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叶的暗示

作者：张承志

天涯 年2期

　　一

　　他不是志士，不过为苟活于志士之后而耻。由于这种日本式的耻感，他不得解脱，落笔哀晦。人誉他是志士不妥，人非他褊狭也不公。他心中怀着一个阴沉的影子，希望能如陈天华，能如秋瑾和徐锡麟一样，使傲慢者低头行礼，使蔑视者脱帽致敬。
　　后来参观鲁迅的上海故居，见厅堂挂着日本画家的赠画，不远便是日本的书店。我为他保持着那么多的日本交际而震惊。最后的治疗托付给日本医生，最后的挚友该是内山完造——上海的日子，使人感觉他已习惯并很难离开那个文化，使人几乎怀疑是否存在过——耻辱和启蒙般的日本刺激。
　　留学日本，宛如握着一柄双刃的刀锋。大义的挫折，文化的沉醉。人每时都在感受着，但说不清奥妙细微。这种经历最终会变成一笔无头债。古怪地左右人的道路。无论各有怎样的不同，谁都必须了结这笔孽债。
　　——《鲁迅路口》
　　……也许原因都是留日。在那个屈辱又激昂的时代，或许只有留日学生体验了最复杂的心境。正是这个日本在侵略祖国，而他们却只能赴日求学。他们的立志正是学成利器报复日本，无奈同学里却层出着立论亲日的政客、自诩知日的大师!
　　与留学欧美尤其美国完全不同，他们无法以艺术自慰或者以民主夸夸其谈。尤其不能学成一种愚蠢的怪物、哪怕对老婆也半嘴英语——他们常回避自己的见识，他们多不愿炫耀日语。他们每日求学的这个国度，曾向母亲施暴又正在倡导文明；他们耳濡目染的这个文化，把一切来自中国的古典思想、把一切琴棋书剑技舞茶花都实行了宗教化，然后以精神批判中国的物欲，用耻与洁等古代中国的精神，傲视甚至蔑视中国人。
　　留学生首当这精神挑战的前沿。要领熟滑者逢迎表演保全自己，匹夫之怒者以头抢地然后消失。只有陈天华蹈海自杀。他的这一行为，是中国青年对傲慢列强的以命作答，也是他们……蚀心痛苦的表现。
　　这种难言的心态，绵延于一百年的留学史。它激烈地迸溅于徐锡麟的剖心行刺，也扭曲地闪烁于鲁迅的晦暗文章。
　　……陈天华感受过的歧视和选择，尽管程度远不相同——后来不知被多少留日中国学生重复地体验过。只是一个世纪过去到了这个时代，陈天华式的烈性无影可寻了。在一种透明的、巨大的挤压之下，海外中国人的感情、公论，更不用说行动，日复一日地让位给了一种难言的暧昧。陈天华的孤魂不能想象：男性在逢迎和辩白之间狡猾观察、女人在顺从与自欺之间半推半就。
　　——《东浦无人踪》
　　显然秋瑾不曾以鲁迅为同志。或许她觉得这位离群索居的同乡太少血性，或者他们之间已经有过龃龉。大概鲁迅不至于落得使秋瑾蔑视的地步?在秋瑾的资料里，找不到她对这位邻居的一语一字。
　　我更想弄清当时鲁迅的态度和言论。但是诸书语焉不详，本人更欲言又止。渐渐地我开始猜测，虽然不一定有过争吵和对垒，大约鲁迅与同乡的秋瑾徐锡麟有过取道的分歧。或许鲁迅曾经对这位男装女子不以为然；她太狂烈，热衷政治，出言失度。鲁迅大概觉得她不能成事，也不是同道。鲁迅大概更嗅到了一种革命的不祥，企图暗自挣扎出来，独立于这一片革命的喧嚣。
　　留学日本是一件使人心情复杂的事。留日体验给予人的心理烙印，有时会终一生而不愈。
　　敏感的鲁迅未必没有感受到陈天华的受辱和愤怒，但是他没有如陈天华的行动。或许正是陈天华事件促使鲁迅加快选定了回避政治、文学疗众的道路。
　　他的意识里，说不定藏着一丝与鼓噪革命派一比高低的念头。但是时不人待，谁知邻居女儿居然演出了那样凄烈的惨剧，而他自己，却只扮演了一个“看杀”的角色!
　　逐渐地，我心里浮现出了一个影子。它潜随着先生的一生，暗注着先生的文字。我想诸多的研究，没有足够考虑鲁迅留日十年酿就的苦涩心理。称作差别的歧视，看杀同乡的自责，从此在心底开始了浸蚀和齿咬。拒绝侮辱的陈天华、演出荆轲的徐锡麟、命断家门的秋瑾——如同期的樱花满开然后凋零的同学，从此在鲁迅的心中化作了一个影子。这影子变做了他的标准，使他与名流文人不能一致；这影子提醒着他的看杀，使他不得安宁。
　　也许就是这场留学，造就了文学的鲁迅。
　　——《鲁迅路口》
　　在六十年代学潮中，三岛由纪夫曾企图与占领东京大学造反的左翼学生沟通。在乱糟糟的教室里，挤满的学生和三岛之间的谈话记录，无疑是一份宝贵的文献。事后，三岛在与和他政治立场完全相反的、左翼作家之星高桥和已对谈时，两人话题大量言及造反学生。唯高桥记录了三岛如下的宣言：
　　“与其刻于语言，不如刻于行为。——既然他们不相信语言。”
　　不久后就是他的自杀。确实，在中国本土早已荡然无存的王阳明知行一致说，有了一次淋漓的实践，但却是穿着皇军军装的实践(围三岛而结成的右翼结社“檐会”服装酷似军服)。反之，做出如此行为的作家，其“刻于语言”的本意也因此光芒逼人。不知行家里手们是否心有所动，我面对如此的“语言”和“行为”，躲不开强烈的羞耻感。
　　我想高桥和巳也一定有过类似的羞耻感。文坛上默默演出的，简直是一场残酷的比赛。如果右派都不惜命，如果苟活的唯有左派那岂非讽刺?于是不久后高桥也死了。他留下的遗稿题为《遥远的美之国》，只写了序章。
　　——《风雨读书声》
　　日本是一个古怪的国度：数不清的人向它学习过，但是后来都选择与它对立的原则；数不清的人憧憬着投奔过它，但是最终都厌恶地离开了它。它像一个优美的女人又像一个吸血的女鬼；许多人在深爱之后，或者被它扯入灭顶的泥潭深渊，或者毕生以揭露它为己任。
　　为什么呢?
　　——《日本留言》
　　上面辑录的，是我以前写过的、若干涉及日本的杂感。

　　二

　　在飞行中如果运气好，能从飞机的舷窗看见富士山。多是夕阳沉没的傍晚，镀金的暮霭之间，富士山拖着优雅裾线，升出于滚滚云层。有过日本体验的人，那时会感觉一种冲动。在东方的天空上，它以一种巨大、绝对、均衡的美感，望着人的通过。
　　但就在欣赏的同时，我咀嚼出了一股隔阂。那东天门一般的富士山，那俯瞰的美，突然用一种似乎是古典和儒家的东西，挡住了唐土中国的来客。它如一个东方的斯芬克司，半空拦路，提示着一个汉字的哑谜。
　　中国人，不管你是淘金稼银的工人、丢人现眼的政客、初作远行的学生，只要你来自孔夫子的国度，使用四方块的汉字——那么无论谁，其风骨的硬度、修养的道行、个人的气质，都要接受它的检视。
　　白人是野蛮人，所以受到款待。你是中国人。所以要证明自己。
　　必须感受一种透明的或有色的、礼貌的或霸气的、有形的或隐秘的——提问。这一质问满是文化意味，中国人不能避而不答。虽然，它的暗藏之中，也包含着剔得清与理不尽的内容。
　　 中国人——唯有中国人，一切西欧北美白人均不在此例——注视着富士山心情复杂。
　　几乎他们的每一个，都因阴差阳错或莫须有的原因，与这个邻近的国度发生了莫名的缘分。但是两国两族之间，近代百年鲜血淋漓创深及骨，任谁都是心头纠缠着屈辱愤怒。多少大是大非，多少大节大义!
　　偏偏文化的美感，拂之不去。交往的真挚，感人的细节，说不清、理还乱，它们拷打和质疑，不断地与残酷的国家史相叠压，冲撞齿咬，给每一个忆旧者以折磨。
　　它宛如某种秘藏或私事，顽固地浮沉脑海，不肯湮灭。每逢与日本人相逢，总抑制不住——想即席清算甲午的屈辱、南京的虐杀；而每当和中国人谈及日本，又总控制不能——要滔滔讲解樱花的凋落、茶道的心境。和日本人交谈，往往只因一句对中国的失礼之语，便勃然大怒推案绝交；人有两面，和国人清谈时，又对中国恨铁非钢咬牙切齿，滔滔批判中，引用的净是日本的例子。
　　为什么?
　　一个白人女教授问：你们是不是有什么心理的问题?
　　她们拥有的教养或接受过的教育，不足理解系在我们之间的这个文化。当然是心理的问题：是一个长久纠缠的、心头的乱扣。它捆绑着沉重的是非，牵扯着历史的道德。
　　我们两个民族，性相远，习相近。近，导致人的亲近；远，导致人的相轻。举手探足之间的熟悉，带来温暖的亲近；但是我对你的野蛮侵略史劣迹，你对我的虚妄老大国情结，又培育着顽固的不信任。
　　日久天长变成人的相轻。顽童小儿，自幼学会了把对方当作嘲笑的对象，对方是可笑的，对方是肮脏的，对方是古怪的，对方是应该挨揍和教训的——歧视随时都准备向斗殴、向报复、向暴力和武力的解决转换。
　　相互的质问，从来没有停歇，也渐渐不能深入。
　　只不过，中国因为遭受的侵略，以及侵略尽头日本的败战，质问得似乎理直气壮嗓门响亮，而日本则因为同样的原因，忍着不发一言，把永恒的质疑，化作了沉默。
　　已经没有遣唐使时代的、阳光海面浮光跃金的盛世之兆了。相反却多是不祥的预感。鲁迅和堀田善卫都“以血”，写过他们的“预感”。
　　就在他们预感的前后——对中国是天下倾亡，山河破碎，屠城过后的南京，尸体顺长江涌入汪洋、又在涨潮时倒流上海。对日本则是烈火炼狱，广岛长崎，一瞬抹灭，生灵涂炭，末日的幕布，猛然间一把撕开。
　　这预感也指向未来吗?
　　——无论谁都满怀不安。
　　真没准，在我的这系列文章结书出版之前，应该成为一切国家和民族理念的、永远弃绝战争手段的日本和平宪法，就会在日本被人修改。
　　也没准，就在我们还在讨论两国之间的民族心理，还在探寻用追求民族的存在之美来谋求共存，穷酸的议论尚未开始，日本的宙斯盾舰队便会从“一衣带水”的彼岸启航，为龙的传人再上演一场黄海大战。
　　历史在循回，时代也在催促。
　　顶戴着封建主义、殖民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三座大山，中国人在追问时，常常因反问而失语。言论的缝隙是狭窄的。但他们还是向日本追问，从道、德、仁，到信、义、耻。百年的失败，恐怖的体制，负面的遗产，使他们追问的声音，痛苦而喑哑。
　　背负着两颗原子弹灭绝轰炸的苦难，以及自己对于苦难结局的负罪感，日本人深藏着对中国的满腹心事，缄口不言。他们对中国的终极情结是：对日本的判决，并不能使中国逃避——对大国主义的反省。但他们不喜发言，如同享受着沉默。
　　表里双层的文化，纠缠于每一节历史，使得作为描写和沟通的文字，常常词不达意，似是而非。
　　我们见到，诸多的大人物，言及日本便笔端滞涩。并没有一本关于日本的经典。仿佛跻身低檐之下，难写大气文章。浏览着甲午之后的日本谈，虽然新书总在推动旧版，绵绵的游记评论，也各有妙处长所，但毕竟大同小异——不仅戴望舒周作人抠抠唆唆，即便鲁迅也语出暧昧欲言又止。时而我们能从鲁迅涉及日本的文字中，读出一种掩饰的、混杂的微妙。
　　多么复杂的心理感觉!一般情况下，它使人不快。若是不能获得解决，人会觉得受了伤害。
　　如此的心理过程，又浸泡着民族与国家的血污，反射着贫窘与豪富的强光，使一些人一去不返。他们甚至暗守着一个诀别，把不再进入日本，当作对那个质问的回答。

　　三

　　在结束这些随意的笔记时，还有什么该说的吗?
　　从秋天枫叶刚刚开始染红的时候，我从西日本的尽头处开始，沿着长崎、九州岛、下关、广岛、京都，再回到东京。我随着秋意步步旅行，红叶也追着寒潮层层染过。在多摩川边的高幡不动，我看到了最后的一片红叶。高幡不动的红叶不多，但红艳醉人。1_938年郁达夫曾回忆，鲁迅就在逝世前还曾约他，到了秋天同去日本看红叶。
　　我总觉得，日本的红叶在给着我一个暗示。
　　红叶的信，日本喜欢这么说。那么这红叶信上，染透的信息是什么呢?
　　回溯着感受的历史，也细数着自己的体验，心里浮起不尽的慨叹。
　　确实在两国之间，存在着不同于一般国家关系的、血肉般的维系。只是由于国家间目不忍睹的淋漓伤疤，使人不敢幻想，宁愿回避，以免再次伤及自己。
　　但是那真实的、绵延了多少个世纪的文化，连同这美丽的红叶，难道也必须一并敬远、甚至忍心割舍吗?
　　梳理着日本的事情，心里想着中国。
　　我渐渐临近了一个命题。
　　正在崛起中为强国之梦兴奋不已的中国，也许此刻已经快是时候——该思考日本的近代道路。昨天抱着大国梦陷入痴迷的他们，仅仅在昨天的日暮时分，就把民族推上了绝路。不批判和摈弃危险的大国主义，不追求一个民族的存在美感，则族众没有升华，国家也并无强盛。
　　 若想找出一个具备美感的例子，我想到了军人远藤三郎。
　　作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军人”，唯他最早提出了如下的国防思想：
　　——军人的理想是消灭军队；
　　——国家的军队，应该让位于“把无国籍的志愿者，派遣到发生纷争地区作为国际警察”。
　　他的思想，在打了折扣后，以维护和平部队的形式，实际上被后来的国际社会接受了。
　　如此的一位远藤三郎将军访华，留下一段美谈是必然的：1957年在北京，远藤三郎诚挚地把家传的日本刀——那是刀匠来国光的艺术品，远藤幼年初入学校时，得自祖父的礼物——赠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更郑重地回赠以齐白石的名画，兼之自己亲笔的墨迹。
　　由这样的日本人引导，我们也开始了思索。
　　我们开始清除——诸如四海臣服、四方来朝、藩属四夷，等等概念。我们开始意识到：在物质和国家的富足之前，更要紧的是追求思想的富足。否则，何止日本，亚洲近邻和第三世界对中国的不信，也会积累。
　　我们追求的，是一个新的中华帝国吗?

　　不。不只是富国，更不是强兵。不单是富裕，我们渴望达到的，是一种民族存在的美。
　　除非达到具备真正的美，人就永远是精神上的败者。也许，这就是红叶蕴含的—个暗示?
　　中日两个民族，仿佛喜欢拉力赛般的思想较量。
　　唯有日本，这古怪的国度，尽管它侵略过我们，但正是它才迫使我们反省。哪怕常常失礼，出口刺耳之音，但唯它在古典的文明规矩之上，推着脊梁，促我们迈步。
　　日本魅力的秘密，就是它对接受的一切文化，都不仅爱不释手，而且对之一丝不苟，从而逐一完成了对它们的仪礼化、形式化，也就是广义的宗教化。从琴棋书画，到茶与花再至剑，仪式与教规最后约束的是人，于是出现了士道。对文化实行某种宗教化的途径，是保护这一文化的最好办法。仪式的美感，使人不能离开。规矩的严厉，造成传承的接续。
　　无数文化的因素源自中国，但却在中国变了枯燥的老生常谈，变了统治者欺压欺骗的工具，因而一代不如一代，文化日见衰微。这时去日本一看，中国人吃惊叹服，或者干脆匍匐在地，长跪不起。
　　日本使文明仪礼化并具备宗教约束的成功，是中国挽救自己文化崩溃的一个良药方子。我总在想，自尊心甚重的中国愿意接受这一号脉诊断吗?但是，若也想让孔夫子和衣食住行添上美感增加魅力，除此一途，别无他路。
　　与文化质感的体验平行，从日本的故事里，我们更深刻参悟了另一个要紧的道理——狂热与自私的民族主义，是最可怕的毒药。我们已经开始一点点检视从孩提时代就习惯了、就引以为荣的、源远流长的大中华民族主义。
　　日本若不能清算自己强国途中对他者屡屡的侵犯，它就愧对和背叛了古典教养的美。胜利于一个民族，是必需的也是危险的。元寇以来，从甲午之战到日俄战争，骄人的胜利，生成了狂妄的鬼脸。所以在“美之国”里，充溢了骇人的丑恶。这一悖例，乃是敲给中国的警钟——在复兴强盛，甚至追求美感的路上，若不能清除古老虚妄的民族主义，早晚会没顶于恶与丑的泥潭。
　　日本对中国的厌恶，隐埋着岛国对大陆帝国的反感，闪烁着亚洲弱小对大中华帝国的警戒。我们批判日本的侵略，先要批判自己母体之内对他者欺凌的历史基因。
　　旧戏尚未结束，日本已开始了脱亚入欧的新一轮。
　　中国也在大国崛起的紧锣密鼓中，走近了对自己的巨大质问。
　　我们并没有多了任何一件思想武器。我们仍在多重的含义下侧身而立，一面迎战着凶恶的帝国主义，同时批判着狭隘的民族主义。我们唯有忍受撕裂，那是一种痛苦的感觉。我们唯有在剧痛中，去追求彻底的人道主义。转过刀刃，解剖自己，把批判的尖锐，刺向尊大的中华心理。不为别的，只因这是唯一的——思想的武器。
　　确实，是否深藏我的肺腑丹田之底、带着强烈自尊心的中华思想本身，才是一种更要迎面驳难的东西呢?是否我们祖国的精神进步，首先要踏过虚妄的民族尊大呢?红叶不言，默默望着它，我想——只有实践一个常挂在嘴边的命题：“更严厉的是解剖自己”。
　　在不安的时代，一诉为快还是可能的，毕竟两边都有人留心倾听。

　　2008年8月，于北京奥林匹克
　　开幕之际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