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和评价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文学 □张捷 来源：《文艺理论与批评》2010年第6期
1991年底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发生了巨变，文学曾因一时不能适应而陷入困境，但是它没有像某些人悲观预言的那样走向衰落和消亡。尽管作家的社会地位有所下降，但是从事创作的人未见减少，反而有所增加。到两个世纪之交，俄罗斯各个作家协会的会员总数已达万余人，超过了过去全苏作协会员的人数。各种大型文学杂志虽然印数有所减少，但是都坚持办了下来，同时出现了一大批新的刊物，其中包括不少图文并茂、以发表娱乐性的轻松读物为主的所谓“彩色杂志”。过去文学作品通常先在杂志上发表，然后其中的一部分再出单行本。到1990年代中期以后，直接出书成为常见现象。而出版社由过去的190个大出版社发展到大约1.5万个大小不等的出版社。这样一来，每年新发表和出版的作品就比过去要多得多。俄罗斯各种文学奖有几百种，有的大奖，例如布克俄罗斯小说奖，每年评奖时获提名的小说达几十部，由此可见每年的新作之多。这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和评价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文学？
俄罗斯文学界各派的不同看法和争论
苏联解体之初，整个文学界，包括自由派和传统派这两大派的作家，情绪低沉，对文学的现状和前景普遍持悲观的看法。1992年底文学大奖布克俄罗斯小说奖首次评奖后，某些人的情绪开始有所变化。当时推荐上来的作品有53部，数量相当可观。于是首届布克奖评奖委员会主席、女批评家拉蒂宁娜提出应该“以审慎的乐观态度来看待”文学创作。①1993年秋，《文学报》召开了年轻批评家的“圆桌会议”讨论文学现状，与会的多数人认为文学“没有停顿”。②对这一论断，批评界似乎没有多大的争议，但是在文学创作的面貌究竟如何、有没有出现具有较深刻的思想内容和较高的艺术水平的作品、文学创作是否已真正走上正轨、文学生活是否已完全恢复正常等问题上却存在着分歧。
传统派批评家普遍对文学的现状表示忧虑，纷纷指出存在的问题。例如费季指出，文学和电影一样，“在道德和精神方面处于深重的危机之中”。他还说，在目前这个萧条的时期，文学正在失去“责任感、伟大和不朽的创造精神、服务于真理和美的品质以及生活的欢乐感”。③奥瓦涅相则明确地说，对今天“民主化的”文学来说，“完全的不和谐”和“宣扬荒诞”成为它的基本特点。④科克舍尼约娃也指出当前小说的特点是“明显地没有理想”，对它来说，“理想死了”。⑤总的说来，传统派人士比较一致地认为目前的文学（主要指自由派文学）抛弃了俄罗斯文学的传统，走上了一条脱离现实生活、不反映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的错误道路。
自由派批评界的情况比较复杂。某些老自由派批评家有一种失落感，觉得苏联解体后的文学与他们过去想像的和竭力争取的不一样，完全不合他们的心意。一向关注文学创作动向的拉克申觉得现在没有多少能吸引他的东西。⑥佐洛图斯基则反对否定俄罗斯古典文学传统和传统的文学观念，称这样做的人为“虚无主义者”。⑦不过也有人在承认现在有价值的作品不多的同时，认为这种情况是与目前处于“资本主义早期”的现实完全相适应的，相信文学不会终结，甚至认为转折时期会给文学的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在中青年批评家当中，有的人在一定程度上对文学的现状表示认可，甚至加以肯定，对前景抱乐观态度。如丘普里宁断定文学发展的情况是正常的，并列举一些事实来说明。⑧涅姆泽尔认为现在的文学与过去的文学相比，“水平没有降低”。⑨巴辛斯基虽然认为目前尚缺乏正常的文学，但是觉得还是有人正在写“真正的俄罗斯小说”，并且列举了一些作家的名字。⑩斯捷潘尼扬则承认当代文学处于明显的危机之中，但相信这危机不会持续得太久。
俄罗斯文学界通常把文学发展的状况称为“文学过程（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процесс）”，意在说明文学是与时代的思想相联系并具有自身发展规律的体系。现在有的批评家则认为对目前的俄罗斯文学来说这个术语已不适用。女批评家伊万诺娃提出应该用“文学状况（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ситуация）”来取代，并认为用“文学景色（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пейзаж）”更为确切，因为这个词语能更好地说明目前俄罗斯文学的多样和杂乱无序的局面。
在跨入新世纪时，某些批评家对苏联解体后的文学创作进行了回顾和评估。涅姆泽尔在2000年初发表了《非常好的十年》一文。文章说“在普遍灰心丧气的日子里，想一想良好的和给人以希望的倾向是否更好些？”他认为人们经常忽视两个“尽人皆知的真理”：第一，坏的文学任何时候都比好的文学多；第二，从来没有循规蹈矩的文学生活。他认为记住这两点，“我们就可以问心无愧地承认：九十年代文学并没有死亡，也不准备死亡”。他为了证明这十年取得的成绩，提出了包括30部他心目中的优秀作品的书单，这些作品的作者大多是在不同程度上运用现实主义笔法的作家。这篇文章值得注意之处在于它对苏联解体后十年的创作情况作出了明确的判断，肯定这是“非常好的十年”。
涅姆泽尔的文章发表后引起了一定的反响。批评家乌里茨基在他的那篇题为《论战的尝试》的文章里提出异议，对涅姆泽尔只肯定运用现实主义笔法的作家的做法表示不满，指责他使用故意回避、断章取义和伪造的手段歪曲文学创作的图景。他说，1980年代下半期和1990年代初“是一个革命的时期，是出现新人和新现象的时期”，而涅姆泽尔不接受这个时期，戴着“客观地观察的假面具”，实际上“以保护者和保守派的面目出现”。他认为涅姆泽尔提出的书单有主观性，在文章末尾也提出了一个30部作品的书单，其作者当中有不少后现代主义者和其他新潮作家。由此可见，他们两人都承认这十年在创作上取得了重大成就，分歧只在于这重大成就具体指什么的问题上。
差不多与此同时，批评家叶尔莫林在《自由的前景》一文中也对1990年代的文学作了回顾和总结。他认为这个时期的文学中“有真正重要的东西”，虽然数量并不太多。他批评涅姆泽尔采用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尺度，认为应以“作为西方的基督教—人道主义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的俄罗斯文化传统提出的尺度和标准来理解当代文学”，并根据这个尺度和标准，同样提出了一个书单，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作品与涅姆泽尔的书单相同，不过增加了一些后现代主义作家的作品以及一些影响不大的、主要是他自己欣赏的作品。从一定程度上说，他的书单是涅姆泽尔和乌里茨基两人的书单的综合。他们三人对1990年代文学的总的评价基本上是一致的，而且论证的方法也完全相同，这就是提出尽可能多的作品来证明文学取得的成就的巨大。但是这并不是一个靠得住的方法。上面说过，这十来年出现的作品的数量极大，其中很多作品受到媒体热议热炒，获得这样那样的奖金，受到出版商的青睐而大量发行。要列举出一两百部这样的作品并不难。这些作品是否是精品，应作具体分析，说它们能流传后世还为时尚早。根据这些作品得出1990年代是“非常好的十年”的结论，似乎缺乏充分的依据。
2001年底，在布克俄罗斯小说奖设立十周年之际（布克奖设立于1991年12月，1992年开始评奖），上面提到过的拉蒂宁娜发表了《文学的昏暗》一文，陈述了自己对文学现状的看法。她从获布克俄罗斯小说奖（后改名为斯米尔诺夫—布克俄罗斯小说奖）的九部作品说起，对其一一作了评述后得出结论：没有一部可以使人们有把握地说，它将会在文学史上留下来。她甚至认为自己本人当年十分欣赏和大力推荐的哈里托诺夫的《命运线，或米拉舍维奇的小箱子》也不例外。接着她历数了一些受到批评界重视或被炒作而风靡一时的作品，例如沃洛斯的《胡拉马巴德》、阿库宁的侦探小说、佩列文的《恰巴耶夫和普斯托塔》、索罗金的《四个人的心》以及《罗曼》和《蓝脂油》、塔季亚娜·托尔斯泰娅的《克西》、马卡宁的《地下人，或当代英雄》等，认为这些作品都不是非读不可的杰作，断定“在过去的十年文学没有创作出一部使人不读就感到羞耻的作品”。拉蒂宁娜接着说，过去持不同政见者曾经在他们的政论文中说，在废除审查制度后将前所未有地涌现出一大批有才华的作家。可是最近十年成为“文学昏暗的十年”，“文学的危机是一目了然的事实”，只有涅姆泽尔认为这十年是“非常好的十年”。她在文章的结尾说：“这十年的文学输了，尽管它手中握有言论自由这张王牌。我们进入了一个文学昏暗的时代。摆着这样的问题：要驱走黑暗，应该怎么办？是焦急不安地敲着锣鼓，跺着脚，燃起篝火？还是作了祈祷后悄悄地去睡觉，希望早晨会自行到来？”
巴辛斯基很快做出了回应。他在《文学的猜测》一文中说，他觉得拉蒂宁娜的那篇总结1990年代文学的尖锐的文章“不单纯指出了症状，而且是异乎寻常地建设性的”。接着讲了他自己对这十年的文学的看法，用嘲讽的语气说，“我们有文学”，“甚至有好文学”，这种好文学到处都有，无论翻开哪本杂志都可以看到，不过他读这些作品“觉得恶心”。他在谈到文学界和出版界的变化时责备作家不把注意力放在创作上，只关心自己的书如何出版和如何卖出去。他认为“现代主义咽气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现实主义胜利了，文学正在变得更加简单和粗俗。他说，“在文化方面我们被向后抛了两个世纪，回到了俄罗斯小说文学形成和大众化长篇小说取得胜利的阶段”。最后巴辛斯基同样提出“怎么办”的问题。
从拉蒂宁娜和巴辛斯基的文章来看，两人对1990年代文学的看法和估价基本上是一致的，区别在于年轻气盛的巴辛斯基话说得更加尖刻些。两人提出了一系列值得继续深入讨论的问题。因此《文学报》决定组织进一步讨论，讨论题目为《文学的昏暗：是黄昏还是黎明？》、《文学报》出这样一个题目，表明它认为文学昏暗已是定论，要大家讨论的问题是这昏暗是黄昏后漫长的黑夜还是黎明前短暂的黑暗，也就是说，要讨论的是这昏暗会延续多长的问题。这次讨论一直延续到2002年10月底。参加讨论的有批评家、作家以及一些关心文学的读者共30来人。值得注意的是，参加者当中有邦达连科、卡兹纳切耶夫、彼列亚斯洛夫等传统派批评家。这是苏联解体以来关于文学现状的一次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讨论。
这里首先要讲一讲传统派批评家邦达连科的那篇题为《玩弄辞藻的蒙骗》的文章。文章作者指责自由派批评家（他列举了拉蒂宁娜、伊万诺娃、涅姆泽尔、诺维科夫、安宁斯基等）玩弄蒙骗的把戏，说他们“从所谓的文学过程中砍掉了三分之二正在写作的作家，把这缺胳膊缺腿的阉人当作健全的人，然后抱怨这可怜的阉人没有孩子”。他接着说，如果从最近十年全民族的文学过程中去掉邦达列夫、阿列克谢耶夫、别洛夫、拉斯普京、利丘京、博罗金、阿法纳西耶夫、克鲁平、沃尔福洛梅耶夫和其他传统派作家，那就“休想在剩下的自由主义泥坑里捕捉到金鱼”。他还说，拉蒂宁娜把这些人的作品一笔勾销，自然她可以讲她对最近十年的文学完全失望。这里邦达连科对自由派批评家在谈论文学创作时基本上不提传统派作家的做法提出了批评。
下面概括地讲一下这次讨论涉及的问题和提出的一些看法。首先是关于对苏联解体后十来年文学的总的估价问题。文学处于“昏暗”状态这个结论似乎得到参加讨论的多数人的认可，不过各人的说法有所不同。例如，安宁斯基说：“现在文本数量很大。杂志像果蝇一样繁殖：一些杂志消失了，立刻就出现新的来替代。书店里书把书架几乎要压垮了，使人目不暇接，人们的钱包都要被掏空了。”但是他作出的判断是：“文学正在死亡。”萨瓦捷耶夫表示同意拉蒂宁娜所作的关于当代文学昏暗的结论，提出了文学为什么处于“这种丑陋的、可怜的状态”的问题。库尔巴托夫进一步指出，今天看到的不是文学的昏暗，而是生活本身的昏暗。但是也可以听到另一种声音。邦达连科不同意把1990年代的整个文学描绘成漆黑一团，他列举一些著名的传统派作家的作品，说明文学创作还是有某些亮色的。年轻作家瓦尔拉莫夫也谈了当代文学存在的各种问题，但是他似乎并不完全同意拉蒂宁娜的做法，不同意她对1990年代的文学进行悼念，就像十年前有人悼念苏联文学一样。利亚舍娃则干脆认为不存在任何昏暗。没有直接参加讨论的伊万诺娃在一篇文章里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她说：“在对获布克奖小说的具体评价上，对拉蒂宁娜的意见大部分都可同意。至于说到整个十年的文学是昏暗的这一论断，我则表示怀疑。”肯定1990年代创作成就的涅姆泽尔也没有参加讨论。从他发表的一些文章来看，他仍坚持自己的看法。
不少参加这次讨论的人在表示同意“昏暗的十年”的这一评价的同时，具体指出了文学存在的问题。归纳起来，他们认为主要问题在于文学脱离了现实生活，没有揭示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没有反映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这表现在许多作家忽视文学的社会作用，只注意它的娱乐功能，有时甚至把它变为文字游戏，使得文学出现低俗化的倾向。虽然这十年发表的作品数量非常多，但是很少能见到反映重大的社会问题和具有深刻思想内容的作品。因此出现了科罗博夫所说的那种“书很多——又无书可读”的怪现象。塔米林则从美学的角度提出问题。他说，任何进化都是在旧有的东西上增添新的东西，他反对后现代主义采取的一笔勾销旧有的东西的做法，把它称为“反进化的现象”。他认为如果一笔勾销俄罗斯文学传统的做法占有主导地位，那么今天的黄昏将变成黑夜。除塔米林外，还有相当多的论者提到了后现代主义产生的负面影响，主张恢复俄罗斯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恢复文学的生机和活力。
在谈到造成文学的昏暗的原因时，提出了“谁之过”的问题：这种情况是作家造成的，还是读者造成的？有人抱怨读者，说他们的思想和审美趣味发生了很大变化，对严肃文学不感兴趣，各种低级品位的、单纯娱乐性的读物成为他们阅读时的首选，这就使得出版商根据他们的需要大量推出通俗文学作品，从而排挤了严肃文学，影响了它的发展。也有人着重指出作家本身存在的问题，批评作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否定表达重要思想的必要性，一心只想获奖和成名成家，为了赚钱而写作。有人谈到许多大城市通过搞各种各样的资助和评奖活动来组织文学生活，有的作家事先知道按后现代主义的要求写的作品在德国能得到资助和获奖，便争着那么做，就连像马卡宁、乌利茨卡娅、彼得鲁舍夫斯卡娅这样的著名人物也有意识地把作品写成易于译成德语和适于德国读者阅读。安宁斯基也举出实际例子，说他有一个熟人为了赚钱，写了一部“反苏小说”。
在讨论中，有的论者试图比较全面地揭示造成文学昏暗的原因，如萨瓦捷耶夫。他首先指出这十年是文学更新换代的年代，各代人之间的脱离和各种传统之间的断裂带来了不小的损失。第二，他认为是由于文学失去了“领导”，前所未有的创作自由冲昏了作家的头脑，一些人一头扎进没完没了的揭露，另一些人挖空心思地搞各种毫无意义的游戏，忘记了文学是严肃的事情，许多年轻的和不很年轻的小说家像传染了麻疹一样，传染上了后现代主义。因此他认为对自由应采取小心谨慎的态度。第三，社会上的“改革”使得价值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严肃文学、“大文学”、“真正的文学”失去了重要地位。文学过去大于文学，现在突然变成只不过是文学；文学长期以来曾是“我们的一切”，而现在实际上变成什么也不是。文学愈来愈脱离广大读者，最后变得“远远地离开了人民”。萨瓦捷耶夫认为还可以举出第四点、第五点，例如电子传媒对文学艺术提出了挑战等等，如果说得更全面一点，还可以举出商业化的巨大影响。这种商业化已经渗透到文学的整个创作过程和传播过程，改变了文学创作的目的，把作家与读者的关系变成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这不能不使文学的面貌发生重大变化。萨瓦捷耶夫最后总结说：“文学中的昏暗是我们整个社会机体的昏暗、它的疾病产生的直接结果，只有治愈疾病，恢复文学的极端重要的功能，才能根本改变现状。”
在这次旷日持久的讨论中，参加者根据各自的了解对1990年代的文学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对它的“疾病”作出了自己的诊断，并探究了病因，有的人还提出了治疗方案。至于对讨论题目中提出的“是黄昏还是黎明”的问题，也就是目前的昏暗要延续多久的问题，似乎没有作出明确的回答。
这次讨论也可以说是俄罗斯批评界对苏联解体后十余年的俄罗斯文学所作的一次总结。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有两派的批评家和作家参加的讨论中，除了个别文章的作者用论战的语气指责对方外，绝大多数参加者都采取讨论问题的态度。某些自由派批评家甚至进行了某种反思。从讨论中可以看出，两派在某些问题上，特别是在继承和发扬现实主义传统的问题上有相当多的共识，共同语言有所增加。在这之后，俄罗斯文学界没有对文学现状再次进行集中的讨论。从散见于报刊的评论文章可以看出，各人的看法和评价似乎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
几点想法和初步的看法
刚才讲了俄罗斯批评界对苏联解体后十多年文学状况的不同看法。具体地说，多数人认为这是“文学昏暗”的时期，但是也有人认为这是“非常好的十年”。应该指出，多数人在说明他们的看法时，主要根据在俄罗斯文学中占有优势地位的自由派的创作来作判断，忽视了传统派以及介于两大派之间或游离于两大派之外的各种派别的创作，也就是说，没有把俄罗斯文学作为包括各个不同派别的整体来考察。
上面曾经说过，苏联解体后文学创作十分活跃，每年发表的作品数量极大。伊万诺娃在谈到这一情况时说，过去只要读一读有数的几份杂志（因为新作全都先在杂志上发表）和翻一翻报纸，就可大致了解创作的轮廓。而如今有那么多的新作，谁还能读得过来？因此她表示不再打算对创作成果进行详细的总结了。从她发表的大量评论文章来看，她主要关注自由派的创作，传统派的作品并不在她的视野之内，因此她说作品多得读不完，大概指的也只是自由派的作品。如果要求全面把握整个俄罗斯文学的创作，恐怕她会更加感到力不从心。当然，不能要求一个研究者在读了所有作品后才发表意见，这是无法做到的。但是要求他在作出判断前至少要读具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品，则是应该的，否则作出的结论就会缺乏充分的依据。
文学创作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一般说来它创造的价值无法用量化的标准来测定。在衡量文学创作时，当然不能完全无视作品的数量，但是更要重视作品的质量。评价某个时期的创作，不能单看这个时期出现作品的多少，更应着眼于有无深刻反映时代的特点和现实生活的问题以及具有高度艺术性和创新精神的作品，即使这样的作品数量不太多，但是有望流传后世，也可以说这个时期的创作卓有成效；如果找不出这样的作品，那么即使作品的总数再多，创作的图景也是暗淡的。根据这个观点，苏联解体后十余年尽管新发表的作品数量极大，但不能简单地肯定这个时期是文学繁荣的时期，而应在对这些作品作具体分析后再下结论。在作分析时，那些在内容上迎合低级趣味、露骨地宣扬色情和暴力以及单纯模仿或玩弄文字游戏的低俗作品比较容易识别，困难在于有分量的作品往往比较复杂，可以有多种解读，不大容易作出比较符合实际的判断。这也是对某一时期的文学一时难于作出比较准确的评价的原因之一。
对俄罗斯这个时期的文学比较难于评价，还有一个原因。文学界在分裂为两大派的情况下，不同派别的人在政治观点和文学观点上存在严重的分歧，他们往往竭力抬高和吹捧符合自己观点的本派作家的作品，有时甚至把一些质量低劣的东西捧为杰作和经典，这些作品通过他们的宣传而在读者当中广泛流传开来。另一方面，不少出版商开始打造他们的“品牌作家”，大批量出版“标志性作品”，让这些实际上大多是迎合时尚的平庸之作摆满书店的书架和街头的书摊，同时通过媒体大肆炒作，引导读者“消费”。这种文学商业化的做法，扭曲了判断作品的价值标准，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再就是形形色色的文学奖的背后大多有资本的支撑，各种评奖活动通常有其“潜规则”，受一些人有形无形的操纵，获奖作品未必都是杰作。这又一次扭曲了判断作品的价值标准。于是造成了这样的混乱局面：流行的、甚至一时显得大红大紫的作品未必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而不受人注意的、甚至遭到某些人贬损的作品未必没有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此外，在目前的条件下，有一些坚持自己的思想立场和文学观念的作家，由于他们的作品不符合商业化的要求而难以出版，只好将其锁进抽屉里，例如著名作家普罗斯库林就承认他被迫这样做。因此在许多作品的实际价值遭到前所未有的歪曲的情况下要想对文学创作作出比较客观的、经得住时间考验的评价，需要做大量的分析和鉴别工作，确定那些风靡一时的作品的真正价值，重新评价那些遭到冷落和被抹杀的作品而这些都决非易事。
我们知道，文学是一定时代的社会生活在人的头脑中反映的产物，自然它具有时代的特点。因此，要想正确理解和评价文学，必须对产生它的时代的性质和特点有清楚的认识。苏联解体后的时代是一个社会主义制度覆灭和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时代。这不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革命的和进步的时代，而是倒退的和反动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非常激烈，情况错综复杂，而且随着形势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有人称这个时期为俄罗斯历史上的第二个“乱世”，其突出特点是整个社会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各派政治力量和社会势力不断进行较量；经济遭到破坏，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下降，普遍出现不满情绪；各种思潮蜂起，包括文学界在内的整个文化界思想混乱。这一切不能不对文学产生影响，或者说，不能不反映到文学创作上来。这十多年文学界存在混乱状态是整个社会的混乱状态的缩影。而文学界的分裂则是整个社会分裂的一部分。文学思想的这种混乱状态，在太平盛世是难以见到的。而创作思想的多元和各种思想的激烈斗争及其影响的消长，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后现代主义的兴与衰不是偶然现象，它的兴起与西化的方针和新自由主义的实行相联系，而它的衰落又与新自由主义的破产和社会情绪的变化密切相关。了解时代特点，也有助于深化对各种文学现象的认识。苏联解体后出现那么多揭露、批判、丑化、否定苏维埃时代的作品，这不单纯只是因为过去受过压制和不得志的作家需要宣泄积压在胸中的不满，也不单纯只是因为那些“反水”的作家需要表示个人与过去的决裂和对现政权的忠诚，还因为这样写与当时占主要地位的政治潮流和政治需要相适应。文学的低俗，宣扬糜烂的生活方式和低级趣味、充满淫秽色彩的作品大量涌现，也体现了时代的特点，是这个时代理想失落和道德沦丧、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盛行的表现。而通俗文学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既与苏联解体后读者的处世态度和审美趣味的变化有关，也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本控制了文化的生产和消费造成的。至于说到具体的作品，尤其是那些取材于当代现实生活的作品，只有在正确认识时代的基础上才能对这些作品的真实性及其反映现实的广度和深度作出正确的判断。
刚才谈到苏联解体后的这个时期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时期。应该说，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俄罗斯对文学发展来说并不是沃土。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早已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在马克思看来，那种认为艺术能随着技术的进步而得到相应发展的想法是一种幻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两者甚至是敌对的。从目前情况来看，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和广泛应用，对传统的文学创作提出了严重的挑战，而且有可能对它的前途构成威胁。马克思还提出文学创作可分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两类，他把从属于资本、为资本增值服务的创作活动称为“生产劳动”，而把像密尔顿那样出于“同春蚕吐丝一样的必要而创作《失乐园》”那样的创作活动称为“非生产劳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许多作家变成了资产阶级的雇佣劳动者，他们按照为资本增值的要求进行写作，这不能不使文学放弃本身的精神价值，去迎合消费者的趣味和需要，导致文学的低俗化和异化。苏联解体后，文学就开始受资本的控制，逐步实现了商业化。如果说在苏联解体后的头几年资本对文学的控制还缺乏章法的话，那么到现在已形成一个包括组织创作、安排出版和进行推销等环节完整的系统，也就是说对文学的控制大大加强了。严格的“市场审查”把那些不符合赢利和资本增值要求的作品统统排除在外，而顺利通过“审查”而得到广泛传播的往往是那些没有多少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的娱乐性的东西。这不能不导致文学品位的降低和文学社会作用的减弱，对文学的健康发展是极其不利的。
那么是否可以说这个时期一定是文学衰落的时期呢？恐怕也不能这样说。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文学艺术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为特定历史时期一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但是它一旦产生后就有其相对的独立性，有其本身的发展规律，而且还要受到同一时期上层建筑其他部门的影响。因此不能简单地说，复辟时期一定是文学衰落的时代。当年法国复辟时期（1815—1830）的文学创作就非常活跃，文学创作的画面并不十分阴暗。而从俄罗斯文学发展的历史来看，沙皇反动统治的19世纪曾出现过文学的繁荣。文学发展的历史证明，一个民族的内忧外患，一个社会的动荡变乱，各种悲剧事件的发生，人们经受的各种磨难等等，往往会给文学提供丰富的养料，哺育出伟大作家和传世的作品来。俄罗斯批评家彼列亚斯洛夫说过这样一段话：“对一个需要日日夜夜为自己如何活下去而操心的人来说，今天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但是它对一个艺术家来说是真正的幸福，他有幸得以从历史的“震”中来观察它，看到一种社会历史结构如何为另一种结构所取代，看到这时人的灵魂发生的变化。在这样的历史时刻能写出《伊戈尔远征记》、《群魔》、《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红莓》这样的作品。要知道丘特切夫在他的《西塞罗》一诗中在回顾并不那么理想的古代时并不是偶然地写下这样著名的诗句：‘谁要是在多难的时刻来到世上，／／那是他运气好！……’他知道，并不是每个写作的人都能遇上这样的时刻，因为这不只是能使他设计出有趣的情节，而且能使他创作出将能永远流传下去的艺术画卷。”他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
不过要想不放过历史的机遇创造出文学的辉煌，还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条件是要有一批忧国忧民、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丰富的生活积累以及有杰出的文学才能的作家。在苏联解体后的十多年来，恰恰在这方面有所欠缺。作家队伍受到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许多人理想失落，忘记了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他们或者走上了追求名利的道路，开始按市场的要求进行写作；或者玩世不恭，通过写作来宣泄自己庸俗的思想感情；或者玩弄文学，完全将其变为文字游戏。他们这样做的结果，使得质量低劣的应时之作，迎合小市民趣味的平庸作品以及各种轻薄淫秽的东西在整个创作中占有很大比重，而深刻反映现实生活的矛盾和问题并有较强的艺术性的作品却很少见。结果整个创作的面貌并不那么鲜亮，更谈不上创作的繁荣了。
上面说过，俄罗斯批评界对十多年来的创作情况有说好的，也有说不好的，意见并不统一。产生分歧的原因在于评价的标准不同。那么应该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进行评价呢？
当年德国伟大作家歌德受到忽视艺术特点和缺乏历史主义态度的简单化评判时，恩格斯就站出来说：“我们决不是从道德的、党派的观点来责备歌德，而只是从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来责备他。”后来恩格斯又在《致斐·拉萨尔》中说：“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这里说的美学的观点，就是要求文学批评注意作品的审美特征，按照艺术反映现实的规律对作品作具体的艺术分析，在对作品进行评价时，把审美价值作为衡量作品的尺度和标准；历史的观点，就是要求采取唯物主义的态度，把作家及其作品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历史的和阶级的具体分析，把是否反映历史真实、是否具有进步倾向作为衡量作品的尺度和标准。运用这两个观点，既考虑到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一般规律，又考虑到它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的特殊规律，无疑是一种科学的分析方法和一种衡量作品价值的科学标准。
如果按照恩格斯提出的标准来衡量，那么首先应该指出，在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文学创作中占有很大比重的游戏之作、单纯的娱乐性作品以及形形色色的充满淫秽色情内容的低俗之作都是没有多大价值的东西，其中有的东西纯粹是文字垃圾，应该加以扫除。其次，这十多年出现的不少赶政治潮流、适应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需要而丑化和否定苏维埃制度的作品虽然曾一时赢得了一些读者并得到文学界某些人士的肯定，但是由于不尊重事实和没有反映历史真实，而且宣扬走历史的回头路，因此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情绪的改变逐步被人们冷落和遗忘。第三，不少作家一味进行自我表现，自得其乐地进行自我挖掘，津津有味地咀嚼一己之悲观，他们的那些缺乏社会内容的作品也许会引起少数人的共鸣，但是很可能是行而不远的。更不用说那些迎合时尚和适应“文学消费者”的庸俗趣味的文学消费品了。按照恩格斯提出的标准，所有这些作品都不是佳作，将陆续被时间所淘汰。
当然在任何一个时期的创作中坏作品和平庸之作都是存在的，而且往往在数量上占有优势。因此，如上所说，在评价一个时期的创作时，不能单纯只注意数量上的比例，而且要看是否有一定数量的佳作出现。从苏联解体后十余年的文学来看，恐怕不能说没有值得注意的作品。列昂诺夫费尽心血经营几十年才完成的巨著《金字塔》被邦达连科称为“大象”，确实它的容量很大，而且艺术上也很有特点，值得重视和认真研究。邦达列夫的《百慕大三角》和普罗哈诺夫的《黑索金先生》带有纪实性和强烈的政论色彩，对了解苏联解体后的社会政治生活具有一定的价值。多产作家马卡宁进行多种写作方法的试验，他的一些写得比较成功的作品有可能流传下去。波利亚科夫的《我想要逃离……》等作品比较深刻地揭示了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以及知识分子的遭遇，值得重视。拉斯普京、叶基莫夫的一些写当代农村生活的小说，通过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变化和他们的感受的描写，反映了苏联的剧变产生的影响和造成的后果，有一定的深度。科兹洛夫的某些作品不仅有比较深刻的思想内容，而在艺术上很有新意。佩列文后期的一些小说开始靠近生活和反映现实中的问题，同时构思比较奇巧。此外，布托夫、瓦尔拉莫夫、帕夫洛夫的一些作品各有特色，不妨加以注意。这里列举了几位作家的作品，是想说明十多年的创作并非一团漆黑。但遗憾的是，在整个文学创作中这样的作品毕竟太少了，而且像上面所说的那样，它们还要经过时间的严格筛选，现在还很难完全确定它们究竟有多大的生命力。
总而言之，苏联解体后十多年的文坛并不冷清，创作比较活跃，作品门类繁多，数量极大。它像一个吵吵嚷嚷的市场，其中叫卖出售的产品甚为丰富，但是有不少次货和假货，质量上乘的产品比较少见，这样的市场虽然热热闹闹，但是并不一定能说明经济的繁荣。应该说，对俄罗斯文学在这十多年取得的成绩作过高的估计，恐怕是缺乏充分依据的。
至于俄罗斯文学的前景问题，还很难作出比较有把握的预计。然而应该看到，俄罗斯文学领域正在发生一些积极的变化。相当大的一部分作家思想认识有所提高，开始对文学创作采取严肃态度，表示要遵循俄罗斯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在他们当中有许多年轻人。早在1997年，阿列克谢·伊万诺夫就代表一批30岁左右的年轻作家发表宣言，声明不受资产阶级社会的“招募”，表示要继承和发扬俄罗斯古典文学的传统，在创作中坚持人民性原则。到两个世纪之交，一批被称为“新现实主义者”的年轻人登上文坛，发表了不少值得注意的作品。当然，这些年轻作家思想还不稳定，创作还不成熟，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会有人脱颖而出成为文学创作的骨干，个别人甚至有可能像法国复辟时期的雨果那样成为大家。由此看来，俄罗斯文学是有希望的。应该对它的未来抱历史乐观主义态度。即使目前文学还没有完全度过拉蒂宁娜所说的那个昏暗时期，但是可以相信，这个时期迟早是会结束。□
①《莫斯科新闻》1992年5月3日。
②《文学报》1993年8月11日。
③《青年近卫军》1995年第9期第299页。
④《文学俄罗斯报》1993年7月9日。
⑤《莫斯科》1994年第4期第15页。
⑥《文学报》1993年7月21日。
⑦《文学报》1992年6月17日。
⑧《文学报》1994年2月16日。
⑨《文学问题》1995年第4期第9页。
⑩《莫斯科》1995年第9期第171页。
《新世界》1998年第1期第203页。
《旗》1993年第9期第190页。
《新世界》2000年第1期第200页。
《独立报》2000年2月26日。
《大陆》2000年第1期第276页。
《文学报》2001年11月21—27日。
《文学报》2001年12月5—11日。
《文学报》2002年1月23—29日。
《文学报》2002年4月3—9日。
《文学报》2002年8月14—20日。
《文学报》2002年2月6—12日。
《文学报》2001年12月25—31日。
《民族友谊》2002年第1期第180页。
《旗》2004年第4期第177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第296、432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57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47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文学学习》1997年第5—6期合刊第5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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