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视和分析当代文化形势，首先需要打开一个足够广阔的历史视野。在本文看来，我们至少需要追溯到1840年，即中国近代的开端。
从1840年至今，我们经历了从古典中国解体到现代中国重建这一历史转折期。这期间，有三种社会思潮相继主导了中国思想界，这就是1860到1890年代的中体西用论，1890到1920年代的社会进化论，以及1920到1970年代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
近代以来，古典中国与经历了政治革命和产业革命的西方列强相遇，屡战屡败，泱泱帝国的首都每隔三四十年就陷落一次，传统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束手无策，以至于到戊戌变法前夕，谭嗣同等人已着手为中国“筹办亡后之事”。
正是在这种三千年古典文明解体的大变局之下，由西欧原创经苏俄改造而传来的马列主义，经过本土化，从1920年代起逐步形成了具有鲜明阶级性和战斗性的“革命文化”。这种革命文化质朴而高亢，刚劲而热烈，它作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动力和资源，持续支撑着现代中国，先后完成了几件大事：第一，走出近代陷阱，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重建强大的中央政权。第二，快速工业化，在短短20多年时间里，建立了继秦代长城、隋代大运河之后中国历史上的第三个千年工程——中国现代工业体系。第三，从抗美援朝到援越抗美，经过20多年，打破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中国的战略包围。第四，进行一系列制度探索和实验，继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又先后发动了“鸣放”运动、社教运动和倍受争议的文化大革命。
但是，正是这第4个方面遭遇了重大挫折。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这构成了中国20世纪后半期最重要的历史拐点。从这个事件开始，不仅“文革”发生夭折，而且持续半个多世纪的革命文化也陷于困境。从此，以“现代化”和“民主”为中心，另一种文化，即启蒙主义文化开始取而代之，强劲地成长。这种启蒙主义文化，从1970年代前期顾准的思想笔记和“今天派”诗歌，一直延伸到1980年前后的伤痕文学和人道主义哲学讨论，再变为1980年代中后期的报告文学、中西文化比较以及电视政论片《河殇》。之后经过短暂的高潮，这种启蒙主义文化最终在1990年代初，在国家威权和市场经济的双重挤压下迅速边缘化。
在革命理想和启蒙理想相继衰落之后，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一种以调侃、解构和玩世为特征的，嘻皮笑脸的喜剧文化主导了1990年代以来的都市主流人群。从王朔小说到贺岁片，从小剧场戏剧到网络论坛和手机短信，这种人生态度和语言风格比比皆是。因此，我们看到，1990年代以来，一方面由于资本扩张和财富积累，文化产业出现了繁荣兴盛的局面。但另一方面，又由于缺少严肃的精神内涵而出现了文化的“空心化”现象。
加拿大文学理论家诺思洛普·弗莱曾将叙述、文体和四季的循环相对应：春天讲述神的诞生或复活，夏天讲述神的成长和胜利，秋天讲述神的失败和死亡，冬天则是神死后的世界。因此，秋天对应于悲剧，冬天则对应于反讽。神死之后留下的是价值的废墟，是人对神的亵渎，是调侃、解构和玩世的人生态度和语言风格——这正是当今时代的特征。正是由于精神世界的“空洞化”，我们是那么缺少真正的文化创造。因此，近年几部耗资巨亿拍摄的“国产大片”，与其说是一种文化作品，不如说是另一种“财富效应”。
都市主流人群构成了文化的上层，广大乡村和城市边缘人口则构成了文化的下层。在文化上层精神塌陷的同时，下层的许多人则转向了各种宗教信仰，并成为日益严重的社会和政治问题。
这是当下的文化形势。未来呢？按照世纪初对“20年战略机遇期”的规划，到2020年，中国的GDP将达到43000亿美元。那时中国人口14亿，人均GDP将达到3000美元，其他还包括城镇人口平均年收入15000人民币，农村人口人均年收入8000元人民币，恩格尔系数降至40%以下，以及电脑普及率、平均住房和城镇化率，等等。规划中的10个指标基本都是经济指标。换句话说，目前中国对未来似乎只有经济的计算和谋划，正在拥有财富的中国是那么缺乏文化的想象和预期。
1979年以来，中国经济总量持续扩张。实际上，尽管有较大的波动，但从长时段的历史看，在1949年以来的近60年里，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约9%的增长率。由于城市化、国土整治和振兴装备制造业等国内建设的重大课题尚有待完成，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势头仍可持续几十年。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有可能实现一百年左右的持续快速增长。这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绝无仅有的。美国未来学家莱克西里说过：经济发展指数长时间超过了3%就会孕育激进文化，相反则导致没落文化。这说明，在一个经济体的长时间持续增长过程中，必然形成与之配套的制度和伦理，形成与之配套的文化，以作为这种持续增长的软硬件支撑。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已明显传递到外交、政治和军事等领域。例如，拉美一向被称为美国的后院，但2004年11月胡锦涛主席访问拉美四国，签署39项合作文件，取得重大成果，以至于美国负责拉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托马斯·香农首次访问中国，破天荒地与中国就拉美事务进行磋商。其他，作为对以往片面的“大国外交”的校正，中国与东盟、中亚、非洲等几乎同时展开了大规模合作。这意味着，中国外交已走出过去的“韬光养晦”阶段，开始有所作为。
在20世纪中国历史的鼎盛期，我们曾经拥有一个思想和精神的制高点，之后则渐渐沦落。文化原本是一个社会最敏感、最活跃的领域，如今却滞后于经济等其他领域的发展。这种局面很难再持续下去了。在中国经济和政治日益成为全球焦点的时代，打破当前喜剧文化的主导格局，整合文化的上层与下层，为中国的伟大躯体注入一种灵魂式的精神元素，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