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尽黄沙始到金

——解析长篇小说《白牯牛潭》用史实对建国后三十年新农村建设成就的讴歌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长篇小说《白牯牛潭》，是海军部队退休老干部崔世雄同志披沥十载的呕心之作。作品截取极具代表性的一九四九、一九五九、一九六九、一九七九这四个年份的横断面，集中讲述洪湖岸边一个乡村两个家族三代人恩怨情仇的故事。这是小说的主干，主要内容，或者说是作者的创作主旨。

作者把这个故事镶嵌在新中国建设与发展前三十年的历史框架内，记述和直接釆用许多历史资料，描述翻身农民的经历和遭遇，热情讴歌党领导广大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清醒反思这一进程中的艰难曲折与教训。正如新华社记者所说，这部书为新中国农村建设改革发展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画卷。

我读这部小说，不仅为它塑造典型人物典型环境和故事情节的精彩而叫好，还特别看重小说运用纪实的手法，再现这段历史的真实面貌。作者用较长时间潜入农村不仅走访了许多老干部、老社员，仔细查阅了县镇乡志和当年的工作通讯简报等，还直接找到了老会计的老账本，因而记述的史实和他的父辈亲身经历的历史事件真实可信。一段时期内，我们国内出现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各种各样的奇谈怪论误导不明真相的年轻人，非常令人气愤。黑格尔说，事实不等于真相，但事实最接近真相。《白牯牛潭》这部小说尽管只是描写洪湖这个局部地区发生的故事，却反映出我国当年农村抺不去挪不动搬不走的客观存在。

下面来看这部小说记述的历史真相：

党领导农民推翻旧的土地制度，建立新的土地制度是伟大的历史变革。

有种论调说，地主富农本来是能人，养活了农民，他们的财产不应受到侵犯，土改把地主富农的土地分给贫雇农，违背社会发展规律。在这些人看来，《白毛女》中的黄世仁有了契约精神，喜儿杨伯劳成了违约者，《半夜鸡叫》中的“周扒皮”成了创业者。真是这样的吗？继歌颂土改的小说、电影《暴风骤雨》之后，《白牯牛潭》又以雄辩的事实和数据为证，对这些反动观点进行了有力的批驳。

小说第一部第十四节记述：洪湖岸边的谢仁口乡，解放时共有农户215户，610人，土地3280亩。毎户平均土地约15亩，人均约5亩多。当地仅有的两个大地主，拥有土地2574亩，约占八成，剩余农户每户约3亩，人均约1亩。乡长洪少谱在宣传土改的汽茷子上向聚集在河滩上的农人们说道：“地主的田哪里来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有的是跑马插标强占的；有的靠雇工地租放高利货，从穷人手里强收来的；还有的仗国民党枪杆子撑腰，强征来的。你们台上窦先智的菱角田，就叫联保处强征走了嘛！”

小说的主人公、青年农民窦先智，七岁给地主夏强德放牛，十三岁打短工，十六岁当长工。垦荒得来三亩五分的菱角田，被夏强德当联保长的国民党联保处污为“黑田”而没收，转让给了弟弟去了台湾的所谓“荣属”的富裕农民曾善明。窦先智当长工时，睡的是牛栏，吃的是猪狗食，干的是牛马活，一年下来，地主的粮仓堆得像小山、他和其他长工只背了半袋糙米回家过年。

上述事实和数据充分说明，地主富农的财富，是倚靠反动政府剥削和压迫农民得来的，他们是不劳而获的寄生虫。土改推翻反动封建统治，贫雇农分到应得的土地，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这正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变革。正如时任县委宣传部长的赵扶民在汽茷子上对区乡干部所说：“贫苦农民到死也忘不了的土地，终于回到自己手里，开天辟地第一回，人世间还有哪件事比它大？”即将分到土地的贫苦农民在河滩上欢呼雀跃，乐得满地打滚，呼天喊地：“变天啰！翻身啰！”“格老子也有今天呀！”“今天就算是做梦，老子也不想醒了！”

国家赎买和引导公私合营，资本家逐步成为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劳动者。

窦先智的母亲白大姑的娘家，是仅次于县城的曹家嘴镇上的大户人家。她的哥哥白恒礼的“永泰行”，拥有十二家工厂、作坊、店铺，算得上当地的大资本家。作者对他的描述着墨不多，断断续续，但基本上勾勒出他在建国后三十年的经历。解放前，他的商行像浮在水面上的木把瓢，飘荡起伏。日伪时关门息业。解放后如春天野蘑菇呼呼往上冒，兴隆红火，占了镇上半边街。政府展开工商业改造时，他听当了国家干部的三儿子的话，自愿把自己的资产估价入股，与政府投资合作，办超了公私合营商社，取名“白家商社”，公资占百分之五十一，白家占百分之四十九，经营所得除缴税、留存公积金、支付工薪外，公私对半分取股利，叫作“四马分肥”。白家毎年坐收上万元红利。白家子孙在商社就业，长衫换成对襟褂，当了工人职员或干部。此后，白家捐款架桥修路，援建学校医院，送货下乡支农，热心公益事业，省里登报，县里表彰，风光不减。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六十年代中，白家平平安安顺顺当当吃了十多年定息。文革前，他又一次听从当了外交官的三儿子的话，不顾政府劝阻，献出股本，停了定息，盖了新房，居家养老。但是，政府仍然按照政策，预付了他后二十年的定息。他的三子两女及十多个孙儿辈，先后大多入了党，成为国家干部，没有一个因为出身资本家而受到歧视。

白恒礼是一个缩影，映射出党采取限制利用改造的政策，对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巨大成就。资本家及其子女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终生受益，心服口服。所谓迫害资本家，强制剥夺其资产，完全是子虚乌有，无稽之谈。

农村集体经济有独特优势，经得起风浪，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农村发展模式的最佳选择。

小说记录了一九五九、一九六九、一九七九年窦曾台生产队当年的人口劳力、粮食单产总产、副业种类产量、收入支出等史料。以一九六九年为例：人口增至468人，可耕地560亩，人均一亩二分。水稻亩产1010斤，总产22.6240万斤，过了“长江“（《纲要》规划长江以南水稻亩产千斤），收入2.7148万元；大麦小麦亩产平均150斤，总产2.520万斤，收入0.4282元。皮棉亩产121斤，总产2.0328万斤，收入0.8944元。获得国家粮棉超产奖0.2286万元。粮棉总收入4.266万元。蚕豆芝麻油菜黄豆等经济作物收入1.7092万元。养鱼和种㨁莲藕茭白等水产品收入1.8492万元。种植树竹柳条藤条等林业收入1.93万元。办砖瓦厂制粉厂酿酒厂竹器厂等工业收入4.8342万元。农林副渔总收入14.5886万元。在扣除交农业税、社队两级提留、集体储备金、运用机械农药化肥等生产成本开支之后，可用于社员分红10.861万元，人均216元。每个日工（10分）0.78元，社员按工分多寡计领。

这些硬梆梆冷冰冰的数字，其实是热腾腾的呐喊，它告诉我们，农村集体经济了不得，是中国农村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成就。它的独特优势就在于：党的领导，根基稳，抗得住风险：人多力量大，充满活力和动力：社员当家作主，民主管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稳定了经营和分配主体；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端牢了粮食这个饭碗，又富足了生活。这是任何个体经济小生产所无法比拟的。

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彰显了奖勤罚懒，能够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让我们先来看看作者记述的一九六九年窦曾台生产队年终分红的纪实场面。

那两年，改变以往每日记工分的繁琐程序，改为学大寨的“评分制”，即按照政劳技效四项指标，先评选出标兵，确定日工标准分，然后自报公议，确定每个劳力每天分值，乘以出工天数，得到全年总分，照此分红。有特别贡献的奖五至五十分，极端落后的扣五至三十分。

这一天，全队社员齐集一堂，在欢笑声中评分评奖。以翻身农民肖老大一家为例：肖老大日工标分9分，出日工310天，总分2790分，按核定的每个日工（十分）0.76元计，分红212元。他的婆娘，一个解放时收留的富商三姨太，过去不会农活，是有名的“八分婆”，后来勤学勤劳，这次评分9分，日工258天，分红176.5元。他二儿媳妇女队长评得女劳力最高分9.5分，奖励50分，日工335天，分红323.3元。这三人，共分红711.8元，扣除口粮款和布票棉花票折价款和预支借支款120元，实分591.8元。处于全队中等偏上收入。

三男二女五个下乡知青，分别评得标分6至8分，其中三人各得奖分10分，平均出勤278天，扣除必要款项，人均分红198元。她们喜出望外，武汉来的知青说：“格老子也能养活自己啰！”荆州来的知青算了账：“这多钱，买得到三千个鸡蛋，二万个冰棒，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外搭一台红灯牌收音机，没白干！”

懒人就没有这么舒坦了。一个浑名“不见天”的懒汉，白天睡大觉，被迫下地时，甩手转两圈便在沟坎里再睡，夜里四处闲逛。这次评了标分2分，还要从他总分中扣除30分，算起来别说分红，连买口粮钱也不够。他急了，捶胸顿足要改过，求队里给足口粮钱。大伙不依，说先预支口粮，挣了工分再还。他没了退路，下狠心下地干活。

看到书中的上述记述，清醒正直的人都不会认为大集体是吃“大锅饭”，出工不出力，恰恰相反，广大社员为了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同时为了自身利益，挽起袖子加油干。书中引用瞎子徐先生的话说：“穷人当家做主了，改天换地呀！活在当今，福分啊！”可谓瞎子讲真话。但是偏偏有人睁眼说瞎话，散布什么“大锅饭、养懒汉、质量差、速度慢”的胡言滥语。

建国后农村建设发展确实遭遇过挫折，农民生活一度出现过严重困难。正是在党的领导下，战胜困难，吸取教训，逐步引导农民走上了共同富裕之路。

《白牯牛潭》忠于事实，详实地反映了这段历史。一九五九年下半年，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旱灾降临，河沟干涸，稻田龟裂，棉田扬尘。县区社三级党委紧急部署，提出十多条应急措施，各级干部下乡到队抓落实，组织抗旱保收。区委书记刘小牯说：“哪里饿死一个群众，就拿哪里的党员扺命。”谢仁口公社在桥头设卡，劝阻个别人外出逃荒，事后无一人出外讨米。窦曾台党员带领社员挖芦沟，建水闸，打水井，担水浇地，竟然做到了当年不减产。特别是他们下湖捞水产扁担草，紧急改种瓜菜，食堂调剂伙食，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保证了社员不挨饿，全队没有饿死一个人。

挺过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社员生活明显改善，到了七十年代末，农村一个共同富裕的雏形展现出来，虽然没有四十年后的那种富足，但社员们仍然感到满满的幸福感快乐感。翻身农民窦为圣编了顺口溜，面对县区领导歌唱道：

机器顶替牛，下田不沾土。

农民办工厂，干活没日头。

没得超支户，三转一扭扭。

穿的凡尼丁，浑身不打皱。

上学家门口，娃多不发愁。

看病不花钱，壮得像头牛。

出门就有车，不动脚和手。

开门睡大觉，再也没小偷。

闭眼像做梦，睁眼笑破头。

哎哟哎哎哟，搞的是么候？

只有敌对分子感到恐怖，人民群众享受到广泛的民主自由和仁爱。

有人诅咒改革开放前没有民主、没有自由、没有仁爱，生活在恐惧中。应该说，他们讲对了一半，只有敌对反动分子才生活在恐惧中，而人民大众却生活在自由快乐之中。正如当时的那句名言所说：“人民大众开心之日，正是反动分子难受之时”。

现在，让我们看看小说描写的感到恐惧的是哪些人。第二部第十五节，供销社门房阴暗的角落里，一个国民党旧军官李老木和联保处老书办“苕果子”、混进革命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胖会计”，正在密谋如何搞散公共食堂、搞垮公社、搞乱人民的天下。他们如惊弓之鸟，不断望风，门外稍有动静便大气不敢出。这个李老木是隐藏的国民党营长，曾两次整容，两次改名，看到挎枪的民兵或戴红袖标的人，就心惊胆跳。那个“苕果子”过去对人凶神恶煞，现在对人满脸堆笑，床底下藏有大烟枪，只有半夜才敢冒险抽两口。可见，这一些人真是惶惶不可终日，“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还有一些违法犯罪分子，的确没有他们的自由。第二部第六节，游手好闲的窦为新和贪财如命的曾善明，一个好嫖一个好赌，两人结伴到谢仁口街昔日的老窝寻找快乐。好嫖的被已经从良的女人棒打出门，追出来老远。好赌的正赶上政府捣毁赌场之后，赌徒抓的抓，逃的逃，昔日的赌友已自断中指悔过，差点拉上他剁了手指。可见，违法分子再也不能逍遥自在。因此，那个年代清风气正，没有黄赌毒，没有拐卖妇女儿童，没有绑架撕票，没有抢劫银行商店，没有歹徒当众行凶时旁人冷漠旁观，更没有黑社会横行霸道。

与上述相反，人民群众相当程度地享受民主自由和革命队伍的温暖和爱。小说告诉我们，生产队最高权力机构是社员大会，选队长，评工分，定大事，社员说了算。家庭生活中，读书就医，种自留地，盖宅基房，直至婚丧嫁娶，个人说了算，没有人干涉。说到爱，那个年月更厚实更真挚，“人人爱我，我爱人人”。社员爱集体，集体关爱社员，连“五保户”都无忧无虑。干群之间，鱼水之情。区委书记刘小牯住在社员家，赤脚光背与社员一起打硪，退休后来窦曾台定居，当了农民。学校师生之间，尊师爱生，队办小学校长曾后秀，为救学生宁可自己负伤。邻里之间，家族之间，队与队之间，都爱意浓浓。冒垴垸生产队偷割了窦曾台的水稻，新开一条河补偿。窦曾台把瞒产的水稻送给艾家湾度过饥荒，李家湾派人为窦曾台摘收快烂的棉花。

“树欲静而风不止”，阶级斗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斗争不行。

小说描写了三个敌对人物的典型形象，以及翻身农民与他们针锋相对作斗争的情节，篇幅不长，着墨不多，时隐时现，但贯穿始终，线索不断，特别耐人寻味。

国民党旧军官“蛤蟆镜营长”，逃窜潜伏在公社机械站。他名字改了又改，两次整容不断变换新面貌，纠集原国民党联保处书办“苕果子”等人，要搞垮公社，搞乱共产党，夺回他们昔日的天下。书中主人公翻身农民窦先智锲而不舍，三十年追逃，最终拿到揭露他面目的证据。“蛤蟆镜营长”承认失败，表示“做埋在地底下的烂棉籽，永不出头”。恶霸地主夏强德，把霸占农民的地契放高利贷的借据等藏在墙壁中，把刻了“夏”字的青砖，埋在被贫雇农分了的田地三五尺深处，等待复辟后反攻倒算。这些东西被群众挖了出来，成为“阶级斗争展览”的活教材。“摘帽”后，这三个人以为风向变了，“好日子”来了，一起跳了出来，选在12月26日这一天，来到窦先智土改时分的“菱角田”边，要占他的田，砍他的树。窦先智把烈属军属牌高挂在树上，挥耙劈倒砍树夺田人，老干部老党员和所有台上的人到场助阵助威，捍卫三十年革命成果。

这不仅仅是一个故事，而是所有过来人都曾经身临其境的社会存在。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到毛泽东，都反复强调过阶段斗争贯穿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被推翻的剥削阶级不甘心失败。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抓阶级斗争不行。当然，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不同时期会有许多不同表现，并不始终是激烈的，更不始终是主要矛盾，滥用和扩大化的教训也应该被牢牢记取。

读这部小说，我也看到了作者对那个年代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清醒的揭示和讽刺。如虚报浮夸，搞一平二调，下面不得不瞒产私藏；僵化式对待以粮为纲，强迫命令，剥夺生产队自主权，逼得社员改园种麦；强求大而纯，收自留地，毁菜园；过多的政治运动，整基层干部，连窦先智这样的小队会计，也被“上楼洗澡”；无鉴别无抵制地对待外来影响，蒙坑拐骗偷沉渣泛起，老农窦为斗被他孙子偷牛时害死。

当然，这种揭示问题，与那些否认三十年的论调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作者重在讴歌党和人民群众，赞颂那个年代取得的巨大成就。而且，这种赞颂并不否认改革开放的后三十年，正如作者在后记中中所说：“让历史给现实打了个招呼，发出了某种呼唤。这种呼唤，绝不是也不可能重回那个年代。这种呼唤，是不同阶段同一探索相连接的呼唤，是历史经验相借鉴的呼唤。”历史已经进入新时代，让我们团结一致向前看，为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

（作者系大连军分区原副政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