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性发展与第三世界的依附性陷阱

田文林

纵观世界，一个普遍存在但又令人困惑的现象是：几乎每个国家都在竞逐富强，渴望赶超别国，但最终结局却差之天壤。许多国家早就开始现代化（如拉美国家），至今却徘徊在发展中国家行列；还有一些国家启动现代化很晚（如韩国），却日趋跻身发达国家俱乐部。国际经验显示，很多国家在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后将会面临两种前途：一种是进入“黄金发展期”，即保持较长时间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最终成为发达国家；另一种是陷入贫富分化、政局动荡、有增长无发展的“拉美陷阱”。中国改革开放30年，恰好到了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在此背景下，研究和回顾其他国家经济成败经验教训，对中国未来发展不无裨益。
总体来说，导致各国发展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关键的还是发展思路，不同的发展思路导致不同的发展道路和制度设计，最终使国家命运出现巨大差别。凯恩斯就曾说过：“错误的经济思想使人看不清自己的利益归属。因此，与利益相比，更危险的其实是思想。”[1]
国家发展战略主要涉及两个彼此相关的重大问题：什么是国家财富的基本来源？采取何种战略达到国家富强目的？对于国家财富之源的探讨，在西方经济学史上曾出现过重农主义(认为农业是创造财富的主要来源,重点发展农业，以法国的魁奈为代表)、重商主义(将货币视为财富象征，将商业和外贸作为致富手段,主张只卖不买或多卖少买,以英国的托马斯·孟为代表),以及强调工业发展的“重工主义”(将工业视为财富来源,以英国的亚当·斯密为代表)。在现当代，重农主义早已销声匿迹，但类似重商主义（重视外贸和赚取外汇）与“重工主义”（注重本国产业发展）的思路分野则一直延续至今，并体现为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一种是经济自由主义（世界主义），它主张各国根据本国条件进行国际分工，各种生产要素在世界市场中自由流动，国家间自由竞争，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等等，其理论代表人物是英国的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人。这种发展思路导致的是出口导向战略；另一种是经济民族主义，它强调自主发展，力主国家干预和民族产业保护，其早期代表是美国的汉密尔顿和德国的李斯特，由此导致的是进口替代战略。这两种发展模式到底哪种更能实现国富民强，或者说在何种条件下使用何种模式，归根到底要靠世界各国发展成败的实践进行验证。

一

历史经验表明，民族产业是国家财富之源，保护民族产业是西方国家实现富强的必经之途。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世界发达国家有一个共性特征，就是这些国家深切认识到民族工业才是国家富强的源泉，它们为促进本国工业发展，都采取了“先保护，后开放”的政策，最终走上富强之路。
英国是世界上首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经济发展遥遥领先当时的其他国家。从发展思路看，英国工业能够脱颖而出，最根本原因就是英国率先认识到发展本土制造业的重要性，并采取相应政策，扶植和壮大民族工业发展。
在16、17世纪重商主义盛行欧洲时，英国、法国、荷兰、西班牙等很多国家纷纷将金银等贵金属等同于国家财富，把货币多寡视为国家强盛标准，因此其政策重点是发展对外贸易，开采和掠夺殖民地金银。英国曾是重商主义的故乡。但它率先突破这一观念束缚，逐渐认识到本土制造业才是国家富强的根基和衡量国家战略能力的最有效尺度。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英国政府采取各种举措保护和壮大本国工业，议会多次颁布法令，扶植本国工商业，排斥外国商品的竞争。1699年英国勒令爱尔兰的羊毛只准运往英格兰；1720年英国禁止印度棉布进入不列颠；再后辉格党内阁重新调整关税，鼓励本国工业品出口，限制外国商品进入，甚至在国内实行限制性消费政策。[2]英国在本国纺织工业立足未稳时，对出口未加工羊毛的本国公民判以断其右手，再犯者处以绞刑；在教区牧师证明裹尸布系国货之前，禁止将死人下葬。[3]在这种发展思路和政策扶植的大背景下，英国工商业最终脱颖而出。到18世纪末期，英国工业已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最有效率的生产者。用保罗·肯尼迪的话说：“英国是第一个长出腿的青蛙卵，第一个变为青蛙的蝌蚪，第一个跳出池塘的青蛙。”[4]即使到了1900年，英国仍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生产国。[5]
需要指出的是，工业生产是一种社会化大生产，它需要巨大的外部承载空间，为其提供销售市场和原材料，正如斯密所指出的：“分工起源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是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市场要是过小，那就不能鼓励人们终生专务一业。”[6]英国本岛面积狭小，无论消费能力，还是原材料供应，都难以满足英国大工业发展需要，急剧膨胀起来的英国工业生产力，亟需打破国家边境藩篱，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资源配置。在此背景下，英国由贸易保护，转而大张旗鼓地宣扬“自由贸易”。1846年，英国取消对进口农产品征收保护性关税的《谷物法》。当时的英国首相皮尔坦白说：“在发明方面，在工作方面，在才能方面……所有方面，我们都站在世界的前面，我们还会怕竞争吗？”[7]三年后，贸易保护主义的另一条约《航海条约》也被废除，到1860年英国所有贸易和关税限制被单边取消。直到1931年大萧条最严重时止，英国一直奉行自由贸易政策。[8]
英国推行“自由贸易”的目的是建立一种以英国为中心，其他国家为附庸的不平等交换关系。早在1650年，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就曾指出，“自由贸易使地球上不少地区自动向我们进贡。”他还描绘了一幅英国眼中的“全球化”场景：“北美和俄国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芝加哥和敖德萨是我们的粮仓；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是我们的林区；澳大利亚有我们的牧羊场，阿根廷和北美西部草原有我们的牛群；秘鲁送来白银，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流向伦敦；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植茶叶，我们的咖啡、甘蔗和香料种植园则遍布东印度群岛。西班牙和法国是我们的葡萄园，地中海是我们的果园；我们的棉花地长期以来培植在美国南部，现已扩展到地球每个温暖地区。”[9]
英国推行自由贸易的另一个不便明说的目的，是借开放市场将可能成为竞争对手国家的工业消灭在萌芽状态。主张世界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英国议员亨利·布鲁阿姆1815年曾公开称：“为了将外国工业扼杀在摇篮里，英国工业品出口就是有些损失也是值得的。”[10]10年后，另一位主张自由贸易的英国国会议员也强调，“大陆工业应趁其蓓蕾之时加以剪除。”[11]后来150年的事实也表明，英国经济战略的目的“就是把自由贸易作为一种武器，反对其他主权国家的经济政策”。[12]
英国能够在几百年间处于世界经济格局上游，占据世界霸权地位，成功之道就是“先保护，后开放”。更准确地说，是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相结合，而且以前者为主。[13]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曾指出，“英国向来有一个牢不可破的准则，认为一个国家只有用工业品来交换农产品与原料，只有进行这样的国外贸易，才能达到最高度富强。这一准则在当时、而且直到现在仍然是英国国家的一个秘密，以后从未见公开提起，不过实际上却是越来越认真地在坚决执行。”[14]
英国率先实现工业化后，却“把他逐步攀高时所使用的那个梯子一脚踢开，免得别人跟着他上来”。[15]因此它给后发国家开出了“自由贸易”这种以邻为壑的有害药方，但法国、德国和美国等国最终抵住英国的诱惑和压力，清醒地认识到民族工业才是财富之源，并效仿英国“先保护，后开放”发展模式，最终成功实现自主性发展，成为世界产业链上游国家。
法国开始十分迷信英国开出的自由贸易药方。1786年法国与英国签订《伊甸条约》，用农产品换工业品，没几年就造成农民破产，其结果是导致1789年法国爆发大革命。拿破仑后来痛切地认识到：“在世界当前情况下，任何国家要想采用自由贸易原则，必将一败涂地。”[16]他还认识到，把工业与农业力量结合在一起，远比单纯的农业国要强许多倍。为此，拿破仑对内扶植和保护本国工业发展，对英国实行“大陆封锁”政策，防止其工业品流入欧洲大陆。法国工业由此大有起色。波旁王朝复辟后，英国首相坎宁亲自到法国游说，企图让法国重蹈“自由开放”覆辙，但法国这次不再上当。久经世故的法国大臣维莱耳答复坎宁：“如果英国在工业上处于高度的先进地位，可以容许比以前更进一步的国外竞争，那是符合英国自己已经看得很清楚的国家利益的。但是法国的工业还没有达到充分发展地步，因此它自己也是看得很清楚的利益是在于使工业获得保障，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保护制度目前对它说来是不可少的。等到将来时机成熟，法国工业有了进一步发展，可以容许国外竞争而不必借助于限制措施时，他(维莱耳先生)将毫不迟疑，学习坎宁先生的榜样，使法国可以从中获得利益。”[17]这样，法国坚持产业保护，对抗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结果与英国一道跻身上游国家行列，实现了自主性发展。
德国也曾经走了一段弯路。19世纪50年代前，德国各界对英国自由主义模式十分推崇，大学里更是将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自由贸易理论奉为圭臬。但当时也有明白人，这就是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他在1841年出版了《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严厉批判自由贸易理论，并阐发出一套适合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经济民族主义思想。他指出，不同国家经济发展程度高低不同，而亚当·斯密理论却无视这种差别，要求相对落后的德国同发达的英国通过自由贸易进行竞争，无异于让一个小孩同一个成年人去角力。因此李斯特强调，为维护本国经济发展，德国必须实行关税保护政策。这种政策可能会暂时牺牲一些眼前利益，但却使将来的利益获得保障，换来更宝贵的财富生产力的成长。针对斯密反对国家干预的观点，李斯特辛辣地讽刺道，如果不受国家干预的经济是最高效率的经济，那么原始野蛮时代的经济就应当是生产力最高、最富足的经济了。[18]可惜李斯特的理论当时无人问津，他本人后来也郁郁而死。
到19世纪70年代，英国经济陷入萧条，并影响到德国和奥地利，德国这才意识到遵循英国开出的药方弊端严重，并开始放弃自由贸易模式，采用李斯特理论，进行关税保护，保护国内工业，使德国经济由此有了明显改善。19世纪70年代，德国工业与英国工业相比根本微不足道，但随后三四十年里，这一格局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德国在钢铁、煤炭、铁路等领域赶上英国。[19]19世纪中叶德国很多地区与英法相比仍很落后，但到1900年，德国却成为一支主要的经济力量，1850-1913年德国GDP增加5倍，人均收入增加250%，其中很重要一个原因是德国对内实行共同商业政策，对外实现统一关税。[20]即使到二战后，西德经济之所以快速发展，同样是坚持将李斯特主义作为政策指导理论，而不采纳美国人试图输入的新古典主义。
美国的发展过程更具典型性。美国开始是英国殖民地。从维护“中心—外围”经济格局考虑，英国不允许北美殖民地从事任何工业，让其一直充当英国工业的原料产地。1750年北美殖民者要在马萨诸塞州建立一家制帽厂，引起英国议会极大猜忌。英国宣称在北美任何一种工业都“妨碍公众”。甚至到1770年，威廉·皮特仍声称，在殖民地区连一只马蹄钉也不准制造。[21]在南北战争中，英国之所以支持南方，就是因为南方愿意依附于英国工业体系之下，充当英国纺织业的“棉花地”角色。
但美国开国领袖卓有见识，一开始就强调要发展本国工业体系。华盛顿在就职当天，特地穿了一套国产衣料制成的服装，由此明确告诉后人，美国应该谋求自主性发展来实现国家富强。他提出，政府有责任和义务促进购买国内商品，美国人的利益应置于首位，每个公民都应该不失时机地购买美国商品。他提出“给美国的产品以及织物以明确的优先权，无论这些产品出自谁手，只要不成过度的昂贵或极不方面。”华盛顿甚至提上用国家的款项来经营制造业。[22]曾担任美国独立后首任财政部长的汉密尔顿，更是一位坚定的经济民族主义者。他在1791年完成的《关于制造业问题的报告》中，提出两个重要观点：一是实行产业保护，二是进行贸易保护。[23]他认为，像美国这样的年轻国家不能与英国这样的老牌制造业国家竞争，主张新兴国家的工业应该享受“政府的特别资助和保护”[24]。他公开指出，促进本国制造业的目的，就是“使美国不依赖外国来获得军事和其他方面必不可少的供给”。[25]杰斐逊（美国第三任总统）本来是个自由贸易论者，但经历了1812年的美英战争以及英国禁运和封锁物资教训后，杰斐逊得出了与汉密尔顿同样的结论。他开始质疑“国家的首要利益是获得利润还是维持生存？”并主张“我们对所有外国的制造业产品征收禁止性关税，同时为审慎起见，在国内建立制造业。”他还号召所有美国人“在凡能得到同等的国产纺织品的地方决不买外国货，不管价格有何高低。因为经验已经教导我，制造业现在对于我们的独立，就像对于我们的舒适一样必不可少。”[26]而林肯（1861-1865年任美国总统）的说得更加直白：“我对关税知之甚少，但是我知道这样一个常识，即如果我们购买进口产品，我们得到商品，外国人拿到钱；如果我们买国产商品，那么我们不仅得到了商品，而且拿到了钱。”[27]这种关税保护思想在学术圈内也得到积极回应。19世纪80年代，宾州大学规定他们的经济学教授必须持反对自由贸易态度。可以说，在长达一个多世纪时间里，即从19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国会中主张保护美国新兴产业、成长期工业以及弱小工业的政治势力一直占据上风。
在经济民族主义思想引导下，美国采取了一系列相应措施保护羽翼未丰的美国工业。1789年第一届美国国会成立后最早通过的两个立法（关税法和吨位法）均与保护国内市场与制造业有关。1792年，美国会通过第二个关税法，对钢铁制造业实行完全保护，对葡萄酒和烈酒等产品关税提高50%，对瓷器、玻璃制品、火器等征收15%从价税，对进入美几乎所有制造品征收10%关税。1816年，美国会通过新的关税法，对几乎所有外国制造品征收从价税，这是美国会首次专门为保护国内制造业而提高税率。美众议院议长亨利·克莱提出了一系列国内经济改革、关税保护以及促进工业发展的计划，他称之为“美国制度”。美国经济就是在这种30%进口关税的铜墙铁壁的保护中，从幼年期步入青年期，再步入能健康成长的成年期。[28]1897-1901年任美国总统威廉·麦金利后来指出：“我们成了世界第一大农业国；我们成了世界第一大矿产国；我们也成了世界第一大工业生产国。这一切都缘于我们坚持了几十年的关税保护政策。”[29]由此，美国通过反抗英国统治、赢得南北战争胜利，以及民族产业保护，最终摆脱了成为英国打工崽的命运，在20世纪初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强国。《现代资本主义》一书的作者不无感叹地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生的美国人已经很自然地将美国看成是自由开放市场的大本营，他们觉得自由贸易带来的好处应该是不言而喻的；此时，他们不会知道，历史上的美国政策曾与自由贸易大相径庭，完全属于贸易保护主义。”[30]
这些国家即使到今天仍处处以本国利益至上，设置种种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限制其他国家产品进入，最大限度地保护本国产业和市场，尤其是对高附加值产业领域（如高科技和金融行业）保护措施更是严格。法国在2004—2006年期间规定对11个重要产业和20家大公司给予特别保护，以限制外资并购；加拿大也在其《外国投资审查法》和《加拿大投资法》中对若干重点敏感产业限制外资进入，以保护国家安全。此外，德国、日本、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在工业法、外汇及外资外贸等相关法律中，对外国投资影响国家安全事宜进行了规定。一向自诩自由开放的美国仅2006年就对113个外国投资案件进行了审查，审查数量比2005年增加74%。美国2007年7月26日公布的《2007年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规定，对外资收购“重要基础设施”及外国“国有企业”的收购进行国家安全审查，并将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数量由8个扩大到11个。美国至今不允许外国控股美国银行，中国银行在美国连银行执照都拿不到，但这并不影响美国要求中国开放金融市场。沃勒斯坦曾指出：“事实上，美国才是全球最不开放的市场，他有各种标准、行政限制，但美国却要求全球的其他市场要开放。这就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日常政治主题。”[31]

二

西方国家一旦成功跻身“发达国家俱乐部”，不约而同地效仿当年的英国，有意忽略更适合后发国家的经济民族主义，一味宣扬经济自由主义。这种经济自由主义的当代表现，则是美国竭力推崇的以减少政府干预、进行私有化、开放市场、实现自由贸易为主要内容的“华盛顿共识”。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甚至成了美国对外政策的基础。[32]许多发展中国家只看到西方国家富强与自由开放的表面联系，对其发达的真正源泉（民族产业）和成功诀窍（先保护，后开放）浑然无知，忽视本国产业保护，简单地将对外开放视为国家繁荣的不二法门，奉行“只开放，不保护”政策，最终陷入西方期待的依附性发展陷阱。
在18-19世纪英国鼓吹自由贸易时，当时很多国家落入了英国编织的陷阱。[33]西班牙、葡萄牙、波兰、俄罗斯等国都曾身体力行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学说，用自己的农产品交换英国的工业品，委实过了一段价廉物美的好时光，但由于没有认识到保护和发展本国民族工业的重要性，这些曾经强盛一时的国家最终走向衰落。
西班牙曾是欧洲制造业中心，纺织业、冶金业和造船业等一度十分发达。但西班牙统治者在指导思想上奉行重商主义，错误地把金银视为国家财富，并致力于掠夺海外金银，对本国工业缺乏足够的保护意识。据统计，公元1521-1600年间，西班牙掠夺海外黄金达200吨，白银18.6万吨。到16世纪末，世界贵金属开采中的83％为西班牙所得。[34]金银大量流入，等于货币投入激增，导致物资相对短缺，通货膨胀严重。政府片面地把原因归于向殖民地输出货物，于是禁止向殖民地输出西班牙货物，这在当时是个得到多数人拥护的英明决定，但却使西班牙工业失去了国际市场，并因得不到发展而日趋萎缩，将其国内和殖民地市场拱手让给了英国、法国、尼德兰等国。后来，西班牙干脆放弃产业发展，用美洲金银来购买外国货物，结果西班牙无形中滑落到产业链下游，成了“中心区国家与西班牙殖民地之间的一个相当被动的传送带。”[35]殖民强国葡萄牙的处境与西班牙非常类似，最终也成了空忙一场的英国附庸。一位葡萄牙史学家1908年曾尖锐地指出：“巴西的黄金仅仅是经过葡萄牙而在英格兰抛锚卸船。这是为了支付英国供给我们吃穿的面粉和布匹。歌剧和信仰构成了我们的工业。”[36]葡萄牙只是因为拥有巴西这样富饶的殖民地，才使其勉强维持与英国的贸易交换，维持了半边缘国家状态。
那些没有海外殖民地的国家经济处境更惨。奥斯曼帝国地跨欧亚非三大洲，当时无论幅员还是资源，都算得上“巨无霸”。它在生产力水平远较西欧落后的情况下，贸然与法国等多个国家签订条约，给予它们贸易特权，结果使其成了西方廉价工业品的庞大倾销地和原料产地。17世纪30年代以后，英国在奥斯曼帝国的市场已占据优势，双方间形成了“一种强制性的贸易互惠主义，这种状况使奥斯曼帝国同受英国监护的殖民地没有什么两样”。[37]这种使奥斯曼帝国沦为边缘地带的贸易关系，却得到帝国内部依靠出口原料获利的强大买办阶层的支持，而得以继续维系。到19世纪后期，连奥斯曼帝国财政也完全被西方控制。奥斯曼政府每年仅向西方支付年金、利息和偿债基金，就相当于帝国年总收入一半，帝国财政濒临破产，被迫将某些收入控制权转让给由外国债权人代表组成的国际机构。一位法国观察家说得十分露骨：“奥斯曼帝国的存在就是为了维持现状，维持现状就是让一切继续下去和支付债券。”[38]奥斯曼帝国与西方经济接轨的最终结果，却是帝国国力被逐渐掏空，成了人见人欺的“欧洲病夫”，直至被彻底解体。
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华盛顿共识”在第三世界（俄罗斯、拉美、中东和非洲）风靡一时。当时很多人并未意识到其中许多假设是错误的。[39]事实证明，接受这种模式的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均出现严重问题。
拉美是最典型的例证。20世纪七、八十年代，许多拉美国家（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走了一条“外资主导型”的开放道路，依靠廉价劳动力和开放市场等比较优势吸引西方资本进入。外资进入的确令拉美国家GDP在短时间内高速增长，但这种增长基础并不牢固，一旦出现风吹草动，外资被抽走，这些国家便会迅速出现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倒退。在拉美国家中,阿根廷最早以应对经济全球化为目标制定了新的发展战略,但也是最早陷入全面、深重发展危机的国家。20世纪初,阿根廷位居世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第6位。1913年,阿根廷的人均GDP为3797美元,相当于当时美国人均GDP的80%,比同期的法国和德国都高。但是,一个世纪后,阿根廷却成了一个“灾难国家”:经济出现负增长;外资银行处在破产的边缘,准备撤出阿根廷;停止偿还1500亿美元的外债;50%以上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均GDP降至2100美元,比近1个世纪前的3797美元几乎减少45%,仅仅超过拉美5个最穷的国家。[40]墨西哥在20世纪60年代是是发展最快的第三世界国家。但1981和1994年金融危机使其一蹶不振。而西方资本巨鳄则借机掠夺其多年积攒的国家财富（西方称之为“剪羊毛”）。有关数据显示，尽管拉美在过去20年间付出艰巨努力，但这个地区的情况并没有比20年前有什么好转。拉美的贫富分化是世界最严重的，有80%的当地民众生活在贫困之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数比1980年增加了4000万。[41]由此出现了专门形容这种瓶颈现象的专有名词——“拉美化”。有人将拉美形容为“被切开的血管”：“自发现美洲大陆至今，这个地区的一切（土地、人、自然资源及人力资本）先是被转化为欧洲资本，而后又转化为美国资本，并在遥远的权力中心积累。”[42]拉美现象（有人称之为拉美陷阱）是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悲剧的缩影。
从理论角度看，第三世界之所以始终难以突破“玻璃房顶”，跃升到发达国家行列，与不平等交换关系的维系息息相关。沃勒斯坦指出，发展中国家由于工资水平低下，其剩余价值率明显高于发达国家，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工资差异，导致了国际间价值的无偿转移，形成了富国剥削穷国的不平等格局。[43]正是自由贸易和“全球化”，使西方国家内部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得以被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剥削所代替，并由此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压迫国家与被压迫国家。一位英国学者早就曾指出：“在帝国主义宗主国里，工人们比较优越的地位，与殖民地劳动群众的贫困，在日常生活上的对比不那么明显和公开。帝国主义国家的大多数工人都不知不觉地在剥削殖民地人民。”[44]这种不平等交换关系一直延续至今。发达国家之所以繁荣富裕，很大程度上就是他们能够不断从第三世界汲取营养。当前南北差距不断拉大的事实，证明这一切所言非虚
这样，保持第三世界存在（即始终保持不发达状态）就成了发达国家繁荣富强的前提。斯塔夫里亚诺曾指出，“垄断资本主义今天仍然象在19世纪一样，苦于财富与收入分配不均。这就导致了消费者的需求不足以吸收现有生产设备的全部产品，而剩余资本尤其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因此，第三世界作为原料来源、剩余资本的市场以及近来作为外迁工业寻找廉价劳力的避难所的重要性越发增加了。但是，第三世界只有在仍然是世界市场经济一个组成部分时，才能履行以上这些任务。正如过去一样，保证第三世界依然存在，乃是今天西方反革命战略存在的理由。”[45]换言之，西方国家是最不希望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成功的。由此不难理解，对那些真心向西方学习，准备走自主性发展道路的国家，西方国家为何想法设法进行阻挠和打击，以致历史上经常出现“学生向老师学习，但老师打学生”的怪现象。
西方国家竭力向第三世界国家兜售“自由贸易”和“市场开放”等错误药方（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称之为“魔鬼的配方”），目的就是消灭这些国家相对较弱的工业发展能力，使其永远处于依附和外围地带，维持少数发达国家剥削多数不发达国家的局面。据《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披露，二战后美国专门向发展中国家派出一批披着“经济学家”外衣的经济杀手，故意给这些国家开出错误经济药方，最终使其依附于美国。[46]

三

“发达与不发达”之分，其实就是各国在世界产业链中所处位置及财富分配量的差异。正像自然界存在金字塔型的食物链一样，“等级性的（而且是分布在不同空间的）劳动分工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一个永恒的要素。”[47]历史经验表明，越是处于产业链上游位置的国家，就越能用高附加值产品交换别国的低附加值产品，越能分配和享受到更多的财富，最终成为发达国家。而一旦陷入产业链下游位置，只能靠低附加值产品交换别国高附加值产品，分配到微薄的劳动成果，最终只能成为强国的打工仔。这些下游国家尽管会因资本拉动和廉价劳动力，会在某一阶段出现繁荣表象，但大量事实表明，这种繁荣无法持续，更无法使国家真正强大，并由此形成发展经济学中常说的“中心—半边缘—边缘”格局。因此，对世界产业链上游位置的争夺，构成了国家间角逐的核心内容。“世界体系中经济活动地位的（更换以及相应的）特定地理区域的变换，是一个永恒的要素”，这种变化可以被看成是一个国家盛衰的“变动”。[48]
而从两类国家现代化成败事实来看，现代化绝非一个凯歌行进的发展过程。只有那些真正认识到民族产业在国家富强中的重要性，并竭力扶植其发展的国家，才最有可能跻身发达国家俱乐部，而那些不注意保护民族产业，错误地将GDP和外汇理解为国家财富的国家，可能在某一个时期因资本拉动和廉价劳动力发展速度最快、风头最劲，但却无法持久，最终结果却是始终在低水平徘徊，并成为西方国家的依附国。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单靠出口低附加值产品，或发展房地产业之类真正实现国家富强。
中国对外开放30年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但带有重商主义色彩（赚取外汇，对外贸易）的出口导向战略，虽能使GDP短期快速增长，赚取大量外汇，却无法促使产业升级。目前这种战略引发的问题已日渐严重。据报道，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已控制21个产业。每个对外开放产业前5名都由外资公司控制。没有民族工业发展壮大，中国不仅失去国家富强的基本源泉，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也将失去拓展平台。长此以往，中国难避重蹈拉美国家的依附性命运。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超越账房先生式的狭隘视野，学会用国家安全和长远发展的战略眼光看待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就此而言，加大保护和升级本国民族产业，应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
此文发表于《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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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故意遗忘的经济学家—李斯特”，wwww.1911cn.net/bbs/topicother.asp?t=5&boardID=19&id=54431
[2] 张宇燕、高程：《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第70页。
[3]（乌拉圭）爱德华多·加莱亚诺著，王玫等译：《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译序，第4页。
[4]（美）保罗·肯尼迪著，蒋葆英等译：《大国的兴衰》，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197页。
[5]（美）托马斯·K·麦格劳著，赵文书、肖锁章译：《现代资本主义：三次工业革命中的成功者》，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4页。
[6]（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8页。
[7] 王东京等：《走出重商主义的藩篱》，《中国青年报》2001年9月2日。
[8]（英）安格斯·麦迪森著，伍晓鹰等译：《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0页。
[9]《大国的兴衰》，第189页。
[10]（德）李斯特著，陈万煦译，蔡受百校：《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81页。
[11]《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81页。
[12]（德）威廉·恩道尔著，赵刚等译，欧阳武等校：《石油战争》，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
[13] 朱天飚：《比较政治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2页。
[14]《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308页。
[15]《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307页。
[16]《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69页。
[17]《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312页。
[18]《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150页。
[19]《石油战争》，第15页。
[20]（美）托马斯·K·麦格劳著，赵文书、肖锁章译：《现代资本主义：三次工业革命中的成功者》，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4页。
[21]《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87-88页。
[22] 王晓德：《美国早期历史上的经济民族主义及其影响》，载《南开学报》2006年第1期。
[23] 樊勇明：《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7页。
[24]（美）彼得·帕雷特主编，时殷弘等译：《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226页。
[25]《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第223-224页。
[26]《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第231、233页。
[27]《现代资本主义：三次工业革命中的成功者》，第345页。
[28]《现代资本主义：三次工业革命中的成功者》，第348页。
[29]《现代资本主义：三次工业革命中的成功者》，第345页。
[30]《现代资本主义：三次工业革命中的成功者》，第345页。
[31]高粱：“欧美日贸易保护措施严格”，www.wyzxsx.com/xuezhe/gaoliang/showArticle.asp?ArticleID=47.
[32]（美）霍华德·威亚尔达著，刘青、牛可译：《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第三世界还存在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3页。
[33]《现代世界体系》第2卷，第241-242页。
[34] 钟庆：“西班牙帝国衰落的启示”，http://biz.cn.yahoo.com/050826/16/c94o.html
[35]《现代世界体系》第2卷，第239页。
[36]《现代世界体系》第2卷，第248页。
[37]（美）斯塔夫里亚诺斯著，迟越、王红生等译，黄席群、罗荣渠校：《全球分裂》，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05页。
[38]《全球分裂》，第215页。
[39] 这些假设包括：经济自由化能促成一个有活力的企业家阶层；经济自由化将兴起一批对发展有益的金融机构；自由化导致经济增长和就业增加；私有化导致企业经营效率提高；私有化和政府改革会制止腐败。等等。参见霍华德·威亚尔达的著作：《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第三世界还存在吗？》，第139-141页。
[40] 董正华：《阿根廷新自由主义失败教训》，载《科学决策》2004年第9期，第11页。
[41]《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第三世界还存在吗？》，第143页。
[42]（乌拉圭）爱德华多·加莱亚诺著，王玫等译：《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2页。
[43]《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第178页。
[44]帕姆·杜德著，苏仲彦、桂成芳、希明译：《英国和英帝国危机》，世界知识出版社1954年版，第300页
[45]《全球分裂》，第488页。
[46]（美）约翰·珀金斯著，杨文策译：《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广东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
[47]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吕丹等译：《现代世界体系》第2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37页。
[48]《现代世界体系》第2卷，第2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