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度欧洲的衰落　　

王 小 东　　

一、评价欧洲或西方需先解除思维禁锢
在我少年时代，中国确实存在着对于西方的妖魔化，那个时代的政治正确性是：你不能说西方的长处。而后的中国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各个领域，包括文化、思想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在进步之中，也出现了很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失误，对于西方的评价就是一例，从妖魔化调到了天使化。西方的一切都一定是美好的，谁敢说一个“不”字，谁就是僵化、无知，甚至更坏，谁就是道德堕落，谁就是专制的奴才，这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新的政治正确性——至少在知识分子当中是这样；而且这些知识分子还在拿着旧时代的那个早已不存在了的政治正确性大肆渲染，大打死老虎，认为今天中国对西方的天使化还不够，不够就是妖魔化，这就使得对于客观事实认识原本就存在的偏离更加偏离。
本来，我们讨论对于西方的评价，是为了加深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比如讨论欧洲是否处于衰落之中，如果它在事实上确实处于衰落之中，我们得出符合事实的结论，仅仅是为了推进我们的认识，并非是妖魔化谁。旧的政治正确性固然是蒙昧的，但新的政治正确性并不比旧的更少一点蒙昧。我们在讨论之前，有必要先解除这种禁锢思想的蒙昧。
我在这里想再次强调：当我在指出某个东西存在缺陷，或者是说不可持续时，并不意味着我一定不喜欢这个东西。譬如说，作为北京居民，我希望其人口减少到现在的五分之一，以便有更多的地方腾出来做公园，问题是这不现实。
二、衰落与否，先要讲清楚此处衰落的定义，以及跟谁去比
如果你把文化相对主义推到极端，一个文明或者说一个社会就没有什么“上升”与“衰落”之分，当然也就用不着去讨论欧洲是否衰落。另外，如果你是极端的制度决定论者，认为西方的民主制度是优先于一切的决定因素，那么现在欧洲的民主制度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当然也就不存在衰落问题，也用不着讨论了。所以，我们要讨论欧洲是否衰落，一定要有一套尺度，在这套尺度的测量下，文明或社会是有优劣，有进步与衰退之分的，而且在它测量出来的优劣、进步与衰退是比较多的人能够认可的。为了满足这样的要求，我选取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的那套尺度。
伊恩·莫里斯在其名著《西方将主宰多久》首先定义了什么叫做“社会发展”：“社会发展就是人们赖以衣食住宿的技术、物质、组织上和文化上的成就，人类以此繁衍后代，解释周围的世界，解决集体内部的纷争，以其他集体为代价拓展自己的势力，以及保卫自己应对其他集体拓展实力的尝试。我们或许可以说，社会发展衡量一个集体达成某项目的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在理论上是可以跨时间和地域来比较的。”
我认为这个定义是恰当的，虽然他不完全符合当今在中外知识分子中流行的政治正确性——比如说，“以其他集体为代价拓展自己的势力”，当然就包括战争，也就是说，社会发展包括战争能力的发展。另外，在这个“社会发展”的定义里面，讲的是结果，即“成就”，这个“成就”里面却不包括政治制度。这是因为我们可以把政治制度本身看作是手段，而不是结果本身、不是“成就”本身，这样更能获得比较一致的认可。然而，即使有了“社会发展”的定义，你又如何去测量它呢？如何把上述定义转化为可操作的测量尺度呢？伊恩·莫里斯主张用四个尺度来测量。（1）能量获取，具体的测量尺度是人均日能量获取。（2）组织能力，具体的测量尺度是城市化程度。伊恩·莫里斯说：“支持一个300人口的城市所需要的组织能力令人乍舌”，但由于伊恩·莫里斯的测量任务包括远古，所以他使用了一个社会的最大居住地规模，即其最大的城市的人口。（3）信息处理。（4）发动战争的能力——若无此能力，则前面的能力都是虚幻的。关于后两个能力，我认为伊恩·莫里斯的具体测量尺度也是比较模糊的，远不如前两个那样明确，那样具有可操作性。然而，这四个尺度确实抓住了社会发展的关键性参数，其测量方法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当然在处理我们的具体问题时，必须加以修正，因为我们要研究的问题在时间跨度上跟伊恩·莫里斯是完全不一样的。譬如第一条“能量获取”，如果按这个尺度，那就是越消耗能源越好，完全无视了利用效率问题。所以，利用能源效率最高的当代日本的得分远低于其他西方国家。这明显是不对的——利用能源效率高应该是得分而不是失分。如果要测量几千，甚至几万年的大跨度历史时期，也只能用伊恩·莫里斯的这个尺度了，但针对我们的问题，则这个指标完全可以用经济规模指标来代替（有没有必要使用人均指标则是所针对的问题而定）——以我的观点，则会用制造业规模的指标来代替，因为我认为，在对于“一个集体达成某项目的的能力”的贡献上，金融等行业所体现的GDP相当虚幻，与制造业不可同日而语。
毫无疑问，伊恩·莫里斯的这套评价、测量体系争议极大，但我们要讨论问题就得有这样一个评价、测量体系，我实在想不出比这更好的体系了。
在基本上说明了在本文中什么叫做“社会发展”，什么叫做“进步”、“上升”、“衰落”之后，我们还要回答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当我们谈论欧洲社会的衰落时，是跟谁去比。跟欧洲自己过去的绝对指标去比吗？如果欧洲跟欧洲自己的过去比——简称“纵比”，那当然是没有衰落，这时还在进步的，我们最多能说，进步得比较慢，或者是比较停滞，毕竟今天的欧洲距离像罗马到中世纪那样的滑落是非常遥远的。然而，在当今迅速变化发展的世界中，这种比较能有多大意义？很显然，我们讲欧洲的“上升”、“衰落”，主要还是跟其他国家比，是讨论欧洲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地位的“上升”或“衰落”——简称“横比”。当然，“纵比”也不是一点都不需要，我在后文中也会做一些“纵比”。
讲明了我们是在拿欧洲和其他国家比较还不够，还有一个跟哪些国家比较的问题。我认为显然不应该是和除中国之外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国究竟还算不算第三世界国家，一直争议很大，姑且还算吧，所以我说“除外”）比——这些国家和欧洲的差距至今还非常巨大，虽然其中不乏有发展速度比欧洲快的，但如此巨大的差距横亘在那里，作比较的意义不大。所以，要比较只能是跟中国、美国、日本、俄罗斯这样的国家比。其中，跟中国的比较尤为重要，这是因为
（1）从当代现实说，美国和日本是欧洲的盟国，一家子人相互之间的比较意义不是那么大，而俄罗斯则明显尚未从先前的几句败落中恢复过来；
（2）从人类数千年乃至上万年的发展史说，一个西方文明核心，一个中国文明核心，最具有可比性，或者说比较的意义最大；伊恩·莫里斯的那本书里所做的比较，基本就是这两大文明的比较；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尊重地球上存在过的所有伟大文明，但在作比较时，也要实事求是，不必太伪善。
三、如果社会进步可测量，则欧洲当然处于衰落之中
当今是信息时代，各种统计数据、各种时事新闻报道的获得都不再是一个难题。所以，在我们前面讲清楚了评价、测量框架之后，把各种数据填进去就不再是个难事，只要有充分的时间和篇幅，我们能填进要多少就有多少的数据。所以，我在这里不会做大量的数据、实施的陈列来证明自己的结论，而是简略选取一些，够用即可，读者可以自行查阅更多的数据和事实，看看能不能用它们来推翻我的结论。
我们先讲第一条，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将用经济指标来代替单纯的能量消耗。从经济指标比如说GDP（还是那句话，它不能说明一切，甚至很有问题，但我们找不到比它更好的指标）看，则无论是总量还是人均，欧洲的发展都是缓慢的，年增长率能够达到两个百分点以上就算是非常不错的指标，这与中国这样的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然而，另一方面，欧洲毕竟是已经攀爬到GDP的高峰的国家，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的缓慢增长看成是不需要，我们还得站在它的脚下仰望。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不完全对。然而，绝大多数中国人对于西方——当然包括欧洲——的优越性深信不疑，所以绝不会想到它有什么不对。
直到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的最近这几年，更多的人才看清楚，原来不是这么回事，至少不完全是这么回事。原来这么多在中国人心目中犹如神灵的欧洲国家，冰岛、欧猪国（葡萄牙、意大利、希腊、西班牙，后来又加入了爱尔兰），甚至英国和法国，都陷入了债务危机、经济危机，甚至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问题又反过来加重了经济问题。
以现代化的开创者、曾经的世界秩序的主宰者英国为例，2011年8月份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是二百五十万人失业，一百万16岁至24岁的年轻人失业，占年轻劳动力的20%，同时，食品、电力、煤气、交通费用暴涨（远远超过中国的数字，而我们中国人感到中国的数字已经让我们很难受了）。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补救或掩盖英国所面临的严重经济问题，它的社会福利制度也无法补救或掩盖：英国后来爆发的大规模社会骚乱证实了这一点。我不想再在这里塞入其他比英国情况更糟糕的国家的统计数字和所出现的社会乱像了。如果你说这些都不算问题，都不能作为欧洲衰落的证据，那我们也就没什么讨论的必要了——不必提醒我英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还是比中国人民高不少，如果我们总是停留在这个层次上没完没了，那也没什么必要讨论了。
在重要的欧洲国家中，只有德国的经济表现最好。德国是欧洲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它的表现尚好，是欧洲的一线希望。但德国经济的良好表现，依靠的不是与其他欧洲国家的经济联系，而是与中国，恰恰是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给了德国订单。
这里我们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欧洲在经济方面的衰落不仅体现在经济总量的体制不前上面，而且体现在其经济结构上面。很多中国人无限羡慕，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专家、学者也曾将其抬得很高的“金融创收”在一些欧洲国家的超高比例，今天已被证明不是其长处，而是巨大的缺陷。人类发展指数多次排名世界第一，被一些非常优秀、对于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确有非凡的洞见的的学者，如杰拉德·戴蒙德奉为人类发展的希望和样板的冰岛，在金融危机中显出了原形：原来它的绿色、无烟的高生活水平，只是建立在开赌场骗别人钱（包括骗英国的钱，英国一度曾愤怒到想引用反恐法条来制裁它）的基础之上的。英国也因为其经济结构的“高端化”即金融业所占比例高而备受折磨。可以这么说，金融业所占比例越高，你的经济就越虚拟化，越脆弱。简而言之，制造业——而不是金融业——过去是，今天是，在可预见的将来还是经济中真正体现靠得住的实力的部门。欧洲，也包括美国，制造业的份额严重下降，经济向所谓的“高端”金融业移动，本身就是其衰落的表征，绝不值得羡慕——遗憾的是，这个我讲了许多年的道理，很多中国的精英还是不相信，他们仍旧对“人家”在金融业上的“发达”顶礼膜拜，他们是见了棺材也不落泪的，这里面有屁股决定脑袋的因素，也有对于经济规律认识肤浅的因素。
作为对于长期趋势的一个总结，从经济发展看，欧洲毫无疑问处于衰落之中，不仅相对于发展速度极快的中国是处于衰落之中，就是相对于美国，以及印度、巴西等，也是如此。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欧洲在工业技术、科研等领域还有一定的储备，所以，即使衰落，其他国家想赶超上去，还需要时间。然而，经济的衰落是最根本性的衰落，它必将引发科技、军事、社会生活，甚至文化的衰落，只是所需要的时间不同。
第二条，社会组织能力，欧洲的表现如何呢？长期以来，欧洲是社会组织能力的优秀典范，其福利制度保障了社会各阶层的安定团结，是世界各国人民学习的榜样，我们认为它在这方面甚至超过了美国。但是，经济，GDP，就是决定其他决定因素的决定因素。经济危机一来，欧洲社会的安定团结轰然倒塌，罢工、骚乱，乃至暴乱风起云涌，连优等生德国都不能完全避免。
在英国（又是拿英国举例，对不起英国了）出现的暴乱中，那些青少年将老太太的衣服剥得精光抢走，连条内裤都不给留。这真是人类社会的道德沦落到极点的象征：按照中国传统的习俗，盗亦有道，你至少应该给人留条内裤，一般还要留个打的回家的钱，对于男士尚且应该如此，更何况是对年老女士。英国首相卡梅伦被无数这类场景所激怒，认为这是纯粹的犯罪，不存在任何社会剥夺的借口——但我们知道，这里面就是有“社会剥夺”的因素，前面所引的英国失业数据说明了这一点。卡梅伦主张剥夺那些参与暴乱者及其家庭（这有点诛连的意思了）的政府补贴住房。当被问及他们无家可归怎么办时，卡梅伦回答：“他们在入室抢劫之前就应该想到这一点了。”当被问及在如此严厉的惩罚下他们怎么活下去时，社区与地方政府大臣回答：“他们可以去找工作。”卡梅伦首相和社区与地方政府大臣并不是唯一被激怒的人，法官们也一样。两位十几岁的青年在Facebook上煽动骚乱，没造成任何后果就判入狱4年。要是按这个标准，中国得判多少人入狱4年？英国媒体也普遍说量刑跟过去的习惯完全不成比例，所以提出了一些批评。另外一个例子是一个黑人青年因舔了一口（英国媒体都是这么报道的）偷来的冰激凌而被判入狱16个月。还有其他许多“严打”的例子，这些例子反应了欧洲社会长期以来的宽刑化潮流因为目前的严重社会乱象而在一夜之间就被扭转。
不用再举例子了。我们可以做一些结论了。首先，平心而论，欧洲的社会组织能力在世界范围看还是优秀的，虽然出现了社会乱象，但这种社会乱象与阿拉伯世界及非洲的很多国家的乱像仍旧不可同日而语，还远没有到导致社会崩溃的地步。那么，和中国比怎么样？答曰：从眼前看，比中国还乱；但从长远看，不知道，因为中国也确实有着自己的很多社会矛盾，而其制度建设、公民社会的发育还远远比不上欧洲。制度决定论者会下因此而下断言：中国远不如欧洲，中国社会的崩溃就在眼前。我则没这么确定，我绝不认为中国比欧洲强，但关于中国社会的崩溃就在眼前的断言我们已经听了几十年了，这个“眼前”却还没有来。
我们应该看到，欧洲也有着相当深刻的社会问题，其根源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因素，另外还有新移民及其带来的种族、宗教的矛盾（我们在后面还要详述），那个挪威杀手布雷维克的实践与理论就集中反映了这些矛盾——他的那个长达1518页的《2083欧洲独立宣言》将通过这次杀戮而广泛传播，并对欧洲乃至世界其他国家的种族矛盾产生深远的影响，这是已经无法阻挡的了。所以我说“不知道”。
回到欧洲是否衰落了的问题上来。我可以说，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如果讲纵比，则欧洲是在衰落无疑，讲横比，则未来的不确定性太强，我们无法下结论。其实，如同我常说的那样，在社会组织能力上，这个世界是在“比烂”，现在不是比谁进步的问题，而是比谁退步得慢，那个退步得最慢、坚持到最后的，就是赢家，就获得了下一步大踏步前进的机会。在这场比赛中，我们决不能说中国有什么优势，但是中国必输的结论无疑也是过于武断的——从制度层面讲，中国也不会是一成不变的。我在这里要强调“中国也不会是一成不变的”。如果中国真是一成不变，那么从眼前看，问题并不比欧洲大，但从长远看，中国比不上欧洲有韧性的可能性也很大。可是，我认为中国因一成不变而输掉这场比赛的几率也并不高：作为一个有几千年文化积淀的大文明，别看现在的精英层好像很颟顸，中国有的是聪明人，做出及时而适当的反应的可能性还是相当大的。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也许还有后发优势：恰恰是因为制度层面一直处于未完成时态，我们可以不像欧洲那样受到已经固化的现行体制的束缚，重新设计、选择更好的制度。让我们拭目以待，有志者则可努力争取符合中国国情的变革。
那么，信息处理方面我们应该怎么评价欧洲呢？如果对信息处理做狭义的理解，则在硬件方面，如人均计算机台数、人均手机台数、网民比例等，这个世界正在迅速进步之中，同时世界上相当一部分地区的差距正在被迅速拉平。如果做广义理解，则信息处理除了这些硬指标之外，还应包括文化创新能力和文化影响力。
在文化创新能力和文化影响力方面，欧洲以及美国，整个西方，仍旧处于不可撼动的地位。我在这篇文章中使用一个西方人所建立的衡量尺度来讨论欧洲的衰落问题，而西方人恐怕不会使用一个中国人所建立的衡量尺度——其实我们根本就没有建立过能做这种衡量的尺度。可以这么说，近代以来，好书基本上都是西方人写的，这就已经足够证明他们在信息处理方面的巨大优势了。欧洲在科技方面，在社科、人文方面，在艺术、娱乐、时尚方面，仍旧领先除了美国之外的世界其他部分很多很多。文化创新能力和文化影响力的相对地位的变化，一般总是滞后于经济地位的变化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欧洲的文化地位也会随着其经济地位的衰落而衰落，但会晚不少年，所以今天还谈不上衰落。而中国的文化地位的恢复（因为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有非常高的文化地位，所以我们说“恢复”）则还需要很多年经济发展的带领，急不得，现在就着急把中国的文化“打出去”，纯属虚妄。
谈到文化影响力，则我们也许避不开“民主、自由”的话题了。我们在前面提到，伊恩·莫里斯并没有把“民主、自由”作为社会发展的指标，我们可以把“民主、自由”看成是达成别的目标的手段，而不是结果本身、不是“成就”本身。这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恐怕都是对的，但到了现在，由于技术和财富的积累导致了人类的识字率大大提高，而识字率的提高有大大增强的普通人对于政治、国家大事的参与意识，“民主、自由”本身就可能是目的了，是人们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了。欧洲“普世价值”的影响力当然大大优于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不要说在其他地方，就是在中国国内，其影响力也大于其它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简而言之，文化影响力是欧洲最为强势的部分，迄今并没有呈现出太多的“衰落”迹象。但文化影响力还是跟着经济走的，只是滞后一段时间而已，这时间多半会比较长，会有50年到100年。
最后，我们要讲到发动战争的能力了。近代以来，欧洲人的军事力量远远超出非欧洲人之上，讨论欧洲人与世界其余部分的战争没有太大意义，基本上是单纯的屠杀，只有欧洲人自己之间的战争才值得讨论。后来加入了实际上是欧洲人后裔的美国。非欧洲人对欧洲人的军事力量的真正挑战来自东亚——这也完全是顺理成章的，因为东亚国家在我们前面所说的文明尺度中是仅次于欧洲文明的地方。首先是日本，日俄战争中打败了俄国，又在二战中与美国展开了激烈的战争，虽然战败，但已经不能说是完全一边倒的被屠杀了。之后是中国，在朝鲜战争中何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打成平手。但在朝鲜战争中，中国也还是离不开一个欧洲国家——前苏联——在武器装备上的支援。如果我们仍旧把美国人算作欧洲人的一部分，谈北约，那么，现在谈欧洲在发动战争的能力方面的衰落还为时过早。但是，如果我们讨论的范围只限于欧盟成员国，那么，其军事地位已经非常明显地下降了。
在欧盟中，军事地位最高的无疑是英国和法国这两个核大国、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就以这两个国家的情况看，其在军事上的相对地位，其武器装备，其在实战中表现出来的战争能力，都是在明显的衰落之中。英国新航母将“裸奔”，即无舰载机的消息，已经是人所共知了。无论怎么做解释，这都是英国这个称雄世界海洋500年，主宰200年的海军超级大国明显衰落的标志。去年11月，英、法两国首脑在伦敦签署了一项涉及范围相当广泛的防务合作协议，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节约国防开支。实际上，这两个国家已经越来越无力独自负担一支能够维持原来水平的威慑和作战能力的军队了，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勉强维持。用一些军事专家的话说：这是两个穷人抱团取暖。像那种认为“（英、法）如果能把一体化推进到空军、海军，将对欧盟一体化是一个很大的推动作用，而美国是十分害怕欧盟军事一体化的”说法，是想当然的陈词滥调——我们在后面就会看到，美国现在不是担心欧洲的军事力量太强大，会脱离自己，而是忧虑欧洲太虚弱，总是靠在自己身上。
当然，还是那句话，“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英、法在国防工业领域也还留有一定的储备，同时也还具备一定程度的远程投射力量的能力，这些方面它们仍旧领先于中国。似乎是急于表明自己“虎瘦雄心在”，英、法语今年三月发动了对利比亚卡扎菲政权的战争。利比亚是个只有600万人口的小国，武器装备极其落后，社会组织能力也基本上处于前现代水平，英、法两格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再加上纠集起来的北约其他国家，拿下卡扎菲应该不费吹灰之力。然而，恰恰在这场战争中，英、法，更广义的说是欧洲，其战争能力的衰落暴露无遗——他们离开了美国实际上是什么都干不了。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在布鲁塞尔北约的一次会上发飙大骂欧洲盟国：“（北约）这个历史上最强大的军事联盟，打一个武器装备可怜、人口稀少的国家，只打了11个星期，很多盟国居然就没有弹药了，它们又来要求美国给补上缺口”；“坦率说，很多盟国坐在球场外，并不是它们不想参加，而是根本没有这个能力，它们根本就没有军事能力”；北约的前景“即使不是令人沮丧的，也是黯淡的”（“Defense Secretary Warns NATO of ‘Dim’ Future”，《纽约时报》网站，　2011年6月10日　）。我想盖茨的这些话已经够清楚了，但我可以再补充一个例证：在北约部队与叛军一起攻占的黎波里之后，《纽约时报》发表社论，再次强烈抨击欧洲盟国过于令人失望的军事能力（“NATO’s Teachable Moment：The alliance helped topple Qaddafi — but had to struggle to keep up the campaign”，《纽约时报》，　2011年8月30日　）。
如果对付的不是利比亚，而是，比如说，东亚的国家，人口众多，经济总量大，社会组织能力强，武器装备也好得多，欧洲的军事能力又如何？恐怕非常值得怀疑了。有些人可能会给欧洲的军事能力做辩护，说今天的弱化是因为当今这个相对和平的世界不需要其保持过于强大的军事力量。这个话当然有一定道理：欧洲之所以敢放任自己的军事力量如此下滑，当然与其当今所面临的威胁不大有关——但其经济发展的停滞加上超前消费限制了其能够投入国防领域的资源，则是更为根本的限制因素。同时，我们必须指出，一旦国际局势发生变化，重整军备可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容易。
顺便说一句，我在这里使用了伊恩·莫里斯的评价体系，我认为它非常有价值，但我认为伊恩·莫里斯自己用此体系测评出的结果有很大的问题，因为他代入的数据未必正确。当然，有的测评结果与现实距离较大是因为现实发展的过快。举个例子，他认为中国的军事力量仍旧非常薄弱，这放在十年前无疑还是正确的，放在今天，恐怕就比较成问题了。坦率说，中国的军事力量在最近十年中发展非常快，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
简而言之，如果你同意讨论社会“发展”、“进步”、“退步”、“上升”、“衰落”是有意义的，并且也同意所谓的“社会发展”，就是操控局面，使之朝自己所希望的方向变化的能力，而且这个能力是可以用我在这里所引用的体系测量的，则欧洲当然是出于衰落之中。
前面我们讲了过多的理论，在这里我想引用一位在英国留学的中国女学生的个人体会。事情的缘起是我写了一个关于最近的PX争端的微博，我说：“化工厂有没有毒，有没有危险？我认为是化工厂就多少有毒有危险，所以老百姓不愿将化工厂建在自己家门口很正当。但人们又离不开化工产品怎么办？一个办法是从国外进口，其实中国化工产品很大一部份从美日欧进口，所以不要吹他们什么‘100公里’，压根是　0公里　。我希望中国能阔到不用考虑自己生产化工品。”我承认这段话写的含糊其辞，于是就有一个在英国读书的中国女留学生跟我较上劲了，她说：“我买的化学试剂就是从中国出口的。据我所知，中国的化学家是全世界最好的，下个月回国开会，我就要尝试和中国的化学家合作。至于‘毒’的问题其实不难解决，我们既有这智慧，也有这实力，关键是你是否想着百年大计。您这话是逗乐呢还是真的？”她这话当然是针对我的最后一句话说的，我还是含糊其辞地回答：“没办法，只能半逗乐，半认真。”没想到这位女士认上真了：“为什么半认真？您总不会希望我们将来在阔了以后变成像今天的美国和欧洲吧？更何况中国还没阔呢。我们组有个院士回澳洲做教授去了，却连一些做试验要用的简单器材都买不到，只好从欧洲订。其实那些东西都是从中国来的，如果中国断货，那对欧洲也大大不妙。我们应该退出世贸，昂起头来做人。”这几段对话与我们这里讨论的问题有关的，当然不是PX的官司，而是这位女学生对于她的专业领域内中国与欧洲、澳大利亚的相对实力的亲身体会。这种体会不可能是精确的，但绝不是没有价值的。比如，“中国的化学家是全世界最好的”这句话恐怕就过了头，“我们应该退出世贸，昂起头来做人”也未必是一个可取的策略，但她讲的实验器材的来源，则是一个很好的旁证。
四、欧洲衰落的根源
要认真地谈欧洲衰落的根源，又是个极端困难的问题。困难之处不在于我们看不清楚问题，而在于我们不能讲真话，讲真话会被许多人骂，所以明白人也只能揣着明白装糊涂。
揣着明白装糊涂是有很大的问题的：第一，它使得明白人不能深入讨论这个问题，从而获得进一步的洞见和解决之道；第二，它使得更多的人完全糊涂，包括原本不应该糊涂的知识阶层。这个揣着明白装糊涂、不讲真话的社会氛围，一步一步、慢慢地把欧洲推向衰落，进一步的衰落。同时，其他国家的人也一起揣着明白装糊涂，或者根本就是真糊涂，则使得人类无法从欧洲的衰落中获得教训，从而有可能重蹈覆辙。
欧洲衰落的根本原因，其实一句话就能说明白，就是它的福利社会、它的高消费超出了它的生产能力。美国只有高消费而无福利社会，尚且支撑不住了，欧洲还要加上一个福利社会，况且福利社会不仅仅需要很大的支出，它甚至会妨碍生产能力——说白了就是人在福利社会中会变懒。
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人会反对福利社会：你好、我好、大家都好，难道不好吗？所以，在过去的很多年中，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的知识分子们，都把欧洲的福利社会看做是人类的样板、人类的希望。福利社会当然很好——只是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必须负担得起。我们中国人曾经以为欧洲人绝对负担得起，欧洲人自己也这么认为——否则他们为什么不做调整呢。人们认为：如果说，福利社会导致了欧洲经济增长的缓慢，那也是因为人人已经都在福利之中了，不需要更快的增长了。直至2008年的某一天，残酷的经济现实告诉我们：地球上不存在人间天堂。
欧洲的福利社会首先是冷战的产物。在冷战之前，欧洲确实早已有了一定的社会保障制度，但与今天的福利社会不可同日而语——欧洲今天的福利社会，首先是为了应对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挑战。在社会主义阵营的极盛期，欧洲的知识分子乃至相当一部分民众，普遍为前苏联社会主义式的社会保障所倾倒。如果不能应付这种挑战，则欧洲当时的资本主义制度危在旦夕。但是，欧洲的政治体制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它的作用是为这种对于挑战的应对设置了下方刚性，即在挑战消失之后也只能上调而不能下调——一直上调到经济实在支撑不下去。
政治学家房宁曾经说过：过去的政治统治都是压制性的，但到了近几十年，政治统治的基本特征成了“给甜头”，无论是什么政治体制的国家，都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给甜头”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形成了“给甜头政治”。这是十分中肯的。其实，我在前面所说的欧洲社会福利体制的很多特点，如下方刚性，当然也是其他政治体制的国家的政治特点。
给甜头当然比压制好，但是，只给甜头而没有能力建立一个能够产出越来越多的甜头的机制，必然会在满足社会对于基本甜头的要求之前就造成经济的崩溃——发达国家尚且如此，遑论发展中国家。前面提到卡梅伦首相说：“不存在任何社会剥夺的借口”，这话也对，也不对。说他对是因为英国确实已经建立了一个从摇篮一直照顾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无论如何都让你一辈子能过得去。说他们不对，是因为即使是这样一个非常好的福利制度，失业而依靠福利过活仍旧是一件不怎么舒服的事情。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一个典型的英国失业青年是住在政府补贴的房子里，每两个星期从政府那里拿到125美元的救济金的人（“Riots Spotlight London’s Troubled Youths”，《纽约时报》，　2011年8月10日　）。从救济金的数额以及英国的高物价我们可以知道，这样的生活不会是很舒服的。而当今的经济困难——这在一定程度上又恰恰是相对于英国经济能力来说是过度的社会福利所造成的一个后果——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找不到工作。简而言之，这个原本人们以为是最美好的社会制度，养出了很多懒人，却不光令勤快人不满意，令懒人也不满意。
现在，欧洲各国的社会不安定已经形成了对于其社会组织能力相当程度的挑战，今后也未必能向更稳定的方向发展。如何应对？一个是给更多的甜头维稳——这在经济上实在有困难；一个是放任——直至社会落入更为严重的失序；一个是走向更严厉的管制，少给甜头多压制——说得危言耸听了就是法西斯化。从英国的情况看，以卡梅伦首相为代表的精英阶层显然是想采取最后一项策略。然而，在英国的政治制度下，卡梅伦的主张不大可能实现——现在来自工党和自由党的反对声已经相当强大。所以，暂时的大趋势是第二个可能性。当社会失序严重到相当的程度，则前面所说的“法西斯化”就不再完全是危言耸听了。
欧洲的教训是中国必须汲取的。当今世界，民主、社会福利都已经是生活必需品而不是奢侈品，没有这两样东西的社会是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的，很多世界很多地区所发生的政治大变局已经充分告诉了我们这一点。但是，在这两个方面做过了头，也会带来不可持续的问题。为了能给予社会成员更多的民主和社会福利，更多的甜头，当务之急还是经济的健康发展。
为了保持健康的经济发展，合理的奖勤罚懒是必须的，合理的缩小收入差距也是必须的。没有前一条，劳动效率不可能有；没有后一条，社会不公的感受将导致社会冲突，更何况人类历史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养成的豪富阶层往往是更没有效率的。这里的尺度把握对于政治家、社会管理者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比起统治精英集团的治理水平，恰当的政治制度安排当然是更重要的：需要做出一个合理的制度安排，使得既能避免给甜头过度造成社会的普遍懒惰，又能避免少数权贵凌驾于社会之上，造成社会愤懑和精英腐败的低效率。这对于人类来说，是一项共同的挑战。
欧洲的另外一个问题当然就是移民问题。法国社会因移民所带来的分裂，如极右翼国民阵线、2005年的大骚乱、穆斯林妇女的盖头问题，等等，我们已经耳熟能详。德国的土耳其移民问题、英国的南亚移民制造恐怖主义事件以及这次的骚乱（虽然各个种族都不乏参与者，但也确实存在种族色彩），对于我们也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最近，最血腥的反对移民的事件，则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挪威杀手布雷维克所制造的杀人案。这些事情都反映了欧洲社会的移民问题已经造成了相当严重的身份认同、社会整合等问题。
不能说欧洲各国这些年来的多元文化政策是不成功的：在现实状况是外来移民的比例越来越高的情况下，不搞多元文化政策会造成激烈的种族、宗教对抗。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多元文化政策最多是缓和了一下对抗，并不能在根本上解决大量移民所带来的社会分裂。随着时间的推移，种族、宗教可以慢慢融合，但究竟是融合走在前面，还是分裂走在前面？以目前的情况看，形势不容乐观。
欧洲国家也并不是单纯的慈善家，其之所以接受这么多的移民，主要是两个因素：一个是本国主体民族生育率低、劳动力匮乏，特别是愿意干艰苦工作的本国劳动力匮乏；一个是英、法这样的老牌殖民国家想用对自己的前殖民地人民相对开放移民的办法来维系自己在那些地方的影响力，维系自己正在逝去的世界大国地位。也许我们还要再加上一个因素，这就是欧洲的左翼自由主义思潮反对采取拒斥移民的政策。这样就算三个重要因素，第三个确实有慈善的意味。
我们从第三个说起。人们会说，左翼自由主义思潮反对采取拒斥移民的政策难道不是一种人道主义吗？是的，这是一种人道主义，在道德上是高尚的，但当移民问题造成了社会负担过重的时候，仍旧推行这种主张，其最终结果是激化矛盾而造成强烈反弹，这个事情是不能做过头的。个人有可能执着，一个人口众多的社会，特别是民主制的，基本上没有可能执着。当欧洲的移民问题进一步严重下去的时候，反对采取拒斥移民的政策的思潮最终还是会退潮。所以第三个因素也未必是不能调整、消除的因素。至于第二个因素，当世界大国的架子实在撑不起的时候，任何人都会接受现实，这个因素也是可调的。比较硬而难以调整的，是第一个因素。根据同济大学德国研究所/欧盟研究所在新浪的官方微博发布的欧洲人口普查结果：德国18岁以下人口仅占8100万总人口的16.5%，是欧盟成员国里儿童比例最小的国家；而土耳其7200万的总人口数量中，18岁以下人口占31.2%，几乎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这样一个人口结构上的巨大差别，决定了土耳其移民——他们的孩子往往是不会进大学的——涌入德国是一个很难扭转的大势。从英国的情况看，在全社会反移民的呼声日益高涨的情况下，据《每日邮报》报道：2010年的移民数字从2009年的198000人增加到239000人，暴涨20%，给了承诺在2015年前把移民数字减少到几万人的政府一记响亮的耳光；波兰人从2003年的75000人增加到2010年底的532000人。一方面是移民与本土原居民难以妥善融合，另一方面是移民涌入得越来越多，根本制止不住。实际上，即使新的移民不再涌入，欧洲现有的移民问题已经很难解决了。
伊恩·莫里斯把移民称作将发达的文明社会打回原形的“五大天启骑士”之一（其余四个是气候变化、饥荒、国家灭亡和疾病）；是中国的康熙皇帝（他是最早敏锐地感觉到农耕社会通过缓慢的技术积累已经达到了在军事上超越游牧民族的阶段的人）在17世纪与俄罗斯联手（签署中俄尼布楚条约）关闭了欧亚草原大通道，高效地消灭了移民这个“天启骑士”，才使得东西方文明核心摆脱了大幅度倒退的威胁。类比总是不准确的：此移民非彼移民，此迁徙非彼迁徙。今天西方社会所面临的移民问题当然不会是历史上将文明社会打回原形的那种，但其对欧洲的社会凝聚力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仍旧是深远的。我们希望欧洲能够解决好这个问题，从而为人类社会树立一个好的样板，但在可预见的将来范围内，它仍将是欧洲衰落的一个因素。
五、结语
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包括欧洲，如日中天。北约刚刚拿下了利比亚，今后还可能向叙利亚进军。世界上没有什么其他国家在实力上能和西方国家相比拟，即使把美国刨除在外，即使欧洲止步不前甚至倒退一些，也是一样。所以，谈何欧洲的衰落呢？但中国的迅速发展造成了国际秩序中的多元格局。几千年来，甚至上万年来两大文明中心并立的格局再次出现。以小的历史尺度观察，也许中国有很多的问题，甚至会有局部或暂时的挫折、倒退。但如果是以大的历史尺度看，我们以自己短暂的一生所感受的挫折、倒退往往算不了什么。除非出现非常极端的情况，如某个疯子按下了核按钮，中国的崛起和欧洲的衰落是大历史趋势。当然，这次力量的转移多半不会像在人类过去的历史上那样充满了暴力和血腥，而会是一个渐进、平和的过程。　　

作者重要文章链接：

王小东：就圆明园兽首被拍卖答《凤凰周刊》记者问

王小东：就《中国不高兴》答《新京报》记者问

王小东：中国的工业化将决定中国与世界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