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转型切忌“民主幼稚病”
田文林

自中东陷入动荡后，“政治转型”就成了热门词汇。空谈理论，不如先看看现实。回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第三世界政治转型更像是“翻烙饼”，总是在军人威权统治与弱势民主之间交替徘徊。如上世纪60-80年代，拉美国家有l2个由民选政府转向军人威权统治；非洲共发生240多次军事政变，成功70多次；中东埃及、叙利亚、利比亚、伊拉克等国也都是通过军人政变上台。到上世纪90年代，第三世界开始了所谓“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许多国家建立或重新恢复多党民主。然而，在实行民主化20多年后，“大部分第三世界的民主体制运行得都不是很好，民主失去了它往日的声望。” 不少第三世界民众对民主支持率下降到60—65％，部分还降至50％，对“强政府”支持率反而不断上升，许多国家达到近50％,由此使军人执政现象再次抬头。“还政于民”等来的不是民主巩固和经济繁荣，反而使社会再次出现威权化倾向，由此使许多国家面临在“军人干政”与“弱势民主”交替徘徊的恶性循环。其中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总体来说，这与政治转型的中“民主幼稚病”不无关系。

“政治转型”的潜台词是现行政体存在缺陷。这就像人体生病一样，而政治变革就是一种改变原状态的治疗方案。常识告诉我们，好的治疗方案是能将病治好，使身体变得更强健；而糟糕的治疗方案，则只能只关注根除病灶本身，而不顾及由此给整个身体带来的副作用，结果很可能是病灶消除了，病人身体也垮掉了。政治变革是国之大事，直接关系国家兴衰，因此更需要结合国情，实事求是。正像衡量治疗方案好坏的标准，是能否使身体更强健一样，评价政治转型的成败标准，不应该简单地看是否走向了民主化(如全民选举、多党竞争之类等)，而是看这种变革是否富国强民，增强综合国力。进一步说，第三世界政治改革应遵循两大标准：一是是否有利于真正扩大代表性，使政策真正体现多数意志；二是是否有利于增强政府效能和执行能力。两大标准缺一不可。没有代表性的政治更替，会出现将民主视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封建民主”、“寡头民主’’乃至“君主共和制”，而没有有效性的政治更替，就会像战后伊拉克那样，空有建设国家的纲领，却无基本的贯彻实施能力。

从现实看，工业化、政治现代化、国族整合等各种问题，在西方国家差不多是依次到来。而众多第三世界则几乎同时面临很多难题，因此必须有主次先后。尤其在民生问题尚未真正解决情况下，更需要强调集体纪律和辛勤工作，以便致力于经济发展。唯有如此，才能为真正实现民主铺平道路。统计表明，人均收入在500美元以下的国家几乎不可能成为民主国家，而人均收入在500—2000美元之间的国家，虽然有这个可能，但或许仍是不稳定的。只有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3000—4000美元，它才最有可能实现稳定、民主的发展。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政治发展往往被排在经济发展、甚至国家统一和政权安全之后。由此理解了为何威权政府大多集中在第三世界国家，对此我们大可不必过于苛责。西方当初确立宪制，花费几代人甚至几个世纪的时问。那种只知照搬西方宪制，却没有耐心经历历史积淀的民主派，实际就是列宁曾批评的“又想洗毛皮，又不让毛皮下水”。

简言之，第三世界国家政治转型，并非直接从威权政府一步跳到民主政体，而应沿着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公正——政治民主的渐进路径前行。这里特别指出的是，实现社会公正是实现国家强大、政治转型无法绕过的环节。只有实现了社会阶级结构扁平化，才能最大限度地塑造全民共识，彻底摆脱军人干政和弱势民主的双重阴影。

而如果无视自身国情和政治演进路径，从威权统治直奔民主政体，效果往往适得其反。首先，民主化很可能牺牲这些国家的政府有效性。民主化本身就是以部分牺牲政府效能和有效性为代价，但牺牲有效性能否换取政治参与扩大仍是很大的疑问。民主有时意味着代表性扩大，但有时却不是这样。第三世界国家政治转型最坏的一种情况，就是民主化没有带来代表性扩大，反而牺牲了政府的有效性，使国家陷入双重的政治衰朽状念。伊拉克民主化教训更为深刻。以近些年的伊拉克民主化进程为例。该国百废待兴，本来亟需铁腕统治和中央集权，但美国为其设计的联邦政体和议会民主制，表面上使伊拉克各派利益均得到照顾，但代价却是教派矛盾抬头，重大问题议而不决，严重削弱中央政府的有效性。未来，伊拉克最好的情况也不过是维持弱势政府，而很难恢复原先的地区强国地位。民主没有使国家更加强大，反而使国家更加孱弱，这种民主就是通常说的“坏民主”。从更大范围看，第三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是通过先实现民主化，进而实现国家富强。

恰恰相反，很多国家在推行民主化后，反而丧失了有效性，更加听命于西方。

其次，在贫富分化严重，阶级分化和对立严重的社会，民主化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宪政民主，而很容易加剧“政治极化”趋势：要么是民粹政治，多数中下层民众毫不留情地剥夺少数富人，最终引发富人反抗；要么是金钱主宰选举，使民主成为富人服务的寡头民主，从而面临被左翼军人政权推翻的危险(如埃及的法鲁克王朝，被左翼的纳赛尔“自由军官组织”推翻)。而且，这种“翻烙饼式”的政治转型不是一劳永逸，而是每隔一段时问便发作一次，从而周期性地引发政治动荡和社会失序，加剧第三世界的政治衰朽。



▲（本文主要内容刊发于《环球时报》2011年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