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陈虻

司马南

戊子寒冬，池沿草冷，

悲苦莫甚，泣送阿虻。

生活空间，众人欢悦，

英年早逝，壮猷未竟。

央视东迁，仁兄西去，

情殷鹤弔，新鬼旧朋。

终归同处，惊惕何故，

意笃鴒厚，謁禁涕零。

人生一世，草木一生，

箴言不朽，记录百姓。

晏睡而成习惯的人，自然醒十分重要。所以，被人提溜起早，是一件要多痛苦有多痛苦的事儿。

但是，今晨近三点才迷糊着，六点钟就自己醒了。揉着惺忪的眼睛，心里象灌了铅一样沉闷，起来摸摸索索想写点什么，却发现脑子木僵僵的一片混沌——驾鹤西去的陈虻兄弟，我该为你写点什么。

前面这几行韵文，是一大早生憋出来的。

将这几行字端端正正抄录于六尺宣纸之上，再折叠放到双肩跨里背好，匆匆乘坐地铁赶赴八宝山殡仪馆。

路口，两块钱买了一袋热豆浆，喝了一口，烫且噎得慌，索性扔掉。因为周六，地铁乘客并不多，有人过来打招呼，我的脸色阴沉着，大约难看得可以，勉强点头算是招呼过了。

算起来，与陈虻认识已经20多年。

他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不久，对新闻工作似乎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我那时已经在报舘工作了几年，写新闻兼评论，当时因为批评报道惹了一身官司。而我的麻烦，正是陈虻的兴趣点之所在，他对我的事情很关心。虽为外行，却从不同的角度提了很多诚恳的意见。只可惜年代久远，现在我回忆不起来他当时具体讲了一些什么话。

聊天的地方就在他们家里——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与陈虻的母亲杨青老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前辈，“邹韬奋新闻奖”获得者）打交道比较多，经常到她家里去。其父酷爱篆刻，常给我们报纸投稿。在他看来，他儿子感兴趣的新闻话题永远没有“字母印”“平刀直下”重要。

陈虻的家住在北京二环以里皇家园林公园东门口的一个大杂院里，几间平房光线似乎不怎么明亮，院子的过道里，家家户户堆满了白菜、萝卜、煤球一类过日子必不可少的东西。可是出了院子不用两分钟，即可以进入气派非凡的皇家公园，再步行十几分钟，便可抵达沙滩老北大红楼。这种切换很有趣，也许正是这种以大杂院为中心百姓生活为中心的北京社会不同场景的切换，使得陈虻有可能将全新电视纪录片的理念提炼出来并坚持下去。若干年之后，当王刚那句“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成为中国观众耳熟能详的流行语的时候，我脑子不止一次冒出来这个念头来。

8：40赶到八宝山，吊唁的队伍已经排的老长了。签名之后，领得一枝黄菊花和别在胸前的小百花，随着人流缓缓往前移动。天冷得很，呼气化作轻雾白烟，人们大多从汽车里钻出来，穿得单薄，但是没有人使劲跺脚取暖。许许多多的熟面孔，大家不约而同地行着凝重的注目礼，场面异常肃静。

从告别厅里出来的人，一个个眼圈红红的。迎面见王甫兄一只大手抹着脸上的泪水，抽搭搭全没有了平常的爷们气。敬一丹的眼睛已经像是两个桃子。小白高大的个子愣愣地戳在那里表情木然。崔永元脸色铁青没有一点血色。一个十年前评论部的女编导专程从上海赶来为陈虻送行，她穿着单薄，站在室外的台阶上，与评论部的所有同事一样，任寒风袭身一动不动，似乎惟其如此心里才好受一点。

我想见到杨青老师，又害怕见到她。白发人送黑发人啊，此刻，无人能替代身为母亲的哀痛。一位大姐说，杨青老师今天早晨没来现场，她这几天被折磨得够呛，恐承受不住这个打击。

遗体告别仪式上，代替哀乐的是一个纯净的女声，通篇只有“啊——”“啊——”却声声牵动人们的灵魂。

这个声音仿佛是来自天堂里的惊愕：

——啊，他只有47岁；

——啊，他是那麽才华横溢；

____啊，他的老母亲，已经风烛残年：

——啊，他的儿子，是个只有11岁的小学生；

——啊，他的妻子在花圈上哭诉：“我们来世再做夫妻”！

……

评论部的同事事情办得很周全，陈虻遗体上覆盖着党旗。丧礼的组织工作无可挑剔。进入告别室的大门上写着一副对子，上联颂其“君子文人”，下联颂其“两袖清风”，很显然，对子隐喻着丧礼操办者认为对逝者的最高、最重要的评价。尽管陈虻的人缘之好，几乎是公认的，但是，置身央视这个最大的名利场当中，陈虻并没有什么绝缘免疫的特殊基因，所以，有人议论陈虻的病逝，半是劳累，半是积郁。“两袖清风”之判，“君子文人”之德，固为美誉也，今天未免来的太迟了。

吟得一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诗人王勃万代不朽，“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陈虻提炼出的这一句话足以传世了。为一件事情而来，得一句箴言而去。陈虻算是一位。

今天，老百姓并不容易讲述自己的故事，讲述的并不是自己的故事，甚至讲述的并不是故事。陈虻的纪录片理念，依然是我们这个社会要特别着力才能逐步实现的人文理想。

（2008年12月27日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