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中央情报局对文化领域的渗透

提到中央情报局，人们往往会同下列事件联系起来：1949年的希腊新法西斯政权、1953年的伊朗、1954年的危地马拉军人政府、1959年的黎巴嫩长枪党武装、1961年的古巴猪湾事件、1965年的印尼西亚苏哈托军人政权……其实，在组织策划这些“杰作”的同时，中央情报局还肩负着另一项使命。据最新解密的档案显示，中央情报局对文化领域开展了大规模的渗透，实际上操纵和指挥着冷战时期的文化冷战。

“美国没有文化部，中央情报局有责任来填补这个空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两大阵营对立的加剧，冷战在世界范围内展开。第一次将势力范围扩展到世界各地的美国政府十分清楚：光依靠军事上的优势并不能确保其胜利，他们亟需在文化领域展一场攻势，取得优势以保证其霸权。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央情报局是1947年7月根据美国安全法建立起来的，虽然说表面上的职责是收集、整理、分析、评估各方面的情报，但实际上，它涉及的范围很快就超越了这些。
冷战的设计者之一，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处主任乔治•坎南曾明确地说：“美国没有文化部，中央情报局有责任来填补这个空白。”坎南十分清楚美国当时在欧洲的处境：一方面面临着苏联咄咄逼人的攻势，另一方面，在大多数欧洲人心目中，美国普遍被看作是一片文化沙漠，美国人则是一群嚼着口香糖、开着佛莱车、被杜邦包装起来的暴发户和市侩。为此，中央情报局在其成立之初，就十分明确了其宣传目的：一是“遏制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二是树立美国的下面形象，也就是“系统地、科学地为美国的生活方式塑造形象”，开展“长期的思想运动”，来输出美国的生活价值。
作为文化冷战的第一次尝试，1947年，美国在战后的德国开办了“美国会堂”，为了同苏联人在德国开办的文化会堂相抗衡，这一机构在寒冷的冬季提供了舒适的阅览室，放映电影，举办音乐会、报告会和艺术展览。当然，“一切活动的首要重点就是宣传美国，”“改变德国的思想、道德、精神和文化的方向。”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美国当局精心组织和出资资助当时能够代表美国正面形象的各种文化产品，从最高档的歌剧、戏剧，到适合一般大众口味的小说等，所有的目录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以保证能够达到宣传的效果，像纪德的《从苏联归来》，就曾经被作为重点宣传品。

“我们根本花不完，要多少有多少，而且没有人查账”

中央情报局成立伊始，正值美国在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开始。根据协议，在援助资金中，有5%作为秘密经费留给美国政府，其对应的资金大约2亿美元，全部划给中央情报局，以作为冷战之用。
正是有了大量的资金作后盾，中央情报局在其进行的文化渗透和冷战中，规模急剧膨胀。用一名当时在情报局的工作的人员的话来说：“我们根本花不完，要多少有多少，而且没有人查账”。
为资助欧洲自由委员会建立自由欧洲电台用16种语言对苏联和东欧进行广播，1950年中央情报局一下子就专门拨出1000万美元。为资助美国大都会到欧洲演出，中央情报局一下子拿出了75万美元。
这一活动最具有代表性的项目，就是1950年6月成立的文化自由代表大会。表面上这是一个争取文化自由的组织，实际上却是中央情报局一手组织和策划的，其真正的目的也是由中央情报局所规定的：发动一场广泛而具有凝聚力的运动，对它的知识分子同行们施加一种压力，使他们脱离共产党外围组织或一些同路人组织；从独立的角度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目标；应当成为传播美国文化成就的使者，对美国心的某些方面包括美国的人权记录的反面批评做出反应，等等。一句话就是要成为美国的文化“桥头堡”。在长达十几年的活动中，中央情报局为其提供了几千万美元的费用。

“最好的宣传就是做得好像从来没有做过一样”

“最好的宣传就是做得好像从来没有做过一样”。精通文化冷战的美国心理专家克罗斯曼曾经这样说过。这也许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进行文化冷战的“行动准则”。
为了遮人耳目，中央情报局的一切资金动作都是秘密进行的，最惯用的方式是“安静通道”，就是找一些人和公司或机构，由中央情报局将经费拨给他们，然后由他们用自己的名义捐给指定的对象，诸如“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等大牌基金会，都是中央情报局的首选目标。
同时，为了达到最佳的宣传效果，中央情报局对其资助的对象也作了精心的挑选，煞费苦心，有意同名声不佳的右翼人士划清“界线”，而将重点放到两类人身上：一是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所谓“自由派”；二是非共产党的左翼知识分子，也就是那些带有左翼政治传统、自认为是权力中心对立面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些曾经加入过共产党的知识分子，也就是所谓的“非党左派，更是其拉扰的重点对象，要通过这批人的“现身说法，”“使共产党人看不到一点前途”，重用“非党左派”战略因而也就成为中央情报局“政治行动的理论基础”和“美国外交政策潜藏的或秘而不宣的主题。”

“所有的知识领域，我们都有兴趣”

作为美国文化冷战的指挥者，中央情报局犹如一只大章鱼，其触角几乎无孔不入，延伸及文化的各个领域。在它的武器库里，一切意识形态的工具几乎应有尽有，如出版，中央情报局在五六十年代至少参与了1000多本图书的出版，总之，“所有的知识领域，我们都有兴趣。”
本来，由欧洲一群愤世俗的青年艺术家倡导的抽象表现艺术并不被美国人看好，甚至被认为“无意识地成为克里姆林宫的工具”，“具有共产主义性质”。但是，当苏联于五十年代在现实主义名义下对抽象艺术开展批判后，中央情报局立即发觉其中“大有用武之地”。中央情报局找到同其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其幕后就是中央情报局资助的拉菲尔基金），由现代艺术博物馆出资大量购买抽象艺术作品，并由自由欧洲委员会运用其在欧洲的关系，在欧洲进行了一系统巡回展览。这一活动的高潮是1960年在法国巴黎举行的展览，中央情报局为此项活动出资3万多美元，以扩充其展览内容。
事后，中央情报局得意地说：他们才是“五十年代美国最好的艺术评论家，我们是抽象表现主义的真正缔造者。”

“把邪恶贴到另一个国家是那么的轻而易举”

在具体宣传策略上，中央情报局严格遵循了坎南在国立学院的一次讲演中提出的“必要的谎言是美国战后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概念，不仅散布了大量的所谓“无归属的谎言”，还直接插手，编造出新的东西。
电影是二十世纪由美国好莱坞催化出来的最大娱乐业，中央情报局自然不会放过这一对大众有广泛影响的工具。除了通过美国新闻署驻在世界各地的工作站，规定和推荐“适合”在哪些国家放映外，中央情报局还通过渗入电影制片厂和情报人员，直接插手影片的编剧和制作。乔治•奥威尔是英国最负盛名的政治寓言作家，其代表作《1984年》和《动物庄园》被认为极其深刻地批判了国家极权主义的恐怖。1950年奥威尔逝世后不久，中央情报局立即派人到英国同其遗孀商谈版权，要求将《动物庄园》改编成电影。在其制作过程中，中央情报局派人现场指导剧本的修改。结果，影片的结尾完全脱离了奥威尔的原著，而是根据中央情报局的意见，修改为只留下代表共产主义的面目可憎的“猪”，取消了代表腐败资本主义的农场主义，以激起观众的情绪。
同样，对奥威尔的《1984》，中央情报局也采用了相同的手法，由美国文化自由主席索尔•斯坦因亲自出马，直接参与剧本的改编。斯坦因明确对该片的编剧要求“影片应该同当今极权主义，把极权主义同共产主义等同起来。1956年《动物庄园》和《1984年》两部影片同时上映。这两部影片的上映在冷战中所起的作用，连中央情报局的有关人员在总结这件事时也感叹到：“把邪恶贴到另一个国家是多么的轻而易举。
（《环球视野》网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