信其第一件事就是解散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彻底摧毁叙东山再起的制度基础。这种“软政权化”趋势的最终结果，就是使中东日趋臣服于西方脚下，有能力和底气与西方叫板、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的阿拉伯国家更加稀缺。
另一方面，导致中东出现不同程度的“政治退化”趋势。为有效掌控中东，西方在中东地区一直刻意扶植那些代表保守势力和落后生产关系的当权者和政治制度(尤其是海湾国家)。这类政权由于统治基础孱弱，“如果没有外来保护，这些统治集团在自己的社会中没有一个会有安全感。”[31]为此它们不得不高度依附西方，悉心维护西方在中东的种种利益。由此不难理解，中东为何会成为世界上传统君主制(实际就是“软政权”)保留最多的地区，而且这些国家在中东历次重大事件中几乎总是自动与西方结盟。[32]
而这次海湾国家联手西方干预中东剧变，实际是借西方之手削弱利比亚、叙利亚等共和制对手，维护、塑造有利于保守落后势力的制度安排和地区秩序。[33]这种干预直接导致中东保守势力上升，并由此加剧中东“政治退化”趋势。具体地说，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伊斯兰保守势力纷纷抬头。利比亚过渡政府2011 年11月24日成立时，其领导人贾利勒公开表示，利比亚今后要以伊斯兰教作为立法基础，任何有违沙里亚法的法律都是非法和无效的。[34]突尼斯、埃及、也门均出现了伊斯兰势力上升的态势。埃及、利比亚等国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据说得到卡塔尔、沙特等海湾国家的大力支持。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瓦哈比式的宗教复兴，而不太可能变成一种对内励精图治、对外反西方的政治运动。海湾国家促成伊斯兰温和势力上台只是第一步，下一步就是让中东国家激进的瓦哈比主义取代温和伊斯兰主义者，用伊斯兰法严格控制人民生活，使其在某些方面比任何独裁统治者更专制。[35]二是旧王朝复辟势力蠢蠢欲动。利比亚东部部落起身造反时，举的就是1969年被推翻的伊德里斯王朝旗帜。2011年12月，前伊德里斯王朝的赛努西王子从意大利返回利比亚，这是其自该王朝被推翻后首次回国。2012年3月利比亚东部地区在宣布实行自治时，曾公开呼吁利比亚恢复实行伊德里斯王朝时期的联邦制。 ——利比亚颇有旧王朝复辟的态势。此外，由于社会日趋保守化，中东部分国家已经取得的社会进步成果(如妇女解放等)可能得而复失。可以肯定，如果中东转型沿着这条路往下走，阿拉伯世界的复兴前景只会更加黯淡，阿拉伯国家只会进一步依附西方。
结论
从世界范围看，地区一体化已成为各国谋求安全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在世界各地区纷纷建立、强化地区性合作的今天，中东地区仍然没有建立包含域内所有国家的地区性组织，阿盟虽是覆盖面最广的地区性组织，却长期陷入功能紊乱、缺乏有效的集体行动能力，以致无法阻止阿拉伯世界的内讧。2011年中东剧变以来，阿盟好像已开始进行转型，[36]但在海湾国家的主导下，这种转型却选择了与西方联手干涉阿拉伯国家内部事务的方向，这样非但不能提高阿盟的国际影响力，反而强化了阿拉伯世界的内部分裂，使阿拉伯民族自强复兴更加变得不可能。
海湾国家追随西方共同干预中东事务，本来是想借依托西方增强自己在中东的影响力。但这些国家缺乏成为地区大国的潜质，其依附性生存方式使其既无法实现政治、经济和文化自主，也不可能对西方在中东的霸权行径真正说“不”，因此其无力承担领导阿拉伯民族复兴的重任，也无法赢得阿拉伯世界的广泛支持。它们积极干预阿拉伯国家内政的外交举动，与西方将阿拉伯世界纳入势力范围的战略图谋不谋而合。此前，西方干预阿拉伯世界事务一直担心出现“以基督徒为一方、以穆斯林为另一方”的“文明间冲突”，但这次海湾国家的内部策应彻底打消了西方的顾虑，使西方对中东事务更加肆无忌惮。就此而言，海湾国家实际上扮演了西方称霸中东的“特洛伊木马”角色[37]，起到了西方和以色列想起而起不到的作用。叙利亚就斥责卡塔尔是美国和以色列的“奴仆”[38]。
然而，“覆巢之下，岂有完卵”。西方正是由于需要“第五纵队”来对付阿拉伯世界不听号令的“激进国家”，海湾小国才会在西方战略棋盘中占有一席之地。一旦这些地区强国归顺西方，海湾小国在西方战略中的价值也就随之降低乃至消失，最终逃脱不了被西方抛弃的结局。为了眼前利益而甘当西方绞杀中东“激进国家”的马前卒，这不仅无益于阿拉伯民族复兴大业，也会损害海湾国家的长远利益。
[1] “Saudi Arabia seeks tough UN action against Syria”, Saudi Gazette,April 25, 2012. (上网时间：2012年4月25日)
[2] “GCC must mobilize resourcesto help Syrians: Prince Saud”, Arab News,June 6, 2012, http://gitm.kcorp.net/index.php?id=604059&news_type=Top&lang=en. (上网时间：2012年6月7日)
[3] “Arabia lifts curtain on diplomacy as Syria killings spur King to act”, http://gitm.kcorp.net/index.php?id=593083&news_type=Top&lang=en. (上网时间：2012年3月8日)
[4] Guido Steinberg, “Qatar and the Arab Spring: supporting Islamist and anti-Syrian Policy”, SWP Comments, February 2012, p.1.
[5]Anthony Shadid，“Qatar Wields an Outsize Influence in Arab Politics”，The New York Times，November 14, 2011.
[6] Ben Heineman Jr, “Why Egypt"s Economy Matters”, http://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1/12/ why-egypts-economy-matters/249718/.(上网时间：2012年4月1日)
[7] Spengler，“Humpty Obumpty and the Arab Spring”，Asia Times Online，Jun 1, 2011.
[8] Elizabeth Broomhall , “Arab Spring has cost Gulf Arab states $150bn”, http://www.arabianbusiness.com/arab- spring-has-cost-gulf-arab-states-150bn-419429.html.(上网时间：2012年3月21日)
[9] “GCC foreign assets to hit $ 2.1t”, Khaleej Times,April 19, 2012.
[10]Anthony Shadid，“Qatar Wields an Outsize Influence in Arab Politics”，The New York Times，November 14, 2011.
[11] Curtis Ryan , “The New Arab Cold War and the Struggle for Syria”, Middle East Report, Spring 2012,
[12][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9页。
[13][英]杰弗里·帕克著，刘从德译：《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新华出版社，2003年，第103页。
[14] 参见(英)赫德利•布尔著，张小明译：《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161-180页。
[15] Jeanne A. Hey edited, Small States in World Politics: Explaining Foreign Policy Behavio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2003，p.5.
[16] Kenneth M. Pollack, etc., The Arab Awakening: Americ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iddle East,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1, p.176.
[17] Barry Rubin，“The Geopolitics of Middle East Conflict and Crisis”，Middle Eas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MERIA)，Volume 2, No. 3, September 1998.
[18] Rick Rozoff, “Gulf State Gendarmes: West Backs Holy Alliance For Control Of Arab World And Persian Gulf”, http://www.voltairenet.org/Gulf-State-Gendarmes-West-Backs.(上网时间：2012年3月 11日)
[19] “Clinton proposes missile shield to protect GCC”, Arab News, April 1, 2012.
[20] Gawdat Bahgat, “Sovereign Wealth Funds in the Gulf States: An assessment”, p.33, http://www2.lse.ac.uk/government/research/resgroups/kuwait/research/papers/sovereignwealth.aspx. (上网时间：2012年3月29日)
[21]Adam Hanieh & Farooq Sulehria, “Arab Spring revolutions far from over”, http://www.greenleft.org.au/node/49973. (上网时间：2012年3月5日)
[22]Oren Kessler, “The Two Faces of Al Jazeera”, Middle East Quarterly, Winter 2012, pp. 47-56.
[23] Simon Henderson，“Qatar"s Quest to Become the Leading Arab State”,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http://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templateC05.php?CID=3341.(上网时间：2012年3月13日)
[24]Robert F. Worth and David D. Kirkpatrick, “Seizing a Moment, Al Jazeera Galvanizes Arab Frustration”,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7, 2011.
[25] Oren Kessler, “The Two Faces of Al Jazeera”, Middle East Quarterly, Winter 2012, pp. 47-56.
[26] Mohamad Bazzi，“The Death Of The Qaddafi Generation: The Era Of Arab Strongmen Comes To An End”，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136603/mohamad-bazzi/the- death-of-the-qaddafi- generation.(上网时间：2011年11月21日)
[27] David W. Lesch, “Evolution of Bashar al-Asad”, Middle East Policy, Volume 17, Issue 2, Summer 2010, pages 70–81,
[28] 黄培昭、张梦旭、孙健：“部落冲突致使利比亚面临分裂风险”，《人民日报》，2012年4月6日。
[29]“软政权”是指“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行政命令贯彻能力的退化、行政实施效率的低下和法律规则被任意破坏而引起的综合现象”。参见萧功秦：“‘软政权"与分利集团化：现代化的两重陷阱”，《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1期。
[30][美]彼得·高恩著，顾薇、金芳译：《华盛顿的全球赌博》，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17-218页。
[31][美]彼得·高恩著，顾薇、金芳译：《华盛顿的全球赌博》，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18页。
[32]Bart Hesseling, “Qatar"s Trailblazing Diplomacy”, http://arabsthink.com/2011/11/21/qatars-trailblazing- diplomacy/ .(上网时间：2012年3月8日)
[33] Christian Koch, “Arab Gulf States seek stability not the status quo ante”, http://www.drougos.gr/?p=19099.(上网时间：2012年3月20日)
[34]Patrick Seale, “The Rise of Political Islam”, http://www.middle-east-online.com/english/?id=48703. (上网时间：2012年3月20日)
[35]“中世纪将取代‘阿拉伯之春"”，《参考消息》，2012年3月29日。
[36] David Schenker, “How to Explain the Arab League"s Shocking Decision on Syria?”, New Republic, December 1, 2011.
[37]几年前就有媒体将卡塔尔视为西方埋在阿拉伯世界的“特洛伊木马”。参见Muhammad "Ali Ibrahim, “Qatar Is a Trojan Horse that Harms Arab Interests”, The Middle East Media Research Institute, July 22, 2008.
[38]Anthony Shadid，“Qatar Wields an Outsize Influence in Arab Politics”，The New York Times，November 14, 2011.
《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