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真的《命定》是一部让人感到欣喜的小说，无论是在小说的艺术上，还是在小说所包含的社会思想内涵上，这部小说都达到了难得的高度。这是一部关于康巴地区藏人的小说，也是一部关于抗日远征军的小说，小说以浓墨重彩的方式描述了两个藏族汉子的传奇故事，土尔吉从小被送到寺院，但他却与头人的女儿贡觉错相爱，他们的偷情被发现，土尔吉被暴打后逐出寺院，成为被人唾弃的“扎洛”，贡觉错毅然与他私奔，但在逃跑的路上，在对佛教的虔诚与情欲的挣扎之中，他弃贡觉错而去，独自一人逃亡，贡觉错的家人骑马追杀而来，土尔吉看到贡觉错被抓住，她以自杀威胁家人不要捉他，并大声让他快逃，土尔吉内心极为痛苦，他欲救贡觉错而不能，要逃跑也无能为力，正在这时，另一个康巴汉子以快马救了他，这个人就是贡布。贡布在一次赛马会上，杀死了不公正的裁判嘎多，此时也被仇家追杀，他救了土尔吉，两人一起踏上了逃亡之路。两人逃离了草原，在金矿上见到了宣传抗日的队伍，又参加修飞机场，最后他们参加了抗日远征军。勇武的贡布在战场上屡立战功，被称为“战神”，在龙岗山一役英勇牺牲;土尔吉参加战争但又信奉“不杀生”，内心极为矛盾，最后他找到了“医疗兵”这个最适合的角色，出生入死，得到了嘉奖与尊重。战争结束后，土尔吉留在缅甸，每天到山上为战友守灵，60年后，中国政府终于承认远征军是抗日救国的。

　　这是一部厚重而又细腻的作品，小说在一个开阔的时空中展开，这是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故事，在小说的前半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康巴地区仍延续着千百年来的生活习俗，抢婚，赛马，对喇嘛的尊重，对“扎洛”的歧视，部落之间的斗殴，仇家的追杀，家人的和睦与温暖，朋友之间的肝胆相照，是这里的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土尔吉与贡布正是成长于这样的环境，他们是传统秩序的破坏者，也被这一秩序所驱逐，但是在逃亡的路上，他们却遭遇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以现代战争的面目出现的“现代性”。现代战争完全不同于仇人的追杀，飞机大炮也远远超越了传统社会的想象，正是在这一艰难的转变过程中，我们看到土尔吉与贡布如何从个人英雄成长为民族英雄，看到藏族同胞如何融入中华民族的总体抗战之中，看到他们如何克服血缘、部落与地方的观念，而获得了“中国”的整体认同，这样的认同感来自命运的一体感，也来自血肉凝成的“共同体”意识。从这个角度来看，这部小说又是一个边缘地区如何融入中国整体的故事，一个少数民族如何融入中华民族的故事。正是在这样不同的层面，《命定》向我们展示了历史的丰富、复杂与曲折之处。

　　抗日远征军在以往的历史叙述中常被忽略，黄仁宇的《缅北之战》与余戈的《1944：松山战役笔记》向我们揭示了抗日远征军的英勇牺牲与战争的惨烈，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让更多的人对这段历史有所了解。曾参加过远征军的著名诗人穆旦，在《森林之魅》中为战友唱出了“祭歌”，“你们死去为了要活的人们的生存，/那白热的纷争还没有停止，/你们却在森林的周期内，不再听闻。/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达真的《命定》为我们生动形象地描述了抗日远征军的故事，那腥风血雨的场景，那惨烈的牺牲，令人触目惊心，更加珍贵的是，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是两位藏族同胞，这让我们意识到，抗日远征军的战绩中也包含着藏族等少数民族同胞的牺牲，抗日战争不仅是全民抗战，也是中华民族的总体抗战，正如封底上康巴抗日远征军老兵陶大瑄所说的，这部书“道出了康巴男儿也曾肩负的保卫国家的神圣使命”，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部书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它不仅填补了历史空白，而且让我们反思：我们何以长期忽略此段历史，何以告慰烈士的英灵?

　　作为一部小说，《命定》不仅具有历史与理论价值，更重要的是，它在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境地，风格上苍凉浑厚，而又细腻饱满。小说的主人公土尔吉与贡布形象鲜明、性格突出，，一个虔诚敦厚，而又充满内心矛盾，一个英武强悍，所向无不披靡，他们之间的关系亲密而复杂，他们的故事曲折、动人而又富于传奇色彩。小说的前半部擅长使用长句子，叙述节奏较为缓慢，初读时较难进入，但那种缠绕与缱绻，可以让人长久地回味，后半部节奏有所加快，呈现出了战争的紧张感，两种不同的叙述节奏都与其表现的生活相宜。在讲述故事时，作者善于使用插叙，有如电影中的闪回，让我们从故事的中间开始，不断追溯故事的前半部分，或者插入与之相关的其他内容，使小说避免了平铺直叙，在叙述上得到了很好的调节，并突出了最具价值的部分。小说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特色是画面感很强，很多场面都类似于油画，笔触细腻，而又具有整体感，我们甚至可以将此书视为一部连贯的以文字做画的画册，或者说，我们阅读此书，有如在欣赏一部艺术电影。