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金融危机与世界货币新体系
余斌
摘要：当前正在进行着的美国金融危机与世界货币体系有着密切的关系。美国金融大亨们的贪婪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根本原因，也是此次美国发生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是有意所为，而且已经成为当前世界货币体系的主要特征。在此次美国金融危机所导致的美国金融产品大幅贬值中，损失惨重的并不是发行这些金融产品的美国金融大亨，他们已经拿回了美元。损失惨重的是投资美国金融市场的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以及他们本国货币的币值。相反，美元的币值则因为这次金融危机而坚挺起来。中国必须转变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制止外汇储备的进一步增长，尽可能地减少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大环境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造成的干扰和破坏。
关键词：美国金融危机；世界货币体系；国际收支平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当前正在进行着的美国金融危机不是一场意外发生的危机，而是一场有预谋的危机。其目的是掠夺世界人民，维护美元的霸权地位。这是一场不宣而战的货币战争，而这场战争能够打响则与当前的世界货币体系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有预谋的危机
《货币战争》[1]一书出版后经常听到有人说它是臆想，不是真实的。但是，假如我是那个在滑铁卢战役后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英国政府的最大债权人并控制了英国中央银行即英格兰银行的金融家族的头儿，而且知晓该书所揭示的那些谋略，那么，我是会按照这些谋略来行事，进而发起和控制美国私有的中央银行即美联储，并发起货币战争的。其关键就在于，这样做对我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而且谁也无法阻止我实现该书所揭示的那些目标。黑格尔曾经指出，“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2]P215，如此合乎理性的货币战争谋略怎么能说只是臆想呢？那些指责其为臆想的人又拿什么来担保货币战争不会发生呢？
实际上，早在马克思那个时代，这种有预谋的金融危机就频频发生过。“伦敦的第一个银行家、教友派的著名首脑、既笃信宗教又同样富有的葛尼（本生的儿子娶了他的女儿为妻）好像由于在斯特伦德的预谋的破产而名誉扫地了。他知道斯特兰商行倒闭了，但是又给它贴现了37000英镑的期票，从而使这家商行能够再哄骗公众达数个月之久，而自己也能毫无所失地摆脱困境。”[3]P393
对当时英国伦敦西蒂区的银行家们，“德拉蒙德在议会内公开责备他们‘一贯不道德’和‘贪污’。说明他们阶级纯洁性的例证就像是按照口令那样接二连三地出现了！……后来又听说，西蒂区的‘受人尊敬的’公司发行了伪造的dock warrants〔船坞仓库证券〕。最后是斯特兰、约翰•保罗爵士和贝茨的私人银行的大规模fraudulente〔预谋的〕倒闭，同时直接吞没了寄存的有价证券。最后这件事也教会了贵族要重视西蒂区先生们的‘管理’天才，因为银行‘管理’的首先是贵族们的基尼。帕麦斯顿受了损失，克兰里卡德侯爵受了损失，而纳皮尔海军上将几乎丧失了自己的全部财产。教会也失去了不少的尘世的福利，因为斯特兰、保罗和贝茨等先生们特别以自己的虔诚出名，他们有时主持‘向多神教徒传教’的埃克塞特会堂会议，他们是‘圣经传播’协会的主要捐献人，并且担任了‘罪犯改造协会’的理事。他们的信仰为他们创造了威望。他们的银行成为信教老爷们和私人团体特别喜欢的银行。但是，银行家们的‘管理’天才对什么也不爱惜：既不爱惜孤儿寡妇的钱财，也不爱惜水兵们的微小的存款。为什么不让他们去支配他们现在正向其伸手的‘公款’呢？
Par excellence〔主要是〕西蒂区改革派机关报的‘每日新闻’忧郁地感叹道：‘现在在我们中间正出现这样一些预兆，这些预兆表明不用花多少时间，就可以在工业阶级中举出一些非常不道德的行为。’
斯特兰之流的先生们的破产自然造成了公众对西蒂区私人银行出纳处的《run》〔“挤兑”〕。在这以前，这种私人银行比股份银行更具有不可比拟的威信。大的私人银行家已经意识到不能不‘公开鼓励’相互定期检查寄存在他们那里的有价证券，也不得不通过‘泰晤士报’邀请自己的账户来亲自检查他们存放在银行里的贵重物品。”[3]P372~373
一个半世纪过去了，金融家们的“管理”天才得到了巨额的收益，而他们回报的却是公司的破产：“就在雷曼申请破产保护前4天，公司还通过了对两名遭解职高管高达1820万美元的‘特别薪金’，以及向另一名主动辞职者支付500万美元离职金。”[4]尽管强调理性经济人的西方经济学一直在熏陶着各类企业家们，从而这些人的道德水平不可能有半点进步，但是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却仅仅被世界主流渠道归结为监管不力，而很少提及道德问题和预谋的欺诈。至于把加强监管作为应对和避免金融危机的手段，那么只要这种监管是由金融大亨们所控制的中央银行来执行的，其结果自然就会像想用肉包子把狗打跑一样。
二、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演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该体系确立了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原则。“美元与黄金挂钩，就是各国确认美国政府规定的1盎斯黄金等于35美元的官价，美国政府则承担各国政府或中央银行按此官价用美元兑换黄金的义务。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就是指其他国家货币必须与美元建立固定比价关系，美国政府规定美元的黄金平价，其他国家政府也规定本币的黄金平价，通过这两种平价的对比，来确定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的比率。可见，‘双挂钩’使美元取得了等同于黄金的地位，美元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货币和主要的国际储备资产”[5]P382。
到了上世纪60年代初，这一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制度，便开始呈现不稳迹象。美国国际收支开始出现逆差，短期对外债务增加，“美元匮乏”逐渐被“美元过剩”所取代。一些国家开始拿过剩的美元向美国政府兑换黄金。1968年3月，美国黄金储备损失了14亿美元，而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仍在不断扩大，国际社会对美元信心继续大幅降低，其他国家中央银行继续以剩余美元兑换黄金，使美国穷于应付。1971年8月美国尼克松政府宣布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同年12月，美元对黄金贬值7.9%，黄金官价从每盎司35美元提至38美元。1973年2月，美元再次贬值。一个月后，欧共体、日本、加拿大等国宣布本区或本国货币对美元实行浮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了。[5]P384
关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的原因，理论界认为，要想使美元作为唯一的储备货币，就必须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增加美元的发行量；而美元发行量的增加又必须以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为前提。但是大量逆差必定增加美元的短期负债，从而使美元汇率下跌，进而使美元的信用受到怀疑，失去作为储备货币的吸引力。这就是所谓的“特里芬难题”。[5]P386
其实，“特里芬难题”并不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的原因。正如在金本位时期，产金国与非产金国之间的国际收支也存在逆差，否则黄金将无法进入非产金国，但产金国提供的黄金并没有因此而贬值。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的根本原因是美国金融大亨们的贪婪。
布雷顿森林体系使美国金融大亨们印制的美元纸钞等同于黄金，从而黄金的生产成本与美元纸钞的印制成本之间的差额作为铸币税收益被美国金融大亨们收入囊中。出于贪婪，这些金融大亨们自然要尽可能多地印制美元以获得这种铸币税收益。但是，“纸币流通的特殊规律只能从纸币是金的代表这种关系中产生。这一规律简单说来就是：纸币的发行限于它象征地代表的金(或银)的实际流通的数量。……如果今天一切流通渠道中的纸币已达到这些渠道所能吸收货币的饱和程度，明天纸币就会因商品流通发生变动而泛滥开来。一切限度都消失了。不过，如果纸币超过了自己的限度，即超过了能够流通的同名的金币量，那末，即使不谈有信用扫地的危险，它在商品世界毕竟只是代表由商品世界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那个金量，即它所能代表的那个金量。”因此，随着“美元过剩”，原来35美元所代表的金量，就要由38美元或者更多的美元来代表。
随着大量美元纸币投入美国市场，通货膨胀压力巨大，商品价格攀升，大量进口变得有利可图，于是，过剩的美元就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国外换购相对廉价的进口商品，在向国外输出通货膨胀的同时，美国的国际收支自然出现大量逆差。实际上，不是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引起了美元的贬值，而是美元的超量发行引起了美国国际收支逆差和美元贬值。
随着输往国外的美元超过了其他国家用于国际贸易所需要持有的数量，多余的美元自然就会被防止本国通货膨胀的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拿来按照布雷顿森林体系所规定的比价兑换黄金。当多余的美元被拿来兑换黄金后，这些多余的美元又回到了美国。这时，美国的金融大亨们要么回收这些多余的美元，从而放弃一些铸币税收益并不再获取进一步的铸币税收益，要么破坏布雷顿森林体系听任美元贬值以便继续掠夺世界人民。自然地，贪婪的他们会选择后者。而这才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根本原因。“不是黄金数量太少，而是美国的银行系统创造出了太多的美元。”[1]P176
三、当前的世界货币体系与中美经贸形势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为了应对失去黄金支撑的美元颓势，美国金融大亨们不择手段地迫使欧佩克只用美元进行石油结算，并提高了石油的美元价格，以此增加石油进口国对美元的需求。[1]P188这使得美国金融大亨不仅可以继续滥发美元然后通过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获得铸币税收益，而且还可以利用美元贷款来剥削那些需要美元来进口石油和其他商品的国家。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开始推行出口创汇的外向型经济道路。一些地方听任三资企业随意压低甚至逃废工人工资，放任这些企业拒不缴纳社会保障费用，以由此造成的劳动力廉价来招商引资。但是，廉价的劳动力并没有给生产企业带来巨大的利润，而只不过导致了出口商品的廉价。这一时期，大量滥发的美元通过中美贸易顺差和对华投资进入中国，不仅套购了大量中国生产的物资，而且控制了中国不少资源和行业，并给中国带来了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
为了储备美元，中国银行不得不向中国国内市场投放大量的人民币，而为了防止过多的人民币进入市场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中国的中央银行即中国人民银行不得不以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发行央行票据这一金融创新的方式，将大量的人民币限制在银行系统内，造成中国的商业银行出现巨大的存贷差，给中国的商业银行经营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反而给外资进入和控制中国的商业银行提供了一个借口。从那时起，外汇储备发行已经成为人民币发行的主要发式和人民币增发的唯一方式。发行多少人民币完全取决于美国方面以贸易和投资的方式向中国提供多少美元，人民币的发行主权已经悄然丧失。而这些增发的人民币的币值基础既不是黄金，也是中国生产的商品，而是外汇储备中的美元，形成美元以套购的中国商品和中国资源为币值基础，人民币以用于套购这些商品和资源的美元为币值基础的态势。这样一来，一旦美元贬值，人民币必然会跟着贬值。
为了让套购的中国物资支撑美元的币值，并以此限制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防止中国将拿到的美元重新投入美国商品市场造成美元贬值，美国一方面倒打一耙地指责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要求中国放开金融领域；另一方面对中国实行出口管制，使得中国无法购买所需要的美国高科技产品、无法购买美国的军火，甚至难以和无法并购美国的企业。大量过剩的美元砸在中国手中，这些购买力被限制的美元价值不仅低于同等数额的美国人手中的美元价值，而且快速地在中国手中积累起来，中国的美元储备迅速地超过国际理论界通常认为的三个月进口金额线，并成为世界第一大美元储备国。此时，美国政府和金融界诱使中国有关部门拿这些似乎无路可去的美元储备购买美国的国债和其他金融产品，这就使得人民币的币值基础进一步从美国信用等级最高的金融资产——美元降低到信用等级较低的美国国债和其他金融产品上。
此次美国金融危机恰恰导致美国金融产品大幅贬值。而损失惨重的并不是发行这些金融产品的美国金融大亨，他们已经拿回了美元。损失惨重的是投资美国金融市场的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以及他们本国货币的币值，其中自然也包括中国政府和人民以及人民币的币值。相反，美元的币值则因为这次金融危机而坚挺起来。
“1847年，‘英国所负的债务＜大部分是由于进口谷物而负的＞应该偿还了。不幸的是，其中大部分是用破产的办法偿还的。＜富裕的英国，竟然用破产的办法从它对大陆和美国的债务中脱身。＞不过，只要这些债务没有用破产的办法结清，就只有用输出贵金属的办法来偿还。’(《银行法特别委员会的报告》1857年)”[6]P559一百六十年后，同样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除了用自己印制的纸钞偿还债务外，也用破产来偿还其所欠世界各国人民的债务。
尽管由于中国的高储蓄率，使得中国在美国金融危机中直接遭受的金融损失的影响暂时还体现不明显，但决不能因此以为“美国风暴难撼中国金融”和中国金融业“躲过一劫”[7]。
四、世界货币新体系与中国的策略
危机总会过去的。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也过去了。但是，正如亚洲人民不愿意再来一次东南亚金融危机，再遭受一次那样的损失一样，世界人民也必须避免再来一次美国金融危机，再遭受一次这样的损失。但是，要避免再遭受一次这样的损失，不改变目前的世界货币体系是不可能做到的。而要改变目前的世界货币体系，使得世界的石油贸易和商品贸易不再以美元结算或者不再以美元为主要结算方式，甚至不再将美元作为储备资产，美国方面是不可能答应的，甚至会在当前的危机期间倒打一耙地给这样做的国家扣上不负责任的帽子。在此情况下，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只能顶住压力，壮士断腕，才能摆脱受制于美国的局面，才有可能建立世界货币新体系，才有可能实现世界各国的共同繁荣。
在传统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宏观经济政策的四大目标，就包括国际收支平衡[8]P584。但是，在萨缪尔森等人撰写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提到美国中央银行即美联储的目标时，却没有提到国际收支平衡。[9]P159这表明，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是有意所为，而且已经成为当前世界货币体系的主要特征。而中国应对这种陷阱的有效办法恰恰就是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继续深化刚刚应美国要求被迫开展起来的减少对美国贸易顺差的工作，让美国方面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马克思曾经指出，“资产阶级生产发达的国家把大量集中在银行准备库内的贮藏货币，限制在它执行各种特殊职能所必需的最低限度以内。除了某些例外，如果准备库内的货币贮藏大大超过平均水平，那就表明商品流通停滞了，或者商品形态变化的流动中断了。”[10]P166而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货币是贵金属货币，不是今天美元那样的纸钞。因此，中国的美元储备包括美国国债的储备都应当限制在最低限度即三个月进口额以内。而多余的美元则必须用于进口和储备商品再生产所需要的资源，并以此保持国际收支平衡。
就商品的再生产而言，所需要的是劳动力、自然资源和机器设备。其中，随着技术进步，机器设备会不断地更新换代。因此，为再生产所进行的储备中，可以不考虑机器设备，但必须储备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的粮食和石油、有色金属等自然资源。而一旦储备了足够的再生产所需要物资之后，我们甚至连三个月进口额所需的外汇也不必储备了。
或许有人认为，要储备石油就需要建储备库，而这是短期内难以完成的事情。但是，减少本国的石油开采就是储备石油。我们完全可以一方面大量进口石油来取代国内开采的石油；另一方面拿出部分外汇储备补贴国内的石油开采企业让他们减少产量，并维持工人的生活水平。这比建石油储备库更为节约。
随着大量进口再生产所需要的物资储备，不仅中国的经济更为健康，而且中国也避免了因为巨额的外汇储备而成为发达国家的众矢之的，被要求承担发达国家所不负的责任。
五、结束语
但是，要实现上述国际收支平衡的策略，保持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就必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定地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众所周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追逐的是利润，是剩余价值的积累，必然要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解决的问题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11]P14。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而不是为了少数人对利润的追逐。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有可能避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然而，由于中国不再是封关锁国地发展经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大环境必然会对而且已经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造成了严重的干扰和破坏，我们必须对此抱有清醒的认识和保持高度的警惕。而我们当前所要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转变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千方百计地制止外汇储备的进一步增长，提高全体民众的社会保障水平和生活水平，让广大人民尽可能公平地共享发展成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将此次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伤害减少到最低程度，也才能真正为世界和平和世界经济的繁荣做出中华民族的巨大贡献。
参考文献：
[1] 宋鸿兵. 货币战争[M].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07.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4] 被讽为“贪婪肥猫” 美欧民众痛斥银行家. http://finance.people.com.cn/GB/42773 /8165686.html.
[5] 刘亦春. 货币银行学[M].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5.
[6] 资本论: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7] 美国风暴难撼中国金融. http://finance.people.com.cn/GB/1045/8160632.html.
[8] 高鸿业. 西方经济学:下册宏观部分[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6.
[9] （美）萨缪尔森、诺德豪斯著，萧琛等译. 宏观经济学:第17版[M].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4.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1] 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党建读物出版社, 2008.
来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网站
余斌批注
马克思，《意大利的革命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89页至第93页。
意大利的革命运动
科伦11月29日。在民主派半年来几乎接连不断地遭到失败之后，在反革命获得一连串空前的胜利之后，终于又出现了革命政党即将胜利的征兆。意大利的起义曾经是1848年欧洲起义的序幕，意大利的失败曾经是维也纳陷落的前奏。现在，作为这样一个国家的意大利第二次站起来了。托斯卡纳建立了自己的民主政府，罗马也刚刚给自己争得了这样的政府。
伦敦的4月10日，巴黎的5月15日和6月25日，米兰的8月6日，维也纳的11月1日——这就是欧洲反革命的四个重要日期，是标志着欧洲反革命不久以前胜利进军所迅速经过的四个阶段的四个里程碑。
在伦敦，在4月10日，不仅宪章派的革命实力被摧毁，而且二月胜利的革命影响也受到第一次打击。那些正确评价英国和它在现代历史中的地位的人，决不会因为大陆的革命暂时对英国还毫无影响而感到惊奇。英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它通过工业和贸易控制着大陆上那些正处于革命动荡中的人民，同时，由于它控制着亚洲、美洲和澳洲的市场而不大依靠同这些国家的贸易；英国又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矛盾，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充分发展和极端尖锐的国家。和其他任何国家比较起来，英国在更大的程度上是通过自己独特的道路发展的。先于其他任何国家解决问题和消灭矛盾是英国的使命。但英国不必像大陆上各国临时政府一样，要经过摸索方能达到这个目的。英国不向大陆抄袭革命——时机一到，它自己会把革命教给大陆。
这就是英国的状况，这就是这种状况的必然结果。因此，4月10日“秩序”的胜利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谁不记得，这个“秩序”的胜利，这个对二月和三月冲击的第一次回击，在各地给了反革命以新的支持，煽起了所谓保守派的奢望！谁不记得，伦敦特别警察的这种行动马上在德国各地为所有市民自卫团所仿效！谁不记得，这个表明爆发的运动并不是不可抗拒的第一个证明，给人们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巴黎在5月15日随即补充了英国保守政党的胜利。4月10日筑起的堤坝挡住了达到了最高点的革命巨流的进路，5月15日从发源地摧毁了巨流的力量。4月10日证明二月运动并不是不可抑制的；5月15日证明巴黎的起义运动是可以阻止的。革命的心脏受到破坏，它的外围自然要遭到失败。普鲁士的情况和德意志各个小邦的情况愈来愈明显地证明了这一点。但是，革命运动还保存着相当的力量，使得人民能够在维也纳取得两次胜利：第一次也是在5月15日，第二次是在5月26日。专制制度在那不勒斯取得的胜利（也是在5月15日），由于它的过火行为，反倒对巴黎秩序的胜利起了对抗作用。毕竟还是少了一点什么；不仅应该使革命运动在巴黎遭到失败，而且还应该使巴黎本身的武装起义失去它所享有的不可战胜的荣誉。只有那时反革命才能得到安宁。
这种事情果然在巴黎6月23日到26日的四天战斗中发生了。整整四天的炮击结束了街垒不可攻克、武装的人民不可战胜的局面。难道卡芬雅克不是用自己的胜利证明，无论在大街或隘路，无论是攻击街垒或摧毁鹿砦与棱堡，作战规律大体上是一样的吗？难道他不是证明，四万名未经训练、没有大炮和曲射炮、缺乏弹药供应的武装工人，抵抗一支由十二万老兵和十五万国民自卫军组成的、拥有很多精良的大炮并且得到充分的弹药供应的有组织的军队，最多只能坚持四天吗？卡芬雅克的胜利是七倍以上的优势兵力对少数战士的最粗暴的镇压，是历史上最可耻的胜利，而且为这个胜利流的血愈多（尽管他拥有巨大的优势力量），这个胜利就愈可耻。然而，全世界却把这个胜利叹为奇迹，因为这个优势力量所取得的胜利夺去了巴黎人民和巴黎街垒不可战胜的荣誉。卡芬雅克的三十万士兵对这四万工人的胜利不仅意味着战胜了四万工人，实际上他们是战胜了欧洲的革命，虽然他们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都知道，从这一天起涌现了多么难以遏止的反动急流。现在已经没有什么阻难的因素了。保守力量用榴弹和霰弹战胜了巴黎的人民，而且在巴黎能够发生的事情，也可能在其他任何地方重演。民主派在遭到这次彻底失败之后，唯一的出路就是尽可能完成从容的退却，并且尽力保卫自己在出版方面，在民众大会上以及在议会里的阵地，保卫这些已经不能扼守的阵地。
下一个重大的打击便是米兰的陷落。拉德茨基重新占领米兰，的确是巴黎六月胜利之后第一个具有欧洲意义的事件。米兰大教堂圆顶上的双头鹰不仅象征着整个意大利的失败，它还意味着欧洲反革命重心的恢复，即奥地利的复活。意大利被击溃了，奥地利复活了，——反革命还能奢望比这更大的胜利吗！事实正是这样，随着米兰的陷落，意大利的革命活动顿时减弱了，马米阿尼在罗马垮台了，皮蒙特的民主派被压倒了。与此同时，奥地利的反动派也重新抬头，加紧进行活动，从中心（拉德茨基的司令部）出发，把阴谋活动扩展到各省。只是在现在，耶拉契奇才转入了进攻，只是在现在，反革命与奥地利斯拉夫人的大联盟才完全实现。我不谈反革命曾经取得某些地方性的胜利和占领个别省份这些小插曲，也不谈法兰克福的失败等等事件。这一切都具有地方性的，也许是一国的意义，但是绝对没有欧洲的意义。
在库斯托查那一天创始的业绩，终于在11月1日便完成了：正如拉德茨基进入了米兰一样，文迪施格雷茨和耶拉契奇现在也进入了维也纳。卡芬雅克的办法被用来对付德国最大和最活跃的革命策源地，而且很有成效。和巴黎的革命一样，维也纳的革命也淹没在血泊中，埋葬在遍地硝烟的废墟里了。
但是，很有可能，11月1日的胜利同时就是反方向运动的开始和危机迫近的契机。使维也纳的功绩在普鲁士完全再现的企图已经遭到了失败。在最有利的情况下，甚至当国家不再支持制宪会议的时候，国王也只能指望得到不彻底的非决定性的胜利。不管怎样，维也纳的失败最初给人的沮丧印象，被这种想依样画葫芦的笨拙企图冲淡了。
现在，正当欧洲北部不是已经像1847年时那样再度受到奴役，就是在为捍卫最初几个月的胜利成果而同反革命进行艰苦斗争的时候，意大利突然又行动起来了。利伏诺这个在米兰陷落的推动下走向胜利的革命的唯一的意大利城市，终于以自己的民主高潮席卷了整个托斯卡纳，并且建立了一个具有鲜明的民主性质的政府。这个政府比君主政体下存在过的一切政府都要民主得多，就是在共和国里，这样民主的政府也是少有的。这个政府号召建立意大利制宪国民议会以此来回答维也纳的陷落和奥地利的复活。这个民主政府投给意大利人民的革命火花燃起了燎原大火：罗马的民众、国民自卫军与军队团结一致举行起义，推翻了看风转舵的反革命政府，建立了民主政府，由于他们的努力而获得通过的各项要求中的第一项要求就是，建立以意大利民族原则为基础的政府，也就是通过了圭拉奇所提出的关于派遣代表参加意大利制宪议会的建议。
皮蒙特与西西里岛会跟着起来，这是无庸置疑的。它们会像去年那样跟着起来。
往后将会怎样？意大利的第二次觉醒会不会和过去一样，在三年之内成为欧洲民主力量新高涨的曙光？看来大有可能。反革命已经恶贯满盈了。法国准备投入冒险家的怀抱，只要能够摆脱卡芬雅克和马拉斯特的羁绊。德国处于空前的分裂状态，奥地利被击溃了，普鲁士正处于内战的前夕——二月和三月的所有一切幻想，都被急剧的历史进程无情地践踏无遗了。
的确，从反革命的新胜利的经验中再也没有什么可学的了！
但愿人民在即将来临的事变中，及时地、大胆地运用最近六个月来的教训。{从这篇文章中可以体会为何马克思要提出共产主义革命会首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的看法。其理由大概是，只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矛盾才发展得最充分，才无需摸索就知道如何解决问题和消灭矛盾，只有这些国家才会把革命教给其他国家。其次，这些发达国家的革命进展较为接近，如果一国发生革命，比较容易同时唤起其他国家跟着革命。再次，发达国家的反革命是团结在一起的，会互相支持。所以，单是一国的工人阶级起来革命会面对数倍于己的反革命力量，革命成功的难度很大，必须同时起来。而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得以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第一，一战和二战削弱了资本主义国家反革命干涉其他国家的力量；第二，这些国家不发达，所以存在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的矛盾，当这些国家发生资产阶级革命时，会壮大革命者的力量，如果战略得当，可以乘机夺取无产阶级政权；第三，俄国和中国都是大国，革命者的人数众多，尽管装备落后，但牺牲得起，而且有足够的战略转移的回旋余地，不易被消灭，可以逐渐壮大起来。第四，抛弃了修正主义的观点，坚持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张。——阅者注}
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
1853年7月22日星期五于伦敦
在这篇通讯里，我打算归纳一下我对印度问题的意见。
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大莫卧儿的无上权力被他的总督们摧毁，总督们的权力被马拉塔人摧毁，马拉塔人的权力被阿富汗人摧毁；而在大家这样混战的时候，不列颠人闯了进来，把他们全都征服了。这是一个不仅存在着伊斯兰教徒和印度教徒的对立，而且存在着部落与部落、种姓与种姓的对立的国家，这是一个建立在所有成员之间普遍的互相排斥和与生俱来的排他思想所造成的均势上面的社会。这样一个国家，这样一个社会，难道不是注定要做征服者的战利品吗？就算我们对印度斯坦过去的历史一点都不知道，那么，甚至现在英国还在用印度出钱供养的印度人军队来奴役印度，这难道不是一个重大的、不容争辩的事实吗？所以，印度本来就逃不掉被征服的命运，而它过去的全部历史，如果还算得上是什么历史的话，就是一次又一次被征服的历史。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历史，至少是没有为人所知的历史。我们通常所说的它的历史，不过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入侵者的历史，他们就在这个一无抵抗、二无变化的社会的消极基础上建立了他们的帝国。因此，问题并不在于英国人是否有权征服印度，而在于我们是否宁愿让印度被土耳其人、波斯人或俄国人征服而不愿让它被不列颠人征服。
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
相继侵入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鞑靼人和莫卧儿人，不久就被印度化了，——野蛮的征服者，按照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本身被他们所征服的臣民的较高文明所征服。不列颠人是第一批文明程度高于印度因而不受印度文明影响的征服者。他们破坏了本地的公社，摧毁了本地的工业，夷平了本地社会中伟大和崇高的一切，从而毁灭了印度的文明。他们在印度进行统治的历史，除破坏以外很难说还有别的什么内容。他们的重建工作在这大堆大堆的废墟里使人很难看得出来。尽管如此，这种工作还是开始了。
使印度达到比从前在大莫卧儿人统治下更加牢固和更加扩大的政治统一，是重建印度的首要条件。不列颠人用刀剑实现的这种统一，现在将通过电报而巩固起来，永存下去。由不列颠的教官组织和训练出来的印度人军队，是印度自己解放自己和不再一遇到外国入侵者就成为战利品的必要条件。第一次被引进亚洲社会并且主要由印度人和欧洲人的共同子孙所领导的自由报刊，是改建这个社会的一个新的和强有力的因素。柴明达尔制度和莱特瓦尔制度本身虽然十分可恶，但这两种不同形式的私人土地占有制却是亚洲社会迫切需要的。从那些在英国人监督下在加尔各答勉强受到一些很不充分的教育的印度当地人中间，正在崛起一个具有管理国家的必要知识并且熟悉欧洲科学的新的阶级。蒸汽机使印度能够同欧洲经常地、迅速地交往，把印度的主要港口同整个东南海洋上的港口联系了起来，使印度摆脱了孤立状态，而孤立状态是它过去处于停滞状态的主要原因。在不远的将来，铁路加上轮船，将使英国和印度之间的距离以时间计算缩短为八天，而这个一度是神话中的国度就将同西方世界实际地联结在一起。
大不列颠的各个统治阶级过去只是偶尔地、暂时地和例外地对印度的发展问题表示兴趣。贵族只是想征服它，金融寡头只是想掠夺它，工业巨头只是想通过廉价销售商品来压垮它。但是现在情势改变了。工业巨头们发现，使印度变成一个生产国对他们大有好处，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就要供给印度水利设备和国内交往手段。现在他们正打算用铁路网覆盖整个印度。他们会这样做。其后果将是无法估量的。
大家知道，由于印度极端缺乏运输和交换其各种生产品的工具，它的生产力陷于瘫痪状态。尽管自然资源丰富，但由于缺乏交换工具而使社会非常穷困，这种情况在印度比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要严重。1848年在英国下院的一个委员会的会议上曾经证明：
“在坎德什，每夸特粮食售价是6—8先令，而在布纳却高达64—70先令，那里的居民饿死在街头，粮食却无法从坎德什运来，因为道路泥泞不堪，无法通行。”
铁路的敷设可以很容易地用来为农业服务，例如在建筑路堤需要取土的地方修水库，给铁路沿线地区供水。这样一来，作为东方农业的必要条件的水利事业就会大大发展，常常因为缺水而造成的地区性饥荒就可以避免。从这样的观点来看，铁路有多方面的重要性是很明显的，因为甚至在高止山脉附近地区，经过灌溉的土地也比面积相同而未经灌溉的土地多纳2倍的税，多用9—11倍的人，多得11—14倍的利润。
铁路可以缩减军事机构的数量和开支。圣威廉堡司令沃伦上校曾在下院的专门委员会中作过如下的说明：
“如果不是像现在这样，要用几天甚至几个星期才能从这个国家的边远地区收到情报，而是用几小时就能收到，如果能在更短的时间内把命令连同军队和给养一起送到目的地，其意义将是不可估量的。军队可以驻扎在彼此距离比现在更远和更卫生的地方，这样就可以免得使许多人因疾病而丧生。仓库里的给养也用不着储存得像现在这样多，因而就能避免由于腐烂和天气不好而造成的损失。军队的人数也将因效率提高而相应地减少。”
我们知道，农村公社的自治制组织和经济基础已经被破坏了，但是，农村公社的最坏的一个特点，即社会分解为许多固定不变、互不联系的原子的现象，却残留下来。农村的孤立状态在印度造成了道路的缺少，而道路的缺少又使农村的孤立状态长久存在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公社就一直处在既有的很低的生活水平上，同其他农村几乎没有来往，没有推动社会进步所必需的愿望和行动。现在，不列颠人把农村的这种自给自足的惰性打破了，铁路将造成互相交往和来往的新的需要。此外，
“铁路系统的效果之一，就是它将把其他地方的各种发明和实际设备的知识以及如何掌握它们的手段带给它所经过的每一个村庄，这样就将使印度世代相传的、领取工薪的农村手工工匠既能够充分显示他们的才能，又能够弥补他们的缺陷。”（查普曼《印度的棉花和贸易》）
我知道，英国的工业巨头们之所以愿意在印度修筑铁路，完全是为了要降低他们的工厂所需要的棉花和其他原料的价格。但是，你一旦把机器应用于一个有铁有煤的国家的交通运输，你就无法阻止这个国家自己去制造这些机器了。如果你想要在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里维持一个铁路网，那你就不能不把铁路交通日常急需的各种必要的生产过程都建立起来，而这样一来，也必然要在那些与铁路没有直接关系的工业部门应用机器。所以，铁路系统在印度将真正成为现代工业的先驱。何况，正如英国当局自己所承认的，印度人特别有本领适应完全新的劳动并取得管理机器所必需的知识。在加尔各答造币厂操纵蒸汽机多年的本地技师们表现出来的本领和技巧，在布德万煤区看管各种蒸汽机的本地人的情况以及其他许多实例，都充分证明了这个事实。甚至受东印度公司的偏见影响很深的坎伯尔先生本人也不得不承认：
“广大的印度人民群众具有巨大的工业活力，很善于积累资本，有清晰的数学头脑，有长于计算和从事精密科学的非凡才能。”他还说，“他们的智慧是卓越的”。
由铁路系统产生的现代工业，必然会瓦解印度种姓制度所凭借的传统的分工，而种姓制度则是印度进步和强盛的基本障碍。{到现在也没有废除。——批注}
英国资产阶级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如果中国改革开放所发展的生产力不能归人民所有，而只是在外资手上，在少数资产者手上，那么这个发展的生产力就决不会带来和谐社会和共同富裕。人民群众的社会状况也不会得到根本的改善。}但是，有一点他们是一定能够做到的，这就是为这两者创造物质前提。难道资产阶级做过更多的事情吗？难道它不使个人和整个民族遭受流血与污秽、蒙受苦难与屈辱就实现过什么进步吗？
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取代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是不会收获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满怀信心地期待，在比较遥远的未来，这个巨大而诱人的国家将得到重建。这个国家的人举止文雅，用萨尔蒂科夫公爵的话来说，甚至最下层阶级里的人都“比意大利人更精细更灵巧”；他们的沉静的高贵品格甚至足以抵销他们所表现的驯服态度；他们虽然天生一副委靡不振的样子，但他们的勇敢却使英国军官大为吃惊；他们的国家是我们的语言、我们的宗教的发源地，从他们的札提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古代日耳曼人的原型，从他们的婆罗门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古代希腊人的原型。
在结束印度这个题目时，我不能不表示一些结论性的意见。
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资产阶级是财产的捍卫者，但是难道曾经有哪个革命党发动过孟加拉、马德拉斯和孟买那样的土地革命吗？当资产阶级在印度单靠贪污不能填满他们那无底的欲壑的时候，难道他们不是都像大强盗克莱夫勋爵本人所说的那样，采取了凶恶的勒索手段吗？当他们在欧洲大谈国债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难道他们不是同时就在印度没收了那些把私人积蓄投给东印度公司作股本的拉甲所应得的红利吗？当他们以保护“我们的神圣宗教”为口实反对法国革命的时候，难道他们不是同时就在印度禁止传播基督教吗？而且为了从络绎不绝的朝拜奥里萨和孟加拉的神庙的香客身上榨取钱财，难道他们不是把札格纳特庙里的杀生害命和卖淫变成了一种职业吗？这就是维护“财产、秩序、家庭和宗教”的人的真面目！{今天他们依然说一套做一套，实行双重标准。——批注}
对于印度这样一个和欧洲一样大的、幅员15000万英亩的国家，英国工业的破坏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是令人吃惊的。但是我们不应当忘记：这种作用只是整个现存的生产制度所产生的有机的结果。这个生产建立在资本的绝对统治上面。资本的集中是资本作为独立力量而存在所十分必需的。这种集中对于世界市场的破坏性影响，不过是在广大范围内显示目前正在每个文明城市起着作用的政治经济学本身的内在规律罢了。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统治。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正像地质变革创造了地球表层一样。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