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是个多事之秋，从“阿拉伯之春”到“智利之冬”，从轰炸利比亚到“占领华尔街”，从英国学生骚乱到欧洲债务危机，整个世界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在这样的动荡背后，有两股动力，一股力量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生活愈益窘迫的底层民众与第三世界，为改变自身处境所做的抗争、奋斗与挣扎；另一股力量是控制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国家及其上层，为压制上述抗议所制造的混乱、镇压与战争。这两股力量相互激荡、冲击，此起彼伏，让整个世界处于动荡之中。这两种力量的相互较量，将决定着人类将来的命运，尤其是第一种力量的兴起，让我们看到，在沉寂了30多年后，真正代表底层民众的声音开始兴起，并且在逐渐壮大，它们强烈反对目前不公平、不合理的世界秩序与社会秩序，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而这不仅继承了20世纪民主革命、民族解放与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传统，而且发展、创造出了新的革命理论与革命形式，使新世纪的革命重新焕发出了新的青春。
在这些抗争中，智利大学生抗议运动的青年领袖卡米拉·巴列霍无疑是最具光彩的，这不仅在于她的政治主张与领导才能，而且在于她的形象。卡米拉1988年4月28日生于圣地亚哥，智利大学生联合会主席，智利共青团团员，其父母均是智利共产党党员。卡米拉2006年进入智利大学建筑和城市化系学习，攻读地理专业，并开始参加政治活动，2007年她加入智利共青团，2008年参与创建地理专业大学生联合会，任副主席。2010年11月，她参加智利大学生联合会主席的竞选并获胜，当选后，她说：“我主张大学应该与人民所面临的问题相关联，应该努力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
年仅23岁的卡米拉，不仅青春貌美，而且时尚，她让我们看到，革命不但是血与火的斗争，而且是充满美感的，她的鼻环就像格瓦拉的贝雷帽或副司令马科斯的面具一样，既是革命的符号，也是自由与美的象征，她因此成为了一个超级偶像，但她并非资本主义市场上为商品代言的偶像，而是完全颠覆现有的新自由主义逻辑，开创未来新世界的偶像。我们可以将卡米拉置于历史与现实之中，探索一下她所代表的人类的未来。
1、新自由主义的逻辑及其破产
2011年5月以来，智利大学生开展大规模抗议活动，要求实现高等免费教育，提高教育质量。卡米拉作为大学生运动的主要代言人和领袖，成为智利大学生抗议活动的象征。卡米拉认为，当前智利的教育危机是新自由主义造成的，她主张教育不能以营利为目的。
卡米拉和智利大学生运动所反对的首先是教育的私有化，这是与他们的切身问题密切相关的，他们从自身所面临的问题出发，但最终指向的是“新自由主义”，由此他们所批判的指向便超越了教育问题，也超越了智利与拉美地区，而具有了世界性的意义。
1970年代后期以来，在里根政府与撒切尔夫人政府的主导下，以私有化、市场化、全球化为导向的“新自由主义”迅速蔓延全球，推动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阶段过渡，并在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形成了一种垄断性的霸权。而在1980—90年代之交，苏东剧变之后，社会主义实践遭遇到了空前挫折，这一资本主义的最新形态更以胜利者的姿态宣布“历史的终结”，人类似乎只有这样一条路可走。但是，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所造成的社会后果却越来越严重：在国际上，占据垄断地位的资本主义强国主宰着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以不平等的金融与经济方式压榨着第三世界国家，造成了富国更富、穷国更穷的局面；在民族国家内部，社会阶层分化加剧，不论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第三世界国家，都使得两极分化愈益剧烈；同时，社会公共事业以及民众的基本需求（教育、医疗、住房等）也被推向私有化与市场化，这便使得作为一个共同体的社会趋向瓦解。
事实上，反新自由主义的社会运动此起彼伏，始终不绝如缕。2008年爆发的美国金融危机，更让人们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的本性与秘密。而今在世界各地爆发的抗议运动，也都从不同角度指向新自由主义，可以说，新自由主义是当今世界动荡的根源，也是社会危机的根源，只有批判并超越新自由主义，才能为人类开辟一条新的道路。我们需要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需要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需要自由平等的人际关系，也需要自然美好的生态环境，新自由主义却在破坏着这一切。而这主要是由于少数既得利益集团在控制着世界，是人格化的资本（资产阶级）在操纵着我们的生活，他们为了极少数人的利益而盘剥绝大多数的人，他们在政府中培养代理人推行符合他们利益的政策，他们以民众的名义制定符合他们利益的法律，他们以普世价值的意识形态制造维护本阶层利益的文化与幻觉。
在新自由主义的逻辑中，一个人无法生活下去或无法过上更好的生活，是由于个人不够努力，他们制造了很多成功者的神话，作为青年人的榜样。但是在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社会阶层的断裂已经残酷地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命运更大程度上不是决定于个人奋斗，而是决定于他的出身。后者将决定一个人所能受到的教育，以及他的关系网络与社会资源。当社会精英垄断了这一切时，那么底层民众所面临的选择便只有两种，要么是俯首听命，接受既定的现实，要么是奋起抗争，争取个人的权利。
智利的大学生运动所争取的便是个人的基本权利——教育平等，智利教育的私有化不仅将学校变成了一种买卖，而且严重损害了教育质量，他们反对教育的私有化与商业化，同时反对其他社会领域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卡米拉及其同伴勇敢地表达出了自己的声音，这是公平正义的声音，也是合情合理的诉求，他们的斗争不仅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广大的底层民众，也是为了人类未来的美好与进步。在人类与新自由主义的斗争中，在99％的民众与1％精英的斗争中，他们青春活跃的精神代表了未来的方向，尽管新自由主义及其利益集团盘根错节，占据着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优势，但是觉醒了的民众与青年必然会通过他们的抗争，为世界探索一条更加美好的道路！
2、谁能够代表民众？
但是，值得思考的另一个问题是：谁能够代表民众？智利总统巴斯蒂安·皮涅拉是一位民选总统，2010年1月17日，他在第二轮投票中当选总统，并曾在2010年10月营救铜矿被困矿工的行动中受到全世界关注。那么，是皮涅拉能够代表民众，还是卡米拉能够代表民众？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是，皮涅拉同时也是智利的首富，而他的财产正是从“私有化”改革中来的，他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必然会维护“新自由主义”政策，而正是这一政策使民众走向了街头。在这里，无疑皮涅拉代表的是少数人的利益，而卡米拉代表的则是大多数民众的利益。
在这里，值得反思的便不仅是皮涅拉为何能够当选，而是现代政治本身的问题。现代政治是一种精英政治、政党政治以及代议制民主的形式，但是这样的政治形式是否能够真正选出真正代表民意的政治领袖，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是当代政治面临的危机。汪晖曾经指出，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存在一种“代表性的断裂”的危机，即政党与其所“代表”的民众之间产生了巨大的裂痕，无法真正代表民众的政治意见。这在西方表现为金钱政治，两党轮流执政但政策趋同，选民无选举意愿等各方面，而在东方则表现为官僚化、精英化与贪腐化等方面。由此，形成政治家与民众之间沟通渠道的“断裂”，精英政治变成了垄断集团的内部循环，并不能真正代表普通民众的政治意志，这可以说是当代政治面临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卡米拉所代表的大学生抗议运动直接诉诸于民众的政治诉求，以街头政治的形式表达他们的意愿，可以说正是对精英政治“代表性断裂”的一个政治反应，不只是卡米拉领导的智利大学生运动，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英国的学生“骚乱”，以及法国、西班牙等国爆发的类似运动，都让我们清晰地看到，民众的政治意愿无法得到表述与接纳，在当今世界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状况。这可以说明两点：（1）既定的利益集团已经垄断了“政治”，他们以全民的名义实行的政策，只是为了维护特定阶层的利益，而在事实上损害了民众的利益，站在了民众的对立面；（2）现有的政治形式无法容纳民众的政治意愿，也无法提供正常的意见沟通渠道，在民众的政治意愿基础上形成政治意志乃至“政策”。
在这样的状况下，卡米拉代表的大学生运动便具有无可辩驳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他们是一种新的民主实践，他们在探索一种新的政治形式。如果说政党政治、精英政治、代议制民主凝聚了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以来人类政治实践的民主精华，那么在今天，他们则在21世纪探索着新的民主形式。他们以民众政治代替政党政治，以底层政治代替精英政治，以直接的民主形式代替代议制民主，最大限度地凝聚起底层民众的政治意愿，表达出了他们的政治诉求。而这样的探索，不仅具有现实政治的意义，在现代政治理论的开拓上也具有重要意义。
卡米拉所代表的大学生抗议运动，同时也是一场社会主义复兴运动。20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采取的虽然也是政党政治、精英政治、代议制民主的形式，但是与资产阶级精英政治不同的是，它始终站在底层民众的立场上，与之保持着密切联系，代表了民众的利益与声音。不仅社会主义国家内部进行了民主化的实践（公有制，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民主化而非“精英化”等），而且促使资本主义国家也采纳了有利于底层民众的政策（福利社会，妇女、黑人、少数族裔歧视政策的取消等），冷战之后，传统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弊端受到了反思与批判（“专制”，官僚化，平均主义等），但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与内核却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社会主义是一个新事物”，它不仅是一种穷人的理论，也是一种解放的政治，它是在对人类历史深刻剖析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哲学，是深刻到认识现代社会的基本矛盾之后所形成的一种改变方向，是站在民众立场上为人类寻求未来道路的一种尝试。冷战之后，社会主义的实践尽管遭到了挫折与曲折，但是其内在精神却是永不磨灭的，因为它所代表的是大多数民众的根本利益。我们需要总结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与教训，继续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探索新的道路。
在卡米拉及其同伴的抗争运动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正是站在民众的立场上对现有的政治体制与政治形式发问：谁能够代表民众？——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你们不能代表民众，那么怎么才能将民众的意愿凝聚为现实政治的实践呢？这是卡米拉提出的问题，也是整个世界面临的问题。
3、革命需要想象力
但是，问题的另一面是，现有的利益集团不会轻易放弃他们的利益，而且他们不仅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形成了铁桶一般的垄断，而且他们的统治已经深入到民众的思想内部乃至无意识领域，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当面临压迫与剥削时，习惯性的思维方式是首先检讨自己不够努力——所以才没有成为“成功者”，他们不敢或不能对现实秩序提出自己的批判性意见，也无法想象另外一个世界。在这样的状况下，底层民众的斗争必然会是艰苦曲折的，同时也需要新的形式，需要新的想象力。
拉美左翼运动的最大特点就是始终具有丰富的想象力，革命的形式丰富多样，1953年的古巴革命是传统的武装斗争，1956年智利人民行动阵线尝试以和平方式向社会主义过渡，1999年获胜的委内瑞拉的“玻利瓦尔革命”，则利用议会制夺取政权后推行社会主义革命。
在墨西哥，副司令马科斯所领导“萨帕塔”解放运动也是这一斗争的成功范例。他们的斗争根植于拉丁美洲深厚的文化，又带有浓重的后现代特色，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一场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式的“革命”。这是一场文化意义上的“革命”，虽然“萨帕塔”解放运动根植于现实利益的争取，但斗争的形式不再主要是武装斗争，而更多借助于文化上的斗争。在这里，童话、寓言与印地安人的神话成为了斗争的主体，马科斯以“撒豆成兵”的本领，娓娓地讲述着这些优美的故事，而且这位副司令还成功地在控制了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在世界面前塑造了“自己”的骑士形象：他以滑雪帽、蒙面、烟斗为标志，显示了革命者酷的一面，这为他赢得了无数的支持者与崇拜者，但同时也是一种斗争的形式。这一形式被称为“后现代主义革命”、“符号革命”，但归根到底是一场以文化为主的革命。在这样的革命形式中，我们看到了文化本身所可能具有的革命性。同时，这也可以说是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正如博尔赫斯的小说是一种改变叙述本身的叙述一样，这也是一场改变了革命形式本身的革命，如果说以往的革命是现实主义、古典主义的，那么这次革命则可以说是浪漫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的一种融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苦难处境与优美故事的结合，可以看到批判现实与离奇想象的结合，可以看到艰苦斗争与浪漫抒情的结合，正是这些看似古怪的结合，却为我们打开了无限广阔的思维空间：原来革命也是可以这样的？
同样，卡米拉所领导的抗议运动也是充满想象力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场运动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卡米拉，她的形象与美貌成为此次抗议活动的象征性符号，她以超级偶像的方式引导着这次运动，在这个全媒体时代，她充分运用个人的女性魅力，在媒体与公众之中展现出了“革命”的魅力。她让人们看到，也会让人思考，一个具有如此魅力的女性为什么会投身于这样的运动？人们从关注她的外貌，到关注她的精神世界与政治主张，她的形象让这场运动本身充满美感与魅力，这同样也是一场符号革命，她使得“革命”这一长期被污名化的词汇重新焕发出光彩，让“革命”与青春、诗意、理想、正义重新联系在一起，而祛除了仇恨、暴动、血腥等污蔑之词，她让人们看到，“革命”本身就是正义的，是一代最优秀青年的选择，他们勇敢地与与民众站在一起，在为人类的美好未来探索新的道路。这也是卡米拉与众多商业明星的不同之处，商业明星是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体制之中的，可以说他们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他们的形象与号召力既来自于资本的塑造，也服务于资本，比如广告，比如票房，比如唱片的销量，等等。而卡米拉则不同，她的形象及其存在，就是对资本主义生产体制的一种挑战与超越，她所要改变的正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内在逻辑，她所做的正是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批判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私有化”政策，开拓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如此，在卡米拉的身上便具有双重魅力，首先是她个人的女性魅力，其次则是“革命”的魅力。“革命”本身也是有魅力的，它与理想有关，与未来有关，也与牺牲有关，当一个人为了信仰与民众不惜牺牲生命，他身上那种义无反顾的壮美与精神足以打动世人，甚至可以千载而下仍令人感慨唏嘘。而当这个人是一位女性时，她的柔美与壮美融合在一起，更加具有动人心弦的魅力，这双重的魅力凝聚在一起，让卡米拉如此光彩照人又如此独一无二。
革命需要斗争，革命需要魅力，革命也需要想象力。
在卡米拉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斗争，看到了魅力，也看到了想象力。
我们不仅需要卡米拉，也需要千千万万的青年，我们需要改变这个不公平的世界，我们需要一条更加公正的道路，我们需要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你好，卡米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