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费的增长还是很低甚至不够

昨天，人大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姜恩柱在回答记者有关军费问题时做了回答：

回答一：近年来，中国政府在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发展和财政收入快速增长的基础上，适度增加了国防费，但这种增长是属于弥补国防基础薄弱的补偿性增长。从上个世纪1979年到1989年，中国国防费平均每年下降5.83%。近几年，国防费增长的比例远远低于财政收入的增长。2003至2007年，中国国防支出年均增长15.8%，明显低于同期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2.1%的水平。

回答二：今年中国增加国防费主要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提高军队官兵待遇；二是根据物价上涨情况，相应提高士兵伙食费，增加军队油料购置投入；三是适应部队训练需要，适当提高公务事业费和教育训练费标准；四是适度增加装备建设经费，提高军队在信息化条件下的防卫作战能力。

对此我认为新闻发言人说的没有错，我甚至认为军费增加的幅度还远远不够。在回答一中，根据我咨询专家和查看资料的结果：从1978年到1989年，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37.2%下降到了19.1%。如果把1978年所没有的内债扣除掉，已经到了16%。也就是说，国家财政收入大幅下降后，从中不可能提出更多的费用给军队。当然，军队过于庞大，裁军是必然的，这才有1985年的百万大裁军。裁军的决定无疑是正确的，问题是国防基础的转型过于粗放，所以才有现在所说的“国防基础薄弱”需要“补偿性增长”的问题。

财政收入下降后，实际上是一种粗放型的让利于民。在国民收入第一次分配中，居民个人所占比例从1978年的49.6%提高到1988年的70.4%，经再分配后居民可支配的货币收入占到了国民收入的72.4%。其结果就是居民储蓄余额从1978年的210亿元快速增长，到了1989年已经接近10000亿元。收入向个人倾斜，必然增加消费需求。从1979年到1982年居民大部分所得用于“补生活欠账”的消费，这就需要相应的调整生产结构。也就是降低基础设施和军事装备升级的支出，简单地说，就是实行下军重工上农、轻的产业政策。

在这期间，核工业、航空、兵器、航天4 个军工部门的民品产值占总产值从1979年的8.2%上升到了20%。以电视机为例，1977年我国黑白电视机年产20万台，以电子管为主，到了1982年已经可以年产600万台全晶体管电视机，在这其中，如果没有前30年品种齐全、配套完整基础元器件以及技术资金密集的军用雷达通讯生产能力做基础，是不可能的。这也可以说是国防军工对国家转型的贡献。但是这种高技术低利用满足消费的方式，在没有技术储备、升级资金的情况下能不能持续呢？

到了1983～1989年，由于财政向居民消费倾斜的结果，第二次消费升级的到来（冰箱、彩电、洗衣机等等），使得少数掌握1960年代国际普及的机电结合技术的军工、工业设备生产部门转产出现了瓶颈，也就是说从军工、工业设备转产为消费产品是需要成本的（投资和时间）。但是当时在国家财政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这是不可能的。除了减税让利、刺激消费发奖金以外，仅有的资金也都给了轻工生产“老三件”了（自行车、手表、缝纫机，认为货币回收快，而实际上没有计划的规模盲目扩张也造成很多的坏账）。比如“六五”末，4个军工部门的固定资产占全国机械工业固定资产总值的24.5%，而总产值在1984年却只占全国工业机械的8%。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满足消费需求，不得不大幅进口成品（也有走私的）。1985年外汇现汇为82亿美元，到了年底仅剩下16亿美元。后来虽然将进口成品改为半成品、设备技术、生产线等，但客观上还是把相当多的军工企业捆绑在了国外拥有核心技术的生产线上从事低端外围加工的位置上。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无法为军队提供按正常周期换装提供整套的装备，而且流失了大量的军工技术人员。到了1990年代，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军队常规装备不得不再次从头来，靠进口俄罗斯的飞机、舰艇从新吸收、消化、仿制。

这几年虽然在基础科研、实验室有了一些突破，但是完成整体换装的量产厂家、生产线的建立能不能完全兑现呢？在这个意义说，看人大发言人关于军费增长的“这种增长是属于弥补国防基础薄弱的补偿性增长”说法，是完全站得住的。甚至可以说如果不考虑国家发展的全局，这几年军费的增加是远远不够的。至于国外一些人对此说三道四，完全没有必要解释和理睬，关键是我们自己要清楚我们走过的路。

对于回答二：我只想说，我2月29日刚刚从福建回来，一线基层部队的伙食费每天只有11.6元（舰艇兵每天24元），我当天早晨在福建的市场上看了，猪肉15元一斤，西红柿2元一斤，油菜2元一斤。由此来看，军费增长也是很低的。

建议从军事角度理解上述一些问题请参见2008年第三期《舰船知识》杂志上“军事变革与台湾问题”一文。

中国军事变革与台湾问题

白马

人类5000年的战争史上，从武器、战术到编制，经历了大小数百次军事变革。在军事变革的断代问题上，美国的托夫勒提出农业、工业、信息“三次浪潮”。苏军总参谋长奥尔加科夫元帅分为13世纪火器、19世纪线膛武器、20世纪导弹核武器、精确制导武器四次革命。也有学者把战术发展史分成十几个阶段。笔者认为，产业基础才是军事变革的最关键因素，从产业基础角度看中国军事变革的历史，可以大致分为8个阶段。

车战时代
车战时代，也称青铜时代。在石器时代，由于武器效能低，氏族部落战争以血缘为基础，受地域限制，更缺乏战略、战术指导。直到青铜兵器和战车出现在战场上，战争才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由于战车在远距离机动能力和突击能力的巨大优势，战车成为战场上的主要突击力量。拥有战车的数量也是国家军事力量的标志。
车战时代的产业基础是青铜冶炼和手工业。战车制造，需要青铜、制革、木工等技术，当时是一门“高科技”。中华民族、古埃及、亚述是早期掌握战车制造技术的领先民族。
车战时代的特点。贵族为战车上的甲士，装备优良的青铜兵器和皮革铠甲，掌握先进的驾驶技术，是军队的主力。平民和奴隶是步兵，以25人的“两”隶属于1辆战车，也是最小的方阵。这一时期的战术中出现了军阵，即战斗队形。世界历史上最早有文字记载的战争，发生在公元前2197年，夏启击败有扈氏的甘之战，《尚书·甘誓》中记载的“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也就是最初的“战斗条令”。军队数量少，战争通常由一次会战决定胜负。
战车时代中国军事变革的指导思想是扩大领先差距，打击敌方弱点。这次军事变革是产业升级的结果。
中华民族的祖先由于首先完成了从石器时代战争到车战时代（青铜时代）的军事变革，因此，从早期发祥地出发，击败了其他氏族部落，势力范围扩展到黄河中下游广阔的冲击平原地带，这一区域内，地形平坦适合战车行动。

步兵时代
步兵时代，也称铁兵器时代。铁兵器出现后，由于铁箭簇、铁矛杀伤威力大，造价低廉，贵族在装备、驾驶战车方面的财产和技术优势不复存在。由于作战区域扩展到复杂地形，车战的优势也就丧失了。公元前541年，当晋国军队在北方山地和狄人作战时，被迫放弃无法爬山的战车，全军徒步战斗。以魏舒“毁车以为行”为标志，开始了步兵时代。
步兵时代的产业基础是农业。农业越发达的地区，给军队提供的兵力和军粮就越多，有关军事先进技术的发明越多。
步兵时代的特点。地主阶级掌握文化知识成为军队的指挥官，农民构成士兵的主力。军队规模扩大，战争已经不能由一次战斗决定胜负，而是由多次战斗组成。因此军事理论也开始有了战略和战术的区分。
步兵时代中国军事变革的指导思想。仍然是扩大领先差距，打击敌方弱点。这次军事变革也是产业升级的结果。
中华民族生活的黄河中下游广阔的冲击平原地带，气候适宜、土壤肥沃，灌溉方便，非常适宜农业发展，因此中华民族的势力范围很快就向北部山地和南方长江流域两个方向扩展。

骑兵时代
骑兵时代。当农耕民族的强大的步兵把势力范围从平原和山地扩展到草原和戈壁沙漠之后，就遭遇了游牧民族的骑兵。在开阔地形上，步兵机动速度慢，农耕民族虽有总体兵力优势，但常常在局部战场陷入兵力劣势，遭到突袭、围困和追击。从汉初的白登山之围，直到明末的萨尔浒之战，骑兵的机动优势始终统治着战场。
骑兵时代的产业基础是畜牧业。在世界范围看，成吉思汗是骑兵时代的顶峰，两次西征中，蒙古军以一、二十万兵力横扫欧亚大陆，一直打到东欧。蒙古军除了独特的战略、战术、教育训练、组织纪律之外，一个重要因素是蒙古草原提供了大量优良的蒙古马。以每个骑兵4匹马计算，加上后方储备，当时成吉思汗拥有的战马数量至少应在一、二百万匹左右，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草原之后，已经拥有了世界上最发达的畜牧业，后来的西征不过是发挥了这一优势而已。
骑兵时代的特点。研究古代文明史，常常有野蛮战胜文明的感觉。实际上就是骑兵时代的军事变革的特点造成的。一方面农业带来先进文明的生活，另一方面畜牧业带来强大的军事力量。一旦这两者分属于战争的双方，那么“野蛮战胜文明”的现象就出现了，例如宋朝。
如何在保持先进农业文明的同时建设发达的畜牧业，就是骑兵时代军事变革的主要课题，例如汉、唐。
骑兵时代中国军事变革的指导思想。产业基础上保持农业优势、追赶畜牧业，军事上学习对方强项，打击敌方弱点。
骑兵时代与战车和步兵时代不同，军事变革已经不是产业升级之后的顺水推舟。在畜牧业方面不得不进行追赶。汉武帝时期，经过汉初几十年畜牧业的积累，国家建设了36个牧师苑，官方和民间储备了45万匹战马，在这样的产业基础上，中国才真正进入骑兵时代。霍去病出击河西之战，夺取了匈奴的养马基地，削弱了匈奴，加强了自己。直到50年代，山丹军马场还在为中国军队提供战马，就是霍去病当年的战果之一。李广利的两次远征贰师国之战，目的是夺取优良马种，同样是为了增强骑兵时代的产业基础。
由于保持了农业经济的主体地位，所以汉初军事变革是在不触动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的，也是这次军事变革成功的有利条件之一。
汉军在骑兵战术方面积极向匈奴学习，直接使用匈奴人训练军队，担任向导和指挥官。
军事打击的重点是匈奴的弱点——后方经济。以大量资金粮食储备为后盾，以大规模骑兵集团为矛头进行连续的战略进攻（河套之战、漠南之战、河西之战、漠北之战）。
经过长期的对匈奴战争，汉朝的势力范围扩展到西域。今天中国的疆域，就是汉初骑兵时代军事变革的结果。但是，如何保持畜牧业的规模始终考验着历代王朝，强盛的唐朝保持了70万匹战马的规模，而宋朝由于丢掉了北方的牧场，所以在战争中一再失败。

枪战时代
枪战时代。从火绳枪发明后，步兵在骑兵面前不再是不堪一击，但火枪手仍然需要长矛手的掩护。直到燧发枪和刺刀发明后，西方的步兵终于拥有了火力优势，并可以用刺刀进行防御和突击，例如英法联军对清朝骑兵的八里桥之战。从1840年鸦片战争直到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从滑膛到线膛、从前装到后装、从单发到连发，各种枪械层出不穷，军队战术也多次发生变化。但是一个共同的特点是，战场上的伤亡，主要由枪弹造成的，因此可以整体划分为枪战时代。
枪战时代的产业基础是蒸汽机做动力的近代工业。蒸汽机提供的动力保证了枪械制造的精度，使刺刀能和步枪有效结合，战术上就是火力与突击的结合。蒸汽机同样赋予重炮和装甲以机动性，但主要限制在海战上。
枪战时代的特点。在西方发生了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之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逐步代替贵族成为军官，普遍义务兵役制扩大的军队规模。对外战争的频率增加了。
到了枪战时代，中国在产业上已经全面落后。要完成军事变革需要首先进行产业革命。但产业革命最大的障碍来自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他们是旧产业的既得利益者。
枪战时代中国军事变革的指导思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在不触动封建土地制度为前提下，进行军事变革。
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直到清末建立新军，从引进武器和机器设备，发展到引进战术和编制。但这些军事变革一再重演“引进—落后—战败—再引进—再落后—再战败”的悲剧。白白浪费了大量的金钱，30年宝贵时间。
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没有改变以农业为主的产业基础。农业经济和封建制度不可能支撑一支近代军队。
中国在枪战时代的军事变革，最后以中法、甲午和八国联军入侵三次战争失败而告结束。国运因此走向衰落。

炮战时代
炮战时代。随着西方列强完成了早期工业化，军队火力获得极大增强。发达的铁路网赋予军队前所未有的机动性。从第1次世界大战开始，破片伤亡比例超过枪弹，标志着一个新的炮战时代的开始。
炮战时代的产业基础是重工业。包括冶金、机器制造、化学工业、铁路、轮船等。
炮战时代的特点。德国的鲁登道夫将军所著《总体战》，反映了炮战时代的特点，就是战争规模空前扩大，国家进行深度动员。
炮战时代另一个特点是广泛进行了化学战，从战术角度看，大规模炮击使军队转入堑壕，而化学武器却不受堑壕深度和厚度的阻挡。因此化学战成为炮战的补充。
当日本发动918事变时，中国军队仍然处于枪战时代，而日军已经进入炮战时代。从1938年起，日军在中国战场上广泛实施了化学战。火炮和化学武器，是日军给中国军队造成伤亡的主要武器。
清末建立的近代军事工业只能给中国军队提供部分轻武器和弹药。民国时期以对外贸易为主的轻工业得到一定发展。但由于没有建立现代重工业，抗战前，东北、华南等几个大兵工厂生产的重炮还依靠国外加工身管，然后运回国组装。抗战中，重炮生产几乎完全停止。因此难以在阵地战中击败日军。
既然封建制度成为军事变革的障碍，那么社会变革就势在必行。
炮战时代中国军事变革的指导思想。以社会变革弥补军事变革的差距，是中国在炮战时代军事变革的指导思想。
政治上，辛亥革命从法理上对妥协投降的遏制，因为国土不再属于皇帝。抗战中共产党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军事实力遏制国民党政权对日妥协投降（抗战前西安事变、抗战中反摩擦斗争），使抗日战争持久化。
军事上展开以外援和大后方经济为基础的消耗战，和农村经济为基础的敌后游击战。江南体育app下载入口 的《论持久战》和人民战争理论，是中国以农业经济基础应对在炮战时代挑战的军事变革。中国是抗日战争的胜利者，但这场战争造成的损害也是空前的，这是军事变革差距的结果。

机械化时代
机械化时代。第2次世界大战时欧洲战场已经进入机械化时代。以闪击战为标志，苏、美、德等强国以航空兵和装甲兵为主要突击力量。
机械化时代的产业基础是现代内燃机制造业。军队的战斗力不仅取决于发射的炮弹数量，还在于每个士兵拥有的发动机马力。例如二战中公认的最好的坦克是T-34，拥有当时最好的500马力柴油发动机。美国的P-51“野马”战斗机，拥有最好的“梅林”式发动机。
机械化时代特点。机械化时代是先进武器数量的较量，二战中坦克产量对比为苏联10.4万辆，美国8万辆，德国4.2万辆。飞机产量对比为美国29万架，苏联13.4万架，德国8万架。
中国军队面临军事变革代差进一步拉大的危险.朝鲜战争初期，仍处于枪战时代的中国军队第一次和机械化时代的强国——美国进行了正面较量。
中国的有利条件有二，内部土地改革，扫清了产业变革的障碍。外部美苏对抗，给中国军事变革带来机会。
机械化时代中国军事变革的指导思想是以联盟战略推动军事变革，以军事变革需求带动产业变革，作战中注重遏制敌方的强项。
中国的产业基础仍然是农业，但是由于中苏同盟关系，中国军队在朝鲜作战时，实际是以苏联拥有的强大产业基础做后盾的，特别是在喷气式飞机、大、中口径火炮方面。上甘岭战役美军投入300门火炮6万兵力，志愿军投入140门火炮，4万兵力。金城战役中我军投入1000门火炮，是敌军1.7倍。主要突击方向上的火力密度达到二战苏德战场平均水平，甚至出现了由于发射速度过快损坏火炮的情况。朝鲜战争是中国军队给敌军造成破片伤首次超过枪伤的战争，标志着中国军队进入炮战时代。
到1955年，从苏联购买和接收了80万支枪，11000门炮，3000辆坦克装甲车辆，5000架飞机，200艘舰艇。武器装备先制式化，再国产化两步走，迅速提高军队战斗力，为工业化提供了安全保障。
从第1个五年计划开始，以苏联援助156个工业项目核心，以国家重工业化为产业基础，以1959年国庆阅兵为标志，国产59式坦克、解放牌卡车、新式火炮大规模投产后，中国军队真正进入机械化时代。例如解放牌卡车的批量生产，意味着中国军队可以拖着4吨重的122毫米火炮，在需要的时间、地点向敌人发射22公斤的炮弹。
中国这次军事变革成功的主要经验是，进行了彻底的社会变革——土地改革。正确把握了国际战略格局调整的时机——二战后美苏对抗。建立了产业基础——重工业。
从1950年到1959年，10年时间内中国军队两大步跨过炮战时代，进入机械时代。虽然没有实现全军机械化，但是由于武器装备性能接近先进国家，且军队数量庞大，此后的几十年没有遭受过大规模外敌入侵。

导弹核武器时代
导弹核武器时代。核武器从1945年投入战场，虽然1枚核炸弹的破坏力远远超过一次千机轰炸的威力，但早期核武器体积庞大，远程轰炸机很容易被喷气式战斗机拦截，直到60年代弹道导弹发展成熟之后，人类战争史才真正进入导弹核武器时代。
导弹核武器时代的产业基础是核工业和航天工业。对所有国家来说这都是新兴产业，谁也没有基础，时间成了关键因素。美国曾经是领跑者，苏联则后来居上。
导弹核武器时代的特点。导弹核武器时代最大的特点是威慑。这一时期并没有发生过真的导弹核武器战争，但导弹核武器巨大的破坏性是真实存在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不得不以导弹核武器为核心进行变革。
苏联发展了导弹核武器时代进攻新战术，以战役、战术核武器“坚决进行核突击”，以战略空降“利用核突击后效”，坦克和摩托化步兵行进间进攻，乘车冲击。从条令、训练到演习都是以大规模核战争为背景。苏联海军则围绕弹道导弹核潜艇为中心进行建设。苏联军队形成了战略火箭军、国土防空军、陆军、海军、空军五大军种的独特编制。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空降部队——7个装备伞兵斗战车的空降兵师。
美国则发展了导弹核武器时代的防御战术，以战术核武器为盾牌防卫西欧。战略核武器主要发展以海基为主的第2次打击力量。
中国军队刚以急剧的跨越式发展进入炮战时代和机械时代后不久，既没有力量和美苏展开全面核军备竞赛，又不能坐视差距拉大。如何进行导弹核武器时代的军事变革，是一次新的考验。
导弹核武器时代中国军事变革的指导思想是有限核威慑支持下的人民战争。
60-70年代，中国集中全国力量发展核工业和航天工业。以两弹一星、核潜艇为核心，终于赶上了导弹核武器时代的步伐。从1956年10月提出“自力更生”，到1966年10月27日导弹核试验成功，标志这中国拥有了可以向世界某个地点投掷核弹头，造成巨大毁灭的能力。1969年轰6中程轰炸机装备部队，1970年人造卫星上天标志着远程导弹技术突破，1974年第1艘核潜艇编入海军战斗序列。打下了“三位一体”核力量的物质基础。
由于导弹核武器威力大，威慑力强的特点，中国的少量核武器，配合“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战略，“深挖洞、广积粮”，“三线”建设、“三打三防”训练，组建第2炮兵和基建工程兵等构成了中国军队为适应导弹核武器时代进行的军事变革。
中国这次军事变革成功的主要经验是正确把握了产业基础这个军事变革的共性，和导弹核武器的威慑性特点。
从1956年到1966年，10年时间初步完成变革。军事变革同时带来国际地位提高，1972年，中国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所谓“核俱乐部”，就是指世界上5个完成了导弹核武器时代军事变革的国家。

常规精确制导武器时代
常规精确制导武器时代。制导炸弹技术早在二战末期就由德国用于实战，朝鲜战争中美国也少量使用过。但直到60年代中东战争和越南战争，常规战术导弹、制导炸弹才广泛用于战争。常规精确制导武器的作战效果与战术核武器接近，但又不产生附带危害，所以各强国军队很快进入常规精确制导武器时代。
现在常说的信息化，是因精确制导武器的需求而产生的。随着常规精确制导武器射程、速度、精度的提高，自然提高了对情报广泛性、时效性和精确性的需求。
常规精确制导武器时代的产业基础是微电子、光电、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和原有的航空、航天工业。
世界上，同时拥有上述产业基础的国家只有美国，其他先进国家都拥有部分强项。因此，在常规精确制导武器时代，美国率先进行了新军事变革，并以利用这次变革的成果，打赢了海湾战争、科所沃战争，在伊拉克战争中，轻易击败了伊拉克的常规军事力量。
常规精确制导武器是对导弹核武器的继承和发展，航天工业仍然是重要的产业基础。
常规精确制导武器时代的军事变革
有专家认为（《中国军队第三次现代化论纲》），建国后中国军队进行了三次现代化，分别是1950年代、1980年代、1990年代。
笔者认为，建国后30年的第1次现代化难度最大，跨越了3个阶段，也是成功的。第2次现代化1980年代中期开始，以“精兵、高效、合成”为目标，军队由数量规模型向科技和质量密集型转变。今天，面对新军事变革的挑战，我军建设仍然存在一定差距。
从新技术角度看，今天我们普遍使用的计算机芯片和操作系统主要是美国制造的；计算机主要部件来自台湾、日本、韩国；民航客机主要购买美国和欧洲的产品；汽车发动机和自动变速器主要靠引进日本和欧洲的技术；数码相机、摄像机主要购买日本、韩国产品。这说明，微电子、光电、新材料、航空工业方面我们仍然落后，只有航天工业比较先进。
从产业基础角度审视近30年的建设，以出口为导向的资金、技术、市场“大进大出，两头在外”工业；“市场换技术”的合资企业；作为地方支柱产业的房地产业等等，虽然能推高GDP，带来税收，但这些缺乏自主创新能力，高端技术不足的企业，难以支撑新的军事变革。
如何在产业基础薄弱的情况下进行军事变革，是当前的主要课题。

军事变革与台湾问题
本文要讨论的不是把军事变革作为解决台湾问题的手段，而是把台湾问题作为一个案例，放到中国军事变革研究的框架内来审视。
1958年金门炮战，是解放军完成炮战时代变革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两岸关系从军事斗争开始向政治斗争转变。
1960~70年代，大陆“两弹一星”的成功，台湾核武器努力受挫，拉开军力差距。1963年，周总理将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归纳为“一纲四目”。标志着对台政策由“解放台湾”向“和平统一”转变。
从1992年美国向台湾出售F-16战斗机开始，两岸常规精确制导武器系统产生代差，两岸关系也发生倒退。1996年台海危机，大陆进行导弹试射，实际是利用了1960~70年代导弹核武器变革的成果。但是我军常规精确制导武器时代的军事变革成果仍然有待检验。

二次变革
笔者认为，今天中国的军事变革，面临两个问题。
一是产业基础薄弱与军事变革需求的矛盾。有的学者把美国军事变革当成中国军事变革的样板，但即使我们能搬来美军做法，我们也无法搬来美国的工业。
二是完成军事变革所需时间与国家战略环境的矛盾。每次军事变革不可能是无休止的。有比较乐观的说法认为现在没有哪个国家敢于在地面进攻我们，但是处于军事变革时代能否轻易做如此判断是需要严肃考虑的问题。还有观点认为我们拥有比较充裕的时间，但作为弱国不能轻易判断掌握了战略主动权。
因此，中国的军事变革应该分成两阶段进行。
第1阶段，为应急阶段，以现有产业为基础，有重点的（而不是平分力量，全面扑开）引进和发展关键技术。遏止潜在对手的强项，即戚继光抗倭时期提出的“伐其长技”思路。目的是保卫稳定的战略环境，为产业升级赢得时间。
第2阶段，为升级阶段，在完成产业升级的基础上，按照先进军队的样板，即汉武帝学习匈奴组建大规模骑兵集团的思路，建设一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军队。

原载2008《舰船知识》杂志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