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祥夫的短篇小说《归来》，刊发于《天下》2012年第2期，《小说选刊》2012年第7期转载，获得2012年“中国小说排行榜”短篇小说第一名。王祥夫近年来的短篇小说愈来愈炉火纯青，他善于以白描的手法勾勒大千世界，在描摹世态中捕捉人心的变化，他能够在平凡中发现生活之美，在平静中写出内心的风暴，在平淡中写出深刻的意蕴，在看似随意的布局谋篇中显示出构思的精巧与艺术的造诣，《归来》也是这样一篇难得的佳作。
《归来》的故事很简单，外出打工的三小，三年之后带着老婆孩子回到家乡，但是他的一条胳膊没了，他回来时母亲吴婆婆已去世，他参加了母亲的葬礼，办完了丧事，又带上老婆孩子踏上了回城之路。小说围绕这一线索，以散点的方式描述了三小归来又离去的过程，以及他哥嫂的生活与内心波动，乡村里的丧葬风俗与人情伦理。
“怎么说呢，今年的杏花开过后，忽然又下了一场雪，雪下得很大，但化得也很快，才半天，地上的雪就全没了，村里村外，是到处一片泥泞，又起了雾，远远近近一片模糊，走近了，要喊，才会知道对方是个谁。”小说的第一段话，从杏花和雪说起，写的是自然风物，笔调也很平淡，但是由雪就联系到路滑，由路滑就联系到吴婆婆的摔跤及其去世，由此又联系到三小的“归来”，看似平常，但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意味与内在的联系，由这一条线出发，小说抽展开来，曲折回环，逐渐展开。小说整体虽然以散文的方式写成，但类似这样自然而然的联系却贯穿全篇，文中细针密线，却仿佛一幅织锦，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的内在之美与密度。
三小归来是小说中的核心事件，但三小是怎么归来的，以什么样的状态归来，归来之后怎么样?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的叙述颇有层次感，既让人时时有意外，同时也在以不同的变奏加以强化，让我们看到了作者叙述上的分寸感与娴熟的艺术技巧。以三小失去胳膊为例，在小说中第一次出现在第一段落的结尾：“三小的大哥脸色一下子就变了，‘啊呀三小?’停停，声音颤得更加厉害：‘你这条胳膊呢?啊，这条胳膊呢?啊，三小?’”这里从大哥的视角表现了对三小失去胳膊的震惊与难过，读者是第一次得知这一信息，作者控制着叙述的节奏，没有在这个地方停留，而是跳宕开去叙述其他事情。再次谈到这一事情，则是全家吃晚饭的时候，“三小是用一只手拿起瓶子倒酒，然后放下酒瓶再用这只手端起酒杯敬酒，一只手来一只手去，让人看着很难过”，在这里，作者通过对三小动作的描述，让我们看到了他生活的不便及众人看到这一场景的心情，但是，“人们都小心翼翼着三小胳膊的事，一条胳膊，怎么会忽然就不见了?发生了什么事?三小受了多大的苦?怎么回事?谁都想知道，但谁都不敢问。”接下来，小说中三小媳妇叙述了事情的经过，大嫂哭了起来，哑子二小“急切地叫起来”，从不同人的角度描述了对这一事情的反应。接下来，小说继续叙述丧葬的过程，而此事也出现在了村人的交谈中，“村长王宝地说，‘要不是办这事，谁能知道三小胳膊的事?’‘三小可怜，都不知他现在拉过屎怎么系裤子。’大小说。”两个人关切的角度不同，大哥对其日常生活的关心则显示了更深切的情义，此后三小失去胳膊便成为一种既定的事实，参与了此后小说的叙述。但从上述简单梳理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并没有从正面叙述这一情节，而是以不同人的反应显示了这一事情的重要性，而三小的沉默及其妻子的平静讲述，与大小夫妇、二小等人的强烈反应形成了鲜明对比，也让我们看到乡村逻辑对城市里司空见惯的打工者受伤的态度，这可以说是对野蛮现代化另一种向度上的批判。
在这篇小说中，我们还可以看到王祥夫作品中戏剧性与日常性的平衡，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戏剧性的因素，比如吴婆婆突然去世，三小失去胳膊，三小归来奔丧，兄弟妯娌之间对于遗产的态度，等等，这些因素在另外的作家那里，完全可以处理成激烈的冲突与对抗，但王祥夫并没有这样处理，他将这些戏剧性的因素融入日常生活的描述中，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的一种“常态”，我想作者所追求的并非对一个事件的剖析，而是力图展示出生活本身的风景与逻辑，在这个意义上，小说中那些风景、闲谈便并非是无关紧要的，而是乡村生活的一部分。细心的读者可以数一下小说中涉及到“种葱”的细节，这一细节贯穿小说的始终，不仅显示了作者叙述穿插的能力，也让我们看到了他将日常生活呈现在小说中的追求。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王祥夫并没有因为日常性而放弃戏剧性，他的小说有散文化的笔法，但并不是散文，日常生活呈现在他的小说中，仍是有故事、有线索、有冲突的，他通过生活一角的把握也有提炼、概括，而力图展示出生活的“整体”，在这个意义上，这篇小说写的并非只是三小归来的故事，而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故事，或者说是一个“中国故事”，只有在当代中国的剧烈转型中，在城乡之间的巨大鸿沟中，我们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三小归来—离去的意义，他正在告别传统中国的乡村伦理与逻辑，而走向残酷而现代的都市生活，这又何尝不是当代中国的一种隐喻?
王祥夫的小说擅长描述故事进展中的曲折，及由此展现的人物内心的波动与人际关系的微妙之处。更难能可贵的是，王祥夫还对底层民众有着深厚的情感，他的小说写得最多的是底层民众，写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困境，他们的情感，他们的喜怒哀乐，王祥夫关注着他们的生活，感受着他们的情绪，写出来就特别感人，或者引起人们思考。表面上看起来，王祥夫“士大夫”一样的性情，与底层之间似乎有不小的距离，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与底层接近不是依靠知识或思想，而是靠一种直觉，他与底层似乎有一种天然的联系，这是在生活与经验中建立起来的深厚情感。
从文学传统上来讲，王祥夫的小说远的可以说继承了《红楼梦》的传统，在20世纪“新文学”中，可以说继承了废名、萧红、沈从文、孙犁、汪曾祺等“抒情诗”的传统，但他又有自己的发展与变化。王祥夫的小说继承了《红楼梦》叙述上的灵动与自然，对日常生活细节的细致描绘，以及对“世道人心”的洞察。从这些基本点出发，王祥夫又融入了他对时代的观察与思考，将之化为自己艺术上的特色，这同时也是对中国小说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所以王祥夫的小说，更像“中国”的小说，而不像西方小说观念中的“小说”，即他不注重故事、人物或思想，而更重视生活中的细碎琐屑之处，更着意于小说整体意境的营造，更注意发掘人内心深处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微妙细致之处，仿佛打开了生活中隐秘的一层层皱褶，让人能从中发现其中的奥秘，于是看似清晰的暧昧起来，看似简单的复杂起来，而正是在这种“暧昧”与“复杂”之中，我们看到了与表面现象不一样的“生活”。
与现代文学史上的“抒情诗”小说相比，王祥夫与废名等人的相似之处在于散文式的笔法、独特而深厚的语言功底、结构上看似随意的匠心独运，他们常常能在无事的故事中写出韵味，看似无所用心，而却能曲径通幽，引领读者到达一种美妙的艺术境地。但与废名、沈从文、汪曾祺等人专注于想象中的童年或“理想的人性”不同，王祥夫的小说并不着意于回忆或想象，而是从广袤的现实生活中汲取诗意，他所关注的都是一般的社会题材或“小人物”，如《五张犁》中的失地农民，《狂奔》中从农村进城的儿童，《半截》中的残疾人等等，这就使王祥夫的小说打开了一种社会的视野，而并不是仅仅沉浸于创作者的主观世界。王祥夫的小说大多取材于现实社会，笔法、语调也能“随物赋形”，可以根据不同题材有所变化，而各臻其妙。他善于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着墨，在艺术上也借鉴了传统中国小说的长处，举重若轻，化繁为简，可以说是西方小说“中国化”与古典小说“现代化”的一个成功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