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九十年代中期《阿甘正传》在中国上映时所引起的热烈反响。阿甘，这位留着板寸头、直着身子跑步、总是穿着一件蓝格子衬衫、智商只有75的弱智青年，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从要靠金属支架走路到成为大学橄榄球明星，从籍籍无名一跃而为街知巷闻的越战英雄和“再也不用为钱操心”的百万富翁——他的故事感动了无数中国观众。

　　阿甘成功的诀窍，正在于他的“傻”。他诚实、认真、重情，对人只懂付出不求回报，也从不介意别人的拒绝、乃至背叛。他把自己仅有的智慧、信念、勇气集中在一点，除此之外就什么都不顾了，结果正应了“傻人有傻福”、“吃亏是福”的俗话，他最终成为人生赢家。

　　由中国传媒大学制作中心出品、包贝尔、董维嘉主演的电视连续剧《傻根进城》，也可以说是一部中国版的《阿甘正传》。主人公“傻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青年，文化水平很低，连中学都没有读完。他心灵纯净，不谙世事，是个少有的“傻子”。他为了生存来到北京，笨嘴拙舌却阴差阳错地成了一位靠嘴皮子吃饭的推销员，他干了很多的傻事，经常因“傻”而招祸，但最后却因祸得福——他不仅凭着诚实获得了客户的信任，当上了上市公司经理，还“矮穷丑逆袭白富美”，赢得了漂亮而多金的“女神”、公司老总夏天的芳心，演绎了一出完美的当代神话。

　　傻根成功后，在向新进的推销员介绍自己的经验时，谈了三点，第一就是傻，不说假话，不骗人;第二是“轴”，无论是睡地下室还是睡路边，都不放弃在北京追梦;第三是爱管闲事，大事小事都要管，其实也就是乐于助人。都是十足的正能量。

　　这些年来，以农村进城的打工者为题材的影视作品为数不少，影响比较大有《外来妹》、《八兄弟》、《打工贵族》、《我在北京挺好的》、《外乡人》、《三峡好人》、《落叶归根》、《大耳朵有福》、《泥鳅也是鱼》等等，《傻根进城》可以算是最新的一部。为什么农民工进城打工的题材能够成为影视作品拍摄的热点?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晚近三十多年来，能够成为世界工厂，GDP赶英超美，跃居世界第二，农民工实在是主力军，没有农民工的辛劳奉献，就没有中国的崛起。

　　但历史的悖论在于，农民工虽然擎起了中国经济的命运，但他们自己命运，却实在令人叹息。春节前夕，笔者观看了主要由打工者自己表演的打工春晚，在长达四个多小时的演出中，舞台上充满了哀鸣嘶吼，但他们诉求其实都是很可怜的——呼唤8小时工作制、希望孩子能够被城里的学校接纳、希望弟弟妹妹能够上学、希望能够赚到一笔钱娶回心爱的姑娘……

　　打工春晚舞台上的哀鸣嘶吼并不是无病呻吟，进城打工的农民工的困境是一种客观存在。这里的一个大背景就是城乡差距的逐渐扩大。根据统计，1978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37:1，2002年为3.11:1，2003年为3.23:1，2007年为3.32:1，2009年为3.33:1，2010年更达到了创纪录的3.45：1。不断拉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导致大约1.5~2亿农民脱离第一产业，涌入城市变身为农民工，在第二、三产业中寻求出路，由于农村的贫困，他们只能接受十分苛刻的条件。他们不能在工作所在地完成自身的简单再生产：安居、成家、生育、子女上学、医疗、养老等，他们在城市里的“常住地”只有劳动，没有生活，他们人生的另一半被活活切除了。

　　显然，农民工的集体困境，是不能像傻根那样凭着“诚实”上升为上市公司经理、赢得白富美的青睐获得解决的，而需要一种总体性的解决方案。因此《傻根进城》给出的解决方案，只是一种想象性的解决方案——我们社会的伤口，只是在电视剧里被巧妙缝合了，但在现实当中，它仍然在泊泊的流淌着鲜血。

　　比较一下改革开放以来以农民生活为题材的各类文本，就会发现农村的巨大变化。1980年，高晓声发表了小说《陈奂生上城》，在当时引起了很大反响。和《傻根进城》一样，农民陈奂生进城后，也是因为对城市文明的种种不适应，而闹出了各种“喜剧”，但当时陈奂生所生活的刚刚实行了包产到户的农村，是一片希望的田野，他“肚里吃得饱，身上穿得新”，现在困扰农民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各种问题都还没有浮出水面，“陈奂生真是无忧无虑，他的精神面貌和去年大不相同了。他是过惯苦日子的，现在开始好起来，又相信会越来越好，他还不满意么?他满意透了。”陈奂生步行三十里进城，只是“打算买一顶簇新的、呱呱叫的帽子。这也不是大事情，现在活路大，这几个钱，上一趟城就赚到了。”

　　而在《傻根进城》中，农村本身已经不再是“希望的田野”，而是一块需要逃离的、正在沉沦的土地，傻根的父亲在村里跪下来向有钱人哀求，也不能借到让孩子上学的钱。傻根的问题，在农村完全不可能解决，在城市里，也只能被“想象性解决”——以喜剧的形式揭示现实的问题，这可能正是《傻根进城》一类影视作品的意义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