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刮目相看的“学者呼吁重新评价新中国60年文学”

——也谈“当代文学为什么不出大师”

《中华读书报》09，10。21到手，头版头条大字标题赫然入目：《质疑文学史上既定评价：学者呼吁重新评价新中国60年文学》——怎么了，庆典刚过，难道“重写文学史”的颠覆工程又要进一步“深化”么？

及读正文方知是自己误解，不免暗暗纳罕。

孰知，“重新评价” 云云，并不是对以《讲话》为标志的“革命文艺”和“社会主义文艺”的继续解构和颠覆，而是为“新时期””对“前30年”文学“既定评价”的“重新评价”。

这里，“既定评价”，是指对新中国十七年文学的“评价不高”和“完全否定”，报道者文中还用了“为新中国60年文学‘翻案’”云云的话语。

30年“重写文学史”，如报道所说，“对当代文学的否定成为主潮”，是一个“否定”，这已经成为“新时期”文学史的“既定评价”。这次研讨会要“重新评价”所透露出的“重新评价”信息，是一个新的“否定”——尽管它仅仅是一个开始，远没有主流，但从它作为“主流”传达出的动向，对于30年一往直右的趋势来说，它具有不可小视的“拐点”意义。

30年来，“重新评价”已经成为“思想解放”继续深化、不断突破禁区、杀开血路的一个常见语汇，接轨尚未完成，转型尚未实现，不断颠覆“既定评价”，乃是改革前进的动力。“十七年”、“二十三年”，不断上溯，从反右、合作化到三反五反、土地改革、延安整风直到土地革命，乃至孙中山、康梁和谭嗣同，无不在“重新评价”之列，“思想解放”的潮流就是这样“浩浩荡荡”一往之前。也许，直到将张爱玲供奉到“海派文化之母”、将“老佛爷”、“李中堂”和“蒋公”供奉到改革之父的神坛上，将神州大地“民主化”到疆藏台分治独连，右翼精英的“重新评价”才算大功告成。

如今，在主流大报上，居然以头版头条的方式出现完全不同的“重新评价”话语，不管具体内容如何，其标志性的意义，都不可低估。

第几第几“拐点”，时至今日依然是皇甫平们纪念炫耀的资本。其实，无论怎样“不动摇”，俄罗斯式的“拐点”，是避不开的。“重写文学史”的“既定评价”，已经打造出“喜儿应嫁黄世仁”的辉煌，文学观念“拐”一下，实乃事出必然——这一“重新评价”本身的意义，恐怕是在当事者的意料之外的。

当《班主任》之类问世时，中国社会各阶层是一皆大欢喜的状态投入改革的，那一阶段可以小平一句经典名言为标志：“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会出现百万富翁”，改革是“完善”。如今，“大矿大开，小矿小开”或房地产开发，一两年甚至几个月就能打造出一个亿万富翁，铁三角已经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牢固地取得了统治地位，广大被剥夺的群众也与他们得势同步觉醒，毛泽东热就是突出的表现。这一现象想一百年“不动摇”，恐怕不易。

从报道看，主流学者们还是蹒跚而进，文章内容较之记者标题逊色得多。

高层有影响的几位评论家，较早从时尚潮流风气中冷静下来的是曾镇南，那才是“与时俱进”！这次雷达的观点也有令人刮目相看之处。比如，他认为17年的《青春之歌》《红旗谱》等“绽放出夺目的光彩”“新时期以来的许多文学作品，还不如十七年中的作品”。他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也不是一棍子打死，对17年深入生活的肯定等等，都算难能可贵。不过总的看来，他还未脱多年“既定”思维模式。如“作家自己的主体意识虽然部分被压抑，但仍不乏有些作家把自己的主体意识提升到非常可观的高度”云云，依然抱着刘再复的宝贝思维不放。“十七年文学存在着把大量人心、人性的东西过滤掉了，直接归结为政治主题的狭隘问题”，这一贬斥无产阶级文艺的模式老掉牙的论调一点也不新鲜，其实十分浅薄。——贺敬之有贺敬之的“主体”，张贤亮、莫言和张爱玲自有他们的“主体”；过去，后者的“主体”是受到了“压抑”；现在，前者的“主体”就不受“压抑”了吗！巍巍老人的后半生遭际如何？杨白劳和黄世仁的“人性”，《白毛女》与《色戒》的“政治”，能是一回事吗？这一“解放”理论，打造出了张贤亮、莫言和张爱玲的“主体”和“政治”，让黄世仁和刘文彩的“人性”获得霸权，将白毛女重新贬入受侮辱损害的“三陪二奶”地狱——“重新评价”云云，应该从这里开始，才能执政拨乱反正！

不揣浅陋，书之与广大网友交流，兼盼诸公指正。

附：

学者呼吁重新评价新中国60年文学

记者　陈香

本报讯　一直以来，文学史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十七年文学的评价不高，更有对其做整体“完全否定”的评价，然而，学者雷达却要为这十七年文学正名。不管是学界还是社会舆论，一般评价认为，现代文学的整体成就要远大于当代文学，但学者孟繁华认为，其实评价的标尺出现了问题；关于当代文学没有产生经典的原因，学界和社会舆论归咎于时代与作家，而学者贺绍俊的发现却石破天惊——语言的革命导致现代汉语无法接续古代汉语的典雅性，始终无法在文学性构建上有所突破。

近日，由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办、《当代文坛》杂志社承办的“2009’中国当代文学论坛——共和国六十年文学与文学批评学术研讨会”在成都举行，雷达、孟繁华、贺绍俊、肖鹰、王兆胜、张永清、何言宏等全国文学批评界的数十位专家学者与会，发出了各自不同的声音，为新中国60年文学“翻案”，不少观点动摇了文学史上的既定评价。

一般来说，在文学方向选择的过程中，越是刻板僵硬、整一化，文学就不会真正的繁盛，越是多样而自由，文学就能不断地焕发活力，但是，“并非伟大的时代就一定能诞生伟大的作品和作家。有些很禁锢的时代，往往会出现很多有生命力的作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雷达提出，应该重新评价十七年文学。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文艺一直扮演为政治服务的角色，并且文艺与政治、生活的关系上都有严格的限定，不能越雷池一步，因此可供作家选择的题材范围非常小，这也是深刻的历史根源问题所致。”但是，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作家还有没有一定的选择能力？艺术还没有它特殊的生存力呢？雷达认为是有的。“比方说《青春之歌》、《红旗谱》、《茶馆》、《苦菜花》、《林海雪原》、《红岩》、《铁道游击队》、《野火春风斗古城》、《艳阳天》、《李自成》……一个很豪华的名单。这些作品虽然有它的内在矛盾与局限性，有的甚至有硬伤，但是它们却在时间的长河中站住了。”作家自己的主体意识虽然部分被压抑，但仍不乏有些作家把自己的主体意识提升到非常可观的高度，绽放出夺目的光彩。雷达认为，新世纪以来的很多文学作品，在他看来，还不如十七年中的作品。

由此，雷达提出了两个长期以来他在思索的问题。其一，政治视角的问题。“现在不提文学为政治服务之后，有的作家认为离政治是越远越好，其实这也是一种错误，政治视角有时候是比较大气的。虽然十七年文学存在着把大量人心、人性的东西过滤掉了，直接归结为政治主题的狭隘问题，但仍然出现很大气的作品。”其二，深入生活的问题。当时，无视作家的创作兴趣、风格、个性，把作家一律赶到矿山、军营，可能是刻板的，是起负作用的，但是，在雷达看来，当时强调深入工农兵的生活，了解底层生活，往往能保证作家一定灵感的来源。“这些年，很多作品讲究个人的表达，认为不用深入生活，有合理的一面，但另一面，作品比较单薄、苍白、贫穷，甚至出现了重复累赘。”他同时感慨，十七年中，一些作家为了写一部作品，几经易稿，甚至耗尽毕生心血，这样的景况在现今文学写作中已不复存在。

最近几年，对当代文学的否定成为一种主潮。一些思想界的人士如邓晓芒、丁东、崔卫平等，对当代文学更是做了根本性的否定，认为当代的中国作家没有担当，没有思想，认为中国当下的文学创作没有提供任何醒世的经验。德国汉学家顾彬也将“现代文学”比做“五粮液”，指认当代文学是“二锅头”，杨义先生更是提出要“为中国当代文学洗把脸”，认为当代文学虽然有一些机遇，但现在是泥沙俱下、红尘滚滚、肉欲横流。但在沈阳师范大学教授孟繁华看来，这些批评的声音对当下的文学作品，乃至整个当代文学并没有构成真正的批评，是一种“不及物”的批评。

“如果联系起百年中国文学的评价来说，这些批评的声音，评价现当代文学使用了两个尺度：他们在评价现代文学的时候，取的是现代文学的高端成就，现代文学也有礼拜六、红玫瑰、张资平、十里洋场，因为有了鲁郭茅巴老曹，就能建构起一个伟大的现代文学史。但是当他们评价当代文学的时候，他们采取的是末流，把末流指认为当代文学。对现当代文学评价采取的不同尺度，造成了他们批评的不及物性质。”孟繁华如是表示。”

孟繁华进一步提出，哪怕是现今的80后写手，有些起点都非常高，他们对语言、文体、作品结构、文学性质的认识，其起点不输于五四时期的很多大师。

无论如何，当代文学并没有诞生人们心目中的经典巨著，人们一直将原因归咎为时代与作家本身的原因。然而学者贺绍俊提出，要看到另一个根本性的原因，现代汉语思维的特殊性对文学的影响。

“现代汉语作为一种书面语，对应着古代文学的书面语——文言文，这两种语言的关系完全是一种否定性的革命关系，而不是渐进的改良关系。因此，中国古代文学所积累起来的审美经验要移植到现当代文学中，就出现了严重水土不服。”贺绍俊提出，文言文所积累起来的古代文学的典雅型、深邃性、精神深度、文化厚度都是文学性的重要通道，但是这一切却被革命性的行为中断了，致使现当代文学在上述几个要素上缺乏深厚基础，也使现当代文学在文学性的突破上造成了很大的局限性。

现代汉语的基本思维特征，贺绍俊认为是革命性和日常性，“革命性”并非来自白话文自身，而是来自西方的现代文化，新文化先驱把西方现代化的思维方式、逻辑方式和语言关系注入了白话文中；文言文不能完成思想革命的任务，日常生活的白话才能将思想革命落到实处，让广大民众接受。所以，革命性所带来的宏大叙事和日常性所带来的日常生活叙事，可以说是现当代文学的两大叙事。

而文学走过这60年，贺绍俊认为，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如果不能克服现代汉语的革命性和日常性思维所带来的局限，不能和古代汉语的强大传统接续起来，吸收古代文学的审美经验，吸纳中国当代文学最具本土性的、最具原创特征的独有的精神资源，我们的文学要往何处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