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全球金融危机，审视中国金融战略
　　向松祚

　　日期：[2009年1月25日] 版次：[TM02] 版名：[评论周刊 访谈] 稿源：[南方都市报]

　　编者按：金融海啸席卷全球，其深层根源究竟是什么？本报在1月4日刊发对著名经济学家向松祚的访谈《美元霸权制度才是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指出，自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全球范围大大小小的金融危机平均每三年就要爆发一次，核心问题就在于不受约束的美元本位制和浮动汇率体系。今天本报继续约谈向松祚先生，来分析中国应该如何反思这场全球金融危机，从而构建自己的金融战略。
　　目前的客观现实是：美元是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即使出现目前如此严重的金融危机，美元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短期内也无法改变，尽管地位会相对下降。我们需要权衡各种稳定人民币的办法后，再决定哪个办法更好。搞浮动汇率，好像是中国自己来调控汇率，这会是最好的货币“锚”吗？历史证明这将犯大错，日本人为此吃了大亏。

浮动汇率不是一个可靠的货币政策准则
　　南方都市报：对于当前中国的经济困境，房市和股市低迷，你溯源到中国2005年货币政策出了问题，即没能顶着外部的压力和受一些错误的货币政策理念影响，宣布人民币升值和浮动，从而引发中国的资产价格泡沫，这一论断颇为“另类”，但很有启发性。上次我们也具体剖析了为何美元本位体制与浮动汇率制一起，酿造了全球近40年来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但对于汇率及货币政策本身，你的理解似乎与大多数国内经济学者有根本差异。
　　向松祚：那些主流的浮动汇率支持者说，汇率不过是一个价格，我们不是要完善市场价格机制吗？那汇率就应该由供求力量来决定，让它自由浮动。这是对汇率本质的彻底误读。我们知道几乎所有顶级的货币理论大师都说，货币之间的汇率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制度安排，不能简单理解为像一般商品和服务那样的价格，不能理解为萝卜白菜一样的价格。理解汇率的本质，首先要认识货币的本质。货币与其他商品最本质、最重要的区别是：它是交易媒介和价值储藏手段，其最基本的目的是降低人类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即尽可能减少风险和不确定性对经济活动的冲击。没有货币，就回到以物易物的时代；没有公认的国际货币，国际贸易不可能进行。作为交易媒介、价值尺度和储藏手段的货币，必须稳定，这是经济学最重要的命题之一。凯恩斯《货币论》开篇就强调货币是交换媒介，交换媒介的核心功能是降低交易费用。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多次说，全球经济需要一个全球货币。若全人类有一天真用同一货币，能省去多少麻烦！单一货币诞生之前，次优的选择当然是固定汇率。说汇率应由供求力量决定，乃是对货币本质缺乏深刻理解的浮泛之辞。
　　南方都市报：一个国家实行浮动汇率或固定汇率，目的应是什么？
　　向松祚：真正重要的问题不是汇率应该浮动还是应该固定，而是经济整体之稳定和货币环境的稳定。货币政策或宏观调控的根本目的是要维持货币环境的稳定，以利于企业和个人作出决策。因此，重要的问题应该是采取哪种货币政策准则最有利于实现这个根本目标。汇率、利率、货币供应量、一般物价水平皆是左右整体经济的重要变量。重要的问题是：这四大变量中，选择哪个变量固定或作为货币政策准则，能最有利于实现货币稳定和经济稳定？理论和历史都证明：浮动汇率完全不是一个可靠的货币政策准则。
　　南方都市报：但这正是2005年中国允许人民币升值，实行浮动汇率制的最重要理由：只有人民币汇率浮动，中国才能拥有独立的货币政策，盯住美元恰好让中国丧失了独立货币政策。
　　向松祚：2005年中国允许人民币升值和浮动后，结果引发投机热钱滚滚流入，股市和房市出现惊天泡沫，人民银行有控制能力吗？持续采用加息等各种货币手段收缩流动性，奏效吗？最后直至泡沫破灭，中国经济深陷困境，这个教训还不深刻吗？汇改初期，人民银行测算：说人民币只有3%的升值预期，升值到3%，汇率就会自动稳定。然而，事实是，一旦汇率预期启动，央行货币政策就无能为力了。
　　历史经验证明，央行货币政策固然能够左右汇率，但汇率波动往往反过来决定货币供应量和央行的货币政策，迫使央行被动行动。没有哪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可以完全不管汇率动荡，就连美国也不是完全不管。而且，作为资产价格的汇率，其波动往往深受各种消息和预期转变的影响。汇率之预期、过度波动和不确定性，反过来会极大地改变人们的货币需求、消费需求、投资需求以及不同货币和资产之选择，从而左右一般物价水平，影响一国的经济稳定。因果关系一旦颠倒，货币当局之政策将完全失效，本想依靠操控利率或货币供应量来实现内部的物价稳定的愿望会完全落空。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要设计师是凯恩斯。1923年，凯恩斯发表《货币改革论》，主张浮动汇率，为什么设计布雷顿森林体系时，转过来支持固定汇率呢？因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教训太深刻了，凯恩斯是一个务实的经济学者，他深知汇率浮动之危害，深知汇率没有自动稳定那回事。

　中国的外贸顺差与人民币汇率无关
　　南方都市报：实际上，中国外汇储备的急剧增长，也是始自2005年人民币浮动后，2005年中国的外汇储备还不到8000亿，但近三年增长了约1.2万亿。而中国的巨大贸易顺差又反过来成为美国向中国施压人民币的理由。
　　向松祚：中国逐年剧增的贸易顺差，是美国指责中国制造“全球不平衡”的主要依据，也是美国强力压迫人民币升值的主要理由。美国还指责中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国内经济失衡，要求中国“实现更平衡的增长方式（防止陷入”贫困型增长“），即更多地依赖国内消费来实现增长。这两点成为人民币升值的主要理由。
　　南方都市报：请说得具体一些。
　　向松祚：不知从何时起，“全球失衡”竟然成了时髦术语，我详细拜读美国财政部的《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以及美国高管和经济学者的议论，却无法找到全球失衡的准确定义。美国财政部所说的“全球失衡”似乎就是美国的贸易赤字和经常账户赤字。“全球失衡”的根源是什么，美国财政部认为是“主要大国之经济增长率差距很大，对投资吸引力不同，储蓄-投资之模式各异”。奇哉怪也。要按照这种理论，全球经济从来也没有平衡过，且永远不可能平衡，除非退回到“以物易物”的野蛮经济时代，这与今天高唱的全球化何止十万八千里。为什么会有贸易顺差逆差，会有国际收支逆差顺差？顺差就是多卖少买。“以物易物”会出现顺差逆差吗？当然不会，贸易永远是平衡的。只有以货币为媒介的市场经济，才会有多卖少买。中美之间的贸易顺差就是中国卖给美国的产品，多于中国从美国购买的产品。
　　南方都市报：中国为什么会多卖少买？
　　向松祚：这是问题的关键。中国贸易出现顺差并逐年扩大，是全球产业分工的必然结果，是动态比较优势造成的，与人民币汇率政策没有直接关系。尽管中国政府以退税的形式鼓励出口，但这不是关键力量，中国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若将中国贸易顺差归结为人民币汇率政策，乃是根本无视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常识和人类经济史的基本事实。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低端制造业开始迅速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当时还有所谓的“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争论。其实，产业逐步转向劳动力、土地、原材料便宜的地区，是平常事。后又加上发达国家环境保护浪潮汹涌，产业转移自然一日千里。发达国家反而得以腾出手来，大力发展以信息科技革命为主导的高新科技，遂有后来的IT革命、生物技术、航天技术等等的长足发展。中国的出口市场主要在美欧日，但原材料进口主要在亚洲、澳洲、拉美和其他地方，这是全球化分工的结果。
　　中国“两头在外”的模式，利用的是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牺牲的是中国的环境，赚钱的是外资企业（中国的贸易总额中，外商投资企业比例超过50%），享受的是国外消费者，受指责和制裁的是中国企业。中国目前有近200种产品产销量全球第一，是喜是忧，答案是短期喜忧参半，长期看忧多于喜。统计分析表明，几乎所有工业制成品的市场价格中，劳动力、厂房设备和原材料等成本所占比例大部分不超过20%，许多甚至低于5%，其余都是品牌价值。中国加工贸易最大的收益者是谁，是拥有品牌、专利或市场控制权的外资企业。中国企业难道不想占据全球产业链的高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中国要最终占据全球产业链的高端，必须经历为全球加工制造的“痛苦过程”。而处于全球产业链低端的国家不止中国，还有印度、印尼、墨西哥、巴西等许多发展中国家。这些都是中国的竞争对手。若中国停止向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出口，或中国大幅提升出口产品价格，美欧日会重新生产那些他们原来依靠进口的产品吗？当然不会，只不过会将进口地点转移到其他国家而已。那么中国就会导致大量生产设备闲置、大量劳动力失业、经济增速急剧放缓。美国的贸易赤字会消除吗？当然也不会。中国过去30年尽管经过几次汇率调整，但都是采取固定汇率，尤其是自1994年实行明确的固定汇率。就算当年人民币低估有利于出口，经过那么多年，企业之出口或内销之决策，早已与汇率没有关系，完全不存在人民币低估鼓励出口的问题。
　　南方都市报：中国外汇储备接近2万亿美元，“2万亿”这个数字本身有很大的迷惑性。
　　向松祚：中国的实际贸易顺差被严重夸大，“两万亿”美元至少有40%不是贸易顺差累积的。人民币形成升值预期后，许多投机者采取各种手段将资金转入国内，这是近三年来中国外汇储备激增的重要原因；其次，中国出口退税政策鼓励出口商虚假出口，或虚假高报出口；再次，即使不考虑骗取出口免退税的虚假出口，一般而言，进口商也会报低进口额，因为关税主要都是依价按比例征收，进口商有虚假低报的强烈动机。以2005年和2006年为例，中国海关统计的贸易顺差分别是1050亿和1770亿，美国财政部报告说2005年中国经常账户顺差为1610亿，2006年中国全年贸易顺差是1740亿美元，两个统计数字大体相等。然而，其他机构和研究者的估计数据与两国政府统计数字出入很大。中国贸易总额里，外商投资企业比例超过50%，2005年中国出口额58%是外资企业完成的，51%的贸易顺差是外资企业创造的。若扣除外资企业，2005年中国企业创造的贸易顺差只有500亿美元左右，与斯坦福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宾塞的估计恰好相符。
　　南方都市报：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如何通过诸如成立主权财富基金等方式花出来，现在也成了一个难题。
　　向松祚：中国辛苦赚的外汇，要花出去，就是到其他地区购买或投资，但中国最希望购买的产品，不仅美国不让卖给中国，欧洲，日本也不卖给中国。中国需要的，美国不卖，我们怎么办？如果美国真想解决她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办法有得是：第一，彻底开放对中国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允许中国购买所需的高科技产品和技术。第二，允许中国购买美国公司股权，包括金融、保险、证券、科技等公司的股权，对于中国去世界其他地方买石油矿产，不要横加干涉，鼓励欧盟取消对中国的军售控制。第三，对中国公民开放旅游。第四，美国不要为了对外扩张，搞那么多国债，搞那么多财政赤字。

人民币升值无法帮助中国产业升级
　　南方都市报：说到产业升级，在很多学者看来，允许人民币升值和浮动恰好可以促进产业升级，改变中国“外需依赖型”的增长模式，防止中国陷入“贫困性增长”。
　　向松祚：“贫困性增长理论”是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巴格瓦惕在1958年率先提出来的。原意是说：贫穷国家的增长是自我毁灭的，因为出口导向的增长不仅没有带来好处，反而恶化该国福利，不增长比增长好。巴氏的大文，遂成为好些国家搞所谓的“进口替代战略”的依据。
　　历史早就无情地驳斥了这个荒诞不经的论断。从战后日本、德国的经济奇迹，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到最近20年中国的快速发展，无不证明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不仅大大有利于本国收入水平的迅速提高，而且有利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这是最基本的比较优势原理。而高举进口替代战略的国家，经济增长却乏善可陈。
　　更让人震惊的是，有学者竟然由此出发，得出人民币升值可以改善中国贸易条件。进出口商品价格是商人根据赚钱需要所做的自主决策，是国际市场竞争的结果，怎能强迫？若按照此逻辑，将人民币汇率上升到1：1甚至更高，岂不是更有利于改善中国的贸易条件？
　　中国“两头在外”的模式是全球分工的结果，中国要成为强国，必须要经历为全球加工制造的痛苦过程。“中国有七八亿农村劳动力要转移，要就业，现在都搞资本密集型企业，行得通吗？让农村劳动力转化为高素质、有一定技能的劳动力，靠什么？第一，出口要稳定，不能说把出口企业都杀死，不然那么多人如何就业；第二产业升级要逐步地从贸易政策、产业政策和知识政策方面下功夫。
　　汇率政策无法帮助产业升级，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个经验。这种观点一是误解了汇率本身的功能，二是高估了汇率的作用，汇率不可能有这么大的作用。浮动汇率时代的来临，是整个人类犯的一个大错。人民币升值搞乱的是中国的货币环境，允许人民币升值，是中国货币政策犯下的重大战略错误。
　　南方都市报：现在有一种观点是：人民币要走出去，中国要成为金融强国，人民币必须允许自由兑换，人民币汇率也要浮动，才有可能。
　　向松祚：这个观点一是说人民币要国际化就必须要搞浮动汇率，认为汇率浮动是货币国际化的前提条件；二是说固定汇率与资本项目开放、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相矛盾，人民币想要自由兑换，就要浮动。从历史经验来看，一个货币成长为国际货币，有一个条件就是币值一定要稳定。18世纪英镑成为国际货币，它的币值是怎么稳定的？实施金本位制。第二，货币体系的演变有个“借力打力”的关系。比如以前英镑是全球主导货币，美国希望挑战英镑地位，美元在走向国际货币的过程中，也是选择金本位制，首先选择和英镑挂钩，在和英镑、黄金挂钩的条件下，美国的货币政策相当稳定，美元币值相当稳定，美元货币贸易量、金融结算量才不断地扩大。
　　南方都市报：浮动汇率恰恰相反，会造成人民币的不稳定，别人不敢多储藏人民币或以人民币做交易工具。
　　向松祚：当人民币汇率不稳时，没有国家愿意和人民币挂钩。只有人民币和美元有非常稳定的汇率，人民币在外流通，其他国家才认为人民币等同于美元。一些对中国贸易依赖程度很大的国家，才会愿意储存人民币。反过来有什么理由储存人民币？
　　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提之一就是币值要稳定。货币环境要稳定，货币政策就要有一个确定的“锚”，这个“锚”是什么？现在看起来最好的“锚”是跟美元固定。有些人认为人民币跟美元挂钩，好像中国吃了亏，帮了美国的忙，还有人认为美元本身也不稳定，人民币与美元挂钩，人民币能够稳定吗？第一个问题没有太多意义，第二个问题则很有深度。
　　目前的客观现实是：美元是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即使出现目前如此严重的金融危机，美元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短期内也无法改变，尽管地位会相对下降。我们需要权衡各种稳定人民币的办法后，再决定哪个办法更好。搞浮动汇率，好像是中国自己来调控汇率，这会是最好的货币“锚”吗？历史证明这将犯大错，日本人为此吃了大亏。
　　南方都市报：固定汇率和货币可自由兑换也没有矛盾。
　　向松祚：对。历史上的金本位时期、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各国货币都是自由兑换或先后实现了自由兑换，但都是固定汇率。固定汇率与货币自由兑换一点都不矛盾，而且汇率在固定条件下可以确保国际资本有序流动，能够更好保证一国货币的可自由兑换。为什么？因为在固定汇率的情况下排除了投机性资金的流动，外汇的投机买卖没了。而一国一旦遭受投机性的汇率波动，往往不得不采取外汇管制措施，反过来会伤害自由兑换的政策。过去几十年的浮动汇率时代，许多国家在汇率遭到投机资金冲击的情况下都是仓皇之中重新实施外汇管制，不搞自由兑换了。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

　中国要吸取当年日元升值的教训
　　南方都市报：以上我们谈的其实都是对人民币浮动或固定的种种认识误区。你刚才说到美国施压人民币升值的目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最终目的就是要让中国迅速开放金融和资本体系。美国有无这样对付其他国家的先例？
　　向松祚：我经常举的例子是日本。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垮台之后，日本被迫实行浮动汇率，但在1985年之前，日本总体来讲对汇率控制得还好，频繁干预。从60年代开始，美国和日本的贸易摩擦就在不断增加，日本家电、汽车对美出口增长很快。美国国内保护主义压力很大，所以美国政府从70年代开始就要求日本做两件事，第一是日元要升值，这和近几年要求中国一模一样；第二是对汽车和家电要实行配额，后来搞出所谓的“超级301”条款，如果日本不遵守美国的配额要求，就要承受惩罚性的关税，甚至经济制裁等。
　　迫于美国的压力，日元选择升值，但日本不想让日元过度升值，所以日本央行频繁入市干预日元对美元汇率。1985年的重大事件是《广场协议》，即美国要求日元和马克相对美元大幅度升值。《广场协议》的签署日期是1985年9月21日，9月23日美联储就直接入市买日元抛美元，主动使日元升值，很快日元升值幅度达到23%，日元的出口企业非常难受，包括盛田昭夫在内，很多日本企业家都出来抱怨。没有办法，因为美国一直强迫日元升值，全球市场于是形成了强烈的日元升值预期，接下来就是日本的经济泡沫。日本泡沫破灭后经济增长速度一直极低，甚至多年都是负增长，最高也不超过2%.
　　南方都市报：这一幕似乎在2005年中国允许人民币升值和浮动后重演了。
　　向松祚：数字摆在这，2005年中国的外汇储备不到8000亿，今天已近2万亿。这1.2万亿的增加量中，保守的估计只有一半来自真正的贸易顺差，至少有一半是投机热钱。2005年7月21日我们搞什么“汇率机制改革”之后，货币政策其实就是两难，要维持人民币的相对稳定，市场却又形成了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这和日本当时的情况异曲同工，我称之为“人民币升值预期综合征”。日本就是被“日元升值预期综合征”害惨了。
　　日元升值本身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含义，就是日元希望国际化，成为一个世界主导货币。按照基本经济学逻辑来推论，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货币理所应当。日本在70年代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为什么日元没有成为世界第二大货币呢？其实日本采用了很多办法，但都没有成功。这是一个值得中国经济学家深思的问题。一个货币想成为国际主导货币，要具备几个基本条件，我曾把这些条件概括成“帝国定理”。简单地说就是：第一，必须是一个大国，即该国货币有强大的中央政府支持；第二是国家的科技经济实力要足够强大，有足够能力创造足够的真实财富，这是货币的最后支持；第三就是金融货币市场的深度和广度要足够大；第四是银行体系、结算系统要足够完善；第五是该国货币政策能够确保该国货币环境的稳定，确保币值稳定。
　　前两条日本毫无疑问都具备，日本的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银行体系和清算系统还可以，日本的问题就在最后一条。日本人愿意保持日元稳定，但美国不允许。一个国家的货币浮动，币值怎么能稳定？
　　1971年美国决定搞浮动汇率体系，很多经济学教科书将所谓“尼克松冲击”解读为一个偶然事件，好像是尼克松个人的胡来，完全错了。美国政府为了摧毁布雷顿森林体系，搞浮动汇率，行政部门和国会做了长时间的研究，国会专门有一个委员会研究浮动汇率，最后的结论是：“浮动汇率能更好地为美国利益服务。”
　　1970年在马德里，欧盟开会研究蒙代尔起草的第一份构建欧元的具体方案。当时欧洲人问他，“你认为欧元多长时间能够实现？”蒙说“两个礼拜”，结果过了差不多30年才实现。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美国把布雷顿森林体系摧毁后，欧洲内部一片混乱，马克、法郎、里拉、比塞塔、荷兰盾……这些货币的汇率陷入一片混乱，没法整合，日元也一样。
　　日本在70年代80年代初期，有非常好的条件把日元变成世界至少是亚洲最大的货币。因为亚洲周边国家都买日本的东西，家电、汽车都从日本进口，日本也提供贷款给它们，但美国除了让日元升值，还暗中做了很多工作，要求亚洲国家比如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这些国家，跟日本做生意不要用日元结算，要用美元结算。欧元起来后，日元占贸易结算的比重更低了。
　　南方都市报：日本的经验能为中国提供何种借鉴？
　　向松祚：一是必须确保汇率稳定；二是货币的国际化要成为国家最高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高度重视，而且要采取非常巧妙之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应最大限度地利用国际货币和资本市场，同时尽力避免美元本位制、浮动汇率体系和国际热钱冲击所伴随的巨大风险，这是中国金融开放战略的基本出发点。
　　在具体的金融战略上，一是要迅速稳定人民币汇率预期，人民币近半年来对美元的汇率在6.8：1左右，在这个区间稳住，或让它波动很小，也等于稳定了人民币的汇率预期；二是要彻底对内放开金融体系，一定要对中国内资优先；三是消除国有垄断、允许国内资本平等参与所有产业之竞争发展；四是谨慎对外开放金融行业和资本市场；五是严格监管国际热钱；六是加速推进大中华货币区和东南亚货币区的建设。
　　向松祚，早年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先后留学英国剑桥大学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欧元之父”、国际宏观经济学奠基人、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蒙代尔。是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杰出校友，纳斯达克上市公司华友世纪的创始人之一。
　　本报记者 陈建利 实习生 田甜 张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